第2版()
专栏：
光辉的榜样
——学习周恩来同志
王任重
周恩来同志生不争名，死不争地，不许人家为他树碑立传。然而，他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鞠躬尽瘁的一生，在人民的心里凝成了真正永远不可磨灭的丰碑。在他身上，最完整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完整地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应有的高贵品质。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光辉的榜样。今天，当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必要学习他，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
一
首先，我们不能不想到周恩来同志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的斗争。
在这里，我亲历其境的仅仅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个多月的情况。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林彪、“四人帮”立即公然破坏其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估计以及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项规定。他们加紧策划和疯狂煽动“横扫”妨碍他们阴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一切”。由此，围攻和强占党、政、军领导机关，残酷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打、砸、抢、抓、抄等无法无天的事，愈演愈烈。周恩来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排除这种混乱局面。例如，对清华大学，他就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在陈伯达、江青一伙的插手下，清华大学的群众分裂成了势不共立的几派，争吵越来越激烈。为了使他们联合起来，稳定这个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大学，有一天，周恩来同志把各派头头分批找到人民大会堂座谈，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谆谆地进行引导，从下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三时。随即又亲自到清华园，向那个被江青封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的蒯大富进行工作。这样一位年近古稀、功德盖世的国家总理，这种深入细致、废寝忘餐的工作精神，山若有情，亦当为之肃然起敬。然而，对陈伯达、江青及其豢养的蒯大富一类反革命分子有什么用呢？！只会引起他们更大的仇恨，反而被他们攻击为什么“和稀泥”。以后，“四人帮”大批特批所谓“人性论”，从他们对周恩来同志丧心病狂的诽谤、诬陷中，倒的确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他们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只剩下了“兽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就没有可能接触周恩来同志了。得知他逝世的噩耗，也无法瞻仰他的遗容，只能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西北小镇遥为哀悼。但是，我和其他许多现在还得以继续为党工作的同志一样，铭心镂骨地感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有周恩来同志作毛泽东同志的辅弼，凭了他的崇高威望、凛然正气、无懈可击的美德以及无与伦比的毅力、耐心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我们的党和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
林彪、“四人帮”诬蔑周恩来同志是什么“老右倾”，“最大的保皇派”。这倒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是坚决抵制这伙阴谋家、野心家从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出发而推行的那条比当年王明路线还要恶劣无比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同志“保”的是什么？在险风恶浪中，他首先是赤胆忠心地保卫毛泽东同志，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党和国家的精华——革命老干部、卓有才能的科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劳模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竭尽全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支撑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协助下，提出了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那样深切地怀念周恩来同志，每一想起他、谈起他，就不禁热泪盈眶，除了他在我国整个现代史上所立下的无数大功以外，尤其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立下了举国老少都切身体会到的新的丰功伟绩。
二
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革命理论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也同林彪、“四人帮”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
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极力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神化、偶像化。他们肆意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摘取他们篡党夺权需要的片言只语，甚至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拼凑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用以作为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压人、打人、杀人的帽子、棍子、刀子。他们名曰“高举”，实则践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玷污得不成样子了。肃清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问题上散布的流毒，洗净他们泼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污泥浊水，还其本来面目，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这里，学习周恩来同志，是大有教益的。
周恩来同志是毛泽东同志与之并肩战斗最久的战友之一。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衷心拥戴、不可或缺的巨大帮助和无微不至的爱护，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是怎样看待和宣传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呢？去年十月报刊上登载的《学习毛泽东》一文，就足以说明。在这篇文章里，周恩来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用生动朴素的语言，首先批判了把毛泽东看成是“神”、“天生的圣人”一类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了毛泽东从一个有迷信落后思想的农村青少年，锻炼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过程，说明了毛泽东及其理论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成长的社会、历史条件。他还着重指出，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这篇作于一九四九年五月的文章，简直就象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宣扬的那套神话而发的，今天读来，倍感亲切。它大有助我们破除迷信，历史地、正确地认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或指示是非常尊重、认真贯彻执行的，但是他从不生搬硬贯，更不拿毛主席的指示去压人，而总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去研究贯彻，行不通时就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有根治长江、开发长江的设想，一九五六年他用豪迈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描绘了这一宏图远景。为了研究毛主席的设想，一九五八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和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到武汉，带领我们当地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专家，乘江峡轮，逆流而上，船经武穴、南津关、三斗坪等地时，就靠岸停泊，他和大家一起上岸，不畏风雪险阻，登山越谷，考察地形水势。在船上，就开会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开始，有的赞成修建三峡大坝，有的不赞成，赞成的也各有方案，经过充分讨论，比较利弊得失，意见趋于一致了，议定了初步方案。在不久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从此，兴建三峡大坝的准备工作就逐步开展起来了。现在，作为三峡枢纽工程起步的葛洲坝水电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可以预计，毛主席、周总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遗愿，一定能够在不太久的将来变成事实。再举一个例子。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热情赞扬和支持的。但是，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地方不顾条件，一哄而起的去硬办，徒劳无益。正在这个运动高潮的时候，周恩来同志陪同朝鲜金日成同志到湖北应城县红旗公社参观，看到那里既缺矿石、燃料，又没有掌握技术，可是还在那里兴师动众地“大办”，当即提出：不要搞了。这是不是“不尊重”毛主席呢？当然不是，因为这完全符合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里，我不禁又要说到林彪、“四人帮”大喊大叫的“句句照办”了，且不说他们本来就是假心假意、别有用心，何况那还是违背起码常识，根本“办”不到的。只有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对毛主席的意见或指示，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或提出不同意见，那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正确态度，也才是真正尊敬毛主席。
至于周恩来同志对待自己，那就更是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决不突出个人。斯大林说：“有些无产阶级的领袖，报刊上并不宣扬他们，也许他们本人不喜欢宣扬自己，但他们却是革命运动的血液和真正的领导者。”我们的周恩来同志正是这一类领袖的典范。他严禁对他歌功颂德。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与众不同的非凡人物，始终是把自己置于普通战士和人民“公仆”的地位，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态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是真正严于解剖自己的，在各种场合都毫无讳忌地、坦率地、诚恳地讲自己的缺点和犯过的错误。这样，他的缺点错误也就真如“日月之蚀”，更显得他光明磊落，更令人感到他可亲可敬。他逝世以后，“四人帮”极力压制人民对他的悼念，但越压制，人民就越怀念他，越痛恨“四人帮”，到当年清明节达到了高潮，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这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用血和泪写的大量扣人心弦的诗词，在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有重大意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回忆、怀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写得很好的，好就好在没有任何神化色彩，都是富于真情实感的肺腑之言。从身负党和国家重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和年青一代，都是把周恩来同志看成与自己心连心的亲人。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而又平凡的，他的伟大正表现于他的平凡之中。他不愿意宣扬自己，他的形象就越显得高大，犹如万年常青的松柏，屹立在高山之巅。
三
周恩来同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组织家。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胸怀广阔，顾全大局，竭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在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中，无私无畏，又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和机智的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巧妙地解决各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作为组织家的周恩来同志。
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文中指出：组织无产阶级，组织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它是比革命暴力“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因此，“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那些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列宁说，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这样一位领袖，称赞他“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是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领导群众的典范。”列宁评价斯维尔德洛夫的话，完全适用于周恩来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在十月革命后一年多就去世了，终年仅三十四岁。我们的周恩来同志从“五四”运动投身于革命算起，在无比艰苦、复杂、曲折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战了五十七个年头，终年七十八岁。应当说，在他的身上更充分地体现了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本质的特征。他是我们党内历时最长、最突出的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这样的领袖，那末，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更需要这样的领袖。
从新中国建立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的二十六年多的时间内，他一直担任我们国家的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担负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他肩负的任务之重，接触的干部和群众之广，足迹所及的地方之多，考虑问题之周密，抓工作之深入细致，很难有人可与比拟。从内政到外交，从原子弹、氢弹到柴、米、油、盐，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总之，对一切方面的工作，他几乎无不倾注过心血，无不曾亲自布置、检查，或亲自动手去做。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当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虽未明令罢官，实际上也是靠边站，除了有毛主席掌握大政方针以外，在中央能够同心协力帮周恩来同志分担重任的，寥寥无几。而且林彪、“四人帮”又一股劲地捣乱，明枪暗箭不断向他射来。他处境之困难，压在他身上的担子之沉重，简直难于想象。可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充分地表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也更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其中包括他的知识渊博，对各方面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以及知人善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针对林彪高唱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等谬论，提出了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去的原则。尽管以后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反扑和恶毒攻击，但周恩来同志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这个原则，在“四人帮”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他在某些会议上仍然理直气壮地重申过这个原则。现在，这个问题澄清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据说，有人曾批评周恩来同志“不抓大事，只抓小事”。这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什么是“大事”？林彪、“四人帮”叫喊得最多、最响的“大事”，就是“冲击”社会主义“一切”的反革命政治，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贴上“无产阶级专政”标签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样的“大事”，倒也是必须“抓”的，那就是坚决抵制，与之进行坚韧顽强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正是尽了最大努力这样做的。什么是“小事”？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就说过：“少唱些政治高调”，“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毛泽东同志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指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对于这些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实际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那末，确实很少有人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关心，抓得那样紧。至于举世注目、载入史册的国际国内大事，周恩来同志当然更是关注，并且往往是亲与其事的主角。他对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极为重视，并且随时随地亲自去做的。他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广泛地接触群众，找工人、农民、干部、服务员、演员、作家、科学家……亲切交谈，问长问短，一方面象小学生那样，向他们学习，了解情况；一方面指导他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同时，对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关怀备至。我们一家人曾有幸同他一起吃饭，在餐桌上他就亲切地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努力学习，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恋爱婚姻问题。“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两句话最好地概括了周恩来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今天，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中，多么需要周恩来同志这样的组织家啊！我们多么需要学习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多么需要学习他的“学而不厌”、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多么需要学习他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以律己、言行一致、毫不特殊化的共产主义美德啊！
周恩来同志并不以理论家著称于世，然而，事实上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不仅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许多著作，他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工、青、妇问题等等方面的大量报告、讲话，也足以证明。他协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国内外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发展马列主义，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起了重大作用。党中央已决定着手编辑周恩来同志文集，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出他在理论上的贡献，这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新的珍品。
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孕育和锻炼出了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足以引为自豪的。这样的党，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已经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让我们象周恩来同志那样，豪情满怀，脚踏实地地去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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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业模范赵洪均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还没有升上来，这是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黄昏。黄河滩里狂风呼啸，土山寨天昏地暗，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洪均被残酷地批斗之后，又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被宣布罢了“官”。当时，很多社员低下头，有人在啜泣，有人在小声议论。主持批斗会的几个家伙怒吼起来，全场鸦雀无声。会散了，人们默默走回家中。土山寨死一般寂静。
赵洪均没有回家，他径直往大队部三间破房走去。多少年来，他有个习惯，晚上多半住在大队部。冬天地上铺层干草；夏天地上铺条凉席。半夜三更，护林回来，和衣躺下，打个盹，天不亮就又下地了。现在，他虽然每天要经受几场批斗，受着折磨，但他依然回到大队部，坐在一堆干草上，披着上衣，面前一盏煤油灯，脚边一根碗口粗的棍棒，天一黑，他又掂起这根棍棒，直奔黄河滩，在十里长的防护林带上，巡逻护林。
罢官的这天晚上，他的思想长久地胶着在一点上：“守住防护林”。他心里还翻滚着十几年来土山寨种树和砍树的斗争风波。如今，砍树的成了革命的，种树的成了“走资派”，这种人妖的颠倒，使他怒不可遏。夜里，有几个人闯进大队部，喝令他“滚出去”。他从草铺上慢慢站起来，轻蔑地看了这些人一眼，又拿起那根护林棍，消失在夜色中。
踏着苍茫的月色，赵洪均摸到了树林边，老护林员徐万峰对他说：“我算计你今个迟早都会来”。徐万峰是赵洪均植树造林的老伙伴，因此受到株连，被革了职，但他每天都偷偷来这里护林。赵洪均说：“这时候不来啥时候来，咱又不是售货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要说罢了官，就是抹刀架到脖子上，也不能吐半个不字。”徐万峰噙着眼泪，深沉地说：“老赵，我的好兄弟，为护住这片林，咱俩死也要死在这片树林里！”
土山寨在豫东黄河故道的民权县李堂公社，它被清朝一道废旧的黄河大堤紧紧围住，就象一条沙龙缠住它的脖子，捆住它的手脚。这里离黄河滩只有三四里，滩里有个大风口，形成累累的沙丘群。土山寨的二千七百亩耕地，就散落在八十二个沙丘群里。最大的沙丘能占地二十亩，它周围的几十亩耕地因此常常颗粒无收。
土山寨的大敌是风沙，要制伏风沙只有种树。而且种树的这一仗一定要打在风口上，堵住了风口，才能锁住沙龙。
开始，土山寨人治沙不是根治。一九五九年有一件事对赵洪均触动很大，使他下决心把树种到风口上，把“穷”根从风口上拔掉。那年，他带领社员去外地挖河，休息吃饭时，外村社员又说又笑，吃着花卷馍，土山寨的社员躲在一边，低着头用手捧着国家救济的红薯片，一看这光景，赵洪均当场难过得哭了。
第二年，就是那艰难的一九六○年，赵洪均一个人来到黄河滩，在风口上搭个草庵住下，坚持植树造林。他说：“要叫树扎根，人要扎根”。风把草庵卷走，他再搭一个；沙把他埋在草庵里，他扒拉扒拉钻了出来。栽一棵树苗，要从几里外的水井里挑水浇灌；定住一棵树苗，要和风沙搏斗许多次，经常是栽上刮掉，刮掉又栽上。社员们被感动了，纷纷来到黄河滩，立在风口上，安营扎寨斗风沙。
赵洪均上风口时迎着一片风沙，回村时留下一片青绿。这片片葱绿的幼树，给风沙干旱的土山寨带来生机，带来希望，带来生命。全队男女老少，走乡串亲，拣来树种，借来树苗，用六年时间，在十里长的风口大堤上，营造了四条防护林带。幼树虽然还没有成林，但风沙的威胁已大大减轻了。
一九六五年，土山寨有史以来在贫瘠的沙窝里夺得粮食亩产二百斤的收成，不再吃国家救济粮了。《人民日报》在第二年报道了这个消息，称赞赵洪均和土山寨的社员是降伏豫东“三害”的打虎英雄。
正当赵洪均带领群众攀登治沙造林第二个高峰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社员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一心扑到造林护林上的赵洪均，竟遭到这么严酷的政治迫害。
这个时期，那十里长的防护林里，有人“偷”着护林，有人偷着砍树。砍树的人边砍边骂：“赵洪均彻底完蛋啦！”赵洪均大喝一声：“我没有完蛋！”抡起大棒和这帮歹徒搏斗。说也奇怪，这些砍树者，在斗争赵洪均的会场上，叫喊“革命”确实很响。现在来偷树，怕被赵树均等抓住，露了马脚。因此，不敢多招架，便纷纷逃窜。
砍树的人和整赵洪均的人终于勾在一起，想了个拖死他的办法，断了他的口粮。
社员们都为赵洪均的性命捏着一把汗。可是赵洪均想的却是，在被折磨死以前，要为彻底改变土山寨的自然面貌，制定一幅蓝图，交给青年去实现。
现在，他感到宽慰的是，防护林终于保住了，那几代以来肆虐土山寨的大风口堵住了，改造贫瘠的沙荒农田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土山寨大队成立了革委会，赵洪均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他提议放假三天，所有干部和党员，都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让社员讨论大队十年规划，人人开动脑筋，人人献计献策，争取十年规划提前完成。赵洪均又带领社员开始向沙丘进军。
现在的土山寨，远看是一座林园，近看是阡陌如画的好庄田。他们的粮食亩产由二百斤上升到八百斤。六百亩苹果、葡萄已开始挂果，成百上千的成材泡桐，正陆续砍伐，供外贸出口，每年收入五、六万元。十年前，赵洪均向社员夸过口，他说：“十年后，土山寨平均每人留五百斤口粮，家家户户常年不断白面，过年过节都吃肉、吃饺子，三分之二的农户换上瓦屋，年年还得给国家做贡献”。现在，这个目标达到了。
新华社记者 陈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