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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本报记者 张万来
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现在，经党中央批准，已经正式平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从二十三日凌晨到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江青叫嚷：“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动说：“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抓什么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当众讲了这样的鬼话。江青一伙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对这一骗局又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对“冲击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查清”，甚至说什么冲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
这真是千古奇闻。事实究竟怎样呢？
原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等同志去过问此事。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当面向江青、陈伯达报告，江青不相信，要傅崇碧同志派人继续查找。傅崇碧同志和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几位负责同志查来查去，结果还是这样：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傅崇碧同志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真象林冲被骗入白虎堂，一场预谋的恶剧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了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能。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这时，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来。保密员一来，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随手翻阅一会，突然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天后，江青又对傅崇碧同志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即三月二十三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同志调动工作，而且限令即刻离京。第二天，又升级了，宣布傅崇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撤职审查。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家属、子女赶出北京。
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新任命的卫戍区司令员。收发室的同志不了解傅崇碧同志被撤职的情况，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信退了回去。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决定。接着，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同志的秘书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三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姚文元又下令逮捕傅崇碧同志的前任秘书，并要“询问傅崇碧和他们冲钓鱼台的情况以及他带进的厚皮包内藏的是什么”。其实，他携带的皮包装的完全是文件和办公用品，哪里有什么枪枝、子弹？
显然，这是江青一伙预谋的一个圈套，一场卑劣的政治暗算！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用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
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明明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是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三月二十八日，哈斯一到办公室，即被隔离审查。四月二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其中说：“我前几天就说过，我记得哈斯有问题，但一时记不起是什么问题。现在党校来信，揭露哈斯问题，使我想起此人是叛徒杨献珍、孙定国反对主席的黑干将。”“他们同杨、孙一起疯狂地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和‘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哈斯还写了文章。不知是谁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到卫戍区，对此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至少要监护起来隔离审查。”真是满纸谎言，恶毒诬陷。
人们不禁要问：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理论家”为什么挖空心思，制造如此卑鄙的骗局，必欲置傅崇碧同志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傅崇碧同志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地掌握着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总理、叶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多少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少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极大地障碍着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起初，他们妄图用谣言、恐吓、利诱的手段拉傅崇碧同志。这一着未能得逞，他们就罗织罪名，阴谋除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北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等候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在林彪讲话的时候，陈伯达、江青一伙象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周总理。他们喊的口号多是反对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会议结束，傅崇碧即刻启程，周总理送他到门口，语重心长，叮咛再三：“要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验。”总理叮嘱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傅崇碧同志。
傅崇碧同志被撤掉职务，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七年。七年里，他受尽折磨，多次被审。在他被放逐的第二天，那个“理论家”就指使人要傅崇碧同志承认，他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同志。审问人甚至提出这样离奇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你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这些问话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老帅们包括贺龙同志，是开国奠基的勋臣宿将，对于他们，他只有尊敬和爱戴，哪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他跟着党和毛主席出生入死打江山，身上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七个窟窿，怎么说要反对毛主席？七年里，尽管扣发了工资，他每个月还是如数留出党费，在票面的一角注明月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竟没有人敢收他的党费。七年后回到北京，他才把积下的党费交给组织。七年里，周总理一直关怀着他，为他的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傅崇碧同志回到首都，终于见到了周总理。身患重病的总理心情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傅崇碧同志握着总理的手，哭了，总理的眼睛也湿润了。总理问他身体怎么样，嘱咐他先检查身体、看文件，好好学习，再谈工作。
回顾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非常明白：这是江青和林彪狼狈为奸，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他们为了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制造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又炮制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老同志，然后把他们的死党、爪牙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位。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他们阴谋策划出来的。
现在，沉冤昭雪，林彪、“四人帮”也成为历史的沉渣。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们要牢牢记住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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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复刊
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已经复刊，最近出版了第五辑。编辑部在复刊之际表示，不仅欢迎国内的学术研究者为《文史》撰稿，而且也欢迎台湾、港澳同胞中对祖国文学、历史素有研究的有识之士投稿，以促进学术文化交流。
《文史》丛刊文化大革命前曾出过四辑，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文史》目前不定期出版，但大致每年出三至四辑，每辑三十万字左右。
复刊的《文史》丛刊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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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月刊复刊
深受读者喜爱的《象棋》月刊最近在广州复刊。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是选评一九七八年全国象棋赛对局。《象棋》月刊创刊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九六六年被迫停刊。
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由原正副主编杨官璘、陈松顺和象棋名宿覃剑秋等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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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挂甲屯的爱和恨
高桦
北京西苑有个不大的村子叫挂甲屯，村里有个吴家花园，三百多年前是吴三桂金屋藏娇与陈圆圆游乐的地方。一九五九年秋天，有位老人带着一行人来到这里，整修了颓废的庭院，清除了没径的荒草，住了下来，一直住到一九六五年。
六年来他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参加劳动，事必躬亲。积肥他不怕脏累，走访他不嫌偏远。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遭不幸，他安慰周济。谁家屋漏，逢到雨季他必去检查。谁家有病人，他都去探视。他给村里安了电灯，打了机井，还给邻居们修了下水道，给孩子们买文具……
村里男女老少都认识他，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子。他们说：他来挂甲屯是天意，应了地名。老头子替老百姓说了真话，受到批评丢了官，才挂甲归田。这是位忠臣啊！
人民敬重忠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清官廉将的爱戴。老人住下后没多久，就在吴家花园门口发现了一袋白米，还有几斤食油、几十尾鱼。米是上好的香稻米，鱼是捞自鱼塘的鲜鲤鱼。警卫人员报告了老人，老人派人看守了一整天，也不见有谁来领取。后来老人接受了群众这份情意，他举箸时落下了眼泪。这也许是这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一生中罕见的例外吧！
文化大革命中，老乡们关心着自己熟识的老头子的命运。然而，群众这种质朴的感情却遭到最无情的践踏，凡是和老头子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株连，受到“审查”和迫害。也许是害怕“饮水不忘掘井人”吧，连那口水井也给填死了。然而，群众的心潮是抑不住、填不死的，他们的感情依旧倾注在这位老人身上。现在，老人亲手嫁接的柿树和海棠犹在，亲自开垦的试验田遗迹犹存。
一位抱着孙子的老大娘对我们说：“老头子刚来时，给这孩子他爸爸买了支钢笔，如今我儿子都有了孩子，他若活着该多喜欢啊。”她边讲边抹眼泪，大家也不由得心酸起来。
一位中年人说：“我结婚时，老头子送给我一对杯子。春节时我们全家举杯，为他老人家能够平反昭雪而高兴。可是，他不在了，好人不长寿啊……”他的话引起大家的无限感慨。
这位老人是谁？他就是那位“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同志。
（原载《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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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战线的优秀领导者廖鲁言同志
刘瑞龙 蔡子伟 朱荣 杨显东 刘锡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我国农业战线优秀的领导干部廖鲁言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廖鲁言同志是这一大错案中被诬陷、被迫害者之一，在长期折磨下含冤而死。多年沉冤得到昭雪的今天，廖鲁言同志那种勤劳严谨、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好作风、好品德，不禁激起我们农业战线同志们的深切怀念。
廖鲁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较老的同志，从一九三九年起，他就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他直接参与制定我党农村工作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对如何正确对待富农和富裕中农问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提供了依据，对及时纠正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倾向，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又任农业部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一度出现浮夸风、共产风，他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运动一来，往往头脑发热，什么都好；运动一过，又什么都坏。这种风气不好，应当冷热结合，保持清醒，作科学分析。”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组织力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调整农业政策，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并亲自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以及《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央的这些重要决策，对于纠正当时农村的“五风”和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廖鲁言同志对于农业政策问题，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九六一年七月在计划会议上，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农业计划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的建议。他肯定农业生产要有计划，但要尊重集体所有制的自主权，要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地编制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他还建议通过收购供销合同和价格政策，把农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样做有利于农业生产计划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有利于克服瞎指挥的不良作风。这个建议从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是正确的，可取的。
廖鲁言同志在一九五四年以后任农业部长期间，明确提出了农业部的主要任务是抓农业生产力，因此，坚持抓增产措施，抓科学技术，抓农业教育，抓经营管理。在廖鲁言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农业部的广大干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推广农业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在兴修农田水利，改良土壤，增施肥料，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良农具，改革耕作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年中，农业战线上培训的农业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占建国二十九年来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期间，我国农业科学和技术推广工作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体系和制度。集体经济也建立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等比较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廖鲁言同志注意依靠科学家，认真向科学家请教。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等决定。他很重视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和群众经验的总结，指导编写了有关农业资源、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各类作物栽培学和农牧业教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初步弄清了耕地土壤情况，编制了农业土壤图、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土壤利用等概图和农业土壤志。由于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稳步上升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农业迅速恢复发展起了显著作用。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学习科学技术，建议要学习威廉斯土壤学。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对威廉斯所强调的农林牧三者结合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指示要把这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并指出，美国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道路。廖鲁言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给当时各省（区）、市党委书记发送了威廉斯土壤学，并责成农业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农业一百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曾经错误地说廖鲁言同志把农业部变成了“独立王国”、“技术部”和“促退部”。现在，党中央已经批示，对原农业部工作的这一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明确宣布：原农业部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广大干部是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对原农业部工作的正确评价，推倒了强加在廖鲁言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可以告慰廖鲁言同志在天之灵！
廖鲁言同志孜孜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善于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处理问题。他还经常勉励同志们说，学习要扎实，要经得起“十年寒窗苦”。他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解剖麻雀，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和“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开展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如此，在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如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如此。一九五八年，当“浮夸风”、“共产风”一度泛滥的时候，他保持头脑冷静，而不人云亦云。
他放手使用干部，为他们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或诿过于下级。有意见就摆在桌面上，从不搞阴谋诡计。
廖鲁言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无限热爱。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对于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情，无不竭尽心力，务求按时完成任务。他反复叮咛身边的同志：“凡是毛主席、周总理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来电话，不论甚么时间，都要马上叫我，千万不可误了大事。”他还在党组会上说：“主席、总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向他们请示报告，一定要考虑成熟，写得明确简要；对他们的指示要深入领会，认真落实”。这包含多么深厚的爱戴之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啊！
廖鲁言同志不论写报告、作总结或写文章，一贯亲自动手，不用人代笔。他不知疲倦，常常夜以继日地写文件，一气呵成而后止。他一丝不苟，办事严谨，遵守时间，反对拖拉。这是廖鲁言同志给同志们留下的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悼念廖鲁言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加快农业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