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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要改善 先要生产大发展
首钢把经济手段和加强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提高了职工对奖金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安定团结和生产大上
编者按 首钢党委围绕着职工对奖金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发放奖金之后，补做思想工作，着重讲明要改善生活先要生产大发展的道理，提高了广大职工的认识。他们这一课补得好。
“四人帮”横行时，把物质利益当作资本主义批判，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许多地方“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对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首钢的同志们说得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只能互相结合，不能互相代替。当前，我们国家还很穷，生产水平还不高，实现四化需要大量资金，个人要力求为国家多做贡献。因此，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把当前国家还有困难的情况说清楚了，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的道理讲明白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开阔，思想境界就会大大提高。首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一定要学会把贯彻落实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这方面，首钢的经验可供参考。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首都钢铁公司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对奖金问题的认识，促进安定团结，保证生产大上。
去年，首都钢铁公司的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得比较好，有十项指标夺得了全国冠军，六项指标跃居国际先进行列。公司党委决定给职工发放年终奖金。奖金的数额，除先进生产者、技术业务能手外，分为两种，一等为二十五元，二等为二十元。开始，公司党委认为这个数额已略高于上级的有关规定，而且是多年来第一次发年终奖，大家一定会满意。因此，没有认真做思想工作。不料，奖金发下后，有不少议论。有的职工看到市里有的单位奖金发得较多就发牢骚，说：“首钢是重工业大厂，生产搞得也好，为什么奖金还不如有的小厂多？”有的对公司领导很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首钢党委召集所属单位政治处主任开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国家劳动总局、市经委有关发放年终奖的文件，介绍了首钢职工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七年平均每人增加收入的情况，讲了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善生活的道理，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党员、群众做思想工作。可是，政治处主任会议后，对奖金的议论并没有减少。经过调查，原来除少数单位的领导把会议精神向党员作了传达外，大多数单位只传达到支部。他们不向党员、群众传达的原因是：有的干部本身思想就不通，认为奖金就是发少了；有的干部怕反复，担心刚做完工作，上边又增加了奖金，自己两头被埋怨；有的干部觉得思想工作管不了什么用，怕弄不好，群众的情绪会更大。
首钢公司党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分清是非，稳定情绪，促进安定团结和生产大上。要求公司所属的党组织统一思想，划清这样一个是非界限：是不是奖金发得越多，就越是好领导？各级干部要理直气壮地去做思想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就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机械厂职工经过讨论，纷纷表示，我们搞好生产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少职工还算了收入账。他们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国民经济刚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就为我们增加收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关怀。炼铁厂的职工还算了本厂铁产量增加，国家拨给的流动资金也要随之增加的账，说明搞四个现代化需要积累大量资金，决不能搞分光吃净。这样一算账，一讨论，气氛大变。
这个公司所属的许多党组织同时深入细致地做好个别人的思想工作。许多工人同志说，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而我们国家还很穷。目前，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改善人民生活。要使生活大改善，首先要生产有个大发展。广大职工以更大热情投入增产节约。今年一月份，首钢的钢、铁、坯、钢材的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通过这件事，首钢党委深切体会到在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有的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只能互相结合，不能互相代替。在实行物质奖励时，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的同志说：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即使发了奖金，有人也会不满意，领导也会挨骂。前一时期，宣传了奖励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该补一补思想工作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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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启东县实行“五定一奖”种足种好棉花
本报讯 江苏省启东县是著名的产棉县。去年，县委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实行民主种田，全县棉花丰收。今年，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他们把中央决定中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全面推广“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县委向全县明确宣布，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规划、耕作制度、作物茬口布局、增产措施等，可由生产队因地制宜来决定。同时，兑现了根据棉花产量奖售、返还化肥和饼肥政策，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在备耕中，启东县还突出抓了科学种田经验交流和技术队伍的培训。二月上旬，县革委会专门邀请六十多个高产社队的代表，召开座谈会，请他们介绍科学种田创高产的经验，为今年如何种好棉花出主意。他们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举办了两期技术训练班，把全县八百多名公社、大队农技员全部轮训了一遍。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理论和先进的棉花栽培方法。
多年实践证明，江苏“棉二○三”品种产量高，衣分足，品质好，适合本地种植。今年，他们决定在全县推广。春节前，他们就把在几个公社定点繁育的九百多万斤良种全部调换给了生产队，使百分之六十的棉田能种上这一良种。另外，这个县还对附近八万亩枯萎病比较严重的棉田，调配了二百万斤抗菌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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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拖市公社植棉不再搞“一刀切”
本报讯 春耕大忙季节到了。在棉区，按什么方式播种棉花，这是广大棉农多年来极为关心的问题。湖北省天门县拖市公社党委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让农民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棉花种植方式，深得民心。
拖市公社是天门县植棉面积最大的一个公社。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公社在棉花种植方式上也大搞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律化，不顾人力、地力的实际情况，随意否定当地群众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植棉经验，强行推广“三组六行、二组四行”的外地经验，带来了很大的弊病。就拿锄草来说，由于密度大，行距只有三寸，株距只有六寸，因此只能使用三寸宽的小锄头锄草，这样，不仅棉苗的株间板结，影响棉花的生长，而且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由于管理跟不上，全社棉花单产一直在百斤以下徘徊。
今年，公社党委明确宣布，在棉花生产中，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纠正一律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把种植权力真正交给生产队，让广大农民因地制宜确定种植方式，制定增产措施。全社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普遍召开了生产民主会，落实了种植方式，以便预留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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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也谈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
——兼与熊毅等同志商榷
中共苏州地委办公室 黄炳福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和《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这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后，在苏州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双三制和大面积种植双三制以后带来的各种变化？我走访了几种类型的社队，并查阅了有关资料，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熊毅等同志商榷。
一、应该怎样看待双三制
我认为，双三制是在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提高土地利用系数的成功经验。
苏州地区是一九七一年开始大面积扩种双三制的，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七八十。据地区计委统计：一九七○年以来，全区耕地每年平均减少一万五千亩左右。改制八年，全区粮食产量的总和是五百四十八亿六千多万斤，平均每年的总产六十八亿五千多万斤；而改制前的八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是四百二十九亿多斤，平均每年的总产五十三亿六千多万斤。改制后比改制前每年要多产十四亿九千多万斤粮食。再从实收产量看，每亩前季稻多用种子，出米率低，扩大了大元麦，少种了小麦，这三笔账共计差九十八斤。八年间，前季稻按一九七六年最大种植面积四百万亩计算，应在每年平均增产数中扣去四亿斤。这样，双三制比二熟制每年还净增粮食十亿九千多万斤。改制以来，全区人口增加五十多万，而每年平均向国家贡献粮食二十二亿六千万斤，比解放初期全区粮食的总产还要多出二亿多斤。可见“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的观点是片面的。苏州地区现在双三制的发展趋势是“三五十五”、“三六十八”……。
我们还应当看到双三制带来的积极作用：
首先，农田基本建设加快步伐，提高质量。每年四月下旬以后，三麦进入灌浆结实阶段，喜旱怕水；而前季稻早、中茬正在相继插秧，需要大量的水。另外，争劳力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对机械化的要求也更迫切了。为了适应稻麦两种作物同时交叉生长和机械化的操作，就迫切需要改变原来田块高低不平，大小不一、分散零碎和排灌不配套的状况。在苏州地区，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伴随着改制而大规模展开的。无锡县这几年农田基本建设，从治理地面水发展到治理地下水；从治水改土，发展到田、林、路、河、桥、村的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从而为农业机械化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其次，促进三麦稳产高产。改制前，苏南地区的麦子品种单一，产量低而不稳。一九七○年以前的二十一个年头中，只有两个年份三麦总产达到十亿斤以上。改制以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地面水、地下水和潜层水，为三麦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八年中，有六个年头三麦总产突破十亿斤，去年三麦总产达到了十七亿一千多万斤，比二熟制时期麦子的最高历史总产高百分之七十。
再是，促进了科学种田。大面积扩种双三制，带来了新的矛盾，迫使人们想办法去解决。八年来在育秧、插秧、田间管理、作物布局、合理施肥等方面都有不少新创造。
二、怎么看待双三制带来的副作用
我充分肯定双三制，也不是说双三制没有不足之处。应该看到双三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去解决。熊毅同志在文章中列举的双三制带来的副作用，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则是认识上的片面或值得研究的。
（一）关于土壤性质的恶化问题。熊毅同志在文章中讲：改制后，“使土壤性质变坏，土壤发粘、发滑或发僵。”应该肯定，这种现象在部分社队是存在的。但发生这种现象决不能完全归罪于双三制，而应该说是这部分社队没有重视用地养地所造成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社队的干部群众从改制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用地和养地。有些社队为了解决改制后渍水时间加长的问题，修造了地下灰土渠道和“三暗”（暗灌、暗排、暗降）工程。搞得好的社队，象无锡县梅村公社，基本上做到了雨停田干。为了解决有机肥料问题，又相继采用了肥料仓库、稻草还田、放养水生作物和发展猪羊等增肥改土的措施。因此，土壤越种越肥，产量越种越高。而不象熊毅同志所说的：“土壤性质恶化。”
熊毅同志又讲：“据估计，整个苏南地区，产量超过‘双纲’的高产社队是少数，多数平产社队没有超过‘双纲’，有些社队甚至三季还不到千斤。”这个估计是不符合苏州地区实际的。一九七八年全区粮食总产突破了七十八亿斤，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六年增产四亿多斤，稻麦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一斤。据统计：全区有三个县，百分之五十的公社稻麦亩产超过了“双纲”；有十个公社、二百八十一个大队超过了一吨；有三十八个大队、六百二十八个生产队突破了“三纲”。
（二）关于作物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问题。改制前，稻麦品种比较单一，作物受灾的风险大。改制后，一年三熟，一熟有早、中、晚三茬。一年中，不可能熟熟受灾，茬茬遭殃，稳产高产的把握大。至于熊毅同志文章中讲的一些僵苗、翘穗头等现象，广大干部、社员在实践中有的已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
（三）关于稻草量、冬绿肥面积、鲜草产量和有机肥料减少的问题。首先，改制以后稻草产量并没有减少。我按熊毅同志的谷草比率，也算了一笔账：一九七八年，我区单季稻平均单产是八百五十斤，每亩产草九百三十五斤；前季稻平均单产六百三十八斤，后季稻平均单产六百二十六斤，合计每亩产草一千零十斤。双季稻草比单季稻草还多一点。作为燃料，火力不如单季稻草；如作肥料，作用基本一样。现在，全区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一百万人，每年多养一百一十万头猪，即使不改制，也会引起燃料、饲料、肥料的紧张。其次，冬绿肥面积并没有大大减少，而是略有增加。至于鲜草单产确实要比二熟制的绿肥田低一些，但由于大力放养水生作物，有机肥料大有增加。
（四）关于成本高、农业经济收益下降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完全归咎于双三制。改制后，水、肥、农药、种籽、用工，都增加了一季，但成本增加有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还有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价格政策问题。从目前大多数社队的情况看，双三制在经济上确实是得益不多，有的甚至得不偿失。随着国家要采取措施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社队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实行科学种田和民主种田，我相信双三制也一定可以逐步降低成本，做到增产增收。
三、我的建议
熊毅同志在文章中提议：“根据当前的土壤条件和作物品种情况，苏南地区的大部分社队应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着重提高稻麦单产。适当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双三制，但一般面积不宜过大。”
我认为这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养地用地的建议。熊毅同志的文章，忽视了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的改造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在发展双三制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就退缩，而应该正视问题，并通过实践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双三制在苏州地区已经成功地大面积种植了八年，就说明这个耕作制度是适应苏南地区自然条件的。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内，有的实践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这不能归罪于耕作制度的不好，而应该总结人们的实践经验。
我建议苏南地区目前的耕作制度，采取适当调整，稳定布局，创造条件，逐步发展的方针。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领导干部在扩种双三制中，出现过瞎指挥、“一刀切”的现象，象苏州地区的阳澄湖、淀山湖等地，田多劳力少，改制的步子确实跨得大了一些，效果不好。现在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并应积极创造条件，摸索经验，逐步发展双三制。而大部分条件具备的社队则应稳定布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为祖国实现四化作出更大贡献。
此外，我也同意熊毅同志的一个建议，双三制面积较多的社队，要把麦稻稻单一轮作方式，改为多种轮作方式，逐步试行麦、豆、稻，麦、稻、豆，麦、玉米、稻等旱三熟，进行轮作改土。同时，要继续大搞治水改土和增肥改土的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发展猪羊，增施有机肥，为双三制的高产更高产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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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阳县委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检查虚报粮食产量，乱揪斗省地领导干部，宣传大寨和昔阳经验有形而上学，把正当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够全面，推广大寨政治评工“一刀切”，发扬民主作风不够充分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出现上述缺点错误，主要在于县委思想路线不端正。
新华社太原三月七日电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不久以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检查了昔阳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检查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李喜慎同志说，昔阳县一九七三年虚报了粮食产量。这一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一亿四千八百九十六万五千斤，可是，上报的数字却是两亿一千九百万斤，虚报了七千多万斤。
李喜慎同志说，这一年大旱，春天抗旱播种。庄稼还在生长过程中就估了产。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越打越败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李喜慎同志讲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即一九六七年，受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影响，曾四次错误地把省、地委的领导干部揪到昔阳，将他们和本县原县委的领导干部一起进行批斗（其中两次是省、地区在昔阳召开学大寨会议期间搞的，昔阳很多大队都参加了）。昔阳县搞的两次，第一次是在二月份，是最早把地委、县委领导干部揪到县里批斗的；第二次是在八月份，在批斗中对这些领导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些作法给全省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期间，在昔阳县各公社、各部门也都发生过乱揪乱斗的情况。现在，昔阳县委已把本县被批斗的同志叫在一起开座谈会，向他们赔礼道歉，并退回他们当时写的检查。同时，还计划向省委写个报告，检讨错误，并向这些被批斗的同志赔礼道歉。
李喜慎同志说，十二年来，在宣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上有缺点和错误，说过一些过头话、绝对话，犯了一些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出外开会发言时，只强调昔阳的情况，如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问题多次讲过，并影射人家。特别是一九七七年底在中央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发言口气强硬，质问人家：“昔阳能办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办不到？”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上，也常说我们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有强加于人的口气。向来昔阳参观的人介绍昔阳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经验”时，也影射人家或批判人家。
李喜慎同志说，在批资本主义问题上，界限不清，单纯以农业和工、副业占用劳动力和收入比例的多少去划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因而把一些正当的副业，如有些社队的砖厂、编织、适当的出外运输等批掉了。去年粮食减产，售粮少了，在现金收入、分配兑现上就暴露出问题来了。
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够全面。对粮食生产强调的多，对发展林业、牧业、多种经营强调的少。在粮食生产上，尤其是玉米等高产作物强调要种得多，对小杂粮和蔬菜都强调的少，影响了对国家的全面贡献，更影响了群众生活的调济。
在劳动管理上，推广大寨“一心为公劳动，一定四评，自报公议工分”经验有“一刀切”的现象，实行中走了样，搞了平均主义。在分配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李喜慎同志谈到昔阳县委发扬民主还不够充分这一问题时说，县委只强调了由上到下，而忽视了由下而上。县委这种作风也影响到公社和工厂。
李喜慎同志检查说，出现上述缺点错误的根源，主要在县委身上。在于县委的思想路线不端正，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这些东西影响到全县干部、群众。以至司机、采购员等外出时，也都表现得牌大气粗，权大气粗，财大气粗，蛮不讲理。今后要坚决克服掉这些坏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