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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美国大地的伟大女儿（中）
——追忆艾·史沫特莱女士
李洛
在华北战场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期间，各国友好人士为了援助我国抗战，纷纷来到武汉，其中有技术人员、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医生等等。周恩来副主席为了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经常同他们接触，讲述我党的抗战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他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延安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到前线去，希望他们通过实际能够了解，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才是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还希望通过他们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周副主席在武汉时期，曾多次会见史沫特莱，使她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段期间，史沫特莱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华北、华中前线采访，写了不少宣传人民战争和歌颂抗日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文章。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离开晋北前线前往武汉访问。她在风陵渡黄河渡口遇到国民党溃退的伤兵，他们躺在血迹斑斑的担架里呻吟。山西冬天气候严寒，但这些伤兵仍穿着单衣。史沫特莱质问一个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脚蹬长皮靴的国民党军医，那个人竟一问三摇头。史沫特莱出于义愤，把自己的毛毯甚至御寒的大衣给了伤兵。她自己冷得发抖，而那位军医对此竟发出冷笑，自顾自地过了黄河，留下了六名伤兵和一个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气愤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我从未听见过的冷酷的笑声，我要叫他记着一条真理：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史沫特莱到达武汉后，当《新华日报》记者访问她时，她愤懑地把《风陵渡见闻》告诉了记者。这篇访问记的第一部分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后来，由于戳痛了国民党当局，这篇访问记，成了一篇“未完成”的作品。
深入大别山
史沫特莱来到大别山的时候，我是地下党领导的《大别山日报》的一个青年记者，我荣幸地访问过史沫特莱。
那是一个静谧的下午。我在一个古树成荫、野花芬芳的山洼中，轻轻地走进一所用石灰粉刷得洁白的草房里，见到了这位杰出的国际民主友好人士。
史沫特莱身材高大而健康，浑身呈现着一股革命战士特有的英武气慨。一双兰灰色的眼睛炯炯发光，显露出深沉、智慧、敏锐的光芒。弯月一般的双眉，使人窥见她那慈祥、无私、善良的内心世界。她动作敏捷利落，谈吐豪爽明朗。要不是那银灰色的短发和双眼间深陷的绉纹、人们很难看出她已是年近五十的人。她有一种令人起敬而又平易可亲的气质。她谦和大方、光明磊落。她正直机敏、刚毅果敢。
我进门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打字机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当翻译方练白同志向她介绍了我采访的目的后，她立即含笑和我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她安祥地坐在这个县城特产的竹椅上，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诚挚而中肯的谈话：“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民族，永远不会为敌人所屈服。中国人民只要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抗日主张，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她略加思索后，又用坚定的口吻说：“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依靠劳动人民的坚强组织，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加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她细心地观察我这个年轻“同行”的反应，尽量做到和颜悦色，以减少我初次采访外国人时出现的拘谨和紧张。可以看出，她对青年是何等关切和体贴。
当我心情振奋地与她握手告别时，我打开了随身携带的记录本，有些腼腆地请她为我题词留念。她含着慈祥的笑容，迅速、有力地提笔写了一行饱含热情而极有意义的话语：“你是中国年青的一代，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
在我唱着山歌返回报社的途中，我感到大别山的杜鹃花分外艳丽，深山幽谷里的松柏更加挺拔青翠。史沫特莱高大端庄的形象和她那铿锵有力的讲话，一直凝聚在我的脑海中，永记不忘。
这次访问后的一天，在金家寨包公祠后山的一座大茅草棚里，聚集了当时安徽省战时动员委员会进步的文化界代表人物，及其所属的战地服务团、青年剧团和少先队剧社的男女青少年们。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的歌声，显示出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当史沫特莱进入会场时，场内顿时响起一片春雷般的热烈掌声。
史沫特莱含笑频频点头，以敏锐的眼光环视会场。她发表了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讲话，“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她用这种坚定有力的结束语，赢得了经久不息的如山洪爆发的热烈掌声。
大会以后，她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青菜饭。她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并含意深长地说：“你们的青菜饭，比廖主席（编者注：国民党第五路军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请我吃的酒席要香得多！因为那种酒席是用穷人的血和汗换来的，我不愿意吃！”看，这是何等分明的爱憎，这是何等坚定的立场！
饭后，她观看了青年剧团和少先队剧社为她专场演出的抗日救亡歌舞节目。每当她看到精彩情节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和掌声。这表明她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水乳交融，心心相连。（待续）（附图片）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同志在武昌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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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妇女（木刻） 王维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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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士顿交响乐团
赵景纶
中美建交后，第一个从美国来华访问的文化使者波士顿交响乐团不久就要和首都听众见面了。这个乐团是一个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大型交响乐团，它以杰出的乐队指挥，优秀的乐师和丰富的曲目著称，它的弦乐音色晶莹优美，独具一格。
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是美国交响音乐的发祥地。直接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成立准备了条件的，是哈佛音乐学社的乐队（一八六五——一八八二）。
波士顿交响乐团成立于一八八一年。这个不久将庆祝一百周年纪念的乐团的历史，在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爱乐交响乐团（成立于一八四二年）。乐团的创建人是银行家亨利·李·希金森，第一任指挥是乔治·汉什尔。三年后，汉什尔由威廉·盖立克接替，他从欧洲聘请乐师，严格地排练，显著提高了乐团的水平。从一八八九年起，阿图尔·尼基希连续担任四任指挥，把乐团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尼基希的继任者是埃米尔·鲍尔、卡尔·穆克、麦克斯·费德勒。
卡尔·穆克是德国人，他的指挥艺术继承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传统，在当时负有盛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九一八年，美国政府把他当作敌国公民予以拘留。乐团创建人希金森因此辞职，表示抗议。但是希金森给乐团留下了一百万美元的赠款。从一九一八年起，波士顿交响乐团组成公司，由理事会出资经营。
在亨利·拉鲍担任了一任指挥之后，皮埃尔·蒙多继任指挥到一九二四年。就在这一年，俄国移民谢尔治·库塞维茨基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五年的任期。在他的指挥下，乐团演奏了不少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并且开始作定期广播。从一九三六年起，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举办伯克夏音乐节，每年夏天在马萨诸塞州伦诺克斯附近的坦格尔伍德举行一系列音乐会，一九四○年又在坦格尔伍德为年轻音乐工作者成立了一所暑期学校。
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库塞维茨基逝世前两年，法国指挥家夏尔·孟士接过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棒。他特别擅长于解释法国作曲家鲁赛尔、米罗和昂内格等人的作品。在他任内，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到国外——欧洲、远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巡回演出，并且把伯克夏音乐节从四周延长到八周，使波士顿交响乐团成为美国第一个全年都演奏的乐团（一般乐团夏季休假）。
在一九六二年上任的埃利希·莱因斯多夫指挥下，波士顿交响乐团扩大了电视演出，并且组织了室内乐组。在美国各大著名乐团中，组织室内乐组的只有波士顿交响乐团。这个室内乐组有很高的水平，成员包括乐队首席约瑟夫·锡尔弗斯坦，首席双簧管拉尔夫·冈姆伯格，首席巴松管谢尔曼·瓦尔特等十三名首席乐师，有时也有乐队其它成员参加演出。他们经常演奏室内乐节目，并且还分别作为独奏家举行音乐会。在这次访问中，锡尔弗斯坦将为我国听众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中央乐团担任协奏。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现任指挥小泽征尔先生，是中国听众熟悉的老朋友。他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出生于沈阳，后学艺于日本，曾多次在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奖。他于一九六一年去美国，当时担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副指挥（指挥是列纳德·伯恩斯坦）。后来小泽先生曾经指挥过欧美许多有名的大交响乐团。他的艺术修养日臻完善，声名日噪。一九七三年，他同波士顿交响乐团签订终身合同，任音乐指导兼指挥。去年夏初，他在北京客串指挥中央乐团，以精湛的指挥艺术和对我国人民极其友好的热情赢得了首都听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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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滑雪之乡
房隆德
在挪威奥斯陆北郊的霍尔门科伦山，一年一度的霍尔门科伦滑雪节刚刚结束。这个传统节日是从一八九二年开始的，它已成为挪威全国仅次于宪法日的第二个盛大节日。每年三月初，挪威和各国的滑雪健儿云集霍尔门科伦，选手们从跳雪台飞速滑下，这是世界上最富有传统色彩的快速降下滑雪比赛。今天，霍尔门科伦（Holmenkollen）这个词，如同希腊的奥林匹克一样，对广大体育爱好者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了。
挪威民族素以滑雪著称。谈起滑雪，挪威人感到特别自豪，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滑雪的发源地”。在一些外国作家的笔下，挪威曾被描写为“滑雪的故乡”。
的确名不虚传，滑雪在挪威是人人喜欢的一项运动。挪威有广阔的天然雪原，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特别是从二月到四月这段时间，挪威的山地为滑雪者提供了最理想的场地。每逢冬季，成千上万的挪威和外国的滑雪爱好者来到雪场，轻松地度过他们的假期。挪威有得天独厚的水电资源，因此天黑后人们还可以在灯光照耀下滑雪。一九四六年，国家在霍尔门科伦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长五公里的汎光照明的滑雪道。现在，全国已有两千个汎光照明滑雪道。从上个世纪以来，挪威的学校一直定期组织滑雪比赛。学校的滑雪日一到，学生们都奔向森林和山地，教师给学生们安排各种合适的滑雪活动。企业、工厂、政府机关的职工以及议会的议员也有滑雪日。
在滑雪运动普及的基础上，挪威拥有一支很强的专业滑雪队伍，滑雪选手创造了优异的成绩。据统计，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挪威滑雪运动员获得了世界一百四十一枚滑雪金质奖章中的五十二枚，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滑雪在挪威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冬季，居住在偏僻山区的人，不会滑雪就要被封门的大雪束缚几个月，会滑雪，就可以正常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在病人和孕妇有紧急需要的情况下，医生和接生员可以滑雪来到他们身边。邮递员靠着滑雪板每天把信件送到边远的山村。
滑雪在挪威的历史比人们想象的要悠久。在诺兰郡的一个叫勒德于的地方，有一个滑雪者的石雕像，考古学家估计它是在四千年前雕制的。霍尔门科伦滑雪博物馆的展品中有几副滑雪板，考古学家认为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这证明，早在石器时期和铜器时期，在挪威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已习惯于滑雪。在古挪威神话里，对滑雪有过这样的记载：“乌尔”是滑雪神，“斯克德”是滑雪女神。北欧传说中的作家
“斯诺瑞”，把挪威海盗王（公元九百至一千一百年）描写为
“老练的滑雪者”。据说，在挪威历史上，有几次滑雪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一二○六年，当国家遭到内战蹂躏时，国王的两岁的儿子哈康·哈康森是由两名最快的滑雪者从敌人手里营救出来的。现在每年冬季从利勒哈摩到雷那都要举行大型马拉松滑雪赛跑，这段滑雪路线正是当年传奇英雄救王子时滑过的道路。
挪威成为南北极探险最早的国家之一，也与这个民族擅长滑雪有直接关系。在挪威近代史中，对南北极探险做出贡献的两个人的名字是与滑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科学家弗里德奥弗·纳森是一八八一年胡斯比滑雪跳跃比赛的优胜者，他于一八八八年滑雪穿越格陵兰的冰原，开始他那危险的远征。以后，他写的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滑雪和使用滑雪板的兴趣。一八九五年他与亚勒曼·约翰森一起朝北极方向滑去，历时四个月，最后到达北纬八十六度四分的地方，当时整个世界对他的这次探险无不表示赞叹。另一个叫罗亚勒德·阿穆德森的挪威人，于一九一一年开始南极滑雪探险，经过九十九天极度辛劳的旅行，他和他的五个同伴终于把挪威国旗最先竖立在地球的最南端。
滑雪运动是随着滑雪装具的改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滑雪博物馆里的展品告诉人们，现代滑雪始于十九世纪中期。在这之前，挪威滑雪者只能用脚趾带把滑雪板系在脚上，用一根长棍起制动作用。台立玛克人商德瑞·诺香恩发明脚后跟绑带后，人们才可以做滑雪跳跃、高速滑坡以及旋转曲身等现代滑雪姿势。后来，又有了弯路滑雪赛跑的新的滑雪项目。为纪念商德瑞的发明创造，一九五二年在他出生的小木屋里点燃了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火炬，然后由挪威滑雪选手擎着火炬沿着他滑过的路线，滑到奥斯陆的运动会场。火炬一直燃至运动会结束。
挪威是举行国际滑雪比赛的主要地方。早在一七六七年，在挪威举行了世界军事滑雪比赛。第一次国际滑雪比赛于一八四三年在“夜半太阳之地”的特隆姆斯市举行。
群众性的滑雪组织对推动挪威滑雪运动起着一定作用。挪威最早的滑雪组织应是一八六一年成立的滑雪俱乐部，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滑雪组织。之后，挪威各地陆续成立了滑雪俱乐部。据统计，目前挪威共有两千个滑雪俱乐部。世界第一所滑雪学校于一八八一年在奥斯陆成立，过了两年，在奥斯陆又成立了滑雪促进协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举办滑雪展览，设计新式滑雪板，组织霍尔门科伦滑雪比赛。在它的倡议下，一九○八年成立了挪威滑雪协会，这个协会是一九一○年建立的国际滑雪协会的主要成员。
滑雪运动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从挪威传到国外的。那时候在国外的一些挪威移民和留学生发现当地没有滑雪运动，就给国内写信，让家人把滑雪板寄给他们。一八三八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挪威人开始滑雪。出生在台立玛克郡的挪威人汤姆森，一八五六年曾带着邮件滑越内华达州的谢罗山脉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后来他成为加州著名的滑雪先驱者。到了八十年代，台立玛克人在美国中西部各州举行滑雪比赛。滑雪俱乐部在美国各地也相继成立。在挪威移民的努力下，一九○四年成立了美国全国滑雪协会，大大推动了美国的滑雪运动。挪威人在加拿大开始滑雪是在一八七二年。在中国，一八九九年已有人开始滑雪，据说是一个挪威的传教士。一九○二年，滑雪传到了日本，大家都说挪威驻神户的领事是在日本第一个滑雪的人。欧洲第一批滑雪先驱者也大都来自挪威。早在一八五四年他们就在德国北部滑雪，到了一八九○年，在奥地利、法国和捷克等国也有挪威人滑雪。
由于挪威有悠久的滑雪历史和挪威人的滑雪技术受到世界的称道，挪威语中有些同滑雪有关的词已经国际化了，成为世界的通用字。例如：滑雪（Ski）现在是许多语言的一个混合词，按挪威语发音，“Ski”应该是“Shee”。弯路滑雪赛跑（Slalom）是另一个由两个音节组成的古挪威字，“Sla”是坡的意思，“Lom”是小路的意思。（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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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革命”者，卖命也
向光
“哈瓦那”雪茄和砂糖是古巴传统的出口货，在国际市场上素负盛名。可是最近几年，古巴领导人经营的一种新的出口“货”，也成了举世皆知的名牌“货”，这就是根据莫斯科的订单向世界各地出口的所谓“革命”。
这种古巴牌的“革命”，人们在非洲南部见到过，在非洲之角、红海之滨也领教过。这种“革命”曾轰动一时，一段时间成了全世界报刊的头号新闻。它的名声之大，影响之广，远非哈瓦那任何出口货所能比拟。现在，只要一提起“古巴”二字，人们就联想到古巴的这种出口“货”。“古巴”一词所代表的，已经不只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或者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而是专门用出口“革命”来为莫斯科充当打手的一伙雇佣军了。正因为这样，当越南当局步古巴的后尘，用坦克和大炮把“革命”出口到柬埔寨，为苏联称霸全球的战略效劳的时候，人们就把“东方的古巴”这顶帽子非常合适地戴到越南当局的头上。
古巴已经有这么大的“革命”的名气，莫斯科的大老板却还要为它大树“革命”的“威望”。今年初，苏联《新时代》杂志就为此以“革命古巴的威望”为题，发表文章，历数古巴的“革命”功绩，以资表彰。
《新时代》杂志这篇给古巴表功的文章，是了解古巴出口的“革命”到底是什么货色的一个很好的索引。据这家苏联杂志说，古巴的“革命威望”是很大很大的：
一曰，古巴“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密切合作”。这倒不难理解。莫斯科是“革命”的垄断者，一切国家都得以苏联划线。凡是“同苏联密切合作”的，就有“革命”的“威望”；反之，当然就既不“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威望”的了。
二曰，古巴的“对外政策的实践使它站在了世界解放运动的前列”，因而“对世界政治道义气候的形成产生有力的影响”。不错，古巴确实是通过“对外政策”在非洲的“实践”，才在苏联“解放”全世界的努力中赢得第一号雇佣军的名声，并且对那些为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部署效劳的小伙计们“产生有力的影响”。所以，它成了苏联那个“大家庭”的宠儿，备受称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曰，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反对赋予这个运动以‘中立’性质的企图”。乍一看，这种说法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结盟，顾名思义，就是不参加任何集团，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古巴反对“中立”，岂不是要使不结盟国家都倒向苏联一边，变成同莫斯科结盟的国家吗？《新时代》杂志把古巴这种背离不结盟运动基本原则的行径当作古巴的“革命”“功勋”，这倒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古巴的真面目。
结论是什么呢？很清楚，古巴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国家。它出口所谓“革命”，实际上是替苏联霸权主义卖命。古巴一些领导人嘴里喋喋不休地标榜的所谓“革命”，不过是用来欺骗古巴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块遮羞布。苏联竭力要提高这块遮羞布的“威望”，岂不滑稽可笑？（附图片）
哈瓦那港的出口货 方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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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因斯坦如是说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伟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爱因斯坦生前在和各种人物的通信中，常常诙谐而亲切地谈论他对一些重大或具体问题的富有哲理的见解。下面从爱因斯坦一些书信中摘录的语句，使我们能了解到这位举世景仰的科学巨匠的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些侧面。
对自己的盛名的看法：荣誉使我变得越来越愚蠢。当然，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往往与别人认为他是怎样很不相称。比如我，每每小声咕噜一下也变成了喇叭的独奏。
给一个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学生：不要为你在数学中遇到的困难发愁。老实告诉你，我的困难要大得多。
对消遣的看法：每当我脑子中没有什么特别问题需要思考时，我就喜欢重新验证我早已知道的数学和物理定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充分享受一下专心思考的愉快。
关于探索真理：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
谈到自己的动机：推动我进行科学工作的是一种想了解自然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别的感觉。我热爱正义，也力求对改善人类的处境作出贡献，但这并不同于我的科学兴趣。
给一个因自己是女性而感到歉意的青年：我对你是个女青年并不介意，但主要的是你自己不要介意，因为并没有要介意的理由。
给一个要为他作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学家：很遗憾，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我很想把自己保留在未被分析的原始状态中。（柯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