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克服平均主义是当务之急
中共江苏省溧水县县委书记 原克振
农村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迅速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搞上去，需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关键的一条是，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农村中的平均主义由来已久。五十年代后期，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放开肚皮吃饭”等，就是一次恶性发作。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鼓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更泛滥起来。好些社队在劳动计酬上，不问劳动力强弱和劳动好坏，搞“大概工”、“政治评分”，一拉平；在物资分配上，搞大拉平、小差别，对社员分配现金、口粮、油脂等，不论增产增收与否，都划杠杠，加以限制。特别是由于口粮上的大拉平，往往是人多劳动力少的户吃不了，劳动力多的户不够吃，单身劳动汉吃不饱。凡此种种，严重地挫伤了干部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对于增产队与减产队、富队与穷队，不承认差别，也搞平均主义。队与队的口粮标准相差无几，现金分配也不许悬殊过大。这就助长了甘居下游、安于落后的思想，使经济潜力发掘不出来。有些穷队以为农业上不去不要紧，口粮总有保证，落后的帽子长期脱不掉。
此外，平均主义助长了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我们全县“四支一宕”（预支、超支、借支、垫支，宕帐）有五百万元，年年清理不了，影响了分配兑现，影响了生产资金的筹集。农村一部分人靠“四支”吃饭，大部分人的劳动成果被他人占有，生产积极性不高。
为什么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长期地、顽固地存在着呢？除了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根源外，还有极左思潮为害。这些年老在生产关系上折腾，说起来很“革命”，是什么防止“两极分化”，“不走回头路”等等，实际上是提倡平均主义，把这个“紧箍咒”套在农民头上，不让集体经济壮大起来，不让农民富裕起来，要把大家捆在一起守穷。
克服平均主义，首先要弄清实行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样做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已归公有，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又不剥削旁人，怎会产生那种极少数人靠剥削致富、大多数人被剥削受穷的“两极分化”呢？相反，只有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才会鼓励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共同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来消灭贫困现象。我县白马公社去年年终分配时，坚持多劳多得，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差别。全公社口粮标准最高的生产队每人平均七百四十斤，低的四百八十斤；现金收入最高的生产队达到每人平均一百三十二元，头一次冲破了长期以来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更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集体创造财富多的社员，多得一些，愿意更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收入少的社员，也觉得要往前赶，争取为集体创造较多的财富，提高自己的收入。今年，这个公社很快落实了农业生产计划，顺利地把任务包到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社员说：平均主义这只“老虎”打倒了，劳动有劲头，加快发展生产更有希望了。
由此可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是发展生产的动力，而平均主义恰恰是阻力。当务之急是要公开宣布彻底废除原来规定的一切不符合按劳分配政策的条条杠杠。增产队的社员应该多吃多分，允许他们先富起来，走在前面，做出表率。各级干部也要建立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考核、奖惩、升降”制度，同样实行多劳多得。这样，社员和干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就可能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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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种怪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县委副书记 李志安
最近这两年，我在段村公社西未庄大队蹲点。多年来，这个自然条件相当好的大队生产搞得不好，原因是生产管理没有责任制，分配搞平均主义。每天社员下地，广播喊，队长叫，半天集合不齐。到地乱点兵，干活一窝蜂。干部埋怨社员出工不出力，社员埋怨干部不公平。这样年复一年，生产上不去，分配水平低。
后来，我和大队的干部、积极分子一再商量，实行了一套“定额到组，超产奖励”办法和责任制度，规定超过预定产量的作业组和劳动好的社员，奖给工分和现金。这样就把搞好集体生产同每个社员的物质利益结合了起来，使他们都关心生产计划的完成。
这套办法实行以后，效果很好。社员下地不用喊，干活很自觉，工效、质量都提高了。过去，一眼机井八个人管，一天浇五亩地；如今四个人管，一天浇十亩地。一九七七年，粮食平均亩产由四百多斤提高到六百斤，去年又提高到八百斤，社员收入显著增加，集体经济的家底也厚了。去年大队新打了五眼机井，还买了电动机、柴油机和牲口等。这一切，不是证明这套定额到组、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办法，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正确措施么？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七上八下，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类做法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倒退”的帽子，一再受过批判，我这样做会不会又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当时，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既要干，又不留下小辫子给人抓，实行严格
“保密”，规定这套做法只在本大队试行，不准传播到外村，也不在公社推广。
直到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报纸上开始不断登载关于按劳分配的报道，上级也说可以在生产队推行定额管理和奖惩制度，我心里这才觉得有了“底”，不过想起来还有余悸。
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过：“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上面这件严格“保密”的事，不就是怪现象之一吗？
我觉得能不能跟上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破思想僵化，消除思想余悸，是个重要的前提。多年来，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规定的，上级领导没有讲过的，就不敢说，不敢干。新的办法不敢想，新的路子不敢闯，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每次上级开会，我们就仔细听，好好记，回去把原文传达下去，就算了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我们呢，往往把文件、书本上规定的条条框框，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象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可能参加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伟大进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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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新《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计酬的形式，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实践证明，这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有效措施。
但是，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一定要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这一前提下进行，而不能任意改变所有制，甚至闹拆队，发生争土地、争劳力、争耕畜、争农具、争水、争肥等现象。否则，将影响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稳定，甚至会带来削弱集体经济的后果。梅县来信反映的拆队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希望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特别是要组织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新《六十条》，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把农业的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快更好。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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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实行包工到组不能闹拆队
编辑同志：
新《六十条》第六条规定：“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
可是，我们县在实行定额管理、包工到作业组的过程中，荷泗公社有十七个生产队，以搞“四固定”作业组为名，闹拆队，分成了四十七个小“生产队”，各自单独核算。闹拆队的原因很多，部分生产队确实由于规模大又比较分散，或者干部长期闹不团结，人心思分；但主要是因为对定额管理、包工到组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和缺乏经验造成的。
这样闹拆队，闹得人心不安、生产混乱。有的生产队长躺倒不干；有的队土地被私人占种；有的队整地推迟，积肥、备种不足；有的队柑桔、甘蔗被偷被吃，无人过问；甚至出现少数人单干的现象。
荷泗公社党委已经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并派工作组下队，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思想工作，认真处理拆队的问题。
中共广东梅县县委办公室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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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湘绣产量为什么低？
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在国内外一向负有盛名。湘绣出口的换汇率高。发展湘绣，多换外汇，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处。可是，目前湘绣生产的状况非常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九七八年湘绣总产量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半，出口湘绣产品数量不到国际市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湘绣产量这样低呢？是设备和原材料不足吗？不。湘绣是手工劳动，不需要机器设备，也不占用国计民生需要的重要原材料，它的原料就是软缎，而目前软缎是有积压的。是绣工少吗？不。从事湘绣的只有少数是专业队伍，主要靠长沙市郊区和长沙、望城、湘潭等县的农村妇女。她们利用农闲来绣制，历来是一种家庭副业。文化大革命前，最多时曾有四万多名农村妇女从事绣花，而现在只有一万八千人左右。人数下降这么多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在于经济政策不落实，农村绣工加工费的结算方式不合理。以前，用现金结算方式，即农村绣工一手交货，工厂一手付工资，收入全归农村绣工自己。这种办法，工厂和农村绣工都比较满意。后来改为非现金结算，就是工厂通过银行将农村绣工的加工费交给集体，再由集体给绣工记分，到年底统一分配。这样一来，由于分配不及时，农村绣工手中经常没有零钱花，有的人连买绣花用的灯油和付接送绣品的车费都发生困难。另外，农村绣工参加统一分配后，收入也明显地减少了。因此，许多人不愿绣花，湘绣厂的生产任务经常完不成，外商的订货合同当然也就难以保证了。
一九七七年，在湘绣厂和农村绣工的抵制下，有少数地方恢复了现金结算，大多数地区普遍改为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对半分成的），即绣工拿百分之四十的现金，其余归集体记工。这样做，农村绣工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去年夏天，少数地方恢复了现金结算，收入全部归绣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长沙县湘绣厂设在望城县桥驿的绣品收发站，一九七七年实行四六分成时，全年只收到绣品二万九千多件。去年六月，恢复了现金结算，全年共收到绣品五万二千多件。事实说明，只要把分配政策搞对头了，农村绣工的积极性马上就能调动起来，绣品就会大幅度增加。
有些社队干部担心搞了现金结算，妇女们成天只去刺绣搞钱，影响农活。事实不是如此。例如桥驿公社阳塘大队共有女劳力一百九十八名，其中从事绣花的有一百四、五十名。去年，这个大队根据每个妇女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各人每年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剩余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没有完成定额的，误多少工，缴多少工的工价给生产队。这样，妇女们既积极出工，又放心大胆地绣花，农忙务农，农闲绣花；白天务农，早晚绣花；晴天务农，雨天绣花。有些没有劳动定额的老太太和上学的女孩子，也利用空闲时间绣起花来。去年，这个大队的绣花人数和绣品都比前年增加一倍左右，农业生产也得到丰收，社员生活水平有了改善。
据记者了解，要发展湘绣，首先必须明确农村绣工为工厂加工湘绣制品是家庭副业，收入应当完全归绣工自己。此外，还要解决管理体制不合理，刺绣技艺研究工作跟不上，外贸部门收购绣品价格偏低等问题，有些人还提出农村绣工的加工费过低。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孟凡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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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集中力量改造现有中小氮肥厂
决定停建三个小氮肥厂
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牛正武报道：吉林省石油化工系统在安排今年的基本建设任务时，改变以往分散力量、打“消耗仗”的做法，决定停建正在建设中的珲春、安图和双辽三个小氮肥厂，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到现有的中、小氮肥厂的革新、改造、挖潜上，以期早日收到经济效果。
吉林省共有二十二个地方办的中、小氮肥厂，其中，除长山化肥厂年产五万吨合成氨以外，其余都是设计能力年产三千至五千吨合成氨的小厂。这些小氮肥厂，只有少数几个能够较好地完成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消耗大、成本高、亏损严重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全省化肥生产共亏损二千七百多万元，其中小氮肥占二千四百多万元。为了改变小化肥厂生产上的这种落后状况，吉林省有关部门从去年开始对现有小氮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但因为同时又动工新建了几个小化肥厂，分散了人力和资金，设备材料缺口很大，以致老厂的技术改造未能顺利进行，新建工程也未能按期建成。
吉林省有关部门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感到新建小氮肥厂的经济效果远不如改造原有的中、小氮肥厂。去年，由于对一些中、小氮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到年末新增合成氨生产能力二万吨。如果在资金和设备、材料上给予保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全省现有的中、小氮肥厂都进行技术改造，就可以使合成氨的生产能力由八万五千吨提高到十四万吨，相当于新建十一个年产五千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所需资金则比建设同样规模的新厂要节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过去的经验还证明，建设小氮肥厂经济上并不合算。有些厂要从外地运进原料，加上经营管理不善，每年要亏损一、二百万元。现在正在新建的几个小氮肥厂，当地就缺乏必要的资源条件。因此，大家认为，不顾资源条件，不讲经济效果，硬要一个县建一个小化肥厂的做法不符合经济规律。
为了把三个停建厂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利用起来，吉林省有关部门决定了三条原则：一、停建厂的人员由当地就近妥善安排，已建厂房交当地生产企业使用；二、停建厂的设备、材料，由省石油化工局按照择优供应原则，调拨给能够最先形成生产能力、最快见到经济效果的工厂使用；三、在择优供应的前提下，停建厂的设备、材料首先照顾本地区正在进行技术改造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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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确保重点工程按期完成
上海化工部门坚决压缩基建规模
据新华社上海二月二十二日电 上海市化工部门从全局出发，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决定停建和缓建二十一个基本建设项目，减少国家投资六千六百多万元，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确保急需的和重点工程的建设。
上海市化工局今年列入计划新建和续建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七十六项，共需国家投资六亿多元。各有关基层单位申报多次，迫切要求早日动工。上海市有关领导部门经过审查，提出这个局今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只有削减一些项目，才能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工程按期完成。上海市化工局接受了这个意见，前不久重新审查了本系统列入今年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对那些目前工艺技术还没有过关、建成后原材料供应有困难、“三废”污染暂时不能解决的一些项目，坚决下马。
这个局还千方百计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尽量少建或不建新项目。
现在，这个局正在妥善地处理这些项目下马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些已经到货的设备正调拨到其他急需的单位或指定专人维修、保养。已经动工或建设的厂房将另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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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赤水县盛产楠竹，当地群众就地取材，每年可生产二十多万件竹制品。这是工人在制作竹木结构的三开绘花竹器。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