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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杨淑琴主动纠正自己错判的案件
所谓蒋丽华反革命案实际上是一个冤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决定撤销原判决，宣告蒋丽华无罪，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本报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杨淑琴同志，通过学习中央文件，认识到自己判决的所谓“蒋丽华反革命案”是一起冤案，主动向领导提出对此案进行复查，予以平反。
现经查明，所谓蒋丽华的反革命罪，主要是她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为了讨伐林彪、“四人帮”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篇文章中，有责怪毛主席的词句。一九七三年，她在当时情况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嘉定县公检法军管组作了交代，不仅得不到谅解，反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她离开上海，到各地游说，为邓副主席遭迫害鸣不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她为了揭露“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在长沙、柳州、桂林等地书写、散发传单《过去的十年》和一些标语，其中也有责怪毛主席的话。因此，一九七八年一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判管制三年。这个冤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决定，撤销原来的两次判决，宣告蒋丽华无罪，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杨淑琴同志在上海市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交流经验时，谈了她当时的思想活动状况。她说，一九七七年七月，接受审理蒋丽华案后，思想十分矛盾。对蒋丽华慷慨激昂地痛斥林彪、“四人帮”，感到淋漓尽致，说出了人们从前不敢公开讲的心里话，令人称赞；但两眼一看到有关责怪毛主席的话时，就掂来掂去觉得此案分量不轻，政策性很强，比较难办，弄不好，就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再看到此案从逮捕到起诉都是经过市里有关领导画圈同意的，所以就认为蒋丽华虽然主要是反对林彪、“四人帮”，但是也责怪了毛主席，再宽恕也不能不处理，起码要判管制。经过逐级反复争论，最后仍判了刑。通过学习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文章，杨淑琴思想认识逐步提高，对蒋丽华案的看法，也逐步发生变化，感到是个冤案。
首先，蒋丽华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一个青年。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所谓“二月逆流”，阴谋打倒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为愤慨，为那些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关进监狱、被排挤、被扣上帽子靠边站的一大批老干部鸣不平，对林彪、“四人帮”等挑起武斗，制造内战，工厂停产，农业生产下降等状况极为不满，才写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篇文章。一九七六年十月，她对“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和诬陷邓小平同志，异常愤慨，决心离开“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到外省参加群众讨伐“四人帮”的行列。在长沙、桂林、柳州等地散发的《过去的十年》传单中，历数“四人帮”倒行逆施，在政治、教育、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社会风气等十个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倒退的十年，是封建复辟的十年”；称赞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制定的“总纲”、“条例”、“汇报提纲”，“说出人们心里话，是代表亿万人民的需要”，热情颂扬邓小平同志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的崇高品质。同时，在直接寄给张春桥的信中，她痛斥张“摇唇鼓舌，阉割马列，阿谀奉迎，比林彪还阴险三分。为了自己爬上总理的位置，不惜采用诽谤他人的手法，大搞围剿……。”这些都是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表现。但在原来定案时，既不肯定其反对林彪、“四人帮”的主流，又把她揭露“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实际状况，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这就混淆了是非。其次，蒋丽华在写给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中，要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拿出当年打蒋家王朝的革命干劲，不要怕打倒，不要怕撤职，领导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她得知“四人帮”已被粉碎的胜利喜讯后，曾写信给华主席，表示坚决拥护，还希望他“扎实挑起重担，把各项工作抓起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国家的利益，让邓副主席继续工作。”最后还写道：“愿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在二十世纪内完成宏伟的二步设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足以证明，蒋丽华所写的文章和标语中，虽然有涉及毛主席的地方，但她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当她知道毛主席在世时，早就有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指示，就后悔自己错怪了毛主席。这一事实也说明她并不是有意反对毛主席。
杨淑琴同志谈到承办这个案件的教训时说，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才能分清错误与犯罪的界限。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在审理案件中，不准研究“动机”、“前因”，不查是否具有“以反革命为目的”，只要抓住一、二句有毛病的话，就无限上纲，这就难免出错。在审结蒋丽华案件以前，曾到她工作过的两个单位听取群众意见。封浜中学曾经提出：蒋丽华案件是个特殊案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从历史的特定时间、条件，全面地进行分析，作出处理。还有一位老干部说：蒋丽华是对林彪、“四人帮”不满，特别是对他们迫害老干部不满。这些来自群众中的正确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就是因为上级已作了决定，所以就把群众意见丢在一边，结果出了错。人民的审判人员，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严格依法办事，准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才是真正对党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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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忠诚的公安战士
——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邢相生同志
一九七七年深秋的一天，首都公安战士奔走相告：“我们的老局长回来了！”一些老干警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十年不见了，老局长衣着还是那样朴素，面容依然是那样坚毅。只是头发花白了，它标志着十年来经历的风霜。这位老局长，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邢相生同志。
一
邢相生同志一上班，就让女儿把铺盖搬到办公室。从此，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学习着。面对公安工作百废待举的局面，他十分痛心，立志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首都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决心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安全条件，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作贡献。
不久，东城分局管区发生了一起政治案件。他接到报案后，立即听取汇报，了解情况，部署侦破工作，直到凌晨三点多钟。第二天他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案件的情况。出院时，医生要他全休两个星期，可是，一出院，他就直奔办公室。同志们劝他多休息，他说：“没有事，我自己感觉还好，能顶得住”。一天晚上，办公室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一直谈到十一点半，他实在支持不住了，说：“你们先吃夜餐，我在沙发上眯一会，半个小时后咱们再谈。”同志们知道邢局长有病，劝他早点休息，他笑着说：“正因为有病，更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多做工作。”去年一月，有个交通民警中午来找邢局长，大家劝邢相生同志先吃饭，下午再接待。邢相生同志说：“不能这样，人家来局里一次不容易，还是先和他谈。”
邢相生同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亲自处理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公安干警的来信来访。凡是写给他的信件，都亲自拆阅、亲自批办，有的还亲自回信。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到外地的公安干警，有的来到北京，希望见见老局长。个别负责接待的同志，看到他那样繁忙，有时把来访者劝阻在门外。邢相生同志知道后，含着眼泪讲：“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这十年来，有的失去了人身自由，有的失去了工作，生活十分困难。今天，我们不能不管。”
邢相生同志重新工作的第五天，全国人民高兴地迎来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欢庆的日子里，他更加怀念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同志，走访了几个受害者的家庭。当他走进一个被迫害致死的老处长的家时，全家人感到十分突然。十年不见了，半天辨认不出来，还是大孩子先叫了一声：“这不是邢大爷吗？”邢相生同志笑着叫他们坐下，又是问寒又是问暖。这位老处长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时，留下了没有工作的爱人和七个孩子。当时，这七个孩子只有一个刚参加工作，四个在上学，两个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可以想象，在这十年中，孩子的妈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经受了多大的折磨。邢相生同志听着全家人的控诉，对孩子们说：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的身上，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革命到底。临走时，他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百元钱送给孩子。尽管他们不肯要，还是硬给留下了。
平时，邢相生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十天半月也不回家。失去妈妈的孩子们，想念爸爸时，只好在电话里和他讲几句话。去年旧历正月初一，孩子们多么希望能同父亲一起度过传统的佳节呀。而邢相生同志想的仍然是工作。这一天，他跟几位副局长商量，决定到四个各有特点的派出所去看看。他们来到广安门外派出所，一进门，邢相生同志就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给你们拜年来了。”民警们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局长，心情异常激动。邢相生同志和大家一起亲切地谈工作，问生活，拉家常。当他了解到个别民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就严肃地说：“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公安战士有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多年来，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赞扬。同志们一定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认真执行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决不允许违犯纪律的现象出现。”
这一天，邢相生等同志还走访了北太平庄派出所、天坛派出所、月坛派出所。每到一地，他们都详细地了解那里的工作情况和同志们的生活问题，并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公安工作的破坏，大讲首都公安工作的光荣传统和作风，鼓励干警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当晚九点多钟，他又来到一处，同这个处的领导一起研究工作，部署了运动，十一点多才离开。
二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救亡的怒涛席卷全国。邢相生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利用他所从事的铁路工作之便，散发进步报刊，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党组织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同年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先后送他到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部工作。他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任弼时、李克农等负责同志曾赞许地说：“邢相生同志是个好同志。”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他接受党组织赋予的光荣使命，来到了首都公安战线。在邢相生同志主持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期间，首都的社会治安不断出现好局面。外国朋友赞扬说，北京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方。干警们反映：那时首都治安秩序之好，是同邢局长所付出的心血连结在一起的。
邢相生同志常对干警们讲：治安工作要治才能安。搞治安，首先要了解和认识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从根本上解决。根据邢相生等领导同志的意见，先是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化工厂和小五金厂，组织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人参加劳动；积累了资金，又在被人称为兔子不拉屎的沙丘地建起了农场。农场养鸡、养鸭、养猪、养牛，并种了大量蔬菜和水果，有的还提供出口。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解决了那一部分人的职业和生活问题；二是改造了他们的思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三是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教育和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是搞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方面。邢相生同志说：“教育好青少年，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带着干警到街道、派出所调查研究。有一个派出所，采取老师、家长、街道、派出所民警“四结合”的办法，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使大部分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得到了改造。邢局长总结了这一经验，并在全局推广。为了搞好首都的治安保卫工作，他对每一条规章制度的建立，都字斟句酌；对每一件重大案子的审批，都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对每一次重要的保卫任务，都亲拟方案、亲自检查、亲自落实。
邢相生同志常说：“活着最有意义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他没有同爱人和孩子们共同度过一个“五一”、“十一”和春节，也很少同他们共同度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干警们说：“作为民警，他是首都公安战线的优秀战士；作为局长，他是公安局里的优秀领导。”
三
然而，有谁会想到，这位经党长期培养教育，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为首都公安保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干部，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们丧心病狂，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投进监狱达七年之久。被关进监狱后，他家中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具，也立即全被抄走了，连一块床板也没给留下。全家祖孙三代共六口人，被赶到一间小房子里，他八十多岁的老妈妈也和全家一起睡在地上。一开始，孩子们还瞒着年迈的奶奶，对她说：“爸爸到外地出差了”。可是，老人想念儿子，每天下午到门口望啊望啊，总不见儿子回来。直至家被抄了，老人才明白：儿子遭了天大的灾祸。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老人想念儿子，常常失声痛哭。没有几个月，就含恨去世了。邢相生同志的爱人郭云芝，当时有严重的高血压、浮肿等疾病，也被赶到农场劳动。患有肝炎的大孩子，被赶到农村插队。二孩子在工厂也受到歧视。他总是想：爸爸是抓反革命的，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一度神经失常。年幼的小女儿得了急性肝炎，得不到及时治疗。当送进医院时，医生责备说：“病成这个样子才送来，再晚来一步，就要肝昏迷了。”但是，打击和迫害，并没有动摇全家人的信念。那时，郭云芝同志常对孩子们说：“我坚信你爸爸是好人，坚信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一定会落实到我们家。”谁又想到，邢相生同志“监外就医”不到两个月，郭云芝同志也含冤离开了人世。
邢相生同志被投入监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得知家人的情况。当他在狱中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时，就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要了几十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那时，他手中没有笔，身边没有纸，为了标明学习重点，就把孩子给他寄东西的包装纸撕成小条，一条一条地贴在书上。邢相生同志在监狱中，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顶住了林彪、“四人帮”对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凡是他经手办的事，从不上推下卸；涉及到下面的问题，都主动承担责任。这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连当时负责他专案的人也受到教育，说他是一个“坚持原则、对同志负责的人”。
邢相生同志“监外就医”后不久，他的大孩子对他说：“人家说你在公安局时，搞的是黑线专政。”邢相生同志回答说：“让他们讲去吧！十七年中保卫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安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有位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处长，来到邢相生同志的住处。他突然看到七年不见的老战友，先是一惊：“你怎么来了？”老处长说：“云芝同志刚去世，你的处境又这么困难，我不得不来。”并安慰他：“你要想得开，好好保重身体，党的工作还等待我们去做。”邢相生同志点了点头，深情地说：“咱们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们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做的。”此时此刻，两位老战友该有多少心里话要相互倾吐。然而，当时他们都是没有行动自由的人，老处长呆了半个小时，不得不悄悄离开。
四
去年五月十二日五时十二分，市公安局总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值班员迅速拿起话筒，听到微弱的声音：“我犯病了。”听着那熟悉的声音，机灵的值班员连外衣也顾不得穿，立即往邢相生的办公室跑去。进门一看，老局长躺在床上，满脸豆粒般的汗珠，直往下滚。他指了一下放在办公桌上的药，值班员立即会意，知道老局长的心脏病又犯了，药已服过了，便马上通知公安医院并报告局办公室领导。经过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又同周围的同志谈起工作。病房有个护士说，她家住地社会治安秩序不好，邢相生便叫身边的同志转告有关分局，请他们抓一下，坚决打击那些破坏社会治安的坏分子。五月十八日上午，他告诉陪住的同志：阜外医院有一位华侨，申请出国探亲几年了，没有批准，说是卡在公安局，要查对一下，弄清原因，按照党的政策给人家办了。看到这一切，陪住的同志深受教育，医务人员也十分感动，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抢救治疗这位老局长。
不幸的是，五月十八日晚，邢相生同志的病情突然恶化，多方抢救无效，于翌日零时五十多分心脏停止了跳动。首都广大公安干警失去了一个优秀的领导，首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公安战士。大家说：“邢相生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本报记者 柯 夫 吴恒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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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策暖人心
《北京日报》一月三十日发表了《她为什么犯罪？》一文以后，很多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赵淑英的情况。为此，我们访问了赵淑英所在的太师屯公社流河峪大队和密云县人民法院。
我们来到流河峪大队时，赵淑英和队里的女社员们正在工地劳动。副大队长曹洪和同志把她叫回来并向她说明我们的来意。这位二十五岁的女社员沉思了片刻，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了起来。
她说：“还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精神上就受到了打击。由于我出身不好，村里有些人欺负我，甚至连小孩子也敢打我，父母也不能替我说话。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干活了。劳动中，个别干部总是挑我的刺，田里的赖活不是我干的也时常怪罪到我的头上。后来，我的工分低于一般的女劳力。特别是前几年，大队和生产队的少数干部，受林彪、‘四人帮’和反动血统论的影响，随心所欲地对我进行迫害”。一九七四年她上访回村后，受到队干部进一步迫害，把她家借住的房子刨了，她家只得搬到一处破房去住。十月，她被生活所迫，随表姐到东北找对象，当地来函索要证明，大队复信说她是“骗子”，结果对象吹了。几次找对象，都被队里在手续上卡住。一九七六年五月，生产队以外出上访为由扣了她一九七五年全年口粮，为此她上访回村后，队干部追问她为啥上访，再次将她捆上，锁在房子里，并将她的头发推光，然后关在小土洞里。她觉得再也无法在村里生活下去了，便逃了出来，从此流浪在外。
赵淑英沉痛地说：外出后，先是用离开家时带在身上的钱买点吃的；钱用完了，就捡些破纸卖；破纸捡不到了，就串饭馆找点吃的，因此，多次被收容。最后迫于无奈，于一九七六年八月至一九七七年四月，她在北京站借替人看东西之机作案三次，计窃人民币四百一十余元，通用粮票三百一十余斤，布票四十余尺，罗马表一块及衣物等多件（主要赃物已追回）。她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说到这里，赵淑英潸然泪下。
然后，她慢慢抬起头来，十分感激地说：“我虽然犯了罪，但是，人民法院对我犯罪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决定不给我判刑，把党的政策落实到了我的身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国万接我回来的时候，代表大队向我承担了责任。打、骂过我的生产队长承认了错误，向我介绍了生产队的变化，鼓励我回去好好干。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谈到今后的打算时，赵淑英说：“我虽然是快二十六岁的人了，决定先不考虑个人问题，在队里好好干一、二年，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挽救。”
赵淑英犯了盗窃罪，照理应该判刑，但是，密云县人民法院决定免予刑事处分，道理何在呢？
密云县人民法院院长赫仁培和审判员王怀义同志坦率地告诉我们：法院对赵淑英这个案子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根据赵的犯罪事实，开始也提出了判刑三年的处理意见。后来进一步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赵淑英是一个农村姑娘，为什么要四处流浪呢？与此同时，审判员耐心地倾听了赵淑英的申诉。她在亲笔写的按有血指印的材料中，历数了在村里的种种遭遇，并说：“我迫切希望法院领导把我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调查清。”经过研究，密云县法院认为，法院办案子应当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县法院先后三次派王怀义等同志到流河峪大队调查，对赵淑英犯罪的原因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研究。事实证明，赵淑英外流以致作案，是由于少数基层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和严重的违法乱纪所促成的。个别干部对赵淑英随意捆绑毒打，进行人身污辱，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克扣，使赵在村里无法生活，感到“在村里受罪还不如挨押、坐监狱，生活有保证，不挨打受骂”，因而长期外流，最后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密云县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的有关精神，根据赵淑英认罪态度较好，主要赃物已追回的情况，决定对赵淑英免予刑事处分。
法院决定对赵淑英免予刑事处分，群众有什么反应呢？
生产队长王景全说：“前几年我当生产队干部，由于林彪、‘四人帮’搞反动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对地、富子女，我错误地认为越左越好，违反了党的政策。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过去，由于没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得赵淑英犯了罪，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大队长赵国华的爱人王守云说：正在贯彻落实地、富及其子女的政策的时候，赵淑英被放回来了，刚回来的那几天，左邻右舍的人都到她家里看望她。过去，看到赵淑英挨打受骂，心里想，爹妈有罪不该连累孩子，但谁也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
王守云的话还未说完，社员李淑贤等就接上了话茬：落实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政策，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有出路了，党的政策真英明。法院把赵淑英放回来，我们打心眼里赞成。释放她一个，调动了队里地富及其子女许多人的积极性，也教育了全队的人。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