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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执行合同 政策取信于民
璧山县委书记坚决纠正驻白合三队工作组擅自废除生产队和社员签订的养蚕合同的错误做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县年终分配政策的兑现
中共四川省璧山县委书记肖荣发，坚决纠正一起政策失信于民的事件，推动了全县一九七八年年终分配政策的兑现，在全县农村引起热烈的反响。
事情是从县委派驻丁家公社白合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工作组，擅自破坏生产队的自主权，随意废除生产队和社员签订的养蚕生产合同引起的。
原来，一九七八年春天，丁家公社分给白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三张春蚕种。生产队决定推行养蚕合同制。经过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讨论，合同规定：一、养蚕户全年养蚕九张（春蚕、夏蚕和秋蚕，各三张），每张平均向队交蚕茧款六十元，共交队五百四十元（过去平均每年交队四百多元）即算完成任务，超额有奖，减产适当赔偿。二、养蚕户向队每交一元蚕茧款、记工四分（过去五分六分不等）。三、生产队负责供足桑叶及簸箕、草龙等养蚕用具，其余养蚕所需的经费由养蚕户包干。合同议订出来后，全队愿意签定合同的，只有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于是生产队便把这三张春蚕种交他们分户饲养，并按议定书签定了一九七八年度的养蚕合同。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夺得蚕茧丰收，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接到蚕种后，全家都忙了起来。他们精心养蚕，有病治病，无病预防，队上桑叶不够，就给蚕儿喂糖、喂面。特别是在大蚕上茧前，李国斌、罗国兴更是日夜守护蚕房，随时添叶加料。经过艰苦努力，两户社员都夺得了蚕茧高产，大大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指标。按照合同规定计算，应该奖给李国斌、罗国兴两户社员养蚕奖金三百七十五元九角。
不料，县委派到这里蹲点的工作组干部听到这个情况后，硬说这是“肥了个人，瘦了集体、亏了国家”，强令队干部和养蚕户废除合同，把收入全部归队。干部和大多数社员思想不通。养蚕户说：“生产队说话不算数，今后那个还愿干？”队干部担心队里订的生猪、蘑菇、棉花、耕牛等许多生产合同会受影响，今后生产难领导！果然，不几天，许多社员把队里的生猪、蘑菇等合同撕得粉碎。消息传出去以后，临近的社队也发生了撕毁合同的严重情况。
白合大队第三生产队驻队干部破坏党的政策，擅自废除合同的事件，引起了县委书记肖荣发的重视。他亲自到白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作调查，说服教育蹲点的干部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执行合同规定，保证年终分配兑现，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同时，召开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大会，总结经验。
是不是养蚕合同肥了个人，瘦了集体、亏了国家呢？肖荣发和干部、社员一起算了几笔帐。算帐结果表明，由于合同调动了社员养蚕积极性，首先对国家贡献大了。这个队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共向国家交售蚕茧六百九十七斤，去年一年就交售七百四十斤。同时，生产队收入也增加了。前几年养蚕，队里平均每年收入四百多元，付给社员养蚕工分二千六百分左右，去年收入蚕茧现款五百四十元，还少付出工分四百四十多分。在这种情况下，李国斌和罗国兴除应得的工分外，还分别获得了一百九十一元一角和一百八十四元八角的奖金，是完全应该的。这些奖金实际上是对社员超额劳动的一种报酬，有何不可？象这样搞合同制，符合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方向没有错。
结果，被撕毁了的养蚕合同恢复了，李国斌和罗国兴高高兴兴拿到了合同规定的奖金。本队和附近社队其他被撕毁了的生猪、蘑菇合同也相继恢复了。消息一传开，全县广大社队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有的说：“政策算数了，年终分配兑现不用愁了。”有的说：“照这样干下去，生产就会更上一层楼。”
新华社记者 毛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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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要为土特产“落实政策”
近些年来，首都郊区的土特产品越来越少，有的几乎从市场上绝迹了。
北京板栗以香甜可口著名，为什么这些年大幅度减产？记者访问了怀柔、密云等县，干部社员一致认为，这是生产方针错误、政策不落实造成的。怀柔县黄坎、黄花城、辛营、沙峪四个公社，地处山区，是北京板栗的主要产地。过去，这四个公社重点发展板栗生产，板栗总产量曾达六百多万斤，占全市总产量半数以上。后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硬要这几个公社甩掉缺粮帽子，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大干了十二年，每年农业投资一百多万元，粮食总产量虽然增加了二百万斤，但缺粮帽子并没有甩掉，干鲜果产量却大幅度下降。一九七七年板栗总产量只有一百七十万斤，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北京妙峰山的玫瑰花，用途广，经济价值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妙峰山公社涧沟大队经营一千亩玫瑰园、一万六千四百多棵果树、五百二十亩耕地。这个大队地处海拔九百多米的深山区，无霜期只有一百一十天，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历史上形成了以发展玫瑰花和果品为主。可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他们“重花轻粮”是搞资本主义，强令“舍花抓粮”。为了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把好端端的玫瑰园和一些果树园毁掉了。一九六九年全大队采花八万七千斤，一九七八年下降到一万三千多斤。这个公社的东山大队，是著名的京白梨故乡，由于同样的原因，京白梨由文化大革命前年产四十多万斤，下降到一九七七年的八万斤。这类毁树造田、弃果抓粮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门头沟区的核桃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份减少了六百八十万斤，群众经济收益大幅度降低。
由于土特产品被置于可有可无不受重视的地位，有关的经济政策没有很好落实。这是造成土特产品大幅度减产的另一个原因。例如，国务院曾规定，每交售一百斤核桃或板栗，奖粮三十斤，北京市还规定每交售一百斤核桃另外奖油五斤。实际上，不少地方政策没有兑现。有些区县粮食部门把应给果产队的奖励粮抵顶了国家供应的部分返销粮。有些大队、生产队把拿到的果奖粮卡下来，挪作储备粮或机动粮，不分给社员个人。北京市规定，核桃产区社员的吃油标准，每人每年不得超过三斤。这就挫伤了社员向国家多交售核桃的积极性。按规定凡是完成国家果品收购任务的社队，社员口粮应按邻近余粮队的水平供应。记者在门头沟、怀柔、平谷等区、县了解，这个规定也没有认真执行。
造成土特产品大幅度减产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些同志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味浓、汁多、酸甜可口、生食和制酒皆宜著名的玫瑰香葡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二千多万斤。以后几次压低收购价，每斤从四角多一度压到二角二分钱。生产单位种植葡萄不但无利，还要赔钱，就大量砍伐葡萄树，玫瑰香葡萄年产量随之降到八、九百万斤，除供酒厂酿酒外，市场上就很难见到了。在果品中，干果的收购价低于鲜果。按照目前国家最高收购价格计算，一棵核桃树每年收入十几元钱，板栗树收入五元钱；而一棵同样年龄的苹果树或鸭梨树，年产一般达四百斤左右，可收入七、八十元。农民感到种植核桃、板栗不合算，愿意发展苹果、鸭梨等鲜果树。密云县核桃、板栗、杏核等干果总产量，一九六五年为三百三十多万斤，到一九七七年只有一百九十多万斤，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最近，北京市委在研究如何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重申要把郊区建成首都的副食品生产基地，为大城市服务的方针。方针明确了，有关经济政策开始引起重视，有的已经初步得到解决。但是要使这一生产方针认真地得到贯彻执行，必须解决一系列的思想认识问题，并要果断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行。 陶远 朱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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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绕开矛盾走变成迎着“老大难”上
永吉县集中力量狠抓薄弱队
本报讯 记者黄际昌报道：“到薄弱队去挖潜力，抢速度，夺高产！”这是吉林省永吉县为转移好工作着重点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全县三分之一的县、社干部即将陆续奔赴偏僻穷困的乡村，同那里的群众一起改变山河旧貌。
永吉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结合学习、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认真分析社、队现状，看到全县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领导班子弱，家底薄，产量低，社员收入少。为什么这么多薄弱队长期上不去？从县、社领导角度查原因，一个是：总认为这些队的生产条件太差，“稀泥扶不上墙”，把这些队看死了。另一个是：作风不艰苦不深入，爱到平原富队“看花”，不愿到薄弱队“踩刺”。因为大部分薄弱队在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的山区、半山区，而且问题成堆，有些干部生怕下到队里脱不了手，又怕辛苦一年，屯不起大粮堆，显不出能耐，戴不上红花，费力不落好。多年来，县、社一些领导干部一直绕开“老大难”走，尽管口喊要关心薄弱队，实际抓得不力。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他们搜集分析了七十五个薄弱大队的调查材料，回顾了几个后进队变先进队的事例和经验，打开了眼界。有人说：过去用“死眼光”看薄弱队，透心凉；现在才明白，这是形而上学在脑子里作怪。其实，薄弱队也能大翻身，关键看领导决心大不大，舍不舍得扑下身子去抓。也有人说：要基层变，领导先得转好弯子，把“嫌贫爱富”变成“支弱促富”，把只抓先进一头变为“抓两头，带中间”，把绕开矛盾走变成迎着“老大难”上。今年开门迈步就从这里迈！
县委、县革委会集思广益，作出了今年第一个决定：要集中精力抓好薄弱队。要求各部门立即作出计划，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扶持薄弱队，今年全县的无偿投资、长期无息贷款以及机动财力，大部分要用在支援薄弱队上。有关部门对薄弱队急需的农田水利、电力、农机等方面的物资、设备，要优先安排，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县、社机关派人下去抓薄弱队，并不是去大包大揽，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调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创造条件，加速转化。一定要把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同加强对生产队的领导很好地结合起来。决不凭长官意志瞎指挥，也不缩手缩脚，放弃领导。
最近县委、县革委及直属机关先行一步，由三十几名领导干部为骨干，组成一百八十多人参加的支援薄弱队的干部队伍。各公社也将抽出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干部去抓薄弱队。他们决心在大转变的年代，到又穷又白的地方去，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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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吸收职工应择优录用
上海船厂厂长提出改革生产第一线劳动组织方案
上海船厂厂长冷大章根据大搞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改革生产第一线劳动组织的方案，从去年十二月份起在轮机车间进行试点。
按照冷大章的方案，轮机车间把一部分暂时多余的工人调下来，进行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学习期间不发奖金。三、四个月结业后，经过考核达到本工种技术要求的，可以重返原岗位；不合格的留级继续培训，如果再经一期培训依然达不到规定标准，就调做其他工作。
在进行这一改革之前，冷大章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他翻阅有关资料，了解到技术先进国家的造船厂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生产第一线人少效率高。相比之下，本厂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委实太低了。仔细一调查，他又发现，生产第一线那么多人，其实有一部分是占着岗位不顶用，“几个萝卜一个坑”。以轮机车间机械加工工段为例，全工段二百九十多名金属切削工人，不能胜任的竟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有些人工作多年，至今既不识图，又不会独立操作，工段长、班组长只能给分配些简单、轻便的活。
经过调查研究，冷大章下决心对劳动组织进行改革。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适合在第一线的人干脆调下来另行分配，让他们各得其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对吃“闲饭”的人有压力，日子混不下去了；对不愿学技术的人也是个促进。更重要的是，改革以后，有利于整个职工队伍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厂可以从中挑选精兵强将，加强生产第一线，变“几个萝卜一个坑”为“一个萝卜一个坑”。
干部、群众在议论厂长冷大章提出的改革方案时，谈到了造成第一线人员臃肿的种种因素。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说，劳动部门分配新工人时，往往不顾工厂的需要，主观地搞“搭配”，把一些不宜在船厂工作的人硬塞进来。工厂本来就有一批老弱病残职工分配在劳动较轻的岗位上。新分配来的一部分人明明条件不适合，工厂也只得把他们放在第一线岗位上。于是造成了一些人干不了多少活，长期需要照顾的现象。
上海船厂的同志谈到，现在学校招生，可以择优录取，工厂为什么不能择优录用职工呢？择优录用，可以做到一个人顶一个人用，减少“吃大锅饭”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 黄波瑞 冯亦珍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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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工业”要学习新课题
江门市举办学习班，帮助厂长、经理学习企业科学管理知识
本报讯 广东省江门市举办厂长学习班，组织市属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学习企业科学管理知识。
参加学习班的大部分是“老工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但缺乏专门理论知识。他们除学习有关文件外，还邀请大学教授介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讲授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以及如何加强生产调度、组织生产平衡、搞好经营管理、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等几个专题。
经过学习，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初步破除了盲目自满思想。比如对资金周转率问题，过去不少同志不大重视考核这个指标。学了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一课后，都感到自己的经济理论水平太低了。他们算了一笔帐，江门市机械行业的资金周转，比发达国家慢得多，我们一元资金只能做一元多一点生意，而人家却可以做几元以至十几元生意。这个问题除了原材料供应不平衡等外部原因外，从企业内部来说，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生产盲目性很大，重数量轻质量，产品不对路，不注意经济效果，特别是工业结构落后，热中于搞小而全，不能大规模应用和推广新技术，效率低，生产周期比专业化生产长近十倍。江门汽车修理厂厂长，是个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工业”，过去也知道汽车装配水平比发达国家相差很远，但总是强调人家技术装备先进，无法比较。这次，认真研究了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之后，认识到管理水平问题十分重要。他说，我们是用小生产方式搞管理的，靠拚体力；而先进国家很重视研究新工艺、新技术，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很有感触地说，真是“老工业”要不断研究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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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茅廊巷菜市场方便群众
对双职工实行包月菜办法
新华社杭州二月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曹银康报道：杭州市茅廊巷菜市场为双职工实行包月菜的办法，受到群众欢迎。
春节前夕，记者访问了这个菜市场的包月菜专柜。只见货架上一只只小竹箩里放着新鲜的包头鱼、黄芽菜、菠菜、韭菜、生姜、小葱等，凡是包月菜的顾客，到那里不用排队就可以拿走预订的一份菜。一位顾客对记者说，他和他爱人都在离市区较远的工厂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就要去上班，实在没有功夫买菜。订了包月菜后，商场营业员照顾他们的困难，天天把菜送到他家里。今天是厂休日，他自己来取菜了。他高兴地指着菜箩说：“你看，营业员已替我们作了合理安排，有荤有素。”
茅廊巷菜市场位于杭州市中心，平时每天到菜市场买菜的有七、八千人次，节日假日达到一万多人次，买菜经常要排队。开展包月菜业务后，解除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
包月菜采取分期预订，分等供应办法。每份菜三至五个品种，有一荤一素、一荤二素、二荤二素，售价三角到一元。如果订户对预配菜中的某一个品种不喜爱，可以临时调换。
这个菜场的包月菜本来只供应附近的双职工居民，现在一些家离菜市场较远的双职工也到这里来订包月菜，订户越来越多。这个菜场的职工打算在包月菜外，再增设“星期菜”，供应一些高等商品，让双职工在星期天吃得更好些。
现在，这种包月菜办法已在杭州市其它几个菜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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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产品专业化生产以后
“上海牌”小女表产量迅速增长
本报讯 人们盼望已久的“上海牌”小女表已由上海手表三厂大批生产，并开始投放市场。
“上海牌”小女表从一九六五年由上海手表厂开始试制，到一九七七年，十二年总共只生产三万八千六百余只。一九七八年转到上海手表三厂实行专业化生产，六月份拿出样品，到年底共生产六万一千一百多只，一年的产量超过了以往十二年的产量。
“上海牌”小女表的生产为什么上得这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了产品专业化生产。
手表生产本身具有零件多、工序多、周期长和精度高等特点。要大批量生产，必须形成生产线。上海手表厂虽有统一机芯表的生产线，但不适合小女表生产的要求，小女表只能长期停留在样品、展品的阶段上，产量很低。
去年二月，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党委下决心实行产品专业化生产，将“上海牌”小女表的生产任务交给上海手表三厂。在公司党委的协助下，上海手表三厂充分发动群众，很快搞成一条小女表的生产流水线。接着，他们克服图纸、工具、设备和转产等方面的困难，做到当年转产，当年生产，当年投放市场。
去年年底，上海手表三厂小女表的装配水平已达到一条装配线日产四百五十只的水平。进入一九七九年，上海手表三厂进一步发动全厂干部、工人献计献策，决心再接再厉，提高“上海牌”小女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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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长征中显身手
全国纺织战线先进生产者、青岛国棉七厂织布车间青年女工江爱珍，刻苦学习织布技术，创造出连续织布四十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受到工厂的奖励，并提高了她的工资。
新华社记者 吴增祥摄
四川攀枝花兰尖铁矿赵清志小分队八十二号包车组司机长、共产党员荆永伦和包车组同志争分夺秒，多拉快跑，一九七八年只用九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七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八吨的运输任务，超过一九七七年五十九万九千吨的全国纪录。
新华社记者 熊汝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