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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平首相欢宴邓副总理
宾主共赞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新华社东京二月七日电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今天晚上在首相官邸举行宴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方毅副总理和夫人殷森、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符浩大使和夫人焦玲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应邀出席了宴会。
日本内阁重要成员、执政的自民党主要领导人以及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的委员长和新自由俱乐部代表以及各界友好人士出席宴会作陪。
大平首相在宴会上讲话说：“我对一月一日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对邓副总理和他的夫人作为中国的要人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正式访问美国的历史大任，表示衷心祝贺。”
他说：“我每天通过新闻报道，看到邓副总理一行在访问美国时的活跃情况，深受感动。”大平说：“去年十月邀请副总理阁下来到日本，交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一事，正是在这个官邸内进行的。我们对这一条约的生效深受鼓舞，并且感到了这一条约的重大意义。”
大平首相说：“最近日中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大平在谈到今天早上他与邓副总理的会谈时说：“在整个会谈中，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成果是极为丰富的。对此，我衷心感到满意”。
邓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他首先对大平首相、园田外相以及各位日本朋友在百忙中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去年十月，我对贵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渡过了难忘的一个星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庄严地宣告了这一条约的生效。这一条约不仅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欢迎。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如大平首相阁下所说，这一连串的外交上的展开，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邓副总理说：“今天我们同首相阁下、外相阁下举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就当前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旧友重逢，倍感亲切。通过会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我深信，中日两国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得到重大发展。”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还有特别助理凌云、浦寿昌、邓副总理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外交部礼宾司长卫永清等。
日本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日本众院议长滩尾弘吉、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外相园田直、法相古井喜实、通产相江崎真澄、内阁官房长官田中六助、自民党副总裁西村英一、干事长斋藤邦吉、总务会长仓石忠雄、政调会长河本敏夫、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新自由俱乐部代表河野洋平以及各界友好人士滨野清吾、藤山爱一郎、冈崎嘉平太、稻山嘉宽。
宴会始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宾主频频举杯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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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高校办成教育和科研中心
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联合召开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弄清路线是非，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七日电 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最近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时提出，应当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战线的是非弄清楚。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心情愉快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多人，他们是全国各地综合大学、工科院校和农林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少数知名教授，以及熟悉高等学校情况的同志。
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战线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取得了伟大成就：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了一百五十五万全日制大专毕业生和一万六千多名研究生，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建立起一支十三万八千人的大专教师队伍，比一九四九年扩大七倍多，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使一些领域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一部分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高教六十条）。实践充分证明，这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执行的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成绩是主要的。
会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他们破坏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仅把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打成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大批冤案、假案和错案，使不少好同志含冤而死，而且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大搞唯成分论，挑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对立，煽动无政府主义，反党乱校。他们违反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破坏了高等学校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他们把广大教师当成“专政对象”，肆意打击迫害，使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他们把大批高等学校拆、并、迁、散，大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遭到破坏，特别是农林院校的教育濒于崩溃。
会议特别指出，在一九七一年，“四人帮”借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机，炮制了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全教会纪要，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会议认为，这个全教会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是套在广大干部、教师头上的一个紧箍咒，是教育界的一部“黑宪法”，破坏性很大，影响很坏，应当彻底批判。
会议认为，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重大任务。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特别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得好还是不好。
会议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把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要真正办成两个中心，就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为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高等学校党委首先要在领导思想上有所转变，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上来。当前要抓好两条：一条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掌握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会科学管理的本领，使自己的领导水平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条是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广泛发扬民主，使广大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敢于提出问题、建议和批评。
教育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农林部副部长何康，主持了这次会议。蒋南翔在开幕和结束时讲了话。他说，大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结合教育战线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决了路线是非问题，这对当前实现高等学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着重要的意义。
蒋南翔强调指出，在高等学校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各级领导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关系着四个现代化的命运。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指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对知识分子要采取信任的态度，帮助的态度，尊重的态度，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
蒋南翔说，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等教育工作有了不少的改进。但是，由于教育战线是重灾区，还需要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继续进行必要的思想和工作的整顿，医治创伤，恢复元气，为工作重点的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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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十分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
邓副总理同大平首相会谈
新华社东京二月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二月七日上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为时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谈。
大平首相同邓副总理热烈握手，亲切地互相问候。大平首相对邓副总理再次来日本表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也为能再次同大平首相会晤感到十分高兴。
大平首相说，您在回国途中特意来日本看望我们，我感到很光荣。
邓副总理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路过日本，理应看望老朋友。您就任首相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感到很高兴。邓副总理毫无倦意、神采奕奕。
在这次会谈中，邓副总理向大平首相通报了访美的情况，并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邓副总理说，我们这次同卡特总统的会谈是友好的、诚挚的，是富有成效的。大平首相说，听了邓副总理介绍访美情况后感到很高兴。
在座的园田外相对邓副总理访美获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他说，邓副总理访美所取得的成功是出乎意料的。邓副总理说，现在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两国经常交换意见是很好的。园田外相说，希望两国经常保持接触，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问题上，希望日中加强合作。
会谈是在十分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邓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大平首相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大平首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大平首相也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日本，邓副总理愉快地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邀请。互访的日期由双方今后商定。
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内阁官房长官田中六助、副官房长官加藤絃一、外务审议官高岛益郎、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柳谷谦介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
图为会谈时邓副总理和大平首相亲切握手。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传真照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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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全会认为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的首要问题是：
彻底肃清极左流毒
明确宣布：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一律废除
据新华社武汉一月三十一日电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最近举行的全体（扩大）会议认为，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坚决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进一步解决好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当前针对继续发展的旱情，要全省动员，投入抗旱斗争，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既对省委的工作、也对省委的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又联系湖北实际，对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形成了《湖北省一九七九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关于夺取湖北省一九七九年农业大丰收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作为动员全省人民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迈出的第一步。
会议认为，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重要的一环是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许多同志指出，解放以来，我们党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广大农民是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农联盟是巩固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在农业问题上的极左倾向相当严重，它从经济上削弱了农业这个基础，从政治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要把农业搞上去，第一位的问题是彻底肃清极左的流毒，认真听取农民的呼声和要求，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家摆出了湖北农村存在的一些极左的倾向。经过充分讨论，省委明确宣布：一切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条条、框框和损害农民积极性的错误规定，应当一律废除。会议强调，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须认真贯彻两项重大的经济政策：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主观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一是要尊重基本核算单位的自主权，使他们有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同时，要动员全省从物质技术、财政经济、组织领导和人材等方面，尽一切可能加强农业；组织大、中城市和大型厂矿企业，对口支援农村，积极进行商品粮、商品棉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为了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农业搞上去，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大家认为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为此，省委决定：（一）今年除下半年再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以外，不再找县委书记上来开会了；部门必须召开的会议，要经省革委会批准，并严格控制人数和时间；上级部门开会应该只找下级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不要逢会都请书记、主任来；所谓现场会和参观等一类活动，今后也要尽量少搞。除了行政上严格把关外，财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二）反对文牍主义，不要动不动就搞文件，搞材料；有些事打一个电话或者当面说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写报告，送这个阅、那个批。（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基层干部要用主要精力抓生产、抓业务，并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总之，要使我们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和生活作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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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机厂厂长呼吁上级机关从“三多”中解放出来
让企业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上
编者按 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团多，有的人把这“三多”叫作“三灾”，它给企业带来极大的负担，象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把厂长和基层干部的手脚捆住，使他们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上，严重影响厂矿企业的生产建设。当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必须坚决地改革那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和思想作风，这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企业领导干部至少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真正用来抓生产、抓技术、抓业务，这是保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起码要求。哈尔滨电机厂厂长祝云飞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他认为现在对企业来说有“三灾”，即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工作多。这“三灾”夺去了企业领导人员的许多精力和宝贵时间，使他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上。
会议多。祝云飞去年光到北京开会就有八十天，到省、市开会的次数、天数更多。这个厂的领导人员几乎天天有人在外面开会。最多时全厂八名正副厂长，只剩一名留厂应付工作。祝云飞说：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开会，但有两种会实在该免。一是同一内容的会，省、市、中央工业部门都找企业领导去参加。二是一些清仓查库会、人民防空会、计划生育会等等，也都要求企业领导亲自参加。
文件多。去年一月至十一月，仅从行政口给哈尔滨电机厂发来的正式公文就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份，便函九百八十三份，平均每天六、七份，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简报。祝云飞又兼任党委副书记，还必须阅读党内文件，这样，就逼着他陷进文件堆里。
检查工作多。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到哈尔滨电机厂检查工作的各种检查团（组）多达七十余次，其中属于大型检查团三十余次。同一内容的检查，部里检查刚完，省市又来检查；省市检查刚完，区里又来检查。
“三灾”泛滥，原因何在？主要是‘婆婆’太多。祝云飞说：“现在是出了工厂的大门，都是我们的领导。一机部，省市委，省市工交办和各对口局、处，一机部的各专业局，省机械局及其所属各处，以至区委及其所属的有关科等等，都在领导着我们。那家的令都得听，那里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得干。对那个照顾不周，那个就有意见。特别是事无巨细，都找厂长，稍一怠慢，‘大厂主义’的帽子就扣了过来。迫于这种管理体制和机关作风，我们当厂长的，明知是‘灾’，也不敢抗。归根到底受灾的是企业的生产，国家的经济事业。”祝云飞还说：“各位‘婆婆’对工厂企业要求甚多，可是工厂想办点事，拜了山神拜土地，一庙拜不到事情就办不成，有时都拜到了，也是你推我拖，迟迟不决，就是厂长亲自出面，也没少碰壁。这个厂长实在难当啊！”
祝云飞希望，在经济管理体制尚未变革之前，当务之急是各上级领导机关要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少开会，少发文件，少派检查团（组），多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企业行政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真正放到生产上来。”
《哈尔滨日报》记者 王述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