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首都和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周总理的重要讲话是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对于肃清“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新华社北京二月五日电 《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电影艺术》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同时全文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组织文艺工作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一月十二日,《文艺报》编辑部和《电影艺术》编辑部联合邀请首都和在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学习和讨论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要认真领会这篇讲话的精神,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和书面发言的,有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冯牧、袁文殊主持了座谈会。
与会同志深情地回忆说,解放后十七年,周总理于日理万机的繁重国事之余,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成就是同周总理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周总理在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同志们说,周总理的这个讲话是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个发展。实践证明,这个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对于今天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发言的许多同志说,这个报告仿佛是周总理几天前才给我们讲的,把目前文艺界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说到了,说透了。“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赵朴初用这两句诗表达了大家学习这个讲话时复杂而激动的心情。
不少熟悉解放后文艺战线斗争情况的同志说,周总理为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同“左”的和右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十条指示。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他根据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亲自主持了一系列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这对于改变主要由于“左”的干扰而受损害的文艺现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张骏祥、陈荒煤说,周总理一九六一年的这个讲话,锋芒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因此就受到某些人的抵制。一九六四年起,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更是公然把周总理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当作“右”的“黑论”来批。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矛头实际上就是对准总理的。
夏衍建议,我们一定要结合三十年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来学,这样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感受到这个讲话的可贵。到会同志说,周总理这个讲话,尤其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这个重大问题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么好的思想,要不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的干扰,一定会给我们文艺园地带来更加兴旺的景象。他们说,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周总理的遗愿有可能实现了。“堪惊民主路漫漫”,让我们珍惜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之不易,努力夺取文艺事业出色的崭新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着重指出,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内容丰富,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本来是社会主义文艺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解放已三十年了,这个问题至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得到很好解决。周总理在讲话一开头就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又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艾青、江丰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通过“四人帮”肆意践踏文艺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艺术民主问题,首先是个政治民主问题。如果政治上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艺术民主是根本说不上的。象“四人帮”那样,一句话就可以把人打成反革命,使之含冤饮恨而去,作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同志说,不仅有“余悸”,而且有“预悸”——作品还未问世,就担心被判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大家说,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于兰强调民主风气对发展创作的密切关系,她用解放后故事影片生产率消长的数字说明,凡是政治空气生动活泼、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的时候,作品就多,质量也好;反之,作品就少,质量也差。
发扬艺术民主,关键在文艺战线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许多同志说,周总理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不仅提倡艺术民主,而且身体力行。阳翰笙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对文艺界许多同志的熟悉往往超过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他是生活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之中,而不是在我们之上,也不是在我们之外。他既是我们的亲人,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文艺界许多接触过周总理的人,在他面前,都愿意敞开思想,大胆谈自己的看法,从不会顾忌因说错了一句话而挨整。他对文艺工作者有的只是诚恳的帮助与热情的鼓励。曹禺说,周总理经常批评教育我,我听了很难受,感到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但同时又觉得很亲切,因为他讲得很正确,我很心服,下次还想找他谈。有的同志说,总理不仅注意造成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同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谈话的内容事先都作了充分准备,从多方面找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从不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他发表意见时,也是用商量的口吻,不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一旦发觉别人的意见有道理,就修正自己的看法。同志们颇有感触地说,象周总理这样的民主作风,很值得我们某些领导同志认真学习。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周总理十分强调要按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坚决反对无视文艺特性,简单粗暴、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李陀说,“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用图解政治概念充当文艺创作的流毒和影响还存在。有的领导不懂文艺,动不动就要作家去完成反映某一中心工作的任务,不管你是不是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搞的还是那套图解。他说,现在提倡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有的领导又规定,作品只能写现代化建设题材,似乎暴露、鞭笞
“四人帮”的题材又不能写了。他认为,从文艺为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服务的远大目标来看,这两类题材都可以写,作家应有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题材的自由。在这些属于创作的问题上,不必干涉过多。粗暴干涉的结果,只能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根本丧失艺术作品应起的社会作用。同志们认为,为了适应四化的需要,作家、演员要提高技术;文艺领导要懂得业务。
大家表示,这个座谈会仅仅是学习周总理这个重要讲话的开始。周而复说,现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形势有了变化,现实生活出现了新的特点,文艺作品如何去写,值得思考,值得研究。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学习领会周总理这个讲话,创造性地去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可以预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鼓舞下,借助这股动力,我们的文艺工作一定会有新的巨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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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群众,弄清事实,错多少,改多少
团中央系统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基本结束
新华社北京二月四日电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共青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对全系统原划的五十六名右派分子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十一名同志,得到改正;有一名定性准确,维持原结论;其余因查找下落正抓紧进行工作。
在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中,各单位党组织本着对党对人民和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充分依靠群众,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不划框框,不定调子,不提比例,错多少,改多少,本人没有提出申诉的或本人已经去世的,也都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复查。
在复查工作中,不少单位把在团中央和全团有影响的重大问题和在机关内部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公布出来,引导大家讨论,提高了认识。如:当时《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同志等因为对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开法有意见,发表了一些看法,而被划为反党分子。这次复查时,大家认为,对团的工作和上级领导发表意见,提出批评,是应该允许的,不能视为“否定团的工作成绩”、“反对党对团的领导”、“向党进攻”。有的同志如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已病逝)由于对机关政治生活、干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而划为右派。经过复查,这些同志提的问题,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是针对个别人具体事讲的,即使有些意见有片面、偏激的地方,也不能认为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同志如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李庚、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工商部主任刘宾雁、原《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青年专业作家刘绍棠,对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发表过一些议论和看法,或发表过一些作品、文章,而被划为右派的。经复查,多数是属于探讨性和学术性问题,而对学术理论问题的探讨应该是允许的,不应该视为“恶毒攻击”和“猖狂进攻”;有的同志的作品和文章大都是好的,即使有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不应随意说成是“毒草”和“反党文章”。凡属上述问题,都已得到了改正。被改正的还有已病逝的曾担任过《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陈绪宗同志。这些被改正的同志当中,不少都是出于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提出意见,是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有的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为党作了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们被错划成右派之后,始终坚信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一直坚持积极努力为党工作。各单位批准了改正结论后,立即口头或打电报通知本人,开大会宣布。被改正的同志心情异常激动,无比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尽最大努力,为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目前,团中央各单位已开始对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的同志的问题进行复查。对受株连和影响的家属亲友也着手进行清除影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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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进行体育观摩
全国体总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二月三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到,希望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进行体育观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负责人最近就此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请问你对《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有些什么感想?
答:《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共同心愿。我们殷切希望台湾和大陆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三十年来,我国的体育运动不断普及,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些项目取得了较好成绩。杨传广的男子十项全能和纪政的女子短跑成绩都曾达到世界水平,青少年棒球队曾多次荣获世界冠军。戚烈云、穆祥雄曾打破过男子一百米蛙泳的世界纪录,射击、射箭、跳高和乒乓球、跳水、体操等项目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我国运动员虽然分隔在祖国的大陆和台湾,但他们在世界体坛上都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现在祖国大陆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长期相隔绝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团聚一起,为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体育项目攀登世界高峰,而共同努力。
问:为了同台湾体育界加强联系增进团结,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答:祖国人民和体育界人士历来十分关心台湾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在参加一些重大国际比赛前举行的全国选拔赛和举行全国性运动会时,我们都通知和欢迎台湾省和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前来参加。第三届亚洲运动会时,曾有两位旅居海外的台湾运动员参加了我国体育代表团。第八届亚运会前夕,我们考虑到在台湾的运动员没有能参加全国选拔赛,曾再次通知纪政等九名成绩优秀的运动员直接到曼谷找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到,作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参加亚运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一九七六年六月在北京成立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以来,也曾多次邀请旅居海外的台胞体育工作者和运动队回祖国同亲人团聚并进行友谊比赛。这些都表明了我们为同台湾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加强联系,增进团结,共同为祖国争光而作出了努力。
问:今后有什么打算?
答:我们随时准备同台湾体育界人士协商进行体育交流和合作的具体途径。我们热情地期待着台湾和旅居海外的台胞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随时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全国性的体育竞赛,或者进行友谊比赛和参观访问。我们欢迎在他们认为方便的时候,个人或者组队回来参观、访问、探亲访友和进行友谊比赛、技艺交流。我们也希望双方教练员互相交流教学经验,举办学术讲座、观摩训练等活动。双方裁判员也可以参加全国性和地区性比赛的裁判工作。对一切回来的台湾体育界人士,我们都以礼相待,相见以诚,保证来去自由,提供方便。
问:在参加国际性比赛方面,你们有何想法?
答:我们殷切地期望双方运动员能早日通过协商共同组成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为祖国争光。如果目前台湾运动员做到这点尚有困难的话,他们也可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分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某某协会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负责人最后表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体育交流和合作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需要。希望台湾体育界人士作出积极的响应。我们也衷心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双方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早日实现互相交往提供方便,以便双方共同为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育运动水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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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现一幅珍贵的古墓天文图
一幅距今一千多年的古墓天文图最近在浙江省临安县出土。这幅天文图为我国天文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临安县临天公社工农大队的社员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浙江省、杭州市和临安县文物管理部门对这座古墓进行了发掘。经清理和与史料查核,确认这是唐朝末年吴越王钱镠的父亲钱宽的墓室。钱宽死于公元八九五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墓后室的顶部绘有天文图一幅。天文图上绘出二十八宿星象,共一百多颗星星,全系贴金而成。同一星座的几颗星星,都有直线相连。另外还有太阳和月亮,分别绘于后室两壁。据鉴定,这幅古墓天文图的星图位置比较准确,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星象变迁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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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现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
浙江省长兴县最近展出由明朝著名学者归有光撰文、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一些学术部门和高等学校研究人员纷纷前来临摹和研究。
这两块石碑,是在原明朝隆庆长兴县衙门旧址出土的,上面分别刻制着当时长兴知县归有光著的《梦鼎堂》和《圣井铭并叙》两篇碑文。据考察,吴承恩曾在长兴当过县丞,这两块石碑的碑文均注明由吴承恩书写。它刻于明朝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对研究明朝的政治、历史、经济、文艺、宗教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以往人们都知道吴承恩是一位能诗善文的作家,从他书写的这两块碑文看,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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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召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
河南省科学工作者去年九月在南召县云阳镇附近的杏花山下发现了一颗猿人牙齿化石,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我国继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和郧西等地发现猿人化石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鉴定,这颗牙齿是猿人的右下第二前臼齿。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虎、虎、熊、鬣狗、剑齿象、马、犀、獏、牛、羊、猪、肿骨鹿、箭猪等。根据伴生动物化石及地层等综合分析,云阳猿人化石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大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在这以前,科学工作者曾经在河南省的陕县、安阳等地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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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研制成以透明有机硅橡胶为材料的人工晶状体
新华社成都二月四日电 以国产透明有机硅橡胶为材料的人工晶状体已经在成都研制出来。患外伤性白内障失明三年的一位青年女工在眼睛中置入这种人工晶状体后,视力已恢复到一点○。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已在二十一名白内障失明患者的眼睛中置入了这种人工晶状体,都不同程度地恢复视力,无其他异样反应。
这项眼科医学的新成果是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周开遗和一○一○研究所技术员马骖等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晨光化工厂的协作下取得的。他们的研究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一九七八年八月,第一例置入手术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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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重视利用太阳能的工作
新华社乌鲁木齐二月三日电 利用太阳能的工作在新疆正受到重视。
经测定,新疆全年日照时数达两千五百至三千二百小时,每平方厘米土地全年的太阳总辐射能量约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千卡,是我国日照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为了利用太阳能,新疆一些科技工作者最近几年先后在乌鲁木齐和喀什、吐鲁番、阿克苏、伊犁、博尔塔拉等地建起了太阳能浴室。利用太阳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也在探索中。科学工作者在天山北麓沙湾县和有关部门合作设计、制作的一台太阳能烘干机,每小时可烘干粮食一吨。
自治区去年建立了第一所太阳能利用研究所,研究太阳能利用中的能量转化装置,同时进行太阳能发电、太阳能水泵和太阳能苦水淡化等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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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茂兰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
方毅同志等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日电 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我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程茂兰,因病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程茂兰先生于一九二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多年在法国从事恒星光谱、夜天光和极光光谱等研究,在国际天文学界有一定的声望。程茂兰先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九五七年由法回国,二十多年来,一贯拥护共产党,为筹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天体物理台,发展我国天体物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程茂兰先生的追悼会于一月十二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干部、群众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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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公社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当选为劳模
据新华社拉萨二月二日电 西藏自治区贡嘎县甲日公社六十九名出身农奴主、农奴主代理人或富农家庭的子女,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度公社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分别获得物质奖励。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贡嘎县委领导下,甲日公社党支部认真落实党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政策。他们对错划的四类分子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并给老实守法的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公社党支部成员和生产队干部还和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谈心,热情地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也纠正了同工不同酬和多劳少得的错误做法,对他们和其他社员同样看待。政策调动了积极性,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去年和社员们一起,早出工,晚收工,抢干重活、累活,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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