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记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
一九七八年五月以来,中共诸暨县枫桥区委发动群众对那些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进行评审摘帽,去年已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占全区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二。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在现有四类分子中,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其他都要在最近一律摘帽;不具备摘帽条件的,要加强教育、改造,成熟一个摘掉一个。

枫桥区共有十三个公社,十三万七千多人,去年五月以前还有四类分子一千零五十五人。在这次调查中,记者访问了四个公社、十多个生产大队。大量的资料说明,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年的劳动改造,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是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真正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是极少数。
土地改革后,四类分子作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被剥夺了剥削压迫人民的手段,失去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开始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是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一有风吹草动,就进行反攻倒算,抗拒改造,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经过多次较量,一批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办,其余的四类分子在群众的长期监督和教育下,绝大多数逐步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区委副书记许根贤向记者谈到一个发人深思的材料。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原枫桥等七个公社的九百一十一名四类分子中,揭露出有比较严重破坏活动的就有一百六十三名,占百分之十七,其中有四十五名是群众一致要求法办的。而去年进行四类分子评审时,在全区一千零五十五名四类分子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九,有破坏活动的只有百分之一点四,而且基本上都是新戴帽子的坏分子。当年群众要求法办的那些四类分子,除死亡者不算在内,全都没有重新犯罪,即使在“四害”横行时也没有一个跳出来捣乱。这充分证明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是正确的。
解放初期曾有“封建堡垒”之称的永宁公社将军大队,土改时有八个四类分子联名控告农会干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这个“堡垒”瓦解了。一九七七年这里发生特大洪水时,当年参与控告农会干部的富农分子陈尧章,也奋不顾身地跳进洪水中堵塞涵洞,排除了险情。东溪公社有一个追随“四人帮”的坏人,一九七○年曾纠集他认为信得过的四十六个四类分子斗争公社政法副主任,不料跳上台去发言的只有两个人。社员们说得好:“四人帮”虽然代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但是真正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四类分子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已经变过来了。
枫桥公社有一个统计: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百分之七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一的四类分子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只有丧失了劳动力的四类分子才不参加劳动。
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中共枫桥区委打破了以往每年摘帽不超过百分之三的比例,加快了步伐。目前,经过群众评审,全区已有二十七个大队的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齐东公社地、富分子也已全部摘掉了帽子。

枫桥区在落实党对四类分子政策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即是这样,也存在着拨乱反正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假左真右,疯狂攻击坚决执行党对四类分子教育改造和“给出路”政策的干部是“牛鬼蛇神保护伞”,把团结教育四类分子子女说成是“认敌为友”,把一些落实这方面政策较好的大队、生产队称为“和平大队太平村”、“无敌论”。他们一方面唆使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对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给追随他们的害人虫乱摘帽子;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乱关乱斗,不给摘帽,甚至乱划成份、乱戴帽子。
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给一些干部的思想带来严重的影响。去年五月,区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和评审摘帽工作试点时,不少人心有余悸。有的说:“四类分子帽子摘掉,
‘右倾’帽子我戴上了。”有的地方在评审时,还出现了一些政策是非界限不清的现象。
区委首先从揭批林彪、“四人帮”,帮助干部消除余悸入手。各公社分别召开了大队党支部、治保干部、贫协等各种类型的干部和群众会,学习五届人大精神和党的政策,大批林彪、“四人帮”在四类分子改造问题上搞极左的反动实质。通过学习,使大家分清路线是非,明确政策界线,找出存在的问题,认识到给绝大多数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决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党的一贯政策。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区委规定了评审四类分子的是非界限:把确实失去劳动能力,同“抗拒劳动改造”区别开来;把对集体生产提合理化建议或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提意见,同“乱说乱动”、“不服管教”区别开来;子女违法犯罪行动,只要不是他们怂恿、包庇,就不应算在他们账上。各大队在评审过程中,还清理了专政对象,对确实错划、错戴的作了纠正。东溪公社山口大队有个老富农分子何荣祥,往年评审时,有人说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参加集体生产不积极”。这次评审,群众说:这个富农八十岁出头了,不参加劳动也可以,而他主动给生产队拾猪粪、管秧田,这是劳动好的表现。经过评议,摘了他的富农分子帽子。

枫桥区的实践证明,解救一个人,团结一大片。东溪公社丁家坞大队何燕德,过去因为没有摘掉地主分子帽子,儿孙三、四代受影响。去年六月,他孙媳妇正在山上采茶,听到了何燕德摘掉帽子的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逢人便说:“真好,真好,我的爹娘和哥哥也好到这来走亲戚了。”重孙女也拍着小手,笑盈盈地说:“太公帽子摘掉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红领巾了!”里宣大队有个名叫宣立飞的青年,过去也是因为他爹的富农分子帽子没有摘掉,总是闷闷不乐。去年,四类分子摘帽大会一结束,他挑起一担一百三十斤重的氨水飞也似地走了八里山路。别人问他:“没叫你挑,怎么争着挑?”他说:“今天我爹帽子摘掉了,我多年的心愿实现了,心里高兴,干集体的活,脚头也轻了。”
在枫桥公社,大家传说着一个“三喜临门”的故事。去年九月十五日,年过半百的崔仲文夫妇双双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接着,被多次评为大队先进生产者的小儿子光荣参军,被选送到空军部队。不久,大儿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搁置多年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记者前往他家访问时,正赶上大队党支部组织春节拥军慰问。只见他家门口站满了大人小孩,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把“参军光荣”的红匾钉在他家门上。崔仲文一家老小十几口,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他的女婿乐呵呵地说:过去老的戴着帽子,做子女的也提心吊胆。因为怕被说成阶级界限不清,我和妻子只能黑夜偷偷到家来走走。现在党的政策暖人心,生产添干劲,我们一定要为农业大干快上出力!
枫桥区开展四类分子摘帽子工作,虽然时间还很短,但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效果已经显示出来。枫桥公社枫溪大队第三生产队有四类分子十人,成年子女十五人,两者加起来占全队男女整、半劳力百分之四十多。四类分子子女占队里青年劳动力的一半。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三分之二的四类分子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挨斗,严重地影响了积极性。由于这个队生产一直落后,成为远近闻名的“猪尾巴”队。去年五月,大队党支部组织四类分子子女学习了新宪法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对表现好的同其他社员一样吸收入团、当干部,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婚姻问题;接着,又根据党的政策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一九七八年粮食产量数全大队第一,“猪尾巴”队一跃而为先进队。
据不完全统计,枫桥区全区历年戴帽的三千二百七十九名四类分子,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二万三千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工作的有五千八百多人,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在国外的有七十人,大多数地富分子和犯有历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家庭已经是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社员、干部都深有体会地说: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从实际情况出发,给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将大大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 丁雪萍 罗昌华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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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办展览必须讲求实效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关于批评参观成风的读者来信和短评,很受教育和启发。我是一个搞农业展览的工作人员,向你们反映一个情况,现在不但存在参观成风,而且存在办展览成风。
据我了解,从北京到许多省城,甚至到县城都在办展览。农业部门在办,其他部门也在办。有些展览确实办得好,很受欢迎。但也有不少展览虽然花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作用却不大。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第三届农业学大寨展览,一共花了多少钱和物没有进行全面的分项统计,仅去年国家拨给农展馆的经费就是五百四十七万元,木材达五百五十立方米,钢材五十吨,玻璃四百箱,每箱一百平方米,共四万平方米(这些经费和物资部分用于职工工资和基建维修)。学大寨两个馆共展出三十个典型,每个典型由省里花钱,少则五万元,多则七万元左右,共花费二百多万元。制做一台大寨模型就用了二万三千元。每个展出典型和项目都要印发小册子一到二万份,有的要三万份。有个展出县印发两万份,花了二万二千元。有的小册子直到农展馆已经停展才运到北京,只好堆放起来。十个馆共展出一百五十个典型、九十七个项目,用的钱和纸张是多少,细心的读者可算而知。农展馆本来有十个展厅计一万六千多平方米,嫌不够用,由国家林业总局又投资三十二万元,拨木材六百五十立方米,钢材二十吨,重建半永久性的林业馆,搞了两年多还未建成,林业展览仍进不了馆。我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反映,用了这么多钱和物,要多少工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啊!效果又怎样呢?据统计,去年一年全馆共接待观众六十二万七千人(其中包括举办十二国农机展览时的二十二万观众)。除接待了各省市区农业战线代表三千多人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市的观众。因为馆大,展品多,参观半天看不完。他们说:看这个展览,要跑马看花。有的反映: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总之,这种搞法效果不好,需要改进。
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农展馆于去年十二月份,向上级写了专门报告,计划要办十一个馆,预算经费二百二十万元,申请木材(成材)四百立方米,钢材四十吨,玻璃六百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将来展出单位另外拨钱拨物。据初步了解,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现在已有不少省仿效农展馆,也要办十来个馆,有的已派出专人来京联系制作模型、购买物资,有的已分兵几路参观、学习办展经验。对于这种做法,不少同志有看法,认为搞展览也要讲求实效,要注意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浪费。有的同志说,办展览,搞宣传不能光算经济帐。我们认为这笔帐不能不算。那种不计成本、不顾效果的思想是不对的。
听说,北京市农科院自己没有温室,又没有钱建,每年要花六千元租借一个生产大队的温室搞科研活动。有的农业院校因为缺乏资金购买仪器设备,到现在还在用三十年代的直筒显微镜;早该“退休”的电冰箱还要坚守岗位,工作时要有人为它打扇子。想想看,因为资金不足,一些农业科教部门的同志要做点工作有多困难呵?如果能少办些不十分必要的展览,把这些钱和物用于农业科研和教育,或者多引进几种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不是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吗?现在纸张供应紧张,小学生练习本不能满足需要,科技工作者要印点科学试验资料连纸张也不能保证供应,那些并不太典型的经验小册子就不能少印些吗?
我们希望有关领导同志,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时,联系展览工作实际,结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有关对办展览馆的批示,发动群众,制定措施,对展览工作进行改革,少办些展览,办好展览,注意节约,不搞形式主义,务求实效,使展览真正起到交流经验,推动工作的作用。
全国农业展览馆 赵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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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不许挥霍人民财富
山西省阳泉市委第二书记张步英和两名副书记长期吃住在高级宾馆,引起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太原二月二日电 据群众反映和大字报揭露,并经记者调查证实,中共山西省阳泉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步英同志和市委副书记常振华同志、罗陶然同志,一年多来一直在阳泉市宾馆吃、住、办公,他们的秘书和家属也长期在宾馆食宿,他们的亲友和在阳泉过往的私人客人,也常在宾馆吃住。干部和群众对此强烈不满,十分气愤,曾将宾馆门前的牌子改名为“张步英公馆”。
阳泉市宾馆是阳泉市最高级的招待单位,主要为接待外宾和外地因公来阳泉的一些领导干部用的。比较高级的房间共有二十四套,张步英等三同志及其家属长期固定占用其中的六套,并另外占用拥有十四个床位的平房一排,食宿、办公都在宾馆。张、常二人的秘书(罗陶然没有秘书)也是一人占用一间房。张步英的秘书家在阳泉,与宾馆仅一墙之隔,也长期吃住在宾馆。一年多来,这些房间的房租费已达三万一千多元。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五角,但书记每天只交六角,秘书只交五角,余额都要国家补助。一年多来,国家给他们补助的伙食费已达一千八百多元。
据有关方面同志说,这三位书记自从一九七七年调来阳泉以后,宾馆负责人对宾馆的高级房间无权支配,只要书记或秘书一句话,想开那一间就开那一间,想开多少间就开多少间。去年八、九月份,张步英同志患大叶性肺炎,他不去住医院,而是把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市革委会机关卫生所和阳泉矿务局医院的七、八个大夫和护士请来宾馆食宿,专门为他治疗看护。他的家属和亲戚也常来常往,市委机关的一批干部也为此跑里跑外。为了看病方便,张步英同志还把矿务局医院的X光机也搬到宾馆,还专门固定了两部“上海牌”小汽车找人和接送大夫,另用一部“伏尔加”小汽车买药。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十多人在宾馆吃住,总共只有三层楼的宾馆被他们占用了一层半。群众说:周恩来同志重病在身还住到医院去治,张步英却把“医院”搬来宾馆,如此兴师动众,真不象话!
张步英、常振华、罗陶然的亲属和客人,也在宾馆住高级房间、吃小灶。今年元旦,常振华一家在阳泉宾馆过节,女儿、女婿、儿媳等十一人,占用了五套房间,住了十天,房费分文未交。
张步英等人长期住在宾馆,并不是因为市委机关没有给他们安排办公室和宿舍。一接到张步英等人到阳泉工作的通知(他们本人尚未到来),市委秘书处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办公室,接着,又为他们的家属准备了宿舍。但是,他们一直没到宿舍去住。常振华嫌给他安排的房子不好,把这房子让给他带来的一个干部去住了,而另外提出要给市委几个书记造新房子。为此事,市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协商,要把市煤管局正在兴建的一幢家属宿舍楼收归市委,后来因为一些具体问题未解决而没有达成协议。去年十一月,省委调一位同志来阳泉任市委第一书记。这位同志来阳泉后,曾经提出要搬到市委机关去住,并且让秘书处具体安排;但是张步英、常振华坚持不搬。常振华还对市委秘书处的负责同志说:第一书记来,吃住问题由我们安排,无须你们管。
阳泉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张步英、常振华、罗陶然长期在宾馆里吃住,意见很大。张步英等人不仅听不进,反而认为这是有意制造事端,是政治事件。他们公然违犯宪法,指令公安部门追查。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宾馆食宿和办公。干部和群众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当领导干部的这么挥霍人民的财产,谁批评他们,他们就整谁,这是什么党的作风?不把这种歪风邪气铲除干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尚代江 刘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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