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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化工公司把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化上来
他们认真抓了三件事：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加强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
本报讯 记者牛正武报道：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经过两年多来的揭批查运动，切实搞好企业整顿，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局面；在这个基础上，公司党委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大干现代化的生产建设上来。在这期间，他们认真抓了三件事：
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班子。吉化党委认为，要加快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必须有一批懂技术，懂业务，有朝气，有干劲，有威信的同志担任各级领导。他们除了把一些专家充实到公司领导班子外，还给下面九个生产企业和设计院、研究院配备了一批懂技术、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使这些单位的厂长、经理、院长和主管生产、技术、科研的副厂长、副经理、副院长，基本上都由内行担任。这批干部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他们当中，除少数人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和受过短期培训或业余教育外，绝大多数都是建国以来受过专门学校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批干部大都是从基层工作做起，直接参加过生产，分别担任过技术员、车间干部、生产技术科室干部、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务，对组织生产、指挥生产有经验，和工人群众的联系也较密切。三是年纪都比较轻。除少数人超过五十岁以外，大多数都是四十多岁，最年轻的才三十多岁。他们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较快掌握先进技术，适应化工倒班生产。
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吉化已经全面恢复了技术职称，使原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担任了技术工作。经过考核和评议，又先后从技术人员中任命了十五名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晋升了一百二十多名工程师。对原在车间当工人的一百七十多名大学毕业生，也都安排了技术工作。为了更好地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吉化党委坚决打破形而上学的偏见，不拘一格用人才，做到三个“不受限制”：一是不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限制。有的人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但只要本人有正确认识，一贯表现较好，就充分信任，大胆重用。该提拔的就提拔，够条件入党的就吸收入党，需要出国考察学习的就选派出国。二是不受政治历史问题的限制。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技术人员，决不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只要问题已交代清楚，作过结论，本人表现又好，也要大胆使用。三是不受党与非党的限制。一些非党技术人员已被安排担任了厂处级领导职务。
加强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技术水平。公司和各厂都成立了科学教育委员会，车间也建立了科学教育领导小组。他们采取三种办法：一，举办专业或业余学校以及短训班，针对不同人员的不同情况，开设不同课程。广大职工着重学习文化技术，技术人员着重学习外语和技术，各级领导干部着重学习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二，组织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向前来参加引进项目建设的外国技术人员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三，分期分批选派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到国外去考察和学习。他们已经选派了一批人员到国外进行长期学习和短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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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因地制宜，高寒山区也大有可为
本报特约记者 李孟北
提起云南，人们很容易想起四季如春的昆明和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但是对那里的高寒山区，却比较隔膜和生疏。
云南的高寒山区，是指海拔二千五百米以上的地区。这些地区山高、水冷、气温低，无霜期很短，一般只有一百二十天左右，最少的只有五、六十天。而且，气候变化无常，忽而暴雨，忽而大雪、冰雹。在这样的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确实比较困难，不但不能种植水稻，就连包谷、高粱，甚至甜荞都不生长；一般只能种植洋芋、燕麦、青稞、苦荞、蔓菁和杂豆，一年只能一熟，产量很低。洋芋单产一般只有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燕麦只有一百斤左右，青稞也不过二百多斤。
高寒山区虽然对发展粮食作物不利，却有广阔的草场，适宜发展畜牧业。位于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有五百万亩草场，大多在海拔三千米以上。去年七月我们访问大小中甸的时候，在长达四、五十公里的路程中，沿途大多是宽阔、平坦、舒展、闪着青光的草原。云南有七百五十万只羊，这在长江以南的省份是不多见的。而这些羊，特别是绵羊，有相当一部分在高寒山区。会泽县的大海公社，社员的主要收入是依靠绵羊的毛和肉，平均收入大大超过温凉地带坝区社员的水平。
高寒山区还是发展林业的好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高寒山区的森林面积达七百三十五万亩，占全州森林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木材储量为一亿五千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是珍贵的冷杉、云杉和落叶松，每年有大量的木材收入。
云南高寒山区的药材也很出名。在北京不少老中药铺挂的招牌上，刻有“川广云贵地道生熟药材”字样。属卫生部管的七十种中药，其中五十四种在云南都有出产。如虫草、贝母、当归、木香、胡黄连、麝香、鹿茸、虎骨、熊胆等等，在这里海拔高、气温低的地方都有出产。
就是粮食生产，在高寒山区也不是处处都无所作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引进的西藏肥小麦，单产高的达到九百斤，一般的四百到五百斤。洋芋优良品种单产高达四千斤，个别洋芋块重九市斤。
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之后，云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云南有两块宝地，一块是象西双版纳那样的亚热带地区，一块是高寒山区。
高寒山区确实是宝地，是发展畜牧业、林业和药材的宝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发展粮食生产的好地方。
但是，俗话说：“身在宝中不知宝”，高寒山区这块宝地，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些年份，宝地遭到大肆破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形而上学猖獗极了。他们割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以粮为纲”孤立起来，不分地区，不分条件，一律强调以生产粮食为主。有谁稍微强调一下畜牧业、林业、副业，就被诬蔑为“反对学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高寒山区的畜牧业、林业、副业的生产每况愈下。会泽县的绵羊基地大海公社，一九六六年拥有绵羊、山羊二万四千多只，平均每人两只，而到一九七六年，下降到一万七千多只，平均每人一点一只。畜牧业后退了，农业生产资金减少了，粮食产量也下降了；滥开荒种粮食的现象发生了，草场被破坏了，发展畜牧业更困难了。我在大海公社坪菁大队和干部、贫下中农、放牧员座谈时，他们说：我们这里山高、水冷、坡陡、气候寒，粮食上不去，只能给国家贡献点羊毛、羊肉，我们吃靠羊毛，穿靠羊毛，连妇女的一针一线都靠羊毛，为什么不让我们发展畜牧业？一番话，表达了高寒山区的贫下中农对“四人帮”搞形而上学、反对因地制宜的不满。
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省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高寒山区生产，使那里的畜牧业、药材都有了发展。我访问的大海公社绵羊由一万八千只增加到二万只，还种植当归一千亩。有些生产队当归收成很好，一亩可收三百多斤，价值四百五十多元。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原则，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但是，实施因地制宜的方针，并不那么容易。再以会泽大海公社为例，这里明明适合发展畜牧业，而生产任务、种植计划、公余粮任务的下达和一般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在流通环节上，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畜产品收购任务、奖售政策等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羊毛的收购由供销社办理，按收购价收百分之七的手续费。羊毛又由外贸局经营，外贸局只开一张拨贷单就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群众说：能把这百分之五的费用加到羊毛价格上，我们就很满意了。由此可见，支持社队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不仅指导农业生产的领导者要懂得，做计划、下达征购任务、收税、定物价、收购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都要懂得。如果不对征购、派购、税收、价格等政策作相应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也会流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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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商业对工业的补贴应该取消
最近记者在商业部门采访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商业部门收购的许多工业品，除开按规定的收购价格付给工厂货款之外，还得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补贴工厂。补贴品种之多，金额之大，时间之久，都是惊人的。例如，北京生产的棉毯，商业部门收购时每条补贴七角钱（去年收购三十二万一千四百多条，共计给工厂补贴二十二万五千多元）。又如，云南生产的山茶花牌缝纫机每台补贴三十元，武汉生产的武汉牌自行车每辆补贴三十五元，长沙生产的湘江牌自行车每辆补贴三十六元七角。补贴金额最高的是电视机。张家口和石家庄生产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分别补贴一百元和一百二十元。
除开上述产品之外，实行补贴的还有布匹、服装、毛巾、暖水瓶、铁锅、铝锅、灯泡、图钉、剪刀、镜子、锁、打火机等，真是五花八门。这些产品的补贴时间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最长的要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工具二厂生产的刨刀，从一九五八年起每个补贴一角，至今已超过二十年了。凡此种种，叫做“价格外”补贴。
还有所谓“价格内”补贴。这种补贴，是指在收购价格上照顾工厂，高价购进，低价出售。“价格内”补贴也是品种繁多，数量很大。
据商业部统计，以上所讲两种补贴加起来，全国商业部门每年要支付给工业部门两亿多元。
商业对工业的补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是数量很少。文化大革命中，补贴的品种和数量猛增。据说，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工厂生产极不正常，亏损很大，市场上商品很缺，商业部门为了取得更多的商品，不得不给工厂补贴。可是，现在工业生产大都已恢复正常，许多工厂扭转了亏损，或者已有了盈余，如果商业部门还要继续给以补贴，那就很不合理。
商业部门为了扶植某种新产品，在试制和小批量生产阶段，因生产成本较高，在收购价格上加以照顾，是必要的，这对促进工业生产有好处。但是目前实行的商业对工业的补贴办法，既没有规定补贴的期限和条件，又没有监督，不仅起不到扶植生产、鼓励先进的作用，反而使一些长期受补贴的工厂产生依赖思想，不努力去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扭亏增盈。这种补贴制度弊端甚多，不利于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它是用行政办法管经济的一种表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怎么办？首先应该取消商业对工业的“价格外”补贴。取消后，对仍然有亏损的工厂要加以区别对待。由于客观原因，产品成本高于出厂价格而发生亏损的，或属于政策性亏损的，应由财政部门补贴。由于主观原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的，应由财政部门规定补贴金额和期限，并实行监督，促使其在短期内扭亏为盈，到期一律停止补贴。
“价格内”的补贴也应进行清理。不合理的收购价格要调整，逐步做到既要有利于工业生产，也要减少以至消灭商业亏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应当严格控制批准补贴的权限。对需要补贴的产品，应该由工商之间进行协商解决。象过去那样，按长官意志办事，省、市、县有关部门都可以随便下命令要补贴，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
新华社记者 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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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滥派工作队
最近，我在当涂县做了一次调查。事实说明：年年抽调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队下乡，弊大于利，失多于得，这个做法值得考虑。
当涂县现有农业大队三百零八个，全县农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主。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七年，进驻学大寨工作队的一百七十八个大队，粮食总计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三，未进驻学大寨工作队的一百三十个大队，粮食总计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派驻工作队比未派驻的粮食增产幅度反而低百分之五点五。工作队下乡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实际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呢？从调查看，主要是工作队这一组织形式的本身就先天不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弊病。
第一、工作队的组成结构一般是各类干部的“大杂烩”，基本上是“外行帮内行”。当涂县县级机关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干部都要轮流参加工作队。许多机关人员紧张，只好从下属单位抽人，把教师、会计、工人，甚至营业员、炊事员也抽来参加工作队。有些同志由于不熟悉农村工作，轻率调整基层干部，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变动频繁，使工作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由于按照三三制组建工作队，一年一换，干部下乡工作大多抱着临时观点。下乡干部对农业生产只顾当年，不顾长远；只顾增产，不顾增收。工作队普遍当义务“采购员”，通过各种渠道，为大队、生产队买化肥、买机器。一些由领导同志带队的工作队，还带去各种贷款和无偿投资。工作队一离开，这些地方的生产就发生困难和波折。临时观点还造成工作虎头蛇尾，年终草率收兵，留下一批遗留问题，难以解决。
第三、工作队和社队党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很难处理得当，两个积极性难以同时发挥。从当涂看，尽管强调工作队要依靠社队党组织，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凌驾于公社之上，包办代替，与社队关系紧张。一种是工作队变成了公社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工作队干部成了公社的一般分工干部，工作队名存实亡。第三种是和社队平起平坐，遇事开“联席会议”，双边协商。这三种情况，都不利于发挥两个积极性。
第四、年年抽派干部参加工作队，对机关工作也造成严重影响。
那么，不派工作队是不是就不叫全党大办农业？
回答是：大办农业，不等于是把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国家机关的各部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农业服务的。各部门把本职工作真正做好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办。我们要讲实效，不能搞形式。
不派工作队是不是机关不要精简，干部不要下去？
回答是：机关仍需精简，干部也要下去，问题是怎样精简，怎么下？抽人组派工作队，机关是真精简了吗？不是。有的机关一边抽人下乡，一边又从下面抽人上来，实际上是“家人在外，外人在家”。从目前情况看，真正的精简，要实行“双固定”：机关在编干部固定，干部到公社工作固定。干部固定，人心安定，各负其责。精简以后，机关干部当然还要下去，如蹲点、跑面、调查研究，等等。这种下是为本职工作而下。
是不是今后一律不派工作队？
回答是：不可不派，不可滥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派什么样的工作队。至于何时派，派些什么干部，派多长时间，派多少人，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能搞大呼?。
后进社队、老大难单位要不要派工作队？
回答是：一般不要派。这是因为转变后进主要靠内因，靠落实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班子真正建好了，自身的问题，下面的问题，他们自己会解决。
安徽省当涂县委办公室 鲁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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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江县第一工艺厂同港商合作生产出第一批来料加工羊毛衫
新华社福州二月四日电 福建省晋江县第一工艺厂同香港客商密切合作，迅速建成针织车间，接受来料来样加工，一月中旬已生产出第一批羊毛衫。
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王珍团先生表示，要同他的家乡福建省的工厂合作经营来料来样加工羊毛衫的业务，接着就来到晋江县安海镇同生产珠绣拖鞋的晋江县第一工艺厂洽谈。第一工艺厂表示热烈欢迎，为了满足对方要求，决定将正在兴建的新厂房，改为针织车间。王珍团先生也表示，为了支援家乡发展工业，愿意无偿提供针织车间全套设备和工艺技术。十一月中旬达成合同后，第一工艺厂集中力量，加速厂房的建筑进度，同时积极招收工人，筹划电力和安装设备所需的材料。王珍团也赶在去年底运来价值三十万元港币的一百台织机和其它设备，并带来五名技术员。双方一面进行设备安装，一面积极培训工人。厂房建好一层，就投产一部分。签订合同以后才两个月，新加工的珠绣羊毛衫就源源运往香港。预计到二月底，针织车间即可全部投产。今年可加工珠绣羊毛衫十八万打，收入相当于三十多万元人民币的外汇。
王珍团兴奋地向记者表示，这次合作是个良好的开端，将来还可以改为电动织机，再向自动化发展，产品产量将会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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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该不该奖励她？
一个寒冬的夜晚，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公社塘头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会议室却热气腾腾，干部和社员正围绕牧牛员钟贱娥的工分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钟贱娥是年过半百的女社员，她跛了一只脚，眼睛又不方便，是半劳动力。她为队里放牧耕牛十多年，把牛养得又肥又壮，从未发生过死亡事故。去年春，队里有两头瘦牯牛，没人愿管养，钟贱娥自告奋勇管养起来。她每天牵着两头牯牛去吃草，一天放牧七、八小时，总是让牛吃得饱饱的才牵回队。她经常把牛栏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还到几里远的山上去割草回来垫牛栏。有的牧牛员说：“割草垫栏是队里的事，你何必自找辛苦。”钟贱娥说：“牛是集体的，我自己也有一份，养不好，集体受损失，自己也吃亏啊！”她精心养护，把那两头很瘦的大牯牛养得又肥又壮。队里原定每天给她记工九分，总结评比时，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有的社员提出，应该每天奖励她一分。有的社员反对，说钟贱娥年老体残，每天记工九分已经算高的了，再加就太过分了。记工员说：“加不加工分，不能单纯看她年老体残，而要看她的劳动成果和对集体的贡献。”许多人表示赞同，并提出不但要增加工分，还应当再加十元奖金。最后，队委会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邓振邦 邬燕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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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队长做得对
一天，我到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公社卫星大队友谊生产队办事，正好碰见队长殷从发和一个社员在争论：
“让你家赔款，是队委会的决定。”
“队委会的决定是搞‘土政策’。中央文件讲了，不准乱扣乱罚，你当队长的学习了没有？”
“怎么没有学习，我们维护集体经济，就是在按照中央文件办。”
那个社员不服，殷队长又心平气和地做说服工作。我一打听，原来前几天有几个社员见队里养鱼塘快干了，就私自跑去打了一些鱼。这事被队长知道了，打算让那几个社员按市价赔款。当天，队委会研究时，有的干部怕让群众赔款违反中央批转的湘乡经验精神，主张算了；但多数干部认为，鱼是集体的，是社员大家的财产，少数人侵占了应该赔款，这样做是维护了多数社员的利益，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与乱扣乱罚有根本区别。于是，队委会统一了思想，做出了让那几个社员赔款的决定。
我觉得这件事是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央批转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转变干部作风的两个文件，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但是，有少数人曲解文件精神，任意侵占集体财产，下塘打鱼，下田捡谷，化集体财物为私有，干部管一下，就说是整群众；要他赔偿损失，就说是乱扣乱罚，违反党的政策，弄得一些干部也不敢管了。我认为殷队长能够正确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敢于坚持原则，做得对。
湖北省应城县 汤池公社 刘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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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罚”字说几句话
现在“罚”字在有些干部中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字眼，没人敢提，一提罚就好象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就要犯错误。我认为“罚”字并不可怕，应该赏罚严明，有奖有罚。只要罚得有理，罚得适当，该罚则罚。光奖不罚不是完整的政策，也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凡是搞得好的单位，都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
我认为对于“罚”，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精神，文件中说的是不要乱罚、重罚，但并没有一概反对罚。二、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什么该罚，怎么罚，都要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民主讨论，订出一套制度。不能听任干部信口开河，想罚谁就罚谁，想罚多少就罚多少。三、坚持以奖为主、多奖少罚的原则，更要重视思想教育。什么时候也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河北省阜城县大龙人民公社 高俊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