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
——重读陶铸同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秦牧
随着陶铸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的冤抑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也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我把全书再次细读了一回,感到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实事求是风格教育的好书。陶铸同志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这位前辈革命家,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这本书是他留下的宝贵的革命遗产之一,是应该向还没有读过它的读者推荐的。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同志的遭遇怎样,内部始末如何,我知道得很少,因此,这篇文章是不打算也不可能谈这么一些事情的;他的女儿陶斯亮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已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我这篇读后记,不过是就书论书,因事论事,最多涉及我对陶铸同志的一些印象罢了。
广州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的时候,陶铸同志担任他的副手。那时我们这些南方干部还都不认识他。某日,在一次集会上,一个留着浓胡子的老头儿登台演讲,他对于事物分析的深刻锐利和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感情很快就吸引了我,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折服。事后一打听,这人就是陶铸同志。这之后不久,他把胡子全刮了,年龄仿佛轻了许多,象个中年人了。但是每次听他演讲,那种热情洋溢和鞭辟入里的言辞给我的印象仍然和第一次听到的一样。在多次的接触当中,我观察到,群众对他是十分敬爱的。他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态度也很平易随和(在作报告,批判严重不良现象的时候,那又是非常猛烈凌厉的)。一九五九年夏,我在韩江流域一个农村参加劳动。陶铸同志率领省委一些同志前来视察,把我从田野里叫了回来,问这问那。午餐时,那个大队设了有些儿丰盛、但也不算浪费的饭菜欢迎他们,其中有一样菜是番薯蘸蜜糖。陶铸同志笑着说:“番薯蘸蜜糖?这恐怕不是农民的吃法,是地主的吃法。”他又要大家算一算,办这么一顿饭菜招待省里来的一批人,这个大队每一个农民要负担多少。接着,又穿着拖鞋在村头村尾到处瞧,到处问,这事情也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律己颇严的。
以后,我在《羊城晚报》工作的时候,和陶铸同志接近的机会更加多了一些,为了改进晚报,党委委员们常常被召集到一起开会。陶铸同志抓工作抓得异常之紧,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有时把许多报纸铺在地下,他就蹲在地上对照着来看,边看边议。我觉得,陶铸同志是相当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其中的一句有意见,直率地提出要修改,他考虑后就完全按照大家提的改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做报告时,常常讲到希望自己一生的努力,能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好了,死后能够真正有资格在墓碑里题上“共产党员陶铸之墓”就好了。若干年后的今天,这些话竟成了谶语。在本书里《高度发扬革命的自豪感》一文中,陶铸同志写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很有意思。那么我们究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是‘普通材料’甚至是‘假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呢?在严重的斗争考验中,在炽热的熔炉中,是钢是渣,自然立见分晓。”这段话,经过了浓雾漫天、风雨晦冥的那些日子以后,读起来格外令人感到新鲜和震动。当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切从前如坠五里雾中的人物和事件逐渐呈现出他们清晰轮廓的时候,陶铸同志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我们读他的书,对照这段话来看,是别有一番深长感受的。
我所以写下这些事情,是想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因为这书,也相当深刻地显示了他的个性。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是陶铸同志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七、八年间,一些谈论思想、修养的文章的纭集,它们一共十篇。六十年代初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受到广大青年热烈的欢迎,在短期间内,就印刷了二十六次,发行一百五十万册。现在,它重版出书,意义不但丝毫不减当年,而且更增添了重量,因为陶铸同志的刚正不阿、凛然正气为林彪、“四人帮”所不容,受迫害致死,这就使这本论述共产主义品德的书更加焕发光辉。再说,“四人帮”横行十年,对老一辈革命家固然是肆意迫害,而对年轻一代的败坏,不如说在范围、规模方面更加广泛。此辈人面东西,惯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施展两面三刀手法,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就在广大青年当中造成了一批批混沌愚昧的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以及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分子。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公德?对这方面的道理,真象是“山在虚无缥缈间”。他们不是茫然不知,就是在偶尔听到几句的时候,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立刻在嘴角挂上一丝哲学家般但实际是市侩主义者的微笑,摇头了事,表示自己早就“看破红尘”,不再理会这一套了。自然,当年残酷的现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批青年革命战士,因此而有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但是,前一种人物相当大量的存在仍是有目共睹的事。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革命的青年更加迅速在进步,自不待说了,不革命的,怀疑革命的,以至当过流氓阿飞的青年在新形势的教育下,也有不少人渴望汲取新知,改造自己。广大读者对于青年修养读物需求的殷切情况是异常感人的。常常有些作者,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收到几百封来信;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篇这样的稿件,青年听众在深夜里就从四面八方,也从边疆海岸上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作者表示共鸣和感谢。在当前情况下,陶铸同志这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重版出书,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应,并将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陶铸同志在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主要就是写给青年人看的、或者对青年人讲演后整理出来的作品。他曾经大声疾呼:“不仅党、青年团要关心青年,而且全社会都应该关心青年,要在各方面造成关心青年、热爱青年的空气。”“我们要把各阶层各方面的青年都当作是关心、爱护、培养的对象”。写这本书,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实践之一。他谆谆教导青年人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情操,具有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他不断阐明,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学习和实践,树立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树立强烈的劳动观点,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们要使青年养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良好的思想品质;要使青年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定要最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靠剥削吃饭是可耻的,靠大家共同劳动来过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新社会的唯一出路。”这些语言是响着共产主义的强音的。
读这本书,有一种“娓娓道来,中肯动人”的感受,原因就在于它既有很高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材料,而且,文采灿然,相当生动活泼。例如其中《松树的风格》一篇,就曾经多次被选入学校语文教材和全国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建国三十周年散文选也把它选进去了。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向往,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使本书的许多语言喷射着火花,因而也就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
全书贯串着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就使得它既切合实际,又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言语:“在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除非他不做工作。一个政党也是如此。”“总起来讲,敌特和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而人民内部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则一定要继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对敌人的斗争。”“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成千上万人的大工厂,要根本解决长江、黄河的水患问题,要把祖国地下的各种矿藏开发出来;所有这些,光喊几句空口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要依靠现代的高度的文化科学技术来彻底改造与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话分别说于二十年前左右,而今天看来,却象新打刀剑,熠熠射出它的光辉。这就可见,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从生平事迹到言论文字处处可以示人以本色,总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曾经对陶铸同志的这些作品横加污蔑,说什么这书宣扬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姚文元所运用的手法无非是歪曲割裂、造谣中伤。这套花招在这个无耻文痞看来,是他平生扣帽子和打棍子的起家绝招和得意之作,其实不过是一套流氓本领罢了。在鼠辈们看来,真理象是一团泥巴,可以任由他们随意捏来捏去,改变形状。但是历史无情,这些想随意践踏真理,涂改历史的小丑终于被抛到历史垃圾箱去了。陶铸同志这本书重版发行,也是对于万恶的“四人帮”的又一有力批判。
读这本书,我不禁想起了陶铸同志的音容笑貌,重温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听他演讲时的深刻印象。掩卷凝神,寄慨遥深。我写下这些,既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哀思,也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这是陶铸同志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这里面,也显示了作者松树般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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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高士其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红耘
在我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中,高士其同志的诗文选集《你们知道我是谁?》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它是这位身残心红的科学前辈送给广大青少年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这本集子主要选自高士其同志为青少年读者写的科普文艺作品,包括科学小品、科学诗以及介绍作者为科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两篇文章。集子里的科普作品是饶有趣味的,它同我们谈天说地,引导我们登山入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广阔世界:从山川湖泊到日月星辰;从声、光、化、电到花、鸟、虫、鱼;从各种新元素的发现、科学发明的斗争史到地质考古活动的趣闻轶事;从人造卫星研制等尖端科学到点灯用电等日常生活;大至宇宙天体及其演变的规律,小到灰尘、微生物、细菌的“个性”特点和活动情况,在这里都有比较生动细致的描述。例如,在《我们的土壤妈妈》诗中,作者就形象地介绍了土壤和太阳以及地球上许多有机、无机物质的密切关系,和它那孕育生命、造福人类的伟大功能……。总之,作者用文艺手法向我们展示的,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丰富内容,是客观世界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
高士其同志在作品中,恰当地把政治与科学、科学性与战斗性结合起来了。如一九四六年发表的《天的进行曲》一文,作者在介绍天体、地球的有关知识和运行进化规律的过程中,自然而有力地批判了中外古今的封建迷信思想,鞭挞了关于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谬论邪说,和摧残科学事业的欧洲黑暗的教堂势力;同时,又热情地赞颂恩格斯和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作的科学预见,讴歌了敢于同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哥白尼、康德、爱因斯坦等科学界的前驱,最后并高喊出“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样宏亮有力的声音!在《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文中,他声讨了“四人帮”摧残科学技术的罪行,歌颂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大搞四个现代化的英明决策。
使我们高兴的是,在高士其同志的作品中,对科学和政治内容的叙述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它们往往能够体现在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之中。大概因为这些作品是专门为青少年读者写的吧,作者为了增强故事性、生动性,而有意识地运用了童话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拟人化。如《时间伯伯》《我们的土壤妈妈》《电姑娘》等篇,题目就是拟人化的。在《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中,作者这样写道:“祖国大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兴奋地赶来参加,你的领队是数、理、化,理、工、农、医都是你的战友和部下。”高士其同志在运用拟人化等手法时,较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力求作品生动有趣、真切可信。语言也通俗、形象,使科学知识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在这个集子里,尽管也有一些显得粗糙和感染力不足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作者是费了一番匠心的。如在《你们知道我是谁?》这首诗里,有巧妙的设问,亲切的对答和严谨的结构,使读者在和作者同声礼赞春天的时候,充分体会到生气勃勃的青春和生命的力量。此外,《天的进行曲》,《我们的土壤妈妈》,《生命进行曲》,《犀鸟》、《猪笼草和紫胶虫》,《空气》等篇,都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我们从中既能吸取到科学知识的营养和具体的教益,又能激起一种探寻宇宙和自然界各种奥秘的浓郁的兴趣。
高士其同志是科学家,是诗人,也是战士。从三十年代起,他就站在人民一边,向人民的敌人宣战。到了七十年代,高士其同志对万恶的“四人帮”也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在敬爱的周总理接见时,他通过秘书给周总理送上一张字条:“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求给予关心和支持。”这字条,实际上是对“四人帮”破坏科普工作的愤怒抗议和严厉声讨。
高士其同志是在身体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的。《你们知道我是谁?》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高士其同志用自己整个青春和生命写成的书,是他用心血浇灌的科普文艺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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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喜简

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
晓风同志致陈荒煤同志的信荒煤同志:您好。
目前,全国各省的文艺刊物都已恢复,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有一个副刊。但是,翻一下报刊,见到的常是几个名字——“名人”。新人刘心武同志写作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作品,确实是创作上的一个新突破,使我们高兴。但这样的新人,太少了,出来得也太慢了。
我们尊敬那些对革命有贡献的著名作家,他们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中大都热心培养新生力量。可是,我们有的编辑同志就不是这样。他们重“名”而不重“文”,不是择优录取,而是择名录取。
我们如今拥有的“名人”,都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笔杆。他们当初动笔办刊物、辟阵地、出杰作的时候,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热血青年。我们如今正当年轻,我们也经过时代的洗礼,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以为,写今天,尤其是写近十年,我们青年人更有所长。文艺前辈们十年中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而我们,由于我们的年青和无名,得以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
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无产阶级不写这十年,资产阶级迟早也会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来写这十年。不重视写这十年,无益于无产阶级,只有益于“四人帮”。我们也不能等。一边认识一边做,一边争论一边提高。我们青年应该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们年轻,不怕摔跟斗,我们无名,没有负担。
文艺应该协助人民去总结、清算。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可是,我们有的编辑同志却缺乏革命的气魄。外界的风霜已使他们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当然,我们知道编辑在内心里和我们一样,很希望祖国的文苑百花烂漫。但十年来,他们有许多难言的苦衷,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是“受夹板气”,稿子要从他们手里通过发出,如果有问题,他们也“罪责难逃”。这些编辑,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胆量。要解放文艺,编辑的思想也要解放。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作品快完成时,不禁忧从中来,愁上眉尖。到哪里去投稿?谁来看我们的稿件?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作品发表、出版的机会很少,也难得到指导和提高。冷遇和无理的批评使你处于孤独的探索之中。也许我们中的某个人会遇见一个“伯乐”,或找到一个“关系”,可是整个文艺界按此章程办下去,恐怕终难改变大局。
荒煤同志,我向您和文艺界的前辈们呼吁,为我们这样的无名青年,为业余作者创办新的文学刊物,开辟崭新的阵地,以鼓舞士气;给各地刊物作出榜样,打破报刊、出版界重名不重人的倾向,把重视、关心、培养和发展文学新生力量的问题,一一付诸解决。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
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我们已经急不可耐了。
晓风
陈荒煤同志致本报的信编辑同志:
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把晓风同志的来信转给你们。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与其说是向我和文艺界发出的呼吁,还不如说是向人民发出的呼吁。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青年文艺爱好者对我们的文艺现状不满,对我们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实质上,“请为我们青年打开闸门吧”的这个呼吁,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报刊编辑部门、出版部门、甚至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好好思考。
我认为,晓风同志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他要求文艺更广泛地更深刻地反映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生死搏斗,写这十年的斗争,总结历史经验。
他认为:“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的提高。”还特别指出:“老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刷新自己的历史。”这话讲得多好啊。
仅仅对照一下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为一篇《伤痕》的出现就忧心忡忡、顾虑重重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对写这十年这个历史任务,还认识不够。广大青年“已经急不可耐”,要写或正在写,而我们如何去领导、引导,给予更多更有效的帮助,还远远落后于形势。各个有关领导部门怎么把这个工作领导起来,是很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
二、晓风同志对报刊编辑同志的批评,有对的部分,但我认为也有过分的地方。“心有余悸”的关键,并不在于只重视“名人”而忽视新生力量,还在于领导上不敢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不敢执行百花齐放的政策,而是实行百花齐“防”的方针,使得编辑人员怕“罪责难逃”,不能解放思想。
但报刊编辑部门如何实行艺术民主,如何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如何积极发现、培养新生力量,也确实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才好。
三、我国是一个八亿多人口的大国家,建国近三十年,由于教育的普及,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因而,一方面,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不满意文艺的现状,想拿起笔来自己创作,讲讲心里话,发表自己见解的人也就愈来愈多。这是非常好的形势。怎样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应该积极予以支持的大事么?
我觉得所有党报都可以考虑办一个青年创作园地的副刊。例如,人民日报除一个《战地》外,还可来个《青年园地》,或者把《战地》扩充一倍至二倍,多刊登青年的创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是每天都有副刊么?
在解放前,不论什么政治派别甚至商业性的报纸也都有个“报屁股”。许多现在知名的作家,当初就是在这些“报屁股”上发表文章的小青年。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报纸就不能开辟这么个小小的园地,给青年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战地》?
我建议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办一个《中国青年文艺》的杂志。由青年们来主办,发表青年的作品。并每年举办青年文艺评奖,奖励青年的作品。
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与各地作协恢复过去举办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座谈、讨论会,甚至举办一年左右的讲习会,积极开展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各地文艺刊物应该开展工厂、农村文艺通讯员的工作,加强对青年文艺作品的评论工作。
总之,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文艺创作的队伍确实太小了,需要积极培养。希望党的宣传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关于晓风同志对老作家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同意,我想文艺界前辈也会同意。其实,我们这些“老人”,经常也谈到“接班人”的问题,不是怕“后继无人”,而是感到继者太少,起来太慢。
至于说老作家这十年“大都受到各种迫害,被隔绝于世,所体验的是特定的生活。”这是实情。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在社会动荡中冲杀沉浮,与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共呼吸,共哀乐。”但是这种特定的生活体验,我觉得并不会比“冲杀”的青年们得到的东西少。说实话,现在也有老年的“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在重新思考、重新投入战斗。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战斗的目标,是和青年们一致的。然而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由于他们过去战斗的经历,加上“特定的”体验,恐怕较之某些青年还要深广一些。我坚信,许多老作家在不久的将来会拿出更多更好的反映这十年和四个现代化的作品来和青年们竞赛的。
我也热诚地向你们建议,发表晓风同志的信,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
陈荒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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