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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
大庆油田坚持开好技术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郭玉德报道：大庆油田党委召开油田开发第十七次技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石油部副部长、油田党委负责同志、地质师、工程师和工人代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洋溢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气氛。许多份报告和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有专题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利用了室内试验、现场试验及油田生产动态的大量数据。尤其可喜的是，普遍运用了沉积相和渗流力学的理论，增强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加深了对中含水期油田稳产特点的认识。
大庆油田把开这样的技术座谈会，当作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实行民主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来，其中只有两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中断。在这次会上，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流体室在规划油田高产稳产技术措施时，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一百三十个大气压左右，非纯油区的井口注水压力要继续控制在一百五十个大气压左右，否则，油层会出现裂缝，含水急剧上升，造成暴性水淹，使油井减少产量。对这个问题，采油四部的同志依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大部分油井按照上述压力注水以后，纯油区还有大部分非主力油层没有吸水，油井中个别层段出现的水淹现象，不是由于提高注水压力的结果。他们主张纯油区井口注水压力要提高到一百五十个大气压，才能保证注水采油的实际需要。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目前油田开发中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或技术政策。油田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后一种意见，希望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试验和研究，求得更新的认识。多少年来，对一些技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他们都不忙作结论，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就能鼓励大家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
在这次技术座谈会上，大家讨论通过了油田副总地质师唐曾熊作的《大庆油田高产稳产近三年来地下形势及今后七年稳产的分析和安排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历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去年九月中旬以来，为总结油田高产稳产的经验和制订下一步稳产规划，广大采油工人开展了地下情况大调查活动。唐曾熊和一些技术干部分头深入基层，和工人们一道，从一口井，一个开发区块，一个采油队做起，分析研究地下情况，把分散的、局部的一些经验和问题集中起来，然后交给技术座谈会反复讨论，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总的技术方案。技术座谈会后，主管技术部门的同志再次下基层，和群众一起贯彻落实技术方案，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经过半年的实践，对方案的有关内容又作了个别的修改。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在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领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过程。这样做，就减少了瞎指挥的现象。
在技术座谈会上，一些工人的发言，常常使技术人员开阔了思路。有一次，采油二部四十七队一个工人说，油层中有一条固有的水路，就象人身上的血脉一样，我们工人把它叫做“自然水路”。油田开发室副主任地质师王启民听了很受启发。他当时在进行主力油层开发的现场试验中，也碰到油层的水“不听指挥”的问题。他两次专程拜访了这位工人，并且研究了流体力学的有关理论，综合分析了一百多口井油层中水的自然流向和注水后的变化，从沉积理论的新认识中解答了这个难题。他根据这个认识，调整了注采关系，取得了原油增产的明显效果。
这次技术座谈会召开以后，王启民正在搞油田老开发区第三套油层开发试验的方案设计。开始，他准备设计一种井距相同、井与井之间距离比较小的方案。后来，他同来自老开发区参加技术座谈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座谈。他们提出对这套油层的井距要适当加大，注意跟老井衔接，便于今后综合调整改造。王启民吸收了他们的建议，设计了一种大小两种井距的试验方案。这种方案，可以相互进行比较，既能够早一点看到试验效果，又能看到将来打生产井时用多大井距更为合适。在技术座谈会临近结束时，王启民的设计任务已经完成了。通过开好技术座谈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研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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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国营厂装配门锁的效率不如街道生产组？
上海长征锁厂生产的丰收牌弹子门锁，在去年七月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会上被评为第一。因此，厂党支部办公室挂着一面大锦旗，绣着“全国弹子门锁质量评比流动红旗第一名”十七个大字。
但是，这种门锁绝大部分是包给武夷街道一个生产组做的，工厂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同样装配门锁，效率大不相同，国营厂反而不如小小的街道生产组。
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有四十九名生产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装四百六十把锁，最高的超过五百把。长征锁厂装配门锁的一个小组有十三名工人，平均每人一天只装配二百八十把，还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平。
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的全部成员都是体弱的家庭妇女和知识青年；而长征锁厂那个小组的工人，平均比街道生产组成员年轻七岁，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比较好，生产场地和设备条件更是好得多。
过去向街道生产组传授装锁技术的锁厂工人，现在平均每人的日产量只有徒弟的百分之七十，这是什么缘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长征锁厂厂长常家坤。他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主要是“吃大锅饭”的思想在作怪。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常家坤的话确是击中了要害。街道工业是集体所有制，实行生产小组独立核算，街道自负盈亏。职工是计日报酬，干一天拿一天的工资。生产任务完成的好坏，企业积累的多少，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武夷街道那个生产组，自从一九七一年成立以来，由于生产发展，积累增加，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集体，千方百计地把生产组办好，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上班八小时，人人争分夺秒地干。几年来，这个组的产量、质量直线上升，定额指标一再提高。
长征锁厂的那个装锁小组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的人干活慢慢吞吞，有的人边干边聊天，有的人干脆放下工作找人闲聊。据说，厂里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实行定额制度。但是，过去由于没有奖励办法，干多干少，超过定额和完不成定额一个样。因此，工人们往往做多少，算多少，不大关心自己的生产成果。去年十月，这个厂开始试行奖励制度，但是奖金级差仅一元，鼓励作用并不大。有的工人看到完不成定额，拿不到奖金，干脆多请几天病假，反正工资分文不少。十月份，这个组的十三名工人共请假一百十七天，相当于四个半人全月没有上班。
据记者所知，在上海经济战线上，类似这两个单位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在提高生产效率，关心产品质量，精打细算、勤俭办企业，讲究经济效果等方面，有些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往往不如街道里弄加工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办得是好是坏，是盈利还是亏损，与职工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大。有的单位尽管长期亏损，而干部、群众的工资却月月照拿，领导人也不感到什么压力，用不着为“吃饭”问题操心。
在采访中，许多干部、工人向我们提出，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前迫切需要实行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直接结合起来的经济制度，那些“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落后思想和做法该彻底打破了。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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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当“意见箱”又做“加工厂”
——记江都县委发扬民主作风的二、三事
不光是当“意见箱”，群众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去，还要做“加工厂”，采纳群众正确的意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这是中共江苏省江都县委在发扬民主作风中的一点切身体会。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时，县委书记章昌祥只听了个别同志的建议，没有经过试验，就要求各地推广“条播粒摆”的育秧方法。这种方法花工费时，一亩要几十个人工，群众很有意见。许多队干部和育秧员纷纷向章昌祥和县委其他领导成员提出批评，说这样做要耽误季节，推迟栽插，造成减产。刚听到这些刺耳的话时，章昌祥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转念一想，群众批评“顶头上司”是很不容易的，是出自对农业生产的责任感，应该认真对待。他立即到黄恩、周西、宗村等公社作调查，并在蹲点的小纪公社纪东大队和社员们一起研究，这才认识到大面积搞“条播粒摆”确实有困难。他回县后，立即召开电话会议作了自我批评，收回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命令。
再一件事对县委的教育也很大。有个公社在一段时间内，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砍掉桑树，改种粮食。结果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但副业产值下降了，社员收入降低了。可是县委有的领导成员只看到这个公社粮食产量高，很赞赏这种做法，便大会宣传、小会表扬，又授红旗，又发奖状。其他公社的干部、社员气愤地给县委提意见说：毁桑种粮，还得到表扬，这要把我们引到哪条路上去？县委成员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公开向群众检讨，纠正种植方针上存在的偏向。但县属部门有的干部说，这样做会削弱县委的威信，今后说话就没人听了，不如拖一拖，个别做做工作，悄悄改正算了。到底怎么办？县委讨论后认为，群众的批评切中要害，县委遮遮掩掩不行，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改正。于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光抓粮不抓多种经营的片面做法。一九七八年对夏熟高产单位授奖时，县委不再把粮食产量作为授奖的唯一标准，而是要求做到“大、全、多”，即粮食增产幅度大，农副工项目发展全，社员增加收入多。社员们说：“这样指挥生产，我们有奔头。”
江都县委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勇于改正错误，广开了言路，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干群关系，敢讲话、肯提意见的人多了。现在，县委负责同志下乡，一大群人涌上来围成一堆，就拉起了“知心话”。一九七八年春天，队干部和饲养员从母猪繁殖到饲料生产，从人员落实到奖赔制度，向县委提了几百条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县委制定了发展养猪的八条规定。去年一月到十月，全县各地干部、群众向县委写了三千多封来信，反映落实政策、干部作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柴米油盐等方面的问题。县委负责同志对其中的四百多封作了批示，做到件件有着落。
江都县委的同志感到，有广大群众做耳目，走起路来脚步更稳了，抓起工作来方向更明了。
新华社通讯员 倪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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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把西北黄土高原建设好？
——部分林业科研人员座谈纪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童大林、鲍彤和石山写的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建设方针问题的两篇文章，并建议科技工作者展开讨论。最近，国家林业总局邀请了林业科研等部门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就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进行了座谈。下面是本社记者根据座谈整理的摘要。
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
应以林牧为主
马杏绵（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我赞成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建设以林牧为主的方针的建议。因为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方针，要看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和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早已遭到破坏，长期遭受无穷尽的生态性灾难。以农为主，已是恶性循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现状，就应改变以农为主的方针，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实行以林牧为主的方针后，能不能尽快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我认为完全可能。以林业为例，在我国大面积成功的例子不止一处。
二十多年来，同样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性灾难地区——雷州半岛，已造林三百六十万亩，现在整个半岛变成了绿色海洋，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而且保障了农业增产。河南省黄河故道也是全国闻名的老灾区，由于大搞造林绿化，二十年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园林化村。目前的发展趋势正由一村、一队、一社、一县向一个地区发展，村、社、县、乃至地区之间园林化正在形成有机联系，必将向更大的范围引伸。这一地面上的绿色连锁反应，今天是“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基础，而明天必将为这里的人民创造出享之不尽的绿色源泉。
雷州半岛、黄河故道大力发展林业，可以改变面貌，西北黄土高原也应当是能够做到的。
以林牧为主也要因地制宜
宋朝枢（林业科学院森林植物研究室主任）：童大林等同志提出的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我是赞同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确要考虑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
黄土高原面积达二十七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根据我和一些科学工作者对这里多年的调查，应按不同类型，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大区：
一、黄土塬地区。塬地主要有甘肃省的董志塬、早胜塬、长武塬，陕西省的洛川塬等。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塬面平坦，水土流失较轻。但塬地由于流水侵蚀，大部分已被深沟所分割，沟道面积逐渐扩大，如不加速治理，将来也会变成黄土丘陵。这一地区塬面应实行以农为主，自给有余，林牧为副，自给自足的方针。塬面营造农田防护林和塬边林带，实行草田轮作；沟谷则以林为主，待树木成林后，可作林地放牧。
二、黄土丘陵区。这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的一个地区，约占百分之六十五。由于自然界的长期侵蚀，造成许许多多的沟谷，沟谷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形成黄土高原特有的梁、峁、坡、沟、壑的地貌类型。以陕西省为例，大致在富县以南侵蚀程度较轻，为高原沟壑区，富县以北侵蚀严重，为丘陵沟壑区，也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这里应以林牧为主，自给有余，农业为副，自给自足。具体则应在梁、峁顶部及坡的上部发展林业；梁、峁坡面下部修梯田，实行林带草带结合或草田轮作；在沟底应打坝淤地造良田，有的地区可实行果田或果菜结合；河川地则治河造田，建成高产的基本农田。但在治理时，必须象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和山西省河曲县曲峪大队那样，采取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坡沟兼治，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实行“三三制”，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如果仅在沟川打坝造田，不治坡面，结果坝被冲垮、良田被冲毁、水库变泥库，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少。群众说得好：“水是一条龙，先从顶上行，治下不治上，结果一场空。”
三、黄土山区。黄土高原还有少数高出高原数百米并覆盖一层黄土的山地及半石质山地，如山西省的太岳山、吕梁山，陕西省的黄龙山、乔山、崂山，甘肃省的子午岭、陇山，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等。这里目前尚有一定面积的天然次生林
（俗称稍林）。总面积仅占黄土高原的百分之二，均为水源涵养林。无疑宜以林为主，以林带牧，兴畜促农，牧农自给。但当前的问题是不断向林区蚕食。如甘肃省的子午岭，近几年来，毁林开荒，林区面积缩小了二十多平方公里。陕西省黄龙县仅一九七八年就毁林开荒四万亩。目前黄土山区首先应严禁毁林开荒，保护好现有森林。
树木是多年生植物，经济价值比牧草和农作物都高得多，而且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目前亩产粮食只有几十斤的耕地，种粮食已远不如种树有利。种一亩树林，每年平均生长零点五至一立方米木材，就是几十元，在“四旁”种速生树种杨树等，一株一年就生产一元钱。林地既是牧群良好的放牧草场，又能解决水土保持、改良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群众总结后形象地说：“山上栽上树，好比修水库，天涝它能吸，天旱它能吐。”
黄土高原如果能在一九八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逐步实现每人平均两亩农田，三亩牧草，四亩树林，它的落后面貌必将大大改观。时不待人，我们应该迅速地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宜什么搞什么，水土保持是关键
杨含熙（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要在搞好水土保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水土冲刷不停下来，什么都是空话。不仅农田要注意水土保持，林地草地也有个水土保持问题，不是说种了林草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不合理的林业、牧业也要引起水土流失的。我建议：国家最好能成立水土保持总局，西北每个省、自治区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要制定全国水土保持法律；应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水土保持会议，重点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只有经过国家通盘考虑，明确责任，共同抓综合治理，才能迅速见效。各自为政，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劳民伤财，这是为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过的。
粮食和水的问题很值得考虑
程崇德（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副总工程师）：我认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粮，二是水。不管生产方针确定以什么为主，首先都要解决吃饭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人口增殖问题。目前多数地区口粮和生活水平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要改善这种状况，既不能全靠调进粮食，也不能实行移民，只有下力量改变广种薄收，使吃饭有保证，同时可以把退耕腾出来的土地，发展林业与牧业。这就要有一定时间的过渡时期，即休养生息。在这段时期内，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一个队一个队的确定口粮标准，应该减免农业税的就减免农业税，应该不卖余粮的就不卖余粮，应该调进粮食的就调进粮食。国家在资金、水利、机械、化肥、良种、技术等方面应该扶持的，就积极扶持，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殖。
其次是水的问题。这一地区全年降雨量不多，且又集中在夏季，往往是无雨旱灾，有雨涝灾。目前灌溉条件很差，多数地区不宜打井、不宜开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指望靠南水北调，所以当前除了要搞好水土保持以外，如何增加生产用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很值得考虑。
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
刘家声（国家林业总局造林局工程师）：为了改变黄河中游地区落后面貌，中国科学院石山同志提出以牧为主，兴畜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我个人认为以牧为主的方针不宜采用。这里提出来，与石山同志商榷。因为这样一个失去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地区，干旱而又水土流失严重，种植牧草也不见得到处可以长起来的，即使能成活，产草量不会很高。更重要的是只有靠发展林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完全控制水土流失。据科学测定，这一地区森林覆被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以后，才谈得上种草，大力发展畜牧业。
我的看法是：在这个地区结合林业和农业的发展，因地制宜，适当种植牧草，发展一些以圈养为主的牛羊等牲畜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发展得过多了，一则饲草不易跟上来，二则改良细毛羊能否适应这个地区山高、坡陡的环境，还有待研究。实践证明，当地山羊不能多发展，它破坏植被，促使水土流失，经济价值也不高。
建议尽快成立机构加强领导
刘广运（国家林业总局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范济州（原北京林学院教授）：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确定正确的治理方针是十分重要的，科研单位要当好参谋，但决定权在党政领导手里。建议国家成立专门领导机构，迅速抓起来。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成立西北林业研究所为例，讲了七、八年也成立不起来，老议而不决怎么行呢？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当地农林科技人员的作用。他们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又熟悉当地的自然情况，在改造黄土高原的事业中，是一支很可贵的力量。但当前许多科技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这是对人材的很大浪费。应当向各级领导呼吁，尽快改变这一部分同志的处境。另外，西北许多农业院校应增设相应的专业，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人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