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丁一岚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这是受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恶毒诽谤诬陷的邓拓同志，十二年前在他临终时，写给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和党组织的诀别书中，对党的真诚的倾诉。
一九六六年，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关锋、戚本禹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诽谤造谣，打击中伤所有善良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恶狠狠地挥动着反革命的棍棒，怂恿着法西斯暴行，不许人们讲真理，不许别人据理答辩。他们信口雌黄，诬陷邓拓同志为叛徒，以种种卑劣手法给他横加罪名。他们开动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宣传机器，蒙蔽亿万群众，对邓拓同志进行全国范围的口诛笔伐，批判斗争。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化身，逼使所有的同志、亲人与邓拓同志划清界限，陷他为孑然一身。这群匪徒颠倒黑白，把晶莹的珠玉诬为粪石。邓拓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绝不向罪恶的林彪、“四人帮”低头求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怀着激愤，疾书千言，用铁铮铮的事实驳斥了这伙政治上的恶棍对他的攻击诽谤，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群匪徒后边的那个阴险狠毒的军师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同志最后充满豪情呼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誓愿：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我至今还仿佛听到他长叹一声，呼不尽他胸中的悲愤抑郁，放下了他终生紧握的战斗之笔，忍痛永别了他如此热爱的革命事业、革命战友、子女亲人和翰墨生涯。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敌我斗争，真理在我们的党、广大群众和邓拓同志、吴晗同志……等千万个受害者的一边。
感谢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的结论。邓拓同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林彪、“四人帮”为了摧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而构筑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字狱，今天被人民的铁拳砸烂了，砸烂了！
邓拓同志含恨而死，至今将近十三年了！棍棒和枷锁、凌辱和诽谤只能迫使我们暂时沉默，但是禁锢不了我们的思想，平息不了却反而不断激起我们感情的怒涛。我和孩子们日日夜夜思念他，我知道，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至无数读者也常常怀念他。我思念他，不只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每当回忆在血火交织的战争年代有过“山海风波定白头”的前盟，永远抑制不住碎心的悲痛，而且因为我和邓拓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深知他的为人。他为党工作的一生中，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是战斗在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他是积极运用毛泽东思想办党报的一个忠诚战士，他为党的新闻工作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战歌诗思倍匆匆
一九三七年冬，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开始在晋察冀边区点燃的时候，邓拓同志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跟一些年青的新闻工作者一起，创办了《抗敌报》，随后改名《晋察冀日报》。
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办报，是非常艰苦的。日本侵略者和伪军经常出来“扫荡”，报社是在山区抗日游击战争中活动的。我记得，仅仅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这三年间，报社的队伍就翻越过五台山、恒山、燕山的许多崇山峻岭，渡过了唐河、易水、沙河、拒马河、滹沱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住过许多使人难忘的亲切的山村。
那时候，报社的队伍是一支宣传的队伍，也是一支作战的队伍。许多编辑、记者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许多工人同志手上拿着武器，身上背着机器和铅字。老邓既是报纸的总编辑，又是战斗的指挥员。在行军转移的中途，他除了部署战斗行动外，还亲自动手写评论和重要新闻。骑在马上的时间，就是他构思的时间。每转移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有许多事情要忙；忙完了别的事情又要写文章，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写文章时，往往边写边发排，等到他写到最后一页稿纸的时候，文章开头的小样已经摆到他的面前。他看完前边的小样，整篇文章的清样又送来了。他就这样笔不停挥地争取了时间。
在游击环境中办报纸，必须克服技术装备上的困难。要坚持出报，需要机器，需要足够的铅字，但又不能带着一个笨重的印刷厂打游击。为了减轻装备的重量，老邓同编辑、记者、工人商量，集中群众智慧，想出了许多好办法。首先解决铅字过多的问题，大家商定在三千个常用字以内做文章，特别必需的字可以现刻。这样就把铅字的重量精简了一半以上，必要时可以用人背着走。编辑、记者同志都乐于执行三千字内做文章的规定，老邓自然做出了表率。
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情况十分险恶。《晋察冀日报》是在残酷的反“围攻”、反“扫荡”战争中坚持出版的。当时，我们夜晚行军转移，白天隐蔽起来编印报纸。有时在山头上砍树枝，拔茅草，搭个小窝棚出报。一次，我们从灵寿县的陈庄后山，向五台、阜平间的白草坨转移时，与敌人遭遇。老邓骑的马被敌人击伤，他徒步带着队伍且战且走。我前边的一个同志中弹牺牲，后边一个同志也负了伤。当时我已怀孕几个月，跑了一段路，体力感到不支，渐渐落后。老邓发现了，跑过来拍着我的肩头，鼓舞我道：“坚持下去，跟上队伍”。他那沉着有力的语言，给我增添了力量。我振起精神，在爬上一座险峻的山岭时，拉住一位战友的枪托，奋力登上山头！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在战火纷飞中，老邓从容不迫，一面工作，一面战斗。有余暇时，他还写诗谱词寄兴。记得我们曾在一个名叫日卜的山村宿营，那里山高路陡，天寒地冻，人烟稀少，我们在山坡上烧着树枝取暖。
记得昨宵篝火红，战歌诗思倍匆匆。
枕戈斜倚刍茅帐，假寐醒时月正中。
这首题为《忆日卜》的诗，和《反扫荡途中》等诗，都是老邓在马背上或营地里口占、手写出来的。我很珍爱这些诗篇，许多同志也很喜欢，因为字里行间跳动着我们这些年青的革命战士共同的脉搏。在那艰苦的岁月中，老邓带领着报社的同志转战晋察冀的山山水水，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晋察冀日报》一直坚持出版，从未中断过。它对于宣传党的政策，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团结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坚持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时，我们又怀着深切悼念的心情诵读老邓写的沉痛的挽诗。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晋察冀日报》社牺牲了二十几位同志。他们当中有编辑、记者、工人、电台工作人员、发行工作人员。老邓对其中每一位同志都是熟悉的。大家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彼此关切；忽然从身边、从队伍中减少一个战友，老邓总是如失手足，长久地心有余悲。每逢有战友牺牲，他往往夜不成眠，终日沉默，更加奋勉、严谨地工作。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曾含泪读过多遍的《祭军城》一诗，就是老邓听到记者司马军城同志在冀东战场采访时不幸牺牲的噩耗以后，在这样的心情中含泪写下的：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老邓，你可知道，多年以后我们却以你祭军城的诗来祭你，你为战友写的祭诗竟不幸成了你的自祭。三十六年前，你又怎能想到后来会有这样一天呢！
文章常助百家鸣
邓拓同志的一生是执笔战斗的一生，在《晋察冀日报》如此，在以后的《人民日报》、《前线》也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六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日报》和原晋冀鲁豫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仍名《人民日报》。北平解放，《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我们也来到了北平。
进城以后，环境安定了，但工作更忙了。老邓每天晚上必须签发各版大样。他身体不好，我常劝他稍微早点休息。他说：“不看完大样，睡下也不安心。”他经常是直到深夜甚至黎明，才能把报纸大样审定签发，回家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他还在继续考虑版面的安排是否合适，标题的用字是否恰当；想到了更妥善的修改意见，就马上起来打电话，通知夜班改版改字。到白天，他睡不了多长时间，就又起床从事紧张的工作了。工作这样忙，这样紧张，甚至十分琐屑，老邓可以少写或不写东西了。然而他不是不写，而是写得更多了。他说：“不要做新闻官”，“做新闻工作，从总编辑到编辑，从记者到练习生，都应该不断地写文章。记者是一辈子的职业。记者工作永远离不开采访和写作。记者无论担任了什么行政职务，对报纸来说，他都是本报记者，都应该不断地写东西。”他认为“把新闻工作的岗位当作‘官儿’来做，光坐在屋里开会，动动嘴，而不写文章，这是要不得的。记者应该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活跃在采访前线，记者的笔是什么时候也不应该放下的。”
老邓离开《人民日报》，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以后，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他象记者一样，生活在群众之中，活跃在采访前线。他工作之余写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及其他文章数百篇，也就是他这方面的劳绩。
《北京晚报》创刊以后，老邓从一九六一年起，为《燕山夜话》专栏撰稿。他提倡写知识性杂文，力求把专栏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使读者有所收益。当时，听朋友们说，晚上，《燕山夜话》真的成了北京许多家庭在灯光下“夜话”和学习的资料。我把这些反映告诉老邓，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约请吴晗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线》半月刊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毛锥动，彩云生，蜀水燕山若有情。展望高潮奔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老邓在这阕《捣练子》中的热情讴歌，正是他作为新闻战线上的普通一兵，要用自己的笔为革命辛勤写作的决心和行动的真实写照。但是，岂止邓拓本人，就是任何一个通达常情常理的群众，谁又能够逆料，正是这一百五十二篇《燕山夜话》和十八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累。一本薄薄的小书，竟酿成了弥天的奇祸。为了罗织罪名，戚本禹的黑文开了杀人的先例。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的审查，在林彪、
“四人帮”的指使下，戚本禹刀笔一转，把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定了“叛徒”的死罪。而且，受“三家村”一案的株连，遭受残酷迫害的同志何止万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党内恶棍精心制造的这场文字狱，在害死了邓拓同志的同时，也沉重地戕害了千百万读者的良知，千百万群众的心。在中国人民中，这一页痛心的记忆已经铸成了千古难磨的历史教训！
论文谈道不识何时倦
老邓在一阕纪念鲁迅先生的《青玉案》中写过“论文谈道，……不识何时倦”，这样的词句或许也可以移用来形容他自己不知疲倦的求知精神。
知识，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老邓说：“报纸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
熟悉的同志和朋友常常称赞老邓“博学多才”。我体会他所以知识面稍广，也是多年努力学习，勤于涉猎的结果。孩子们曾问过他怎么练字，他说从小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每天要把写大小楷作为第一项晨课，别的功课也要限时做完。积年累月养成了他刻苦读书，一丝不苟的习惯。平时，他十分珍惜时间，很少参加娱乐活动，也很少看到他安静地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每当写作疲倦了的时候，他就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来看看。他说：“换换脑筋，就是休息。”
老邓的读书体会是：半个月读一本天文学，积累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半个月读一本地质学，又积累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半月不多，一年十二个月，就有二十四本书了。他平常读报，读杂志，往往准备一个小本本，把有用的东西随手记下来。他抄录和剪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可惜这些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关于如何学习，老邓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你看农民出门，总随手带粪筐，见粪就捡，成为习惯。专门出门捡粪，倒不一定能捡很多。但一成了随时捡粪的习惯，自然就会积少成多。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为我管的是牛粪，见羊粪就不捡；应该是只要是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粪、羊粪、人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就是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我们对什么事都不应该象‘过眼烟云’。真正所谓成就，也就是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积累，就什么也谈不上。”
老邓长期休息不好，患了偏头痛。为了休息脑筋，他开始鉴赏古画。实际上他看画也并不轻松。他钻研历代绘画的特点，每个画派独到的特色，绘画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还要研究画卷的纸、绢的年代，作关于题跋、书法的考证……。从绘画的研究中，他又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计划编一本古代绘画册，系统介绍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史。不幸，在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下，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老邓还有许多研究和写作的计划，也都永远不能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损失啊！
字字痛心绝命词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能自己地想到邓拓同志一生最后的时刻。终其一生，他对革命事业满怀忠诚和责任感，对党满怀深厚的热爱，对毛泽东同志满怀着真切的崇敬之情。
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罗织人罪，硬给邓拓同志加了“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诬蔑他为“叛徒”。然而尽管他们血口喷人，一时甚嚣尘上，他们顶多一度篡改墨写的历史，却砍不掉邓拓同志半生心血浇铸的铁证：邓拓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多年来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写了许多阐述革命实际问题的文章。可以抄家，可以焚书，但事实是顽强的，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一九六六年，当林彪、“四人帮”用刀笔杀人的所谓批判文章如倾盆大雨压来，甚至他们假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名义以售其奸，向邓拓同志大张挞伐的时候，邓拓同志不改初衷，对党、对毛泽东同志从无一句怨言。他顽强地忍受铺天盖地的压力和摧心裂肝的痛苦，唯恐自己亲人的思想陷于混乱，他不多做申辩，紧紧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至死不渝。他在临终前，留给我和孩子的遗书中满怀深情地说：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
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奋斗到底！……”
当我展读这最后的叮嘱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和忿恨，禁不住默默向苍天呼叫发问：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最后叮嘱吗？！任何天良未泯的人看到、听到这份遗嘱以后，能够相信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死者的罪状吗？然而，就连这份遗书也被当做“罪证”抄去了。在林彪、“四人帮”眼里，革命战士的一言一行、片纸只字都是罪证。他们不仅把我剪贴辑存的邓拓同志的诗稿扫数没收（最近虽然找到了，但已残缺不全）；还有邓拓同志视为珍品的经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和修改的稿件，精心裱成大册页的宝贵革命文物，他们也统统抄去，至今下落不明。对这类信口诬陷别人“反对毛主席”，而实际肆意践踏毛泽东思想，玷污毛泽东同志旗帜的丑类，历史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直到最近我才看到了邓拓同志十二年前给彭真、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同志们的诀别书。就在他诀别人世时，他披肝沥胆地向党倾诉：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诀别书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不是普通的语言，是他滴着血泪向党告别。他把一颗共产党员的炽热的心最后献给了敬爱的党。
邓拓同志临终前，激愤地驳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反革命恶棍对他的诽谤诬蔑。我完全明白，邓拓同志的死决不是软弱，他没有向这伙恶棍屈服，他向阴谋的制造者提出了严正的抗议。邓拓同志至死没有背叛他的信仰，就在结束他的血泪的诀别书时，他充满着对党的忠诚，发自肺腑地深情地说：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
胜利万岁！”
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他的名字——邓拓。
谁曾见到这样的“叛徒”，这样的“反革命”呢？在那时流泪都会变成反革命的日子里，我极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流出，而是让泪水和愤怒一起燃烧。邓拓同志的一生实践，充分证明了他是党的忠诚的战士。那时，我等待着历史有一天会还它本来的面目。
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千千万万为悼念总理而伤心落泪的群众竟遭到惨无人道的镇压。我和人民一道流泪，一道震惊，一道思考。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老邓对总理的忠心爱戴和敬仰，也想到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这一切都不是寻常的文字所能倾诉的。我冥想着，曾经在举国欢腾的节日，在天安门前，写过“春秋大事书万卷，不敌英雄纪念碑”诗句的邓拓，如果能够活到一九七六年，缅怀好总理，他又将写出怎样哀痛的诗句和愤怒的檄文啊！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的白色恐怖下，我把老邓在一九四八年赠我的两方绢丝诗帕折起来，悄悄地缝在棉袄里珍藏着。几年中，我穿着这件棉袄在农场、干校劳动，觉得老邓没有离开我。劳动时，汗水渗透了棉衣，把诗帕上的字迹洇湿模糊了，但是我们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情谊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多少次在心中暗问：沉冤什么时候能够昭雪，这两块诗帕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呢？
天怒人怨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和孩子们不仅重新获得了被剥夺多年的表示对亲人的思念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们恢复了同林彪、“四人帮”一伙斗争到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斗争到底的革命的权利。在那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拆开棉袄，从中取出了那两块诗帕。老邓在上面真诚倾心地亲笔写着：“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常为孺子牛”。在那天，不知是怀念，还是激动，我流下了眼泪。老邓，你我谁能想到，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竟使你想为革命试身手而不可能，想为人民做孺子牛而不可得呢？对一个真诚的革命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不准革命”，进而被诬为“反革命”是更大的痛苦、更大的恨事呢？过去了，这一切都过去了！老邓在一九五八年《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中写道：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今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高潮行将接天涌来。可惜，再也看不到老邓笔走龙蛇，在新长征中来助百家鸣了。呵，不，老邓没有死。记得一个诗人讲过：“人的思想只要写下来，就会形成生命。”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同志们，邓拓同志及“三家村”的冤案已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邓拓同志的诗集将编辑出版，《燕山夜话》以及其他著作就要重新发行了。我们可以看到，老邓行进在我们新的长征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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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质疑
《北方论丛》（哈尔滨师范学院主办）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在文学方面发表了一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五四”以来一般都认为是曹雪芹。而近年来又陆续有人提出质疑。
《北方论丛》发表的戴不凡的文章《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戴不凡引述畸笏和脂砚斋的批注，裕瑞和程伟元的记载，曹雪芹的弟弟棠村为《风月宝鉴》写的旧序等外证、旁证材料，证明《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石头记》，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并改名为《情僧录》传世；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旧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改写成为《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
戴不凡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四方面的内证材料。内证之一指出，《红楼梦》并非用“纯粹北京方言”写的，其中有大量吴语词汇。内证之二指出，曹雪芹在修改过程中把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内证之三指出，许多事件“时序倒流”。内证之四指出，以贾宝玉为主的许多人物“忽大忽小”。这些矛盾情况，是曹雪芹剪裁利用旧稿而未及全部统一的结果。它进一步证明，曹雪芹是在他人旧稿基础上重新创造成书的。
该刊上还发表了周汝昌的文章，题目是《曹雪芹所谓的“空”和“情”》，对于《红楼梦》内容所涉及的“色”“空”观念作了新的解释。胡文彬的文章介绍了《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情况。冯宇的文章对于《红楼梦》的“爱情主线”说，谈了自己的看法。《北方论丛》拟就《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以及其它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北方论丛》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