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
(续昨二版)
三、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
正如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流派一样,社会主义文学,最初也只是一个文学的流派。这个流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在一些国家中占了优势。但是即使这样,它也仍有个同盟军的问题。它如果不同其他的一切进步文学结成同盟,就会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力量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也是从资产阶级的带有民主性和反抗性的文学中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学家中许多人开始都只是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从民主主义思想进到共产主义思想,它经历了一个转变、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三十年代的一些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大都是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如鲁迅所说的反叛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民主派。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共产党员之后,虽然他们当时执行的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头脑中还保留着不少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决不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已经是无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了,大多数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四人帮”把当年的什么“民主派”,说成就是今天的什么“走资派”,而“走资派”则是革命对象,这完全是篡改历史,颠倒敌我,是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和政治陷害。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又有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我们不但要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继续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宣传科学思想,破除迷信,同各种愚昧无知和落后现象作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也要在这方面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文学不应该孤军奋斗,而应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共同作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也有过历史的经验。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势力还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同路人”文学还占据一定的优势。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学就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在这种胜利形势下,就发生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对原来是“同路人”的作家不是采取团结的方针,而是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一九三三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毅然解散以“拉普”(即“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为首的各种无产阶级的艺术团体,清算了它们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成立了以高尔基为首的全苏作家协会,为苏联文学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三六年,我们解散“左联”,也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本身的需要,主要地也就是为了争取和扩大同盟军的需要。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也还有扩大和巩固自己同盟军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队伍,还不够强大。我们首先要在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发现和培养新的文艺人才,建立起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艺素养的、经得起风吹雨打的新的文艺大军。我们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内外的无产阶级老作家,这是十分宝贵的。我们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的、民主的文艺工作者作为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应该包括他们在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能光靠少数人包办,需要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台湾兄弟和海外侨胞,只要他们爱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我们就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各国文艺界的进步朋友,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朋友,也是我们应当与之联合的同盟军。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争取这个同盟军,也就越加迫切和重要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而不应当对他们苛求,拿只适用于衡量我国作家的尺度去强加于他们。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文章中说过,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并且还说“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列宁把这个争取同盟军的问题说得多么重要呵!如果说在哲学思想战线上应当这样做,在文艺战线上就更应当这样做了。
文艺是最广泛的人民事业。人民对文艺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不能单靠现代社会主义文艺,而要吸收中外古今一切带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有价值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才有利于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才能满足人民的各种不同的多方面的需要。
这里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一切适合我们中国今天的需要,能为我们今天所用的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艺,既能使社会主义文艺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盟友,它在我国的整个文化生活中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文艺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外古今的一切进步文艺既有联盟的关系,又有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和一切旧时代的文艺有根本性质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又有和别国不同的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它决不能遗世独立,孤芳自赏,采取孤立自己的政策,而应当采取争取和扩大自己的同盟军的正确方针。我们既要向同盟者学习,又要对它保持独立的批评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和繁荣。
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
自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执行这个方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复杂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一方面,要反对那种抗拒“百花齐放”的
“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粗暴倾向;另一方面,又要反对那种把“百花齐放”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修正主义倾向。我们曾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从“左”和右两方面来的干扰。我们自己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也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
“双百”方针,已经经受了两个十年的严峻考验。第一个十年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第二个十年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第一个十年,这个方针提出不久,引起党内某些同志的忧虑,担心我们一“放”,就会放出牛鬼蛇神,天下就会大乱。果然,一九五七年某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利用了这个方针向党进攻。我们党及时地觉察,打退了这个进攻,天下并没有大乱。但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也发生过某些“左”的扩大化的倾向。经过艰苦斗争,我们保持和发展了开国以来文艺繁荣的局面。无论小说、诗歌、电影、戏剧、音乐、绘画和评论,都有显著成绩,包括江青所窃取来作为她的政治资本的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期间的产物。第二个十年,林彪、“四人帮”不但把开国十七年的文艺,而且把“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全部否定,诬蔑它是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他们借口反对“死人、洋人”,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对“封资修”,把中外文艺遗产一概打倒。在这十年期间,“双百”方针根本被否定,被践踏,代替的是一条极端反动、极端黑暗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摧残下,革命文艺呈现了万花凋谢、一片荒凉的景象。文艺界同志喜欢说文艺是“重灾区”,其实何止文艺界?各行各业都有重灾区呵。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文艺界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大批被他们禁锢的文艺作品和电影戏剧,大批被他们诬陷和迫害的文艺工作者都重新出现,重新得到评价,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恢复了名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列入宪法,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有力的保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的长远方针,又是正确方法。科学和艺术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一种需要有广泛自由来发挥每个人的天赋、个性和才能的劳动,也只有用“双百”方针这种民主的方法才能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激发他们互相比赛、互相讨论的热烈情绪,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识别能力和鉴赏水平。如果用简单的行政的方法,只推行一种学派,压制其他学派,只推行一种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压制其他形式和风格的艺术,那只能导致科学和艺术的停滞和灭亡。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的考验,“双百”方针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不执行这个方针,却是最大的错误,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现在,“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还有待继续肃清,他们所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和禁区,还有待于继续打破,因为它们是不合理的,是窒息人们的思想,阻碍我们前进的。我们要正确地执行“双百”方针,就需继续扫清各种障碍,排除各种阻力,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准备长期进行斗争,不要以为粉碎了“四人帮”就万事大吉了。
所谓“双百”方针,实际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我们提倡的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化”的区别何在呢?划清这个界限,是需要的,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首先,所谓百花齐放,是为社会主义而放,不是为放而放,不是放任自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利益,这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化”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这是两者根本的区别。
我们公开声言,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有倾向性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难道这样一来,我们的文艺就不自由了吗?难道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就不自由,为个人和少数人服务就自由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种“自由”就未免太渺小了,它的价值何在呢?资产阶级作家常常喜欢夸耀他们的这种所谓“自由”,我看那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资产阶级作家往往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而不自觉,他们总是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我们党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破除各种迷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活跃的发展的学说。我们提倡的思想解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的思想解放。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百花齐放”,凡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都是花。社会主义的文艺是花,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文艺也都是花。既然是百花齐放,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花,有香的,也有不香的,或不十分香的,但只要它不是违反人民利益的,就不能说它是毒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
毛主席讲“百花齐放”,特别强调了艺术的形式和风格的重要性。艺术题材要多样化,形式和风格也要多样化。世界就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我们过去对形式问题重视是很不够的,似乎一讲形式就是技术至上,就是形式主义。其实形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艺术来说,更是如此。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世界上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没有形式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变革、思想解放的运动几乎都要从形式突破,因为任何革命的或反动的内容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五四运动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把它列为必须整顿的“三风”之一,现在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帮腔”、“帮调”、“帮八股”,不都是这样吗?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内容来谈艺术形式问题。但是,艺术没有一定优美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就不可能成为好的艺术品。各类艺术的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形成了群众一定的欣赏习惯,这些习惯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可以说就是艺术形式的发展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各类艺术形式适应时代和思想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时代前进了,艺术形式也不能不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也不能脱离它原来的历史联系。不研究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就不能探讨出各个时代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变化,也探讨不出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艺术形式。中国幅员辽阔,同一个汉族,又由于地域不同,各地方的艺术也都有自己的地方形式。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地方音乐,例如广东的粤剧、潮剧,广东音乐、潮州音乐,都是很有特色的。其他各个地方的戏剧、音乐也都各有所长。这些地方戏曲、音乐的形式和方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我看全国推广了普通话,即使方言消失了,地方戏、地方音乐可能还会长期存在,继续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地方戏和地方音乐(包括民歌)和人民生活血肉相连,富于地方色彩,生活气息浓厚,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我们不但不应当加以轻视和排斥,而应当积极扶植、改革和发展。发展革命现代戏,无论是京剧或地方戏,仍是我们戏曲发展的努力方向。传统剧目一定要改革。因循守旧,不加改革是不行的,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太不相称了。
西方说,风格即人。我国历来也说,文如其人。我们要重视风格,也就是重视个人的独创性。一个作家、艺术家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形成自己的风格的。随着他的艺术才能的发展和创作经验的增多,就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为众人所注目和仿效。仿效的人一多,就会形成一个特定的艺术流派。这种艺术流派和政治上的宗派完全是两回事。在共产党内搞派性,是反党的,我们要坚决反对。艺术上的流派,我们不但不应反对,而且应当赞成。好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好的艺术流派应当受到鼓励和赞扬。任何艺术流派,都要靠艺术家本人的成就和声望,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不但对于艺术,对于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革命者,风格也是十分重要的。风格就是个性,就是人品。实事求是和革命精神就是每一个革命者所应具有的风格。
周恩来同志曾经引述过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样一段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是讲人类认识世界的发展历史,这对于文艺也同样适用。文艺和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只是两者认识和反映的方式各有不同。要认识世界,就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文艺也是如此。艺术要创造典型,探索和发现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我们正处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伟大革命的时代,我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要充分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向外国学习。在文化艺术上,特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难道外国的东西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吗?难道我们不也应当努力去探求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吗?当然,我们艺术的思想内容不同,又有我们自己固有的艺术传统和民族形式,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去放眼世界,向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学习。文学艺术史上,向民间学习和向外国学习往往会引起伟大的变革和进步,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时代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决不能以已有的成就为满足。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一定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五、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条是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再一条就是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但对于科学,而且对于艺术,自由讨论也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没有自由讨论,思想就要僵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会猖獗起来。文艺上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很多,有对当代的、外国的和古代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有文艺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是对我国当代的,或是对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都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都对许多个别的文艺作品有过十分精辟的评论,对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启发,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再需要我们去进行独立的研究了。对于一部作品,特别是伟大的作品,可以从各方面去评价,各人所见不同,评价也有所不同,经过讨论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发明。
文艺作品是客观世界和历史真实的反映,它所反映的世界越广阔、越真实、越丰富、越深刻,对它的探索和评价就越要费工夫,花气力。这些作品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评定它们的优劣,对它们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有些作家和作品,是风格的不同,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李白、杜甫,各有千秋。“李、杜优劣论”的争辩,历千年而无结果,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对于作品的评价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要主观武断,也不要随风倒,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权威,就是最后的判断。文艺批评,既要阐明作品中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其真实、深刻和生动的程度如何,又要从作品中发现新的东西,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对一个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意见。要有勇气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公开说出自己的所见,不怕扣帽子,打棍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
要实行艺术民主,开展自由讨论,至今使人心有余悸的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如何划清艺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的界限。艺术、政治、世界观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所以我们就要更认真地细心地加以区分。我们的艺术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但是,无论是政治也好,世界观也好,都只能包括艺术,指导艺术,而不能等同于艺术,不能代替艺术。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曾提出过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被批判、被否定,就是因为它把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和艺术的创作方法完全等同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代替艺术,根本抹杀了艺术有它自己固有的特点和规律。到三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个以卢卡契为首的“文学评论”派,他们就走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认为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把创作方法同世界观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世界观越反动就越能显示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点和看法的总和,它包括艺术观,它指导艺术创作,但不能代替艺术创作。艺术作为形象地把握生活、反映生活的手段,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政治观点在世界观中起决定的作用,但也不是世界观的全部。每个人的世界观也是在变化、在发展的,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在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们当中,也有政治成熟程度的不同,斗争经验的丰富程度的不同,思想视野宽广程度的不同,观察能力的深浅程度的不同。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科学的、有分析的态度,不要动不动就把艺术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提到政治上革命和反革命的高度。要看到艺术与政治、世界观关系的复杂性,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斯大林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号召作家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号召他们“写真实”。卢卡契及其他一些人就把“写真实”视为唯一的、最高的原则,否定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胡风就在中国贩卖这种观点。我们批判了这种所谓“写真实”论,是对的,但不应因此忽视对现实主义的提倡。“四人帮”却走到完全否定文艺的真实性的极端。我们今天不仅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反动谬论,也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并使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更好地相结合。要坚决反对一切说假话、说空话的虚伪的文学。文艺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对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拉历史开倒车。
六、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讲,因为十多年来我脱离了文艺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凭过去的一点经验讲话,是容易讲错的。何况我在长期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又曾被林彪、“四人帮”打倒过,似乎只能讲自己失败的经验。如果要勉强安慰一下自己,就只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打过败仗,可能会使自己变聪明一点。在座的许多同志,在一个地区,或在一个方面,担负一定的文艺领导工作。我讲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也是应该的。
任何领导问题,首先是方针路线问题。我们做任何领导工作,总要有一条路线,不是正确的路线,就是错误的路线。我们有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现在有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可以沿着正确路线勇敢前进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难免要犯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
其次,领导方法是一个重要问题。领导文艺同领导其他工作一样,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领导方法。对文艺工作来说,一般就是政治,个别就是艺术。不能只有一般政治号召,不研究文艺工作的具体业务。在各个时期,各种不同场合,文艺怎么为政治服务,文艺本身有什么特点和规律,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当前存在哪些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那些热心科学事业的人去领导科学,是很有道理的。外行不要紧,但要热心于自己所领导的业务,关心和钻研这个业务,并虚心向专家学习,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逐步使自己变成比较精通本行业务的内行。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就是缺少这种热心和钻研精神,不肯和被领导者交朋友,不向被领导者学习,不去或不愿意去研究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特殊规律。他们不是遵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根据今天新情况研究文艺上的新的问题,提出新的任务,而是以背诵《讲话》中的个别词句为满足。这决不是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用这个旗帜来掩盖自己的懒惰、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
领导和群众结合,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予我们的一贯教导。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近《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反复指出:人民群众是文艺的最有权威的评判者。这是不是否定领导的重要呢?难道领导就不是最有权威的评判者吗?他是不是,不能自封,这要看领导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利益,是不是和群众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现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觉悟和判断能力是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某些方面实在比一些领导人员,一些理论工作者,包括我在内,都高明得多。不要摆老资格,要热情地欢迎青年人,要帮助他们,向他们学习。
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提到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问题。我想必要的审查还是要有的,但是尺度要放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文艺书刊的编辑看稿,也不要把自己当审查官,而要当作是作者们的朋友。不是专门找错处,挑毛病,而是细心地发现和爱护文艺人才。电影创作单位和艺术表演团体,对电影和戏剧等节目应否拍摄和公演,可以经过集体审议,例如由各单位的艺术委员会来决定,只有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向上级请示时,才送交上级审查。这样,审查制度就简化多了,下级机关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双百”方针才能顺利地贯彻。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才能得到锻炼和发展。
作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极其重要,关系革命成败的东西。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历来提倡,今天更要提倡的作风。各行各业领导都有一个作风问题。作风最要紧的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不搞排场,不搞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群众对老干部恢复工作,是满腔热情地欢迎,对他们寄以极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在长期受迫害的生活期间,比较更多地了解了民间疾苦,对人民有了更深的感情。但是有个别人,恢复工作以后,又当了官,官架子摆起来了,不听群众的呼声了。有的人受“风派”人物包围,只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不高兴听稍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就与广大群众隔阂了,这是很危险的。“风派”人物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物,虽然一个时期依附过“四人帮”,但究竟不是“四人帮”,而且有些人是有一定能力的,我们不能不用,但是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并对他们保持一定的警惕,不要被他们的逢迎吹捧弄昏了自己的头脑。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摆官架子,搞特殊化,搞官僚主义,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绝对不能相容的。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致命危害。我们决不可以沾染这种官僚习气,这是一种最腐朽的封建僵尸的余毒。如果我们沾染了这种余毒,势必就会脱离群众,和群众处于对立面,甚至和群众发生公开的对抗。
我们要学习周总理,象他那样联系群众,平等待人,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谈心交心。他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友严师,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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