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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会 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
叶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彭真为法制委员会主任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三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今天下午闭会。
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了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
几天来，委员们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关于决定我国植树节的提请，酝酿讨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的问题和法制委员会名单，讨论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关于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等机构、任免一批政府部门负责工作人员和驻外大使的建议，讨论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人事任命的提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人事任命的提议。
在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听取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的补充说明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听取了国家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的补充说明后，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决定了三月十二日为我国的植树节；听取了乌兰夫副委员长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的说明后，决定设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法制委员会名单；批准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林业部、农业机械部，批准农林部改名为农业部，将水利电力部分设为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任免了一批政府部门负责工作人员和驻外大使；任命了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乌兰夫、吴德、谭震林、邓颖超、赛福鼎、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副委员长出席了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列席了会议。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三日电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协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加强法制工作。会议一致通过彭真为法制委员会主任，胡乔木等十人为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之相等六十九人为法制委员会委员。
会上，乌兰夫副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委会就设立法制委员会一事作了说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因此，从现在起，应当把建立和健全法制的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为此，需要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法制委员会，协助常务委员会加强法制工作。在前几天的分组讨论中，委员们对林彪、“四人帮”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进行了深入批判，深感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国的人民民主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听取了乌兰夫副委员长的说明后，委员们一致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的决定，并在分组讨论酝酿的基础上，通过了法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名单。
（附图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闭会。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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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解放思想，搞好综合平衡
毛泽东同志指出，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计划性。列宁指出，“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综合平衡工作的好坏，关系到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能否得到反映，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得到发挥。
不是任何一种简单保持经济平衡的比例关系都能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找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最优比例关系，它能够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它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和经济条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最优比例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综合平衡工作既要适应于现实，又要有科学预见。当前计划和长远规划要结合好，没有对现实情况的透彻了解，或者没有远见，都搞不好综合平衡。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综合平衡。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快了，形势愈来愈好，但是，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既然有比例失调，就需要进行调整。不经过认真的调整，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基础就不稳固，条件就不充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调整经济搞好综合平衡的条件。但是，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即林彪、
“四人帮”长期搞思想禁锢，在经济工作包括综合平衡工作中设立许多“禁区”，搞得人们头脑僵化，不敢想，不敢说。要搞好综合平衡工作，迫切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大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敢于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敢于打开眼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矛盾，研究问题。党的三中全会指出，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对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等问题，指出了方向，提出了措施。现在就是要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风气，扩大到经济工作的一切领域中来，搞好综合平衡。
在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是否可以只注意防止右倾保守的倾向，不注意防止急躁冒进的倾向？这里首先要说明，经济指标的高低，建设规模的大小，等等，一般地说，是认识问题、工作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周密计算，拿出科学根据，是可以纠正一些认识上或工作上的偏向或错误的，不应当把经济工作中的不同见解轻率上纲，搞成路线斗争，搞成政治运动。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经济工作领域中只批右倾保守，不批急躁冒进。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把困难时期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诬蔑为“下马风”，并且制造了“上马是方法问题，下马是路线问题”的谬论，造成了一种只怕保守、不怕冒进的“左”比右好的“恐右病”。直到现在，这种“恐右病”还在影响一些问题的彻底解决。例如高指标继续出现。而只要存在着高指标，大话、空话、假话就少不了。常常是说假话的人得了虚名，而国家和人民蒙受实祸。有的指标不产生于调查研究和计算之后，而是头脑发热轻率决定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物力、财力的可能，建设周期愈来愈长，投资效果愈来愈差。很多项目没有进行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就匆促上马，而且往往不是从实际条件出发，从经济效益上研究确定最优建设方案，而是盲目求大，盲目求快，不计工本，搞人海战术，以致浪费惊人。还有只算所谓“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等。对这些问题，不少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有意见不敢说，有时明知不可能，但怕被扣上“吹冷风”、“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不敢表示不同见解。
从三十年以来经济工作的实践看，我们吃冒进的亏比吃保守的亏要大得多。一九五六年有过一次所谓“马鞍形”，实际上并未影响大局稳定，从经济生活中感觉不到它的不良影响。但是，从批判那次“马鞍形”之后，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大起大落。这个经验教训，要很好总结记取。
有一种说法是：反保守是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反冒进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是“泼冷水”。这是没有根据的。群众站在生产第一线，最讲究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同样挫伤群众积极性，破坏综合平衡，造成比例失调，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不注意纠正，会更严重地长期地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计划留有缺口，是否能够促进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努力实现“积极平衡”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计划留有缺口，就会助长盲目性，采购人员满天飞，每个单位都力求有备无患、备而不用，宁肯库存积压，上级也调拨不动，人为地加剧物资紧张，结果造成以物易物、非法贸易风行。人们的盲目性导致无政府状态，冲击国家计划，这样只能扩大经济不平衡，造成比例失调，哪里还能有什么“积极平衡”？留有缺口的计划从来都是不可靠的计划，连完成计划的必要物资保证都不具备，这样的计划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能否以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作借口，为计划留有缺口进行辩护？不能。正是由于经济发展进程中会出现不平衡状况，我们才需要认真地经常地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否则，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不会有高速度。在安排计划的时候，不仅不应留有缺口，而且要留有余地。马克思多次指出，正常的再生产过程要求有经济后备，这是有客观必要性的。因为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不平衡的情况。比如，一个行业的生产建设速度快了或者慢了，甚至发生了意外的灾害，等等。手里留有后备，就可以加快短线产品的生产，补充紧急的需要。
“以钢为纲”是发展工业的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吗？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确实需要多一点钢，“以钢为纲”的口号是反映了这种迫切的愿望的。当着钢是发展工业的最突出的需要，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一环时，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有它的作用；但是“以钢为纲”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而且，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愈高，各部门、各经济区、各专业化环节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愈密切，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生产停顿，就会愈来愈广泛地涉及整个相互联系的生产体系。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提出任何一个部门或一项产品为
“纲”，作为长期指导方针都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当然，更不能把“以钢为纲”理解为可以不顾可能条件，随意规定钢的指标。由于钢铁的生产建设和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生产建设是协作配套的，钢的指标一高，必然会加大国民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减少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破坏农、轻、重次序。但是，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省、见效快，是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农业和轻工业被削弱，活跃不起来，整个经济就活跃不起来，钢实际上也上不去。
多年来，我们投在钢上的财力、物力、人力比重很大，但是见效很慢。一个重要原因是钢铁工业孤军突出。有的钢铁厂建起来了，但是燃料、动力等协作配套条件上不去，发挥不了作用。而且钢的指标一高，往往重视产量，不注意品种、质量，造成一方面钢材短缺，一方面钢锭积压。当前在克服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的一系列调整工作中，首先要把农业搞上来，把工业生产的短线煤、电、运输、建材搞上来，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急需如住宅、校舍等建设搞上来。为了积累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建设速度，还要注意发展收效快、利润大、能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行业。钢的投资比例要相对缩减，而且要认真总结多年来钢铁生产建设上经济效益不好的经验教训。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搞好综合平衡，就是要使计划中的比例关系符合客观规律。怎样对待综合平衡工作中的“长官意志”，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主张加强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遇事推托、不敢负责、一无主张二无决断的无人负责现象是必须克服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敢抓、敢管、敢于负责、敢于解决问题。我们所反对的引号里的“长官意志”，是指那些缺乏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的“意志”。往往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尤其是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一个“长官”或者几个“长官”轻易决定，既不按程序办事，又不听取各方意见。这种情况不改变，在综合平衡工作中既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更不可能科学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为了给四个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更好地实现七年和二十二年的规划，今明两年仍然是恢复、调整、整顿时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今后的大发展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要一面调整，一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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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主 任 彭 真副主任 胡乔木 谭 政 王首道史 良 （女） 安子文 杨秀峰 高克林武新宇 陶希晋 沙千里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王之相 王从吾 王芸生 王昆仑 王建安扎西旺徐 毛 诚（女） 丹 彤甘祠森 甘重斗 石 林 叶笃义 白寿彝邢亦民 戎子和 吕叔湘 庄希泉 刘 春刘复之 刘 斐 刘镜西 许立群 芮 沐严信民 杜润生 李 立 李波人 李金德李焕昌 杨东莼 吴冷西 吴克坚 邱纯甫沈 鸿 宋养初 张 苏 张稼夫 陈守一陈此生 陈曾固 陈逸松 茅以升 林亨元季方郑 绍 文 赵伯平 赵鹏飞 郝 苏荣毅仁 胡启立 胡愈之 费孝通 贺崇升聂 真 钱昌照 高文礼 曹冠群（女）崔月犁 康永和 董其武 韩念龙 韩幽桐（女）傅 钟 谢鹤筹 雷任民 雷洁琼（女）谭生彬 谭惕吾（女） 薛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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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等机构和任免名单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一、为了加强对整个农业工作的领导，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任命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
二、为了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设立林业部，任命罗玉川为林业部部长。
三、将农林部改名为农业部，任命霍士廉为农业部部长，免去杨立功的农林部部长职务。
四、为了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设立农业机械部，任命杨立功为农业机械部部长。
五、为了加强对电力工业和水利工作的领导，将水利电力部分设为电力工业部、水利部，任命刘澜波为电力工业部部长，钱正英为水利部部长，免去钱正英的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
六、任命王磊为商业部部长，免去姚依林的商业部部长职务。
七、任命曾生为交通部部长，免去叶飞的交通部部长职务。
八、任命郑天翔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免去宋任穷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
九、任命蒋南翔为教育部部长，免去刘西尧的教育部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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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詹金斯主席
就国际重大问题同欧洲共同体朋友诚挚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李强部长同詹金斯主席就加强中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谈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三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会见时，邓副总理就国际上重大问题同詹金斯先生等欧洲共同体朋友诚挚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参加会见的有：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和夫人魏环图，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使康矛召和夫人杨玲等。
下午，李强部长同詹金斯主席就加强中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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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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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孔原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郑绍文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养山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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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关于植树节的决议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为了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加速绿化祖国，决定三月十二日为我国的植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