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愤怒控诉越南当局罪行 争先报名参加支前队伍
广西边境居民和民兵支援部队还击侵略者
新华社南宁二月二十二日电 广西边境地区的居民和民兵踊跃支援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消息一传开,与越南接壤的龙州县各族群众斗志昂扬,争先报名参加支前队伍。由一批青壮年组成的护路队,不分昼夜,及时抢修好被越南侵略军炮火破坏的公路和桥梁。随卜公社弄岗大队老社员黄福强,当年曾为支援越南的解放斗争做出贡献。今天,他被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的罪行激怒了,一家父子三人一起报名参加了支前工作。龙州县机器修理厂的一个青年工人,主动推迟婚期,参加了支前行列。一些曾惨遭越南侵略者杀害了亲人或本人就被越南侵略者打伤过的群众,以及为躲避越南侵略者的武装袭击而被迫离开家园的社员,在支前工作中更是奋勇当先。下冻公社社员黄万全,侄子被越南侵略者打死、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他被允许参加支前工作后高兴地说:“还击越南侵略者,是我们边境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支援边防部队,为夺取战斗胜利做出贡献。”
靖西县的民兵积极帮助边防部队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支前工作样样冲在前。这个县南坡公社陇乃、孟麻两个大队的民兵,排除了越南武装人员越境埋设在中国境内几个地段上的地雷,为部队的前进扫清了障碍。湖润公社新兴大队民兵连,连续为部队运送弹药上千箱,满足了部队的需要。
凭祥市郊区社队的边民和民兵,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为边防战士带路。凭祥市卡凤大队武装民兵,冒着敌人的枪弹,把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快送到指定的救护所。弄尧哨所的民兵,在为边防部队运送物资途中遇到入侵敌人的袭击,他们坚决进行还击,消灭了四个敌人,及时把物资送到了前沿。
那坡县平孟大队的民兵自动组织起一个排雷小组,全部排除了越南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埋设在交通要道上的地雷。许多民兵还和边防战士一起观察敌情,打击敌人。
新华社南宁二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奋起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正义行动,得到广西边境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与越南芒街隔河相望的防城县,长期受越南侵略者的骚扰破坏。据统计,全县有十多个靠近边境的工厂被迫搬迁或停产,十多个渔业大队的渔民无法出海捕鱼,二十所中小学被迫停课。县城通往峒中公社的公路受到越军的火力封锁,交通中断,致使这个公社的食盐等物资的供应发生困难。当地群众气愤地说:过去我们按越方要求把大批物资运进越南,支援他们,万万没想到,越南当局今天竟背信弃义,开枪开炮打我们,封锁我边境交通,害得我们连盐都吃不上,真是丧尽了天良!最近几天,全县人民扬眉吐气,大力开展拥军支前工作,把边防部队需要的物资及时送到前线,支援子弟兵坚决还击越南侵略者。
龙州县水口公社靠近边境的那蒙生产队的二百多名社员,为躲避越南侵略者的袭击,不得不住进了一个山洞里。我边防部队开始自卫还击后,他们高兴地走出了山洞。八十高龄的何雪梅老大娘,让两个儿子都参加了支前工作。她对前来看望的干部说:“越南侵略者害得我们好苦呀!请告诉解放军同志好好教训教训这伙杀人强盗,让我们早日过上安宁的日子!”
被越南侵略者打死的群众的家属,拿出亲人的遗像、血衣,被打伤的群众拿着从伤处取出的弹头、弹片,来到边防部队控诉越南侵略者。靖西县湖润公社壮族社员鄂成球,向指战员们控诉了越南侵略者在中国境内庭毫山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的罪行。去年十一月一日,长期侵占这个公社境内庭毫山地区的越南武装人员,突然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向附近的中国边民扫射,当场打伤十二人;另有八人被越南武装人员抓走,其中六人后来被杀害。接着,越南侵略者加紧在庭毫山上挖堑壕、筑碉堡、修哨棚,更加疯狂地进行武装挑衅。鄂成球就是在十一月一日的流血事件中被越南侵略者的子弹打伤右腿的。年近七十岁的社员赵崇真的独生子赵胜明,也在这次流血事件中被越南侵略者杀死。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不久前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找到边防部队,向战士们控诉越南挑衅者的罪行,要求战士们严惩越南入侵者。宁明县夏石公社干部甘支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带领民兵在我国境内巡逻时,被越南武装人员越境埋设的地雷炸成重伤,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他手拿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地雷碎片控诉说:“这就是越南当局猖狂反华,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当边防部队奋起还击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以后边境人民能够安居了,群众生命财产有保障了。”
我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者展开自卫还击后,边境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一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已开始恢复正常。人们正加紧生产,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
(附图片)
广西靖西县民兵组成担架队,积极支援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新华社记者 池兴旭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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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办好科研才能掌握生产主动权
天津油漆厂坚持厂办科研二十年,工艺不断创新,效率不断提高,产品不断换代
天津油漆厂坚持厂办科研二十多年,工艺不断创新,效率不断提高,产品不断换代。现在,这个厂生产的油漆,已由过去的“老三样”发展到十八大类,二百七十多个品种,一千七百多种花色。
工厂主要是完成生产任务。但是,怎样完成生产任务呢?天津油漆厂的同志认为,有两种干法:一是拚体力、拚设备,这是小生产的惯用方法,是少慢差费的干法;另一种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现代化的生产方法,是多快好省的干法。天津油漆厂坚持后一种干法,越干越主动。例如,这个厂的颜料车间,过去生产铬黄颜料沿用的是烘箱干燥的老工艺,劳动强度大,空气中的有害成分多,生产效率很低,是生产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后来他们通过科学实验,研究了一套膏状物直接气流喷雾干燥新工艺,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六倍,取消了笨重的体力劳动,空气中的有害成分减少到过去的三百分之一。
天津油漆厂急国家之所急,从用户的需要中找题目,向科学挖潜力,是他们搞好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我国大桥上刷的油漆,涂上三、四年就粉化了。大桥维护工人盼望能有寿命更长的油漆。天津油漆厂通过科学实践,制出了刷一次可以保持十五年的油漆。过去这个厂的树脂车间,在生产中要消耗大量的豆油。一九七二年,科技人员探索代用原料。结果,在九种油漆基料、几十种油漆中,用合成脂肪酸部分代替了豆油。这项科研成果于一九七四年投入生产,解决了原料不足的困难。
怎样才能把工厂的科研搞好呢?天津油漆厂在发展生产中,根据国内外先进水平来规划企业发展方向和部署工作,做到有“干着的”,有“拿着的”,有“试着的”,有“想着的”。“干着的”就是正在大批生产的产品;“拿着的”就是已经试验成功,一旦需要就可以投产的产品;“试着的”就是正在进行研究的产品;“想着的”就是长远规划。这样一来,就把科研和生产、当前工作和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因而不但能圆满地完成当年生产计划,还能年年有所发明创造。过去,我国的油漆都是溶解在有机溶剂里,粉刷时,有机溶剂挥发出来,容易造成人体中毒。五十年代末,国外出现了用水作溶剂的油漆。这种油漆不爆不燃,能节省大量有机溶剂,还便于涂漆自动化。天津油漆厂认定这是油漆发展的方向。六十年代,他们就开展了水溶漆的试验活动,一、两年就试制成功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突破了外国资料记载的“水溶漆只能做底漆,不能做面漆”的框框,试制出了水溶面漆。当他们取得这些成果以后,我国许多行业才提出了对水溶漆的需要。由于科研走在前面,掌握了生产主动权,所以很快就建成了年产千吨的水溶漆车间。
天津油漆厂的实践证明,工厂搞科研虽然有困难的一面,但是有很多有利条件。工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科研积累了大量资料;工厂了解原材料供应情况、用户要求和投产条件,因而科研成果比较符合生产实际,便于推广应用;工厂便于组织内外两个“三结合”,从科研到投产使用是一杆子到底;工厂搞科研可以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工厂搞科研能够少花钱,多办事,见效快。
本报记者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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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需要
阜新市委撤销一批重叠临时机构
新华社沈阳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共辽宁省阜新市委撤销了一批重叠的临时机构,以适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以来,阜新市级机关除有六十四个常设机构外,又设立了六十个临时机构。大多数临时机构和常设机构互相重叠。例如,市里本来有畜牧局主管畜牧业,却又成立了畜牧业领导小组,而这个领导小组还得通过畜牧局来领导畜牧业。各种临时机构增加,造成经费开支多,领导兼职多,占用人员多,会议多,文件多,助长了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阜新市委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效率的工作。要从组织上确保工作重点的转移,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为此,市委先撤销了任务已经结束、可有可无的三十七个临时机构,并决定加强对暂时不能撤销的临时机构的领导,在工作结束时立即撤销。对那些为了统一领导而设立的领导小组则予以保留,但这些机构不设专门人员,不设日常工作机构,如同办公会议一般。撤销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尽快地返回原单位。市委同时决定,各常设机构也应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让从基层借调来的人员尽快回到基层去;今后不再设临时机构,不准从基层借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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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为什么要“归汉”?
解放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响应祖国的号召,一批批地来到内蒙古参加边疆建设,为繁荣、发展内蒙古经济和文化科学事业,增强蒙汉人民的团结做出了贡献。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九年到内蒙古视察时,高兴地称这些同志为“革命的昭君”,并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昭君”到内蒙古来,和各族人民一起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这些同志怎么样了呢?有不少同志在内蒙扎了根。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这些“昭君”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陆续“归汉”了,目前仍然留在内蒙古的,有些人也要求回内地。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求调离呢?是内蒙古建设不需要吗?不!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需要这些同志,更希望有大批的“昭君”。是怕这里的艰苦生活吗?不!他们说:我们已经来这里一、二十年了,还怕什么艰苦。
据我们了解,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
一,边疆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比较落后,他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本来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人已年近四、五十岁了,感到应该为国家多出一些成果。可是,有些单位领导并不理解他们的心情,不给他们创造应有的条件。例如,内蒙古大学化学系,实验室仪器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的,实验楼又经常停电、停水。这座楼从前年就开始修缮楼顶,至今还未完工,好几个实验室因此已关闭二年。设在内蒙古的中国科学院草原研究中心,一九六六年以来三次搬迁,每次搬迁都要大批研究人员投入建点劳动,把科技人员当作泥瓦匠使用,荒废了他们的业务。许多同志说,在内蒙古生活艰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难以开展工作。只要能投入业务中去,我们是乐意在边疆呆下来的。
二,用非所学。内蒙古约有一万六千名科技人员没有从事科研工作。畜牧业是内蒙古的主体经济,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却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例如,原内蒙古畜牧科研所副研究员杭维臣同志,在一个县农民学校当教员。北京农业大学六一届的研究生芦德勋,懂英、俄、日三种外语,学的是饲料营养专业,这方面的人才在全国也较缺乏,但来内蒙古后被分配在中学当教员,直到今年才让他归队。政策不落实就不能不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波动,要求“归汉”。各级党委必须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爱惜人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三,内蒙古地处边疆,环境艰苦,生活费用高,有些实际问题,应该及时给予解决。如包钢设计院二十八名技术员,二十多年夫妇两地生活,为了解决实际困难,他们只好要求回内地。边疆与内地的差别较大,从生活上对支援边疆的同志给予适当的照顾,也是需要的。 本报记者 傲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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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重新开放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
新华社拉萨二月二十一日电 拉萨最近向藏族群众开放了著名的拉萨八角街大昭寺和拉萨西郊的哲蚌寺、拉萨北郊的色拉寺。
拉萨大昭寺开放后,每天清晨就有不少藏族群众络绎不断地前往参观游览、朝佛。很多藏族群众看到佛堂里装了电灯,打扫得很干净,大小佛像不仅完整无损,而且装饰得焕然一新,壁画更加绚丽多采,很受感动。
拉萨著名的寺庙过去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拉萨大昭寺等寺庙一度被关闭。粉碎“四人帮”后,这些寺庙经过一番修缮,现在又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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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在长沙市郊出土
新华社长沙二月二十二日电 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后,又一座距今约二千一百年的西汉大型木椁墓最近在长沙市郊出土。墓内保存的木质葬具,为研究我国西汉时期葬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座墓建造在一座小山上,掘山为圹,墓穴长二十余米、宽十八米、深九米,是湖南省迄今发掘的一座最大的木椁墓。
据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介绍,此墓是西汉景帝至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期间下葬的,其葬制为“天子之制”。这种葬制除帝王及其家族外,少数几个重要功臣国戚亦可赐用。据记载,汉景帝在前元二年(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时封他的儿子刘发为长沙王。刘发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一百二十七年)去世,故墓主人可能与长沙王及其家族有关。此次发掘出土的还有许多陶器、丝织品、漆器和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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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近出土一套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
新华社昆明二月三日电 云南省牟定县新近出土一套战国时期的铜编钟。铜编钟共六件,是社员王应良挖土时在三米深的地下发现的。
这套编钟是由青铜制作的,保存完好,有的还能敲出悦耳的声音。它呈椭圆形,平口、上宽下窄,钟面有蛇蟠花纹。最大一只高五十三厘米,其余的依次递减,最小一只高四十三厘米。它是目前云南省已出土的三套铜编钟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套。钟的数目是双数,与其它地方出土的单数编钟不同。
编钟是我国古代中原特有的乐器,它在战国时期传入云南后,富有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这套铜编钟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乐器,研究古代云南的冶炼术及同中原的联系,提供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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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艺术家、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
崔嵬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陈云王震陈永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王任重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日电 无产阶级艺术家、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演员崔嵬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崔嵬同志的追悼会二月二十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王震、陈永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王任重送了花圈。
王震、胡耀邦同志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代表,以及文艺界各方面著名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崔嵬同志的生前友好共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同志主持,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人汪洋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崔嵬同志十八岁投身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三二年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一九三七年秋,积极地参与组织救亡演出队第一队,随即开赴抗日前线。他亲自编、导、演的《察东之夜》、《放下你的鞭子》等新旧剧目,很快便传遍了大半个中国。一九三八年初,崔嵬同志奔赴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以后,崔嵬同志深入敌后,曾任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其间,他进行了京剧改革工作,改编、上演《岳飞之死》、《哭祖庙》以及编写反映抗日战争的《老英雄》等剧目。崔嵬同志是我国用京剧艺术表现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一位革新家、先行者。
悼词说:崔嵬同志热心艺术教育事业,曾任延安鲁艺戏剧系教员,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主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等职,培养了大批戏剧工作者。
悼词说,一九五四年以后崔嵬同志专门从事电影工作,并于一九五九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导演。在这期间,崔嵬同志在《宋景诗》、《红旗谱》、《老兵新传》等影片中演出,塑造了宋景诗、朱老忠、老兵等性格鲜明、光采照人的艺术形象,是我电影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崔嵬同志导演的故事片《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天山的红花》等深为国内外观众所喜爱。崔嵬同志导演的《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洲》等戏曲艺术片自成流派,对戏曲艺术片的拍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崔嵬同志对我国戏剧、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崔嵬同志受到严重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崔嵬同志带病拍片,更加忘我地为人民工作,崔嵬同志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日本、香港电影界的一些朋友发来唁电,对崔嵬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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