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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
——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任文屏
编者按：最近，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三家村”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十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这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拨乱反正的又一重要胜利。
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文字狱。黑风所及，许多领导干部、作家和群众惨遭迫害，许多地区和单位抓了“小三家村”。现在，“三家村”的冤案已经推倒，凡是因这类事件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要认真予以平反。我们要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首先从几家重要报刊入手，发起了一场对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建国以来思想战线历次运动中是罕见的。五月八日，江青一伙化名“高炬”、“何明”，同时抛出两篇定调的文章，疯狂叫嚣要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紧接着，他们的党羽戚本禹、林杰之流蜂拥而上，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打棍子，大扣帽子，发动了全力围剿。五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抛出了黑文《评“三家村”》。全国报刊，都奉命转载。这一场围剿，是这帮隐藏在党内的大奸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场更大的文字狱，是他们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文化大革命性质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场反革命的文字狱使《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横遭迫害。邓拓同志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同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不少省市的报刊因为也办过一些类似的专栏，许多作者因为也写过几篇杂文，便同样遭到迫害。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用这种狠毒残暴的手段，使我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林彪、“四人帮”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和吴晗同志的所谓“批判”，纯属政治诬陷。现在，我们应当把加在这三个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三家村”伸冤平反！一张凭空捏造的“时间表”
反动文痞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的开头，就耸人听闻地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的写作活动定了性质，说什么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为了证明这一假设，姚文元“经过精心策划”，开列了一张“三家村”怎样开场、怎样进攻、怎样退却的“时间表”，据说“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人们只要把这个“时间表”同“三家村”的全部写作活动对照起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北京晚报》约请廖沫沙同志写了一篇迎新春、鼓干劲，搞好农业生产的杂文《“腊鼓催春”小记》。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们鼓足干劲搞好生产。这是一篇鼓舞干劲、文情并茂的杂文。在发表于二月份的另一篇杂文《“史”和“戏”》中，廖沫沙同志就《海瑞罢官》的演出谈“史”和“戏”的关系，他认为史和戏历来门户之见很深，而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
‘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吴晗同志在回信中建议廖也能动笔写点戏。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姚文元却无中生有地断定“三家村”“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真有点拚一拚的样子”。于是凭空编织了所谓“摩拳擦掌”、“破门而出”“要‘大干’一场”的罪状。
邓拓同志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稿，是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事。在这期间，《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北京晚报》编辑同志多次请邓拓同志写些杂文，激励先进，策励后进。邓拓同志有感于一些人沉迷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不珍惜大好光阴，便写了《燕山夜话》的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鼓励人们应当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这也是邓拓同志从事《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作的主要目的。这篇杂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姚文元却说这是主将“登台”“上马”，想从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生命腐蚀掉，是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请看这个刀笔吏颠倒黑白到了多么可耻的地步！
《燕山夜话》问世不到一年，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建国十三年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实行“三不主义”。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扫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沉闷空气，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有了发扬。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从内容到形式，有了较大的改进。很多报纸副刊的专栏办得生动活泼。例如，《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由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孟超等同志负责撰写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这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的鼓舞下，邓拓同志继续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在《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百五十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写了十八篇。吴晗、廖沫沙同志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地为《三家村札记》和其他报刊写了不少文章。后来《燕山夜话》结集成书，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可见，“三家村”的写作活动，与党中央、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三不主义”有密切联系，没有这些，就没有那些丰富多采、议论活跃、风格独具的杂文。姚文元闭口不谈这些重要事实，不谈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根本否认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抹煞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北京晚报》的同志给邓拓同志送去一本《三十六计》的油印本，并要求他讲一讲“中国古代兵家用计”的事。邓拓同志应约写了一篇《三十六计》。由于其他原因，邓拓同志的杂文没有继续写下去，因此，这成了《燕山夜话》最后一篇。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因为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姚文元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天下有这种先发表声明再“溜”的事吗？何况这篇文章是写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呢！而《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一直保留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继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客观事实面前，姚文元完全是闭起眼睛说瞎话！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二百来篇文章，多数是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或褒或贬，切中时弊。也有知识小品，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还有关于学习方法的短评以及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燕山夜话》中有二十八篇是读者出题目，作者写文章。有些题目，是中央负责同志出的。据当时有关的编辑同志追忆，在《燕山夜话》的文章陆续发表期间，每天都收到读者欢迎这个专栏的信件，也有个别读者对某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一封读者来信说是“大毒草”。难道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不懂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只有江青、姚文元才有特别的识别能力？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以《海瑞罢官》为导火线，以“三家村”为突破口，重操秦桧的“莫须有”故伎，大兴文字狱，从而攫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构筑文字狱的卑劣手法
为了把“三家村”杂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元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二百多篇杂文中挑出二十四篇当靶子，对其余的大量作品，或装聋作哑，或含糊其词。然而，就从姚文元对这二十多篇所谓“毒箭”“毒草”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反动文痞是怎样采取阴险卑劣的手法来构筑文字狱的。
手法之一是：寻词摘字，断章取义。
我们已经在上述“时间表”中，看到姚文元用拼凑法凑出了“三家村”如何出场的妙文。他又用同一手法，拼凑出了一个所谓“三家村”一九六二年“对形势估计”。他先从吴晗同志《说浪》里，挑出一个“浪”字，再从邓拓同志一篇谈春节民间习俗的杂文《今年的春节》中，摘出“解冻”二字，然后强拉到一起，胡说：“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对别人的文章先进行“肢解”，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接肢”，这是姚文元的一个创造！
为了捏造邓拓同志“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的罪名，姚文元抓住一篇谈接待外宾工作的杂文《交友待客之道》，从中挑出几个词，凑成了这样一句话：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然后便宣布邓拓“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这又是“莫须有”的罪名。这篇杂文的真实写作背景是：当时正在举行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国朋友云集北京，编辑同志请作者写一篇中国人民交友待客习俗的文章，以利做好接待工作。在文章结尾，作者明明白白写着“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无奈邓拓同志指出的“这个意思”不符合姚文元的需要，于是他一刀砍下，硬把向各国运动员学习歪曲成“学修正主义”，欢迎各国运动员就变成“欢迎修正主义”了。
手法之二是：索隐发微，牵强附会。
姚文元一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从这种需要出发，“三家村”杂文成了他们索隐发微，牵强附会的材料。
邓拓同志的《两则外国寓言》，是被姚文元视为极其“疯狂”的黑文之一。这两则寓言，讽刺了一个声称能跳得最远而实际根本不行的运动员，又讽刺了一只夸口要烧干海水的山雀以及那些带着汤匙到海边等着喝鱼汤的人们。杂文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当时组稿的同志一眼就看出作者意在讽刺前不久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吹的“一国进入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那一番牛皮。这篇杂文既骂了赫鲁晓夫，又不露痕迹，文章做得很巧妙。事情过了四年多，当事人还在，姚文元却硬说成是“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专治“健忘症”》是使姚文元认为可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又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同志引据明代陆灼《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叙述健忘症的症状，开列出各种治疗方法。由于这篇杂文没有点明讽刺对象，也没有区别“治疗”手段的性质，因而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姚文元乘此空隙扣上一顶帽子，胡说“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用心十分险恶。其实《专治“健忘症”》中所说的“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的这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又有什么过错呢？
手法之三是：混淆事物性质，无限上纲。
“三家村”杂文中，许多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也有不少是以古喻今，对我们社会的某些现象有所批评或讽刺，有所建议和倡导。在写作手法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比较含蓄曲折。对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讽喻，以达到改进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给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一个作者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姚文元蓄意混淆事物的性质，把对个别领导人作风的批评说成是对党对毛主席的诬蔑，把批评某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和攻击，把艺术风格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姚文元说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如不上升到“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个“纲”，他是绝不住手的，活现出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
《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评和讽刺得最多也最深刻的，是那种吹牛皮、说大话、不依靠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纸上谈兵的赵括，言过其实的马谡，自称活了数千岁的方士，夸口养了三千食客的季孙氏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些生动的古代故事，告诉人们要引以为戒。《伟大的空话》一文，更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爱讲空话的人，奉劝专爱说“伟大的空话”的人们及早去“休息”。这些意见，写得尖锐辛辣，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批评，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姚文元抓住文章列举的空话中有“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句，硬说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整篇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这一来，一方面把正常的批评打成了恶意攻击，堵塞了言路，另一方面又为以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伟大的空话”大开绿灯，使之泛滥成灾。
姚文元把所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当成他打人的最得意的棍子，谁敢说一点真话，讲一点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邓拓同志的《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通过历史上几则故事，讽刺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意见的现象，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姚文元一口咬定“要‘皇帝’‘博采广谋’”，就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杂文中提到几个古代著名人物和帝王，无非是从领导者要注意“广谋于众”这个角度讲的，根本没有专指那一级领导机关或那一位领导人；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些意见就是专讲给党中央、讲给领导人听的，又有什么了不得呢？难道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吗？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就不伟大、光荣、正确了吗？姚文元表面上是在维护党中央，实质上是要把党中央同群众隔绝开来，把党中央描写成虚弱得连一点群众不同意见都经受不起。
姚文元把“三家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所使用的手法，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看家本事，是他们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王朝的一个法宝。从《评〈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从《评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直到九年之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使用的都是这种构陷之术。这一点也不奇怪，既要加害于人，又没有什么根据，只好乞灵于造谣、诬陷了。
篡党夺权的严重步骤
《评“三家村”》，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野心家篡党夺权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严重步骤，是他们在全国大规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开端。姚文元在文章中曾经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上揪之外，还要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这就是说，他们一伙的屠刀不仅要杀向北京市委，而且要杀向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杀向文化、学术各界，要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果然，随着《评“三家村”》的出笼，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便迅速遍及全国了。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揭批查运动的深入，他们那一套法西斯“理论”和手法也已经或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借鉴。
这场大文字狱及其后果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绝对不可以没有民主和法制，否则，就很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钻空子，让他们把对敌人的专政变成对人民的专政。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制造那么多的文字狱和政治冤案，使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受到严重摧残，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民主被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被破坏，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说话权利。
严酷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本来是堂堂正正地写文章，公开发表在报纸刊物上。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白纸黑字，有目共睹。如果文章有缺点、有错误，也应该和只能通过批评、争论来辨清是非。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失去了保障，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胡言乱语竟成了“王法”。姚文元们的黑笔杆一挥，就把“三家村”打成“黑店”，把邓拓打成“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把吴晗打成“急先锋”。戚本禹在一篇黑文中胡说一句“现已查明，邓拓是叛徒”，邓拓同志因此就成了“钦定”的“叛徒”！长期以来，林彪、江青、姚文元和那个“理论权威”胡说谁是“叛徒”、“特务”、“坏人”，谁就真的被打成“叛徒”、“特务”、“坏人”。他们运用这个强盗逻辑，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准则，堵塞言路，不许人们讲话，更不许讲批评的话。结果，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禁区”。时至今日，不少同志还心有余悸，怕帽子，怕棍子，其实质就是怕不民主、怕专制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通过对林彪、“四人帮”的彻底清算，拨乱反正，扫除迷雾，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使人民民主真正得到发扬，促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形成，以适应我们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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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扼杀创作的帮规种种
赵云声
“四人帮”为了扼杀文艺创作，制定了种种帮规。只要触犯了它，就要被打下文字狱中。深受其害的作家和作品，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帮规名目繁多，在文艺史上也是少有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专门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形式。可是，叛徒江青却说：“我们历来不赞成文艺创作写真人真事，就是报告文学，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从此，凡文艺作品，都不许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就统统不能描写、不能歌颂了——原因是由于这些人物还都“活着”。
“活着的真人”不能写，死去的英雄能不能写呢？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王进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四人帮”非但不许歌颂，反而还要攻击。某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提出要写女英雄刘胡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蛮横地回答：“死去的真人也不要写。”
那么，塑造典型人物总该可以了吧？也不行！于会泳说：现在“完全直接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但那种没有能彻底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的情况，还是相当不少的”。这样，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从生活中的人物脱胎出来的典型形象”，都被扣之以“没有能彻底摆脱真人真事”而惨遭杀戮。优秀影片《创业》就是因有“大量的生活原型”而被打成毒草的。
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也许比较保险吧？不见得。“四人帮”曾别有用心地策划了一个所谓“黑画展览”。姚文元、于会泳之流给那些山水风景画定的罪名之一，是“黑山黑水”、“江山如此多‘黑’”。山水风物用水墨画，沾了个黑字，便被称之为“黑”画。他们反对“黑山黑水”，那么是主张把山河写得美一点喽？电影《海霞》的编导同志在拍摄外景时下了功夫，谁知这也犯了“法”！“四人帮”在围剿《海霞》时，一条重要“罪行”就是编导人员搞“好山好水好姑娘”。
人物、景物都不能轻易着笔，写动物也同样存在问题。晋剧《三上桃峰》挨批以后，受株连的作品就有：连环画《大红马》、《小马过河》，戏曲《卖马记》、《赎马记》、《追马》，话剧《易马移风》，花鼓灯《新人骏马》等。为什么？因为《三上桃峰》写了马。一时之间，文艺界真是谈“马”色变，写“马”心惊！写“马”的作品出了问题，写“牛”的作品也就跟着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是这样被打成毒草的。
那么，“四人帮”究竟允许写何物呢？他们让写怪物！何谓怪物？就是那种人不象人、鬼不是鬼、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并且给这些怪物罩以一顶顶桂冠。诸如：“反潮流的勇士”、“斗‘走资派’的英雄”等等。而人们从这些怪物的抬手投足之中看到的，却是王、张、江、姚的幢幢鬼影。
莫把这些荒唐文学主张仅仅看成笑料，正是这类披着假左外衣的谬说，使我们的文艺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但是，凡是人为的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种种框框，不准写这个，不准写那个，终究是不行的，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所冲破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