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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 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人
刘仁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同志送花圈
李先念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聂荣臻同志主持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原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四岁。刘仁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大厅举行。
追悼会会场悬挂着刘仁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刘仁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谷牧、王任重、宋任穷、童第周、江华、黄火青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委会。刘仁同志生前友好彭真、万里、冯基平、范瑾、崔月犁等同志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乌兰夫、吴德、余秋里、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谭震林、廖承志、谷牧、王任重、宋任穷、童第周、江华、黄火青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省市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北京市干部、劳动模范、群众代表一千五百多人。
李先念等同志向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和他们的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主持追悼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人刘仁同志。刘仁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陷，无辜被捕入狱，戴上脚镣手铐，惨遭法西斯式的折磨达五年之久，被摧残致死。刘仁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是首都人民的重大损失。
悼词说，刘仁同志是四川酉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刘仁同志历任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组织广大地下党员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作了出色的工作。华北地区地下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和刘仁同志起的重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悼词说，解放以后，刘仁同志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协助第一书记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市委日常工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北京市的实际，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为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北京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和刘仁同志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他对首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全市人民是永远怀念的。
悼词说，刘仁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了近五十年。他党性很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刚正不阿。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仁同志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立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陷害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的身体虽然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革命精神始终不动摇。他在监狱中受尽迫害，身患重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但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直到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一直想念着党的工作，关心毛主席的健康，关心国内外形势和北京市的建设，关心着北京市许多干部和劳动模范的情况。刘仁同志在特殊困难条件下，经住了特殊的考验，表现了高贵的革命品质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悼词最后说，我们沉痛悼念刘仁同志，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毛主席，忠于党的革命路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胸怀坦白，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极端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在任何环境和困难条件下，都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爱护干部，善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优良品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积极工作，为加快实现首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刘仁同志的生前友好彭真、薄一波、胡乔木、姚依林、林铁、刘澜涛、安子文、田秀娟、张苏、钟子云、陆平、蒋南翔、武光、荣高棠、李葆华、郑天翔、陈克寒、赵凡、薛子正、程宏毅、廖沫沙、陈鹏、范儒生、张淮三、马玉槐、苏毅然、王逸伦、张友渔、王光美、丁一岚等。
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杨俊生、刘绍文、叶林、赵鹏飞、毛联珏、李立功、王宪、王笑一、刘坚夫、刘祖春、白介夫、刘导生、佘涤清、吴烈、郭献瑞、王纯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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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开始后
隔界寨人民重返家园
新华社昆明二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入侵者的战斗开始后，深受越南武装人员祸害的我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公社隔界寨生产队的社员兴高采烈地从被迫迁居的深山老林里走出来，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对记者说：“这一下可好了！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隔界寨与越南只有一水之隔。这个寨的群众与越南人民长期友好往来，曾对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贡献。可是，自从越南当局对我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以来，这个不大的边境村寨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越南武装人员用机枪、冲锋枪向这个村寨疯狂扫射，发射子弹一千多发。村寨里许多房屋被打坏，牲畜被打死，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全寨一百四十三人，只好含着泪水，扶老携幼，连夜离开家乡躲进十里外的深山老林。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忍饥受寒，风吹雨淋，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记者在访问时看到，他们一家一户搭在深山里的茅草棚，东倒西歪，四面透风，有些儿童和老人经不住折磨已得了重病。老民兵普大气愤地对记者说：“当年在越南抗法战争中，越南游击队二百多人住进隔界寨，我们用自己种的大米养活了他们。没想到，今天越南当局竟把我们搞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生产队长白友清告诉记者：他们躲进深山后，全队的二百四十四亩地荒芜了，两万多斤木薯烂在地里没有收起来，一百五十头猪、三十头牛也没有人管了。越南武装人员还在二月十四日烧毁了队里的小型水电站，使生产队损失一万五千多元。白友清激动地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目前，这些被越南当局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们，正陆续返回家园。八十六岁的老人普三妹得知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消息后，高兴地对她的孙女说：“边防部队来保护我们，我不再担惊受怕了。你赶快领我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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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群众为实现“四化”创造更加安定的环境
首都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取得成绩
本报讯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同心协力，整顿首都社会治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市刑事犯罪案件，已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几个月来，全市先后召开各种群众会一万多次，许多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事系统，也由各单位领导同志负责，积极参加所在地区整顿治安秩序的活动。通过宣传，调动了市民的积极性，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管治安的新局面。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有的挺身而出，捉拿正在作案的犯罪分子；有的青年工人追击几十里，奋勇搏斗，擒拿流窜犯；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沉着机智地扭获盗窃分子。
在整顿治安工作中，加强了对有违法犯罪行为青少年的教育。过去，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一些青少年沾染了坏习气，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许多街道、学校、工厂和公安部门，同家长密切配合，满腔热忱地对这些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的教育。同时，开办了七所工读学校，招收了一批有违法行为、不够法律处分、学校又难以管理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管理教育。现在，大多数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和揭发检举了各种犯罪问题，交出了一批凶器、赃物。不少人进步很快。有的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有的积极钻研技术，当了生产能手；有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受到赞扬。
各地区、各单位还对重点、复杂场所、机关大院加强了治安管理。现在，影剧院和体育馆、场的公共秩序好了。街道治安面貌有了改观，结伙斗殴、流氓滋扰的歪风基本上刹住了。很多学校的校园秩序好，课堂纪律有了好转，团结互助，努力学习的好校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加强防范工作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各区、县，各单位，经过调查研究，并按照法律程序，对那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进行了打击处理。由于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全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大大减少。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比整顿前的第三季度，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其中恶性案件下降的幅度更大，比整顿前的第三季度，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三，是近十年来发案最少的一个季度。今年一月以来，案件还在稳定下降。
为了进一步搞好首都社会治安秩序，二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市各地区、各单位和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的经验交流会。会上，北京市委进一步动员和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抓好首都社会治安的整顿，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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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最近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最近已成立，并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部、外经部、财政部、水电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地质总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海洋局、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全国教育协会等单位组成，目前共有二十五名委员。李琦任主任，秦力生、姚仲明、武光、杨蕴玉、吴兴任副主任，杨蕴玉兼任秘书长、贾学谦为副秘书长。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代表团提供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情况和咨询，负责协调我国有关部门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负责与该组织秘书处和会员国全国委员会的联络工作。
在第一次委员会议上，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问题。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全国委员会应进一步积极地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领域的活动，以及区域性的活动。
李琦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杨蕴玉在会上介绍了该组织的工作情况。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有关各部委外事局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钱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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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谈“飞碟”问题
根据研究机构和科学家调查，很大部分的飞碟事件是天文、大气现象。所谓“外星船”的说法，一点点证据也没有。
据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什么是“飞碟”（“不明的飞行物体”）？关于飞碟的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它的现状又是怎样？新华社记者最近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翁士达，请他介绍了关于飞碟问题的一些情况。
他说，关于飞碟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二、三千年前。据考证，在《佛经》和《圣经》里，也有飞碟形象的不少描述。不过，飞碟这个名称是三十余年前才出现的。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美国爱达荷州商人阿诺德驾驶私人飞机，途经华盛顿州雷尼尔山，目击九个碟子模样的东西，从空中掠过。在记者的报道中，把这些碟子叫做飞碟，这就是飞碟名称的由来。继阿诺德之后，类似的东西不断有所报道，但因外形并非都象碟子，所以采用“不明的飞行物体”这个统称。
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大洲都有飞碟的报道。据统计，到前年为止，美、英等国目击者的报案总数已经超过三万起。论形状，五花八门：圆碟状、雪茄状、浅锅状、圆球状、面包圈状……而以圆碟和雪茄形状居多。飞碟的颜色，红、橙、黄、绿、蓝、白都有。据称，有的飞碟体形可变，还能伸出“触手”；既可直角转弯，又可跳跃前进；还流行一种说法，说飞碟是地球以外的文明社会发来的“飞船”。有的外星船高达三、四层楼，上面有乘客；外星人身长六英尺，穿着鲜艳，大眼，无耳，也有人把外星人说成“小绿人”，外星人既可把地球人摄去，又能同地球人直接交谈，等等。
飞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翁士达说，最近二、三十年来，美、英等国家都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一些初步调查结果。六十年代，美国空军部门组织了一个由三十七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用了两年时间，耗费巨资，对一万二千六百一十八起飞碟案件逐一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于一九六九年初发表了题为《不明的飞行物体的科学研究》的长篇报告。美国著名天文学家门泽耳和沙根，也对飞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根据研究机构和科学家调查，很大部分的飞碟事件已查明是天文、大气现象，如流星、行星（尤其是金星）、云块、球状闪电、海市蜃楼、雷达假目标，以及飞机、人造卫星、其它飞行器、气球、降落伞等，还有鸟群和昆虫群。英国国防部对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的一千六百三十一起飞碟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是：人造卫星或其它飞行器碎片二百零三起，气球一百零八起，天体一百七十起，大气现象或其它现象一百二十一起，飞机七百五十起，证据不足而未能落实者一百零六起。其他案例尚待查明。别的国家的飞碟研究机构也有一些没有落实的飞碟事件。至于外星船，美国沙根教授最近指出，到目前为止，“一点点证据也没有”。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报道不确实。有一位飞碟专家说：“无疑地，有一些《目击报告》的引证似乎颇为详尽，但后来竟被发现为游戏文章，其中还有少数属于利用错觉、妄想之类的故事”，“并有欺世盗名或图获暴利之人，故作惊人之笔”。
既然外星船飞碟并无确凿证据，那么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感兴趣呢？翁士达说，这个答案可能要到社会学领域去寻找。阿诺德发现飞碟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行星际飞行的可能性已经初露端倪。有些人由此推想，地球人和“外星人”能够随意派飞船自由交往，因此稍有蛛丝马迹就同外星船联系起来。阿诺德飞碟事件就引起了公众很大的兴趣和热忱。一九五七年，头两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到一个月，飞碟目击报告的数量猛增了几倍。一九六四年初次从航天飞船上拍摄了火星照片后，人们幻想已久的“火星人”似乎即将出现在眼前，又一次掀起了飞碟热潮。
太阳系中现在存在象人类这样的高级生物的只有地球。其他天体（行星和卫星等）或许就没有生命，即使有，也是低级的生命形式。
在银河系（直径约十万光年）中，天文学家们认为存在文明星球，有的推测，它们的数量甚至可达一百万颗。但它们之间相距十分遥远，至少也有几十到几百光年。各文明星球之间的交往，较之太阳系范围内的行星际旅行，在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上增大几十万倍以上。用宇宙飞船进行文明星球际旅行，势必受到地球人（或外星人）寿命和飞船能量的限制。任何时候，对任何文明星球，这两个限制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科学上考虑，无论地球人或者外星人，首先不会凭借飞船而是利用电磁波进行通讯联系。
沙根教授认为：假定一百万个文明星球都已掌握宇宙飞行技术，每年各派一艘飞船，对银河系恒星（总数约一千五百亿颗）的十分之一进行考察，那么来到太阳系的外星船平均每隔一万年才有一艘。由此可见，即使有外星船飞碟，也犹如“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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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知识
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条件
生命是宇宙间的普遍现象。而且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高级的智慧生物，如同地球上的人类等。据天文学家研究，宇宙中产生高级生物至少要具备五个条件。
首先，生命从氨基酸进化到高级生物，大约需要几十亿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要有一个大体稳定的环境，生命才不致半途夭折。按恒星光度和温度看，有的恒星在几千万至几万万年内可能演化成巨星和超巨星，光度和温度急剧上升。它们周围的行星上即使有生命也将遭到毁灭。另一部分恒星光度和温度太小，它们周围如果有行星，那末，那些行星也不适于生命存在。只有光谱型是晚F型、G型和早K型的主序星的行星家族，才有可能出现高级生物。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宇宙中的恒星有些是双星或聚星。它们周围的行星因受恒星摄动的影响，运行轨道很难稳定，不可能成圆形。这样，行星表面温度变化太剧烈，生命也不可能存在。
第三，各星系中的恒星也以一定的轨道绕该星系中心旋转。这种轨道也要是圆形而不是椭圆形，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的宇宙环境（比如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沿圆轨道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约二亿年运转一周），以利于生命的产生和发展。
宇宙中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恒星比例是很小的。如太阳系以外十七光年范围内的四十二个恒星中，除了太阳，只有两个恒星的行星可能出现生命。
第四，具有上述三个条件的恒星如有行星相随，那末行星大小要适中（半径要在一千公里到二万公里之间）。行星必须足够大，引力足够强，大气圈才不致散失。同时又不能太大，太大了连氢和氦等较轻气体还原封未动，也不利于高级生命的形成。
第五，行星离恒星的距离要适中。太近了，行星和恒星之间将产生很大的“潮汐”作用，而且行星表面温度会很高。距离太远，温度太低也不利于生命的产生和发展。
按照这些条件，由于还涉及到若干不确定因素，天文学家们估计文明星球的数目就有很大出入。有人估计，我们银河系内的文明星球只有地球一个，而有人却估计有一百万个。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