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扫除“恐‘右’症” 工作重点好转移
四川省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座谈纪要
据新华社成都二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包小白、郭超人、王文俊报道：参加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认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扫除各级党委某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主要障碍——“恐‘右’症”。下面是他们几次座谈时的发言纪要。“恐‘右’症”的种种表现
一些同志指出，“恐‘右’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老怕犯“右”的错误，来了运动老怕戴“右”的帽子，总之随时随地不让自己沾“右”字的边。他们说，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怕的是货真价实的右，那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那些患“恐‘右’症”的同志所害怕的并非真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被当作右倾而加以批判和攻击、从而弄得人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真理，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样，越恐“右”，在思想上就离正确路线越远，在实践上就违背客观现实越严重。
大家认为，“恐‘右’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现象，是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粉碎“四人帮”两年来，随着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恐‘右’症”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对于某些领导同志说，“恐‘右’症”仍然是急需进一步医治的顽症之一。要治病就要辨症。那么“恐‘右’症”有哪些症状呢？参加座谈的同志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列举了六个方面：
一、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本末倒置。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政治冲击一切，就怕生产挂帅怕业务技术挂帅；天天跟着叫喊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复政治口号，不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对于这些同志来说，政治就是一切，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搞扩大化、绝对化和庸俗化。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冤枉了一百个同志，就怕“包庇”了一个坏人；宁可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愿别人说他“心慈手软，态度暧昧”。由于长期受所谓“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和“事事不离纲和线”的影响，在工作中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掩盖一切，把思想问题、学术争论、意见分歧都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结果搞得好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好象进了地雷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三、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搞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平均主义，就怕两极分化；不怕农民缺吃少穿，就怕农民富起来。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穷光荣，富有罪”，“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从这种错误的看法出发，常常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当成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把靠劳动发家致富的社员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说成是“打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认为，当前，在分配问题上仍有不执行党的“三兼顾”政策，只顾国家或集体，不顾社员收益的情况，仿佛国家拿得愈多愈是社会主义，农民分得愈多愈是资本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汉县采取措施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这个县由于生产不断发展，去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一百多万元。但是这样于国于民都很有利的事情却遭到上级业务部门的反对，要追查县委的责任。
四、在生产管理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硬要“逼着公羊下仔”、“赶着鸭子上架”。大家回顾了前几年省上个别负责人在生产上搞瞎指挥的情况。当时，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管水利、气候等客观条件，硬性规定推广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
“革命稻”、“方向稻”、“路线稻”和“战备稻”，不种的就是“立场问题”、“觉悟问题”，就要挨批判，受处分。梁平县总共只有五十多万亩耕地，他们下令要搞三十万亩双季稻，结果只种了二十万亩，就给全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社员吃饭都成了问题。直到今天，不少搞农村工作的干部还不敢实行定额工分、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等，他们对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充满了怀疑和忧虑。
五、在发展党员、使用干部上搞反动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患“恐‘右’症”的同志在建党路线上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在干部路线上只讲成分，不讲德才。对个人出身要追三代以上，对社会关系要调查九族以外。他们不敢发展出身不好的党员，怕人说“招降纳叛”；不敢使用成分不好的干部，怕人说“重用坏人”；不敢大胆落实人的政策，怕说是“为坏人翻案”。在有些地方，对许多明显的错案、假案、冤案至今不敢彻底解决。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在写结论时也要前面肯定运动的主流，后面栽上一根尾巴，免得犯所谓否定运动的错误。南充地区武胜县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人称“杨大包谷”，是全地区有名的劳动模范。他参加全国群英会，曾得奖三百元，回队后交队二百元，全大队干部吃掉了三十元，自己留了七十元。就因领了这七十元钱，“四清”中被定为“贪污犯”，受到撤职处分并开除党籍。多少年来，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为他鸣不平，地委和县委也明知处理得不对，但因害怕“否定四清运动成果”，一直不敢落实政策。直到去年，地委才下决心在全区范围内给“杨大包谷”平了反。
六、在作风上把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处世。患“恐‘右’症”的同志通过切身体验，感到“说真话危险，说假话保险”，于是便“看脸色行事，看风向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遇到问题绕道走”，“逢人只说三分话”。
产生“恐‘右’症”的根源
一些同志提出，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不畏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却患上了“恐‘右’症”？这说明“恐‘右’症”的产生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的。他们认为，党内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的形成，思想上的“恐‘右’症”的出现，追根求源，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一、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偏差和谬误，是导致
“恐‘右’症”的思想根源。成都市的同志们说，过去，我们党一直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反“左”倾，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但是，这许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却出现了一种片面的理论，即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而修正主义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列宁在谈到修正主义时明确提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从“左”的方面来的，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只讲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仿佛“左”倾机会主义永远是无足轻重的。这就为“左”比右好制造了理论上的根据。大家在座谈中提出，这种谬论流毒甚广，并不断发展，最后变成了“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动机还是要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搞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完全放弃和取消了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些同志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把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段话作为论据，更是令人无法理解。他们说：很明显，列宁讲的“小生产”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个体农民，而我们某些理论家却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实行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二十多年的集体农民，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区别，从而在理论上夸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道路斗争，带来了一整套极左的方针和政策。
二、在工作指导上不断搞政治运动，一直反右倾，是产生“恐‘右’症”的政治根源。酉阳县委书记殷之辂说，由于把公社化的集体农民当做了“小生产”，由于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于是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总是反“右”、批
“右”。搞了二十年运动，反了二十年“右倾”。大家在座谈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这些反“右”运动，不仅混淆了两类矛盾，颠倒了是非界线，搞乱了阶级阵线，更严重的是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恐‘右’症”。
大家在座谈中提出，特别严重的是，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只要沾上一个“右”字，轻则检查批判，重则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成了所谓比地、富、反、坏更凶恶的敌人，常常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些被株连九族。这就不能不使人形成一种“谈右色变”、“凡事‘左’三分”的变态心理。
三、党内缺乏民主，是产生“恐‘右’症”的组织根源。好多年了，我们党大事小事往往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稍有异议就是“右倾”、反党，帽子大得吓人。有的县委书记说，上级领导讲老实人不吃亏，但是一些政策就是使老实人吃亏的政策，结果总是老实人吃亏。许多同志说，他们都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出了一点“左”的偏差好象走歪了一下，立即可以站好，犯“右”的错误就象掉进深井，只有活活淹死。
大家说，群众中流行着几句顺口溜，叫“反右以后不发言，文革以后不当权。”由于把实事求是当作“右”来批判，这就等于公开提倡“左”、支持“左”。少数品质不好的人投其所好，以极左面目出现，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种“左”比右好的心理，也就是“恐‘右’症”。怎样治好“恐‘右’症”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为“恐‘右’症”开出了治本之方。但是，要完全治好全党同志的“恐‘右’症”，要彻底清除“恐‘右’症”，还需要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必须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纠正许多年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需要纠正只批右不批“左”的片面性，批判“左”比右好的错误论调，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认清：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一样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而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警惕野心家和阴谋家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大家一致主张，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并坚持以这个标准为武器，总结和检查我们党以往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明确方向。
二、一定要坚决果断地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首先是关于人的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地富子女政策、统战人士政策，坚决地有步骤地纠正历次运动中形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消除人们对“右”的恐惧心理。当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各种思想阻力以外，也有不少实际困难。有些地方需要复查和改正的案件很多，加之不少案件都年深日久，时过境迁，复查起来工作量很大，有些问题还要有统一规定。因此，就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一个个去解决，这一点也要向干部、群众说清楚。
三、必须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受侵犯，真的而不是假的、实在的而不是口头的贯彻执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从而在全党上下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1版()
专栏：
华国锋同志会见克梅集奇同志
希望中南经济合作和贸易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时，希望中南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经过双方努力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华国锋同志指出，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他对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华国锋同志在谈话时还高度赞扬铁托总统为维护和促进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原则所作出的贡献。他请尼古拉·克梅集奇同志向铁托总统转达他的问候。
尼古拉·克梅集奇团长指出，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方面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这将使南中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贸易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农林部长杨立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
（附图片）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伏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第1版()
专栏：
清镇县委负责同志谈影响全县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认为
省和地区的领导思想要解放
据新华社贵阳电 新华社记者杨锡玲、肖世茂报道：最近，中共贵州省清镇县委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全县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虽然已经初具条件，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省、地区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上反反复复，顾虑重重，给下面工作影响很大。去年十月省委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罚的生产责任制，有些适合个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大队核算和少数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对常年作业组可以实行定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根据这项规定，清镇县许多生产队很快就搞开了。不久，安顺地委一位副书记批评县委说，省委的规定有十条，为啥不全面理解？为什么就只看到定产到组这一条？叫马上刹车，不要再搞了。有些生产队开了几个晚上的会，组已分开，一切安排就绪，又不让搞了，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影响了冬季生产。省委规定，省给地、县下达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强调两条：一是产量指标，二是复种指数。省委要求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八十二以上。但是清镇县不少地方土层薄，又无水源保证，种两季不如一季收得多。为此，生产队提出包产量，不包复种指数。这些问题能否解决，都牵涉到领导思想是否解放。县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刘清德对记者说，现在省里是又放，又不放，深怕下面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省委应该相信广大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下面不要限制过多、过死，限制过多、过死，下面就不能甩开膀子大干，措施、办法也就少了。
二、会议成灾，领导精力不够集中。据县委四名书记统计，去年一年，他们平均每人开会一百八十多天，县委副书记李东喜开会多达二百四十五天。县委六个书记平均有一个人全年都在上面开会。到上面开了会，回到县里还要开会传达贯彻，去年一年县委为贯彻上面的会议精神就开了一百二十五个会议，到会六千人次，会期加起来为四百零九天。
三、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都必须改革。目前县委、县革委会有九个部、办、委，三十九个局，各种临时机构十多个。机构臃肿，层次过多，人浮于事，办事效率很低。有些事是谁都抓，谁都抓不好，甚至互相踢皮球。
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清镇县委的六个书记都兼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职务，县委常委都是县革委会成员。开县委常委会、县革委会常委会都是这些人，党委和政府分不开，大小事情都要找县委解决，甚至动用一百元钱的事都要请示县委。县委常委一开会各方面都要汇报情况，只好排队。由于事情太多，一开就收不了场。他们感到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主张由一个副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县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四个副书记都不兼县革委会职务。这样既可以加强政府工作，也可以使县委书记腾出手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
五、加强干部培训。目前，贵州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农业知识差。清镇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半文盲，连文件都认不全，懂农村经营管理和能搞秋收决算的干部只占社队干部的百分之三十，更谈不上熟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农村干部加强培训。
第1版()
专栏：
云南省元江县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今年早稻栽播进度快、质量好。这是城关公社社员在插秧。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
第1版()
专栏：
冶金战线职工挖掘潜力增产节约
钢铁生产一月份超额完成计划
本报讯 冶金战线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今年以来钢铁生产又获新胜利。元月份，钢、铁、钢材、铁矿石，八种有色金属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品日产量超过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钢的月产量创历史最新纪录，产品质量也有提高。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给冶金战线职工极大鼓舞。各企业领导决心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切实转移工作中心。鞍山钢铁公司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抓住关键，加强指挥，一月份，九种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计划，钢日产水平保持在两万吨左右。太钢工人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主要产品不仅完成了计划，而且干出了今年增产要求的水平。
今年以来，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广大冶金职工千方百计节约能源。上海冶金局各厂为了克服电力不足的困难，采取了灵活组织生产的办法，一月份，钢、铁、钢材产量都超过了计划。本钢一月份每天缺电四、五十万度，他们发动群众提高自备电厂的出力，每天多发电四十八万度，保证了主要产品全面完成计划。全国电解铝厂、重点铁合金厂、特殊钢厂等这些“电老虎”一月份共节电一千七百多万度。包钢大力降低能源消耗，去年高炉煤气放散率由百分之十一降到百分之九点一，今年又采取一项技术措施，使高炉煤气放散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首钢烧结厂使烧结矿燃料比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元月份重点钢铁企业节约焦炭三万八千吨，钢铁料三万四千吨，重油一万七千吨。
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针对生产薄弱环节，积极组织攻关。初轧开坯是钢铁工业薄弱的环节之一，今年以来各初轧厂大搞技术革新，深挖潜力。一月份，初轧开坯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但吃掉了当月生产的全部钢锭，还吃了部分冷钢锭。去年以来，钢铁工业扭转了积压新钢锭的局面，做到钢必成材。首钢炼铁厂、鞍钢十七号平炉、鞍钢和首钢的初轧机在老设备上干出了生产新水平。上钢一厂、二厂、三厂的中型轧机，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实现了程序控制，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特殊钢厂今年已在十八座电炉上推广双层全水冷挂渣炉壁的先进技术，提高了电炉炉壁寿命，为一月份多炼特殊钢、节约耐火材料做出了贡献。
第1版()
专栏：
西藏发现大型铬铁矿
新华社拉萨二月二十日电 西藏地质工作者在西藏高原发现多处储量大、品位高的铬铁矿。这些铬铁矿还普遍伴生有贵重的铂族元素。
西藏铬铁矿的发现，为我国冶金工业将提供重要原料。西藏铬铁矿是西藏地质局第二大队、第五大队和物探大队勘探发现的。
第1版()
专栏：
舟山水产冷库建成投产
新华社杭州二月十七日电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舟山水产冷库，在去年十二月底提前建成，并投入了试生产，已经生产出一批冻鱼。
舟山水产冷库座落在沈家门渔港之滨。全厂占地面积八万五千多平方米，由三十多个单项工程组成。主库是七层建筑，高近五十米，结冻、制冰、冷藏、冰库全部工序都集中在主库里。冷库每天能结冻鲜鱼二百四十九吨，制冰二百四十吨。冷藏库一次的容量达五千二百多吨。储冰库一次容量六千八百多吨。为保证鱼货质量，从码头到理鱼车间，设有地下输送机运输。
这座冷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减少烂鱼五千吨。这将促进舟山渔业生产的发展，并有利于支援外贸出口和城市水产品的供应。
第1版()
专栏：
停止参观活动 全力抓好春耕
编者按：“雨水”已过，全国从南到北春耕大忙季节陆续到来。当前，最要紧的是要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生产。为了不影响各地的生产和工作，读者建议暂停组织参观先进单位的活动，是应该引起各地重视的。编辑同志：
我们提一个紧急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参观活动，以便让农村全力抓好春耕。四川省宜宾县喜捷公社下食堂大队的先进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很快就有大批人员前去参观，每天络绎不绝。仅去年十二月短短一个月内，参观人数就超过一万人。参观者不仅有四川省内的，还有贵州、陕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十多个省以及中央机关和部队的同志。这不仅给下食堂大队增加了负担，宜宾县革委会也很难安排参观人员的食宿问题，压力很大。同时，有些人借参观之机，游山玩水，浪费钱财，应引起注意。
现在，“雨水”已过，春耕生产从南到北陆续开始。为了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建议有关部门立即停止不必要的参观活动，让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能够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林普 施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