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
——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个重要讲话，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的我国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艺术民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在这伟大历史转折的时候，重新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使文艺更好地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历史的回顾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繁荣文艺和发展科学的方针。它是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这个方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
“双百”方针的提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界、文艺界的空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个方针在贯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的某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左”的扩大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混淆两类矛盾，把某些艺术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某些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错误的作品，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某些在思想认识上犯有某种错误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斗争，甚至把某些基本上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反动的东西来打倒。五十年代末期，“左”的倾向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在“拔白旗”、“反右倾”等名目下，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粗暴的打击。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瞎指挥。什么文艺统统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呀，什么文艺创作必须实行“三结合”、由“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呀，什么必须“定人、定题、定时”呀，等等。这样，文艺界就出现了种种强迫命令的怪现象，硬性摊派写作任务，硬性摊派写作数字，硬性规定写作框框。命令主义的歪风也刮到群众文化工作中来，不管你有没有文艺专长，不管你是否爱好文艺，统统要从事文艺创作和表演活动，提出什么“人人写诗”、“人人唱歌”、“人人画画”，等等。这样，某些文艺工作不但不能起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反而冲击了生产，妨害了三大革命运动。
针对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号召：“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
一九六二年，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个文件批判了“左”的错误，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之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分别在广州、大连召开会议，总结历史教训，讨论繁荣创作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为被作了错误处置的影片《洞箫横吹》及其作者等平反。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纠正错误倾向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江青之流就插手文艺界，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当文艺界批判“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江青之流首先是大刮右的妖风。她和那个“顾问”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频繁活动，指令大演《游龙戏凤》、《十八扯》、《胭脂虎》这样一些早已被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所唾弃和抵制的坏剧目。当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文艺界开始纠正剧目混乱后，江青之流摇身一变，把制造剧目混乱的责任全部栽到文艺工作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身上，反过身来对文艺界大张挞伐，刮起一股更“左”的妖风。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大肆造谣，说什么全国两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当时，连最古老的剧种昆曲都演了革命现代戏，其他剧种，就演得更多了，怎么能说它们都是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当时上演的传统剧目，有许多表现的是反封建的或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它们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呢？在同一个会上，那个“顾问”也大打出手，他一跳上台就气势汹汹地说，今天我是来“骂人”的，一口气点了《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和《谢瑶环》、《李慧娘》等剧目，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们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与此同时，他们还抛出了种种貌似革命的极左谬论，什么“题材决定”论、写十三年是“根本任务”论等等。按照这种荒谬的理论，凡是没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的作品统统是鼓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对文艺界的大讨伐制造口实。从诬陷小说《刘志丹》到围剿京剧《海瑞罢官》，他们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对于文艺界的打击围剿，还是比较零星地进行，那末在他们窃取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之后，就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对文艺界进行更加野蛮的反革命大扫荡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揭发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残酷性和危害性，可以说，他们把整个文艺界搞成了一个推行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的黑“样板”。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一、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修正主义既可以从右的方面也可以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认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只有反右，没有反“左”的任务。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右永远是主要危险，“左”没有多大危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如果只反右，不反“左”，或者对“左”的东西反得不彻底，那末它就会愈演愈烈，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二、对搞“左”的人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好人犯急躁、盲动的毛病，一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十七年中犯“左”的错误的同志，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林彪、“四人帮”则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般地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而是有意颠倒敌我，专门打击好人扶持坏人，剿灭香花培植毒草；他们不是一般地犯主观主义的毛病，脱离群众，不尊重艺术规律，搞瞎指挥，而是专门镇压群众，搞法西斯独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种情况性质有区别，但必须看到，它们都是危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三、“左”的严重后果是毁灭了文艺界的民主。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本来就很严重，民主的传统本来就很少。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的民主作风已经受到某种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全面专政”，更是把艺术民主取消个精光。因此，在文艺界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当前极其迫切的任务。
严格区分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是保证艺术民主的一个前提。如果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甚至象林彪、“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那就只有毁灭艺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艺术民主。
粉碎了“四人帮”，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对作家作品的错误打击呢？只要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就仍然可能出现。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应当勇敢地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迷信和专制；它应当热忱地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无情地鞭笞一切反动事物，批判一切旧传统观念和旧习惯势力。既然这样，它就难免要戳痛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反对以至打击。事实说明，过去有一些好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往往是因为它们勇敢地揭露了阴暗面，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现象并未根绝。前些时候，出现了一批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好作品，有人就给扣上了“暴露文学”、“丑化文化大革命”等帽子，甚至说这是“解冻文学”，把它们和苏修的反社会主义文艺划等号。有时，不是由于有意颠倒，而是由于旧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思想认识的主观片面，也会出现混淆两类矛盾，把好人当敌对分子、把新生事物当敌对势力来打倒的错误。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对待呢？我们的文艺家应当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敢于歌颂，敢于暴露。心怀余悸，磨光棱角，不是应有的精神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造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可能减少那种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作家作品的错误行为的发生，使这种行为一经发生，人们就能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就能有效地给予制止，进行纠正。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区分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文艺领域的问题，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往往和一定的政治有联系，但也不能把它们同政治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就是政治问题，也不等于敌我问题。作品有毒素，不等于作者是坏人。文艺领域的锄毒草，是清算思想上的毒素，不等于就要整人，处罚作家。林彪、“四人帮”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了极大混乱，他们或者把正确的东西打成谬误，进而把所谓的“谬误”升级为“反革命”；或者抓住某个小辫子无限上纲，把一切艺术问题都打成政治问题，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打成敌我问题。他们的这一套做法，在文艺界造成了一股阴森的反革命高压空气。
为了保护艺术生产力，保障艺术家正常地进行精神劳动，必须严格地实行社会主义法制。任何一个人，不管职位多高，都无权任意取消作家发言和写作的权利，都无权任意处罚作家，禁闭作品。作家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党的纪律，不搞阴谋活动，那就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而究竟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去解决，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有接受意见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的自由。因为精神现象比较复杂，评定文艺作品，往往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实践的反复考验。作家犯了法，当然和一切公民一样，也要治罪，但要经过法律程序，通过司法机关来处理。那种凭一篇“批判”文章，凭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就给作家治罪的做法，完全是不合法的。那种随便什么机关都可以给人立案、审案、定案、戴帽子的做法，应当永远废止。今后，如果发现有侵犯作家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党纪国法，给予纪律处分，乃至法律制裁。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实行艺术民主，就要切实保障人民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当家作主的权利。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要搞
“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要懂得：“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要实际保证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真正实现。是不是一经宪法作出规定，民主的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文艺工作中得到实现呢？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要使宪法的原则真正在文艺工作中兑现，必须经过努力，经过斗争。必须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不断在文艺界树立民主风气；必须破除种种同社会主义民主不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和体制，建立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艺术生产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文艺工作中同样存在。文艺界存在着种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奴隶主义，一些同志习惯于独断专行，习惯于靠“长官意志”办事。所有这些，都妨害了艺术民主，束缚了艺术生产力。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的言论、创作自由，但就象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那样，“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按照他们的逻辑，群众虽然也可以“放”，但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在文艺界维持一种森严的审查制度，有时一部作品要和群众见面，需要通过十几道关卡，需要经过数月成年的审查。他们自以为这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实际上不是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干预一切、包办一切的领导。领导的任务在于掌握情况，执行政策，不是代替作家去规划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与修改，代替评论家和群众去评定每一部具体作品。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决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防范群众“出乱子”、“越轨道”上头。当然，群众中也会产生某些不正确的东西，但对于这些，要正确地加以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压制、禁止。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这岂不是不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完全违反党的“放”的方针吗？难道“长官”一定就那么高明，你说香花就一定是香花，你说毒草就一定是毒草吗？周恩来同志说得好：“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没有群众实践的检验，没有群众性的讨论，怎么能评定文艺作品的好坏呢？就算某些作品确有某种错误，为什么一定不能放出来呢？让它们和群众见面，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克服错误，增长群众的识别能力，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在我国，目前还不能废除一切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因为一，我国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必须禁止那种反革命的，破坏社会治安的文艺宣传。二，在人民内部，作家有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出版和演出机构也有选择作品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选择也是一种审查。出版和演出部门必须努力选择思想和艺术上优秀的作品和群众见面。它们选不选某个作品，并不意味着剥夺作家的民主权利。因为它没有剥夺作家向另外的部门投稿或用另外的方式公开自己作品的权利。当然，出版和演出机关在审查作品时，也要认真走群众路线，不能由某一个人独断专行。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的艺术民主权利，但恰恰不尊重人民的一个很根本的权利，即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文化事业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权利不过是提提意见，发发议论而已。按照他们的逻辑，“民主”是大家的事，“集中”是个别“长官”的事。群众说的话，顺耳的就听，逆耳的就不听，你发你的议论，我做我的决定，尽管群众的意见一大堆，但是最后该怎么办，还是由个别人拍板定调。离开了民主，离开了多数人的意见，还谈得上什么民主集中制呢。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但有权提意见，发议论，而且有权参加讨论和决定文艺事业的大政方针，有权纠正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权选举和撤换文化干部，有权监督文化机关和文化工作人员。列宁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显著标志。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通过什么方式来参加管理国家文化机关，通过什么途径对它实行监督，采取什么方法选举或撤换称职或不称职的文化干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没有具体的制度做保证，那末所谓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的文化事业，就会流于空话。
目前，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热潮正在我国蓬勃兴起。我们深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充分发扬民主，人民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所抑制的艺术创造力必将波涛万顷般奔涌出来，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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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需要民主
江丰
最近，学习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前些时候，有人劝我说：“你过去由于多说话，说直话，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现在年纪大了，又有病，美术界的一些事情也不好办，你的问题‘改正’以后，讨个闲差使干干，落个晚年平安算了，不要再多说直话了。”对于朋友的这种关心，我应该感谢，但是很抱歉，我不能照着做。我过去为什么爱说直话？是想做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是想说一个革命者应该说的话。尽管由于说直话使我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但今后我仍不愿做那种“明哲保身”的政治庸人。为了革命利益，对不正之风、不义之事，我一定要说。学习了周恩来同志这个讲话，更增强了我大胆说真话、说直话的勇气。
周恩来同志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发扬艺术民主。这是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文艺界的民主精神是很差的，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周恩来同志才及时提出这一问题。
依我看，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来就“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致使文艺界出现了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学术不能讨论，创作不能发展等种种不正常现象。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正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恶性发展。
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深刻，多么惨痛啊！
然而，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并没有为文艺界的所有同志所接受。有一些同志在拨乱反正中胆子还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对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新问题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问题，都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和果断的处理，这就束缚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要使文艺适应新的形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大力提倡艺术民主。
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要从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做起。我多年来不曾与文艺机关、文艺团体发生关系，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情况不十分了解，但是文艺界缺乏民主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真心学点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一应做到：在自己做报告或发指示之后，少听“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完全正确”之类的奉承话，多听不同意见和逆耳之言，抱“闻过则改”的老实态度。二应做到：不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花费在办公室里，忙于开会，听汇报，批阅文件，发指示，审查作品……，多抽出时间深入下层，启发下层人员讲心里话，了解实际情况，解决他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以纠正那种“长官不出门，处理天下事”的官僚主义恶习。
周恩来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在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大活跃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风气。但是，今天仍有人在说泄气话，不敢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人民提出的问题，说出人民的心声。作家应该知道，在这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只有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消除余悸，冲破禁区，是要冒风险的。那些一直被人们视为“毒草”而挨批的“内部讽刺”画和揭露社会生活中某些消极东西的文学，一些作者和出版者至今还“谈虎色变”，不敢同它们发生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既然还存在着阴暗面，却把它排斥在文艺表现之外，那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曾举出这样一件极平常的事说明了一个真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对付黑暗现象，也应如此，不驱逐黑暗，光明是不会出现的。暴露黑暗，目的是为了消灭黑暗，迎接光明。两年来，全国各地报纸揭露了由林彪、“四人帮”一伙造成的大量骇人听闻的黑暗事件，深得人心，赢得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政治局面的到来。报纸敢做的，为什么文艺界却讳莫如深？其实，这种题材的文艺，同其它题材的文艺一样，只要作者的立场、方法对头，是决不会成为毒草的。
为了发展文艺创作，要求文艺活动的组织形式，作相应的改变，这已成为文艺工作者相当普遍的呼声了。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希望组织各种画会，举办画责自负的展览会。画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推动美术家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可以促进美术作品风格、体裁、题材多样化，可以起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
文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如同花木缺乏阳光而趋于枯萎。二十多年来文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证明，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完全正确：文艺需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