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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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举能领导群众增产的人当干部
杭锦后旗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使一批懂生产、讲政策、踏实负责的人当上了队长。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去年几乎队队增产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月十九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时,采取“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的办法,选举真正能领导群众增产粮食的人来当。社员们欢欣鼓舞地说:这个办法好。让那些真正能够领导我们夺取丰收的人当干部,我们信得过,干活有奔头。
杭锦后旗的这种作法是从一九七七年冬整顿领导班子时开始的。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之前,首先把历年的粮食总产量、对国家的贡献、社员的收入和主要干部的名字,列成图表,公布于众。然后发动社员群众根据图表,分析路线,总结工作,评论班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这样选干部的结果,一批懂生产、讲政策、踏实负责的人被选上了队长。经过一年的实践,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几乎队队增产。
长期以来,杭锦后旗农村基层干部很不稳定,许多生产队长一年一换或一年几换。很多敢于说真话、讲真理、大胆负责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而有些能说会道、看风使舵的人趁机上台。还有一些所谓“老好人”,不负责任,很少做工作,但因为“不惹是非”,对错误的东西不抵制,不斗争,反而被某些领导看中了,成了生产队的“不倒翁”干部。有的队也实行民主选举,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是非不清,好坏不分。沙海公社建设一队的杨发,当队长多年,粮食产量年年上升。杨发对工作认真负责,谁踩死队里一棵庄稼也要问个究竟,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些人“落选”了。所以,虽然实行了民主选举,往往还是那些“不倒翁”得势。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群众看清楚了就是应该选举杨发这样的人当队长。
沙海公社丰产大队第五生产队,在“四清”运动以前粮食亩产就上了《纲要》。“四清”运动中,生产队长王仁义因被错划为富农成份而下了台。由于没有一个好队长,这个队粮食平均亩产逐步下降到二百斤左右,九个年头“吃返销粮”。一九七七年底,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们认为还是王仁义当队长好。经复查,确定王仁义划为富农成份属于错案,应予纠正。于是,王仁义又重新当了队长。一九七八年,五队的粮食总产量和社员每人平均收入分别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一百六十四。两年多以来,杭锦后旗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都用这种办法进行了整顿和民主选举。能增产粮食的队长一个接一个地当选,改变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一九七八年,全旗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二成半以上,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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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四化”争挑重担
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报名参加车间主任的竞选,结果获得群众信任而当选
据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记者张炳森报道: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在最近民主选举车间主任时,毛遂自荐,参加竞选,获得群众信任,当选为工模车间的主任。
这次选举是在去年十二月下旬进行的。当时,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办法。办法规定:为了充分保障工人行使民主权利,从产生候选人到正式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职工可以自荐为候选人。任期二年。根据这个规定,董志新报名参加了车间主任的竞选。
董志新今年三十六岁,已有十八年工龄,先后干过铸造、机修、设备管理等工作。他学习勤奋,技术熟练,工作能力较强,群众关系较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除了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外,经常研究改进车间管理工作的问题,有自己的一些设想。
工模车间群众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九个车间主任候选人,董志新是得票最多的两人之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选举那天,工模车间的工人群众把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团团围住,要求他俩发表“竞选演说”。当董志新演说时,工人群众七嘴八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胸有成竹地一一作了答复。
问:全厂职工代表大会确定,工人当选为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后,从企业基金中发给职务津贴。你现在这么积极地竞选车间主任,动机是什么?
答:我不是为了拿津贴。我是要挑重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问:你是个普通工人,有什么办法当好车间主任?
答:这要靠实践来回答。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我们车间的管理制度很落后,不适应这种转移。我决心在厂党委领导下,搞好车间管理,合理安排劳动力,搞好工人的技术学习。在工作中,我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依靠大家把车间建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集体,把生产搞上去。
问:搞不上去怎么办?
答: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认为我能力不行,车间职工代表大会可以随时罢免我的职务,让有能力的人来干。不过,我有信心搞好工作,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群众对董志新的“竞选演说”十分满意,工模车间到场的四十二名职工,有三十八人投了他的票。当选举结果一宣布,厂长当场代表党委宣布选举有效,并给董志新戴上大红花,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董志新就职半个多月来,虚心听取工人意见,改进车间管理工作。过去学习时间只是读读报纸,现在改为星期一研究生产,星期三、五给工人上技术课。专机组和模具组是这个车间的薄弱环节,现在经过调整得到加强。董志新考虑到车间规模较小,把过去的专职调度员取消,由他直接进行生产调度。他还设法精简了车间工人的领料等手续,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班组长管起来。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选出了一个好干部,搞好车间工作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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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札记

实事求是 讲求实效
首钢炼钢厂扎扎实实抓生产,放弃靠拚体力、拚设备争夺单炉炉龄全国冠军的作法
去年十二月,首钢炼钢厂二号转炉的职工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单炉炉龄五千炉的新纪录,夺取全国炼钢转炉炉龄的第一名。但是,最近他们决定这次不争这个第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特地到首钢炼钢厂了解。
这个厂的副厂长、工程师陆祖廉告诉我,他们放弃争夺单炉炉龄全国冠军,并不是因为生产中出了什么问题。老实说,只要厂里拿出全力来抓这件事,冠军是可能拿到手的。但是,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考虑,觉得这种脱离客观条件,拚命追求单炉高炉龄的做法,除了只能得到一个全国冠军的空名以外,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陆祖廉说:提高炉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耐火材料的消耗,为了多炼钢。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这种提高炉龄的做法却很成问题。就拿二号转炉来说,这个炉子在炼了三千炉钢以后,炉壁早已很薄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拆炉检修,换上新的炉衬砖再炼,重新计算炉龄。这样做比较经济合理。但是,为了追求单炉炉龄,却强行继续冶炼,结果炼不了几炉钢,就要进行大面积补炉,既耗费大量的耐火材料,又使很多宝贵的炼钢时间给补炉占用去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座转炉每班可炼钢十六炉到二十炉,而由于要争炉龄第一,二号炉现在只能炼十二炉,甚至更少,效率降低百分之三、四十。陆祖廉说,象这样争夺单炉炉龄第一,既不能提高产量、质量,又很不经济,对设备维护也不利,甚至还要影响全厂的炼铁、轧钢生产,如此得不偿失,我们为什么非要硬着头皮去干呢?
首钢主管生产的副经理徐永启说,早就不该这样干了。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实际效果。转炉炉龄是要努力提高的,但要从提高炉衬砖质量,加强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上下功夫,使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光拚体力,更不能拚设备。这种只图虚名,不讲经济效果的做法应该纠正。
首钢炼钢厂争夺单炉炉龄五千炉的消息虽然不能写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厂决定不干那种“图虚名、得实祸”的蠢事更加值得宣扬。它告诉人们,千万不能热中于去搞那些空头高指标和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东西,凡事都应当实事求是,讲究实效。
新华社记者 徐人仲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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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废除政治学习上的形式主义
亚进
目前,许多企业、事业单位的政治学习,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其表现:
学习次数多。有的单位规定,每周业余学习两三次,加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每周学习和开会时间过多,搞得职工疲惫不堪。
学习时间长。不少单位一学就是一小时以上。有的机关、学校、工厂的行政部门,每周还要搞两个半天关门学习。
学习无的放矢。所学内容不结合本单位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学习时东拉西扯,山南海北,漫无边际。有的单位把学习会变成读报会,自始至终,一人朗读,众人闭目养神,学习效果极差。
诸如此类的政治学习,既浪费了大量时间,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成了职工的一大负担,大伙厌烦透了,要求端正学风。可是,一些单位的领导仍在那里左顾右盼,不愿改革,有的单位甚至将参加学习与否,发言次数多少,作为评奖的条件,职工只好硬着头皮参加。
这些单位在学习上至今还有这种形式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的领导同志的思想仍不解放,老是担心政治学习少了,怕戴上不政治挂帅的帽子。因此,明知问题不少,也不去解决。
我们是要政治学习的。但是,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习,说到底,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所谓“突出政治”、“天天读,雷打不动”余毒的影响。目前,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生产建设上来,政治学习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引导大家提高对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学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本领,干好四个现代化的工作。安排学习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少而精,有的放矢,不要过多占用职工业余时间。学习和办其他事情一样,要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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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往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辽宁的一些同志提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不要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要在人员、物资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切忌仓促上阵;出国学习和考察技术,要注意人选,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内行
同国外经济技术交往日益频繁,实践中出现了些应注意的问题。记者在辽宁采访,听到许多有关的宝贵建议,值得大家思考。
大胆学习 为我所用
在一个座谈会上,同鞍钢的副总工程师杨树棠相见。这位年过七旬的专家,早年在美国读书,回国三十多年来,对鞍钢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熟悉鞍钢的每座高炉,每个平炉,每台轧机。杨树棠同志喜见今日鞍钢的生产形势,恨不得让高炉插上翅膀向前飞跃。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杨树棠同志说,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学习,对国外行之有效,对生产有利的经营管理经验也应借鉴。日本的资本家有几句办工厂的“经”:时间就是钱,人多就是灾,用户就是王,安全卫生就是法。节约、劳动生产率、质量、文明生产都包括进去了。为什么他们用人那么少,钢铁生产水平那么高?科学管理是个重要的因素。国外是几分钟出一炉钢,几秒钟轧多少材,而我们的老套是,一天炼几炉钢,一个班轧多少材,生产管理人员头脑里缺乏分和秒的概念。这是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的。前些年,鞍钢动不动就开十几万人的广播大会,实在浪费。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最蠢的资本家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否则,别说赚钱了,他有几个夫人也得赔进去。
据记者所知,对于学习国外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有的同志还不够重视,甚至还有疑虑,主要是担心会改变企业的方向,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其实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同科学技术一样,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管理,为我所用,其结果是加速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对发展生产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管理和技术是发展生产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毛主席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地号召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去研究和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芜存菁,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运用。让技术和管理这两个轱辘同时转动,推动我们的经济建设更快地向前发展!
准备得更充分些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们几十年人民战争的重要经验结晶,也是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一项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切忌仓促上阵。否则,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沈阳有个机械厂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这个工厂从西欧一个国家引进几十台新设备,当初没有考虑运输问题。设备经海路运到中国港口,火车不能装,又改用飞机,三叉戟飞机装不下又换波音机,民用机场不能降,临时联系军用机场,几番折腾,才将设备运进厂。由于技术准备不充分,第一台机器安装好,首次开车就出了故障。正因为各方面准备工作不扎实,几年了,设备只安装了少一半。安装这批设备需要二百多名懂外语的技术人员,至今仅选调来三十名,只此一桩就误事不小。掌握这样的设备需要五级以上水平的工人,至今还没有配齐。原计划今年三月开始生产,因人员、技术、管理跟不上来,只好延期。
从这个厂的经历可以看出,搞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万万不能粗心大意。人员、物资、资料,乃至运输、装卸等各个方面,都得作好准备工作。既要有切实的组织保证,又要有严密的技术措施,计划要周全,安排要实在,这样,才免得闹出“临上轿现扎耳朵眼”那样的笑话,才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鞍钢的新区建设,已着手作准备工作。他们决心席不就绪,不请客上桌。
探宝还需识宝人
目前,出国进行技术考察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件好事;但是,在人选上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位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说:“出国人员要能真正学回东西来,就得精心选择,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内行,或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傅。俗话说: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再加上肯钻好学,才能满载而归。现在,这方面漏洞还颇多。”
西欧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航空工业技术考察组,对我国的考察组特别热情,让我们看得多,看得全。但由于我们派去的同志技术水平不高,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固然开了一些眼界,学到的本领不多。轻工业部的同志对记者说,最近沈阳正在组织的一个出国技术考察组,除了局长等行政干部和翻译外,懂行的人没几个。这样的考察组能有多大收获?联想到北京红星养鸡场也曾先后派出数名职工去两个国家学习考察,时间不下数月,但回国后大部分转业改行,这笔学费花得实在冤枉!
现在,有的工业部门通过考试挑选出国学习考察的人员,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沈阳松陵机械厂总工程师罗时大说:去年我们工厂分得五名出国考察的指标,有九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考试,全部落榜,只好改由别的工厂选派。这一来,坏事变成好事,激起了大家勤奋学习的劲头,同志们猛攻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气氛非常浓。
本报记者 齐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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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上海郊区应当办成副食品生产基地
孙洪祥 李正华
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城市郊区建成副食品生产基地》一文,受到上海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最近,我们就上海郊区的这一生产方针问题访问了一些农商部门、郊区县社,参加了一些会议,听到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上海郊区的生产方针必须面对城市,转到以副食品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有六百万左右城市居民和数十万来往旅客,对副食品的需求量很大。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上海口粮自给”等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使郊区副食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蔬菜供应紧张,猪、禽、蛋等主要靠外省支援。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状况有了显著改变,特别是去年,蔬菜上市均衡,数量充沛,做到了自给有余。但猪肉的三分之二,禽、蛋的二分之一仍由外省调拨供应。偌大一个城市,主要依靠外省提供副食品,必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浪费和损失。
上海市商业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几笔账:一、加重了交通部门的压力,增加了运输费用。上海从苏、浙、皖、鲁、赣、湘、鄂等省调入的副食品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有些还是鲜活货,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仅冻猪肉一项,每年需用一千八百节冷藏车皮、五艘千吨以上的轮船和几十条小船往返装运,运杂费高达五百六十八万元。二、变质多,损耗大,减少了社会的财富;成本高,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以鲜蛋为例,去年从外地调入的四千万斤鲜蛋中,碎蛋、次蛋、臭蛋等折合净损耗率为百分之九点三,比市郊高出百分之七点一。这相当于损失了二百六十万斤蛋,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三、造成人力的浪费。上海有关部门每年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了解货源,组织采购。禽蛋公司批发部每年有上千人专门用灯光透视验收、搬运、包装从各地运来的鲜蛋,而市郊的鲜蛋可以直接运往菜场上市,不需要这道手续。
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把上海郊区建成副食品基地的基础很好,国营农场和一些县、社已经建立了三百多个机械化半机械化养鸡、养猪场;金山县的枫泾猪、川沙县的“九斤黄”(鸡)、嘉定县的肥羊等都是闻名的食用禽畜,农民又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宝山、南汇、金山、川沙、崇明各县面临长江和东海,可以大力发展捕渔业;座落在青浦县境内的淀山湖,有着九万余亩水质较好的水面,更是发展淡水鱼的天然场所。此外,国营农场饲养乳牛也有一定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
要把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方向转到以生产副食品为主,必然碰到一些困难,最主要的是饲料不足。上海市有关农业部门和各县干部、群众认为,只要解放思想,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国家不要再向上海郊区征购粮食。这些年来,国家每年要向郊区征购八亿斤粮食,使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没有多余的粮食发展畜禽生产。今后郊区生产的粮食,除解决种子粮、社员口粮和适当留一些储备粮以外,主要应用于饲料。第二,发展郊区传统出口农副产品,如白蒜、黄草、香菇、长毛兔、编织品、珍珠、药材等,换取外汇,进口饲料。近郊嘉定县的白蒜质地坚脆香辣、壳薄瓤白、蒜瓣匀大,畅销港澳、东南亚、日本、美国,深受国外消费者欢迎。据外贸部门反映,这类商品换汇率都是比较高的。大家建议,农副产品出口可以由外贸部门代办,实行外汇分成。地方农业部门有了自主权后,就可把农副业生产、副食品生产搞上去了,农村经济也可以“活”起来了。
建设副食品基地不是说搞小而全,样样要求做到自给。这是不可能的。大家认为,某些农副产品还必须和外省互相调剂、补充,促进城乡交流,不断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郊区各县也应该从本地区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副食品生产,做到合理安排,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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