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战士终竟是战士
——悼念马明方同志
马文瑞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马明方同志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和马明方同志在一起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一起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他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有人说马明方同志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害死的。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早在一九六七年,就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发表“打倒马明方”的长篇文章,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随后,又把他送到北京关押起来。林彪的一个死党亲任专案组长,他们私立公堂,刑讯逼供,硬要他承认是“叛徒”,遭到他的严正驳斥。在被关押期间,他用拣来的一些破纸,偷偷地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多次控告信,诉述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信件根本不可能送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我后来看到的一点残稿,是他的大女儿冒着极大的危险,背着看守人员从明方同志那里拿出来的。从这几片血泪斑斑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遭受了多么残酷的迫害,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他在信中说,在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先是进行了十天“车轮战”,一日三审,不准休息,把他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折磨得羸弱不堪。随后又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所谓“清醒头脑”,施用各种刑法,大搞逼、供、信,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面对这伙暴徒,马明方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在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面前,这伙暴徒气急败坏,更加残暴地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到最后,他已被折磨得几乎不能行动了。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怀着极大的信任,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拯救他。一九七三年,由于身残病重,他被送到医院“关押治疗”。起先不让家属探望,病重时不让家属护理,病危时又不采取抢救措施。在他病情垂危时,才允许家属到医院去探望。明方同志对他的爱人和孩子反复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忠心耿耿,革命一生的马明方同志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指出,残酷迫害马明方同志的,还有那个自命一贯正确,其实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的“迫害专家”。此人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听取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就说:“这个案子是叛变自首,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下来,有计划地搞内奸”,“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不要因为敌人向我们斗争就动摇了我们的观点,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马明方同志被关押残害七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一九四五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就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在新疆监狱中的我方全体人员。经周恩来同志多次交涉和斗争,国民党才被迫释放这些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关押期间,周总理多次指出:新疆出狱的同志无问题。并把证明马明方等同志无问题的材料交给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但他们却置之不理,继续对马明方同志进行迫害。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周总理又指示:迅速给马明方同志复查平反。但“四人帮”横加阻挠,直至一九七五年五月才做出平反结论。经毛主席批发各地后,“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仍然扣压不发,不准传达,不予平反。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许多冤案、假案得到平反昭雪。明方同志,你的冤案也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出身贫农,上过几年学。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受党的委派,到西安做军事工作。一九二七年秋回到陕北,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解放后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明方同志回到陕北那年,正值大革命已经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党处于严重困难时刻。在艰难的岁月里,明方同志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胆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任陕北绥德县团委书记,明方同志任党的北区区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农村,秘密联络同志,进行群众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陕北连年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出逃荒。绥德县委曾组织上万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我在城内负责指挥,明方同志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城。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使陕北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三一年冬,明方同志调陕北特委工作,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党的组织更加发展了,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逐步建立起来的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抗捐、抗税、抗债和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并划分了安定、延川、神府、绥清、葭吴等几个游击区。马明方同志亲自起草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次会议,是陕北党组织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一般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派特委委员分赴各游击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我当时被派往神府,明方同志去安定一带整顿第一游击支队。在刘志丹同志为首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支持和配合下,陕北游击队迅速扩大。一九三四年,陕北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游击战争有了迅猛发展,陕北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一九三四年,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马明方同志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五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扩大到二十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这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同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足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马明方同志对革命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理所当然地要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抹是抹不掉的。
一九四一年,马明方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被捕入狱。马明方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据同时被捕的同志讲,明方同志被捕时,愤怒地质问:“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未说完,就被国民党暴徒拳打脚踢,五花大绑,推上囚车。入狱之后,他积极同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结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当时狱中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明方同志同他们都取得了联系。他接到秘密传来的报纸后,及时写纸条传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他收到林基路同志写词、陈谷音同志谱曲的《囚徒歌》后,传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他发现个别人叛变时,传出“有臭鱼,注意”,并组织大家同“臭鱼”作斗争,将“臭鱼”挤走。敌人曾提出要狱中同志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作为释放条件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审讯他时,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他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痛斥和揭露。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狱中全体同志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七天七夜。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敌人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他坚定地答道:“不吃!就是不吃!”敌人要给他灌辣水,他翻滚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公布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和斗争,一九四六年六月,敌人被迫将新疆监狱的全体同志释放回延安。当时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同志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毛主席设宴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其中有“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的评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要把马明方等同志打成“叛徒”,更加暴露了他们打击诬陷革命老干部的丑恶嘴脸。
马明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尽管那时陕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南方的游击战争对陕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那时都知道,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同志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看过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陕北革命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结果。王明路线传到陕北时,明方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制造红、白区对立等过“左”政策;他反对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梢林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在王明路线危害革命的紧要时刻,毛主席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的党、陕北的革命。因此,他对毛主席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解放以后,他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五○年,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两种立场、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文章,批判了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的错误倾向,对于关中、陕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央财贸部和东北局工作期间,同样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极力提倡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反复宣传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反对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财贸队伍中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他在营口县官屯公社给宋任穷同志一封信上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同志当即批转各地执行。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诬蔑马明方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人。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同志总是赤诚相待,推心置腹,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总是苦口婆心,耐心帮助,从不歧视排斥;对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则深恶痛绝。他的这些优点,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熟知的。人们还记得老舍写的《西望长安》中的那个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吧,一九五六年三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其中说到李万铭伪造的证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应看出来,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深表敬佩。
马明方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平常不多讲话,在会上讲话、作报告也不很流利,有时还磕磕巴巴,但他是一个讲求实际,肯动脑筋,勤奋学习的人。他的许多重要报告和文章,都是他事先找干部、找群众调查研究,形成思想观点,然后亲自起草,或口授大意,由别人写出草稿,再经他亲自修改而成的。他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予同志们的印象是很深的。
当然,马明方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缺点,但他从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林彪、“四人帮”一伙苍蝇在他身边嗡嗡叫了一大阵,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象马明方这样的优秀老党员,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的迫害而得不到保护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的准则。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窃据的权力,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给这些干部随意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不允许你做任何辩解和说明,更不允许对他们的卑劣行径提出任何疑异。如有申明,如有反抗,就说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翻案,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无视党纪国法,随意点名,随意抓人,私立公堂,严刑逼供,刑法之多之残酷,牵连人数之多,不仅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他们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加以歪曲、篡改,当做法律,把他们自己的话当做法令,强令句句照办。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以“左”派自居,大肆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欺骗了不少人,坑害了不少人。他们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所以能够钻到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核心,他们的罪恶活动之所以长期没有受到阻止和法律制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少了。加之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这就给篡党乱国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这个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马明方同志在生前就一贯主张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现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到来了,举国上下正在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明方同志,你安息吧,你的遗愿一定要实现,你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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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走出会议室,跳出文件堆
——党委转移工作着重点,必须在作风上来个革命
为了保证各级党委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当前急需采取一些什么重大措施?记者在各地采访中听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声疾呼:必须雷厉风行地在作风上来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坚决走出会议室、跳出文件堆。只有使各级党委从沉重不堪的“五多”负担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他们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不是“从空中”、而是深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带领群众冲锋陷阵。
“五多”危害已久,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指示中,就已经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五多”现象的根源是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并明确规定,“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
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作风,使“五多”、特别是会议多和文件多的现象,在我们党和政府机关以及实际生活中空前膨胀起来,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会议接踵不断,文件堆积如山,领导干部不得不脱离劳动群众,成年累月在会议中“蹲点”,到文件里“跑面”。领导机关年复一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文件库”、“会议厅”。这一切,在当时许多地方已是多见不怪的现象了。
一九七五年,记者曾到陕西南部山区调查,那时就听到许多干部群众议论,有的县委书记通宵达旦地参加会议,有的地委干部坐在汽车上还要看文件,可是,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却都不甚了了。这个地委的十一个常委中,每年到基层单位或农村连续蹲点一个月的一个也没有;全区十个县的县委一、二把手中,每年到农村蹲点劳动达到五十天以上的连一个也找不出来。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不愿下去,而是“五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实在挤不出时间来。我专门到一个地势偏僻的山区县搞过一个统计。这个县的总人口只有十五万二千多人,区社两级行政干部的编制只有三百零五人。但是,全年集中在县城开会的干部总共达到四万三千二百多人次。这就是说,每天跋山涉水到县城参加各种会议的干部平均在一百二十人左右,超过了全县区社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县委在一年时间中印刷各种文件和报表共用油光纸七十令,每令五百张,裁成三十二开文件纸共计一百一十万页,平均每天印刷文件、材料和报表三千多页。由于会议多,文件、报表多,县委领导干部的双脚就被捆在机关的大门内,布置和检查工作主要依靠打电话,靠电话会议。据统计,县委在一年时间中开销的电话费高达一万五千元,平均每天打电话的费用在四十元以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广大领导干部精神振奋,各级党委的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步恢复和发扬起来。但是,记者在采访中还深深感到,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们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在工作作风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严重的问题之一,仍然是会议过多,文件材料过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它束缚着、障碍着各级干部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最近,记者到四川省西南部的山区采访。这里的地、县两级领导同志都纷纷为会议之繁、文件之多而叫苦连天。记者请地委办公室作了一个统计。就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时间中,省和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就有四十个,指定要地委、地革委和地属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计四百八十八人次。为了及时传达和贯彻上级会议的精神,地区一级又不得不相应召开各种会议十八个,指定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共八百六十五人次。两项合计,全区领导干部每月开会十九个,每月参加会议的达四百五十多人。地区农业局共有正副局长六人,每月有一半左右被指定专门“应付”会议,有时还“应付”不过来。有的部门的同志苦笑着说,他们经常采取开会“轮流专职化”,在一定时间指定几个同志干脆离职开会,以保证其他同志有机会做点实际工作。还有文件之多,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里还有一个统计: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地委和地革委收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文件共一百六十件,省委、省革委及各部委的文件和材料共七百三十七件。此外,地区发出的文件和材料共二百九十七件,各县各部门上报到地区的文件和材料共三百三十一件。这样,地区一级的领导同志在三个月的时间中总共要阅读文件和材料一千五百多件,平均每天阅读文件和材料在十六件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领导同志即使其他任何事情不干,集中力量开会和看文件也会忙得头昏眼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深入实际和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当然,决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会议,也决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文件和材料。有些会议是非开不可的,它们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工作,有些文件和材料也是非读不可的,它们正确地指导着我们的革命实践。但是,如果会议和文件多得象千头万绪的绳索一样捆绑着我们领导同志的手脚,使他们逐步走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道路,那么,对这些会议和文件还不应当大刀阔斧地砍掉一些吗?
列宁曾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
列宁说的是办报问题,但它的意义要广阔得多。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列宁的这段话应当成为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座右铭。
我认为,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废止一些毫无用处的文件和材料,让各级领导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近工农群众,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实际的建设工作,这是保证各级党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一个重大措施。
郭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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