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一座别具风格的博物馆
张汉文
在布加勒斯特期间，罗马尼亚朋友安排我们去参观“乡村博物馆”。
既然是博物馆，那一定有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面有许多玻璃陈列柜，四周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和图表。然而，当我走进博物馆大门，在我眼前展现的却是一个翠绕珠围、赏心悦目的大花园。我以为这是博物馆的院子，便用目光极力搜索高大的建筑物，但除了远处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些样式奇特的房子露出的尖尖屋顶外，找不到任何同我想象相吻合的东西。
原来这是一个介绍罗马尼亚农村建筑技术、民间艺术和农民生活习俗的博物馆，馆内露天陈放着六十六座从各地农村移来的农舍、教堂、风车、手工作坊等，移来之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里面陈列着两万一千五百多件实物供人观赏。这个博物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充实，现在占地十公顷。
穿过一个雕花的木门，我们走进一个农家院落，这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北部萨图马雷县一个农民的家。房屋又高又大，全部木结构，屋顶陡斜，形成一个尖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冬季积雪太厚压坏房顶。我们登上几级木梯，进入室内，里面有一眼炉灶，灶的上方悬挂着一口铁锅，灶台上摆着各种炊事用具。室内还摆着一些小型农具和加工牛奶的用具。左侧房间的陈设讲究，地上铺有地毯，墙上挂有壁毯。使我们感到新奇的是，四周墙壁上还陈列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瓷盘、瓷罐。这些都是室内装饰物，并非生活用品。地毯和壁毯是女主人自己织的。桌、椅、箱子也是主人自己制的。右侧的房子是卧室，床足有一米半高，床上放着被子和衣物。这么高的床，上下多不方便啊！讲解员看到了我们惊讶的表情，于是把床单掀开，原来真正的床凹在里面。房间里还陈列着主人为女儿准备的嫁妆：衬衣、裙子、皮坎肩、围巾等。这些服装制作精美，饰有民族图案的刺绣。走出住房后，我们还参观了院里的马棚、羊圈。
整个博物馆里有四十个这样的院落，每个院子，包括住房里的陈设，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不同的是，它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建筑特点和不同阶层农民不同的生活水平。
讲解员引导我们参观了一套从多尔日县搬来的房子。这与其说是房子，倒不如说是半地窖式的窝棚，因为它的一半在地上，另一半在地下。门很矮，要弯着腰才能走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十分潮湿。堂屋里有一个简易的灶。两侧的屋里有低矮的土炕，炕上铺着破毛毯，屋里空荡荡的，什么陈设也没有。显然这是一家贫苦农民的栖身之地。解放前，罗马尼亚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受着煎熬。罗马尼亚著名作家扬·萨多维亚努写的小说《泥棚户》就是描写解放前住在这种窝棚里的广大农民的困苦生活的。现在，这样的窝棚在罗马尼亚农村已经被漂亮、坚固、舒适的住房所取代。
除了住房外，这个博物馆还展出了农村教堂、风车、水磨、各种手工作坊和简易手工机械。从马拉穆雷什地区搬来的一座小教堂，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高六十米，宽十五米，完全是木制的，连一根铁钉也没有。整个建筑物设计合理、结构严密，充分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智慧和才干。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有一台笨重的木制机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牧民不仅从事畜牧业生产，而且要自行加工包括羊毛在内的畜产品。他们先把羊毛洗净，晒干，然后纺线，织成呢绒。但这种呢绒质地松散，必须用重物将其轧实后才能穿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尔巴县布丘姆村的牧民用该地盛产的木材制造了一种“轧绒机”。这种机器由水车和轧机两大部分组成，水使一人多高的轮式水车转动，水车又带动一根木轴旋转，木轴上的好几个桩子，利用杠杆作用使石礅子抬起，然后轧在呢绒上。
罗马尼亚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茂密的树林是罗马尼亚人的亲密朋友和伴侣，在烟火弥漫、外族人入侵的岁月里，森林是罗马尼亚人的藏身之地，也是他们秣马厉兵、出击敌人的大本营。在和平时期，森林又慷慨地向人民提供木材。罗马尼亚人善于赋给木材以新的生命。他们不仅用木材盖房子，制作农具，而且用来制作无数生活用品，象木桶、摇篮、纺车等。在一些农舍里，我们看到农民制作的各种木制手工艺品和乐器。有位手巧的牧民制作了十几支长短不同的木笛，他在木笛上雕刻了各种图案、花纹。一支木笛上还刻有一只栩栩如生的云雀。它仿佛使人看到，这位牧民正坐在绿茵茵的牧场上吹奏着优美动听的《云雀》歌曲。
罗马尼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全国星罗棋布。据统计，全国属于县、市一级的博物馆就有三百三十多个，“乡村博物馆”是其中深受群众欢迎的一个，每年要接待三十多万名观众，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外国客人。（附图片）
十九世纪弗朗恰县诺鲁佳乡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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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中友好战士——绿川英子
聂长林
去年，在中日两国人民热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欢乐气氛中，日本东京几家报纸分别以《为反战和日中友好贡献了一生》和《为日中友好增添光彩的团聚》等标题，报道了绿川英子抗战期间在中国参加反战活动的事迹，和英子的姐姐西村幸子八月间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同外甥——英子的孩子刘星、刘晓兰团聚的情景。
我在西村幸子访问中国回国后曾去访问她。幸子说：
“第一次接到孩子们的来信，是去年八月十五日，正是给两国人民带来痛苦的那场战争结束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孩子们来的中文信里充满了对我这个未见过面的姨母的骨肉深情。”她说，从她决定随世界语代表团访华时起，就预想这次会面的情景。未见过面，语言又不通，因此心里有些不安。但当下了飞机，他们两个跑来左右搀扶时，她的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什么也用不着说了！因为彼此的心情和血液是相通的！尤其是看到晓兰，长得完全象她妈妈。她扶着我，我感到好象是同她妈妈拉着手。”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九年进入奈良女高师时，正逢日本遭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当时各种思潮十分活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但是英子却在这时开始学习世界语，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英子因“思想问题”被拘留，释放后被学校开除学籍。英子回到东京后，不仅继续参加世界语学会的活动，而且为学会义务工作，并经常把她的家当作学会活动的场所，英子因此成了特务机关跟踪的对象。
一九三五年二月，英子应中国普罗世界语联盟刊物《世界》之约，写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文章——《妇女在日本的地位》，刊登在《世界》上，这可能是英子和中国世界语者联系的开始。就在积极参加学习世界语的活动中，英子结识了当时在东京高师留学的中国学生刘仁（原名刘靖寰），并于一九三六年同刘仁结婚。
当时的日本，正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后，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达到极点，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仁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回到上海。英子也于同年四月到了上海。
英子到上海两个月后，上海各界人民举行了要求释放
“爱国七君子”的示威游行。英子深为这个伟大的斗争场面所感动，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加入了斗争的行列。“我也有要求释放中国爱国者的权利和义务，我的心脏同他们的心脏一起跳动，我的血同他们的血一起沸腾！”英子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中还用她犀利的笔投入战斗，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歌颂中国人民斗争的文章。
“七·七事变”的战火延烧到了上海。英子身受日本侵略者炮火的威胁，目睹中国军民的坚决抗击，她爱憎分明，在《致日本世界语友人》一文中说：“中国在这次战争里的胜利，不单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且意味着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远东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明天的关键”。
英子和刘仁参加了当时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离开上海，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到达武汉。英子担任对日广播，在武汉坚持了三个月就撤退了。她对在武汉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虽然时间极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泼，多么紧张的时期呀！抗战到底确实成了中国人民的语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东京的《都新闻》给英子扣上“娇声卖国贼”的帽子，并株连到英子的父亲，可见英子当时的工作打中了敌人的痛处。
英子到了重庆之后，仍然继续她的战斗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她先后以世界语写了《五月的首都》、《代用品时代——战时日本的风俗画》、《冬天一到，春天就不远了——献给曼格达同志》、《日本学生的侧面》、《暴风雨中的私语》等文章。她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野蛮轰炸和对日本人民的疯狂压榨和毒化。她写道：“日本，这个侵略者的国家，又是我可爱的祖国，我耳里听到的是被战争夺去了儿子和丈夫的老农和妇女的哭声。我的心在呼号：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英子于一九四○年三月写了《她们在战斗中前进》，这篇文章描写了山西和苏中解放区女游击队员的飒爽英姿：“妇女参加了游击队，她们和强壮的男人一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技巧攀险山、夜行军”。文中介绍了延安妇女的生活，最后以毛主席的话“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做为结尾。
英子和刘仁这时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热心读者，他们经常参加一些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生活的政治集会。英子直接受到郭沫若同志的帮助。郭老在一九四一年曾赠诗给英子，热情鼓励英子继续前进。
一九四四年秋，英子夫妇虽仍属于“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但在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那里已没有具体工作可做。英子夫妇便搬到“东北救亡总会”，刘仁编辑总会创办的《反攻》杂志，英子继续写她的《在战斗的中国》，并把它译成中文在《反攻》上连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重庆顿时沸腾起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通宵达旦地欢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的欢乐持续的时间不长。蒋介石借国共谈判之名，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积极部署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积极想各种办法，尽快派人回到东北，开展反对内战的工作。英子夫妇携带三岁的星儿，于十一月中旬由重庆到武汉，同先期到达的几个同志会合。他们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到达了当时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
英子一家去解放区时，正是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直逼松花江边的时候。因此，他们到哈尔滨后不久，便随东北解放区的领导机关一同撤到佳木斯。当时解放区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英子夫妇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政治上完全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人民、政府和军队，鱼水相依，团结无间，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在这时，英子怀了孕。以后动手术时，转成急性腹膜炎，英子结束了她三十五岁的生命。刘仁也于不久后病故。
西村幸子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为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献身的妹妹而自豪。她告诉我，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她很快又要同外甥们团聚，这更使她深深感到两国人民应该永远友好下去。（附图片）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越南《人民报》刊登的“大南一统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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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大南一统全图”看越南的扩张野心
沙敬范
一九七五年五月，越南统一了。它从南越傀儡政权手里缴获了大量的美制武器、弹药和其它战利品，一下子成了暴发户，自诩为世界上少有的军事大国。越南当局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加快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的美梦，于是翻箱倒柜，从祖宗的箱底里翻出一张所谓“大南一统全图”来，真是如获至宝，匆匆忙忙登载在同年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报》上（见右下图），妄图一箭“多”雕，达到它称霸东南亚地区的卑鄙目的。
人们不禁要问，“大南一统全图”究竟是一张什么货色的地图呢？据署名文章介绍说：这是十九世纪初叶越南“全国劳动人民”用血绘制而成的。
通过这张“大南一统全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越南囊括了老挝、柬埔寨的全部和暹罗（泰国）的大部国土。从这张图上，人们还可以看出现在越南反动当局的扩张野心。“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强盗逻辑，跃然纸上。
确切地说，这张所谓用血绘制的地图，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初叶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掠夺和鲸吞邻国领土的自我写照。自十一世纪开始，越南封建统治者的势力逐渐由红河三角洲南下，先后用了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吞并了占婆国（今越南中部地区）。到十五世纪，越南的国土与当时的真腊（今柬埔寨）接壤。从那时起，越南经常不断地蚕食、侵吞水真腊（又称下高棉，即今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先后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终于将水真腊纳入了越南的版图。越南鲸吞了柬埔寨半壁江山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公元一八○七年阮朝皇帝阮福映扶植匿祯（安赞二世）为柬埔寨国王，并强迫柬埔寨称臣纳贡。一八一三年，阮福映派嘉定城（今胡志明市）总镇官黎文悦率领军队一万余人护送匿祯回国。以保护国王为名，越南军队常年驻扎于金边附近。一八三四年柬埔寨傀儡国王匿祯死去，阮朝皇帝借口匿祯无子继位，便立匿祯之女安美为郡公主，改柬埔寨为镇西城。
当时的阮朝，不仅侵吞了柬埔寨，对邻国老挝也经常用兵。十九世纪初叶，阮朝以保护寮国（老挝）防止暹罗（泰国）骚扰为借口，出兵侵占了万象地区，在那里设立了镇静、乐边二府。在老挝中部的甘蒙、沙湾拿吉、沙拉湾省，设立了镇边、镇定、镇蛮三府，几乎把老挝全部领土鲸吞掉。穷兵黩武的阮朝还觊觎暹罗的国土，只是由于湄公河这一道天然屏障，才使得暹罗免遭越南的蹂躏。
今天越南反动当局继承阮王朝的衣钵，把当年“大南一统全图”所囊括的区域，视为“大越”的“神圣”领土，甚至对阮朝从来没有抢占的地方，一旦有机可乘就动用武力霸占之。柬埔寨人民看穿了越南叫嚷的所谓“特殊关系”，理所当然地拒绝加入“印支联邦”。河内统治者认为小小的柬埔寨竟敢如此桀傲不驯，于是恼羞成怒，悍然出动飞机、大炮和坦克，以希特勒式的闪电战大举进犯柬埔寨。如果越南侵略者吞并柬埔寨、建立“印支联邦”的阴谋得逞的话，可以预料，贪得无厌的越南反动派，下一步将更加有恃无恐地向它的周围邻国进行扩张。
历史是无情的。所谓“大南一统全图”，它象一面镜子一样，既照出了当年阮福映的一副丑恶嘴脸，也反映出了今天河内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领土扩张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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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
伊朗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于一九○○年生于距宗教圣地库姆五十公里的霍梅恩小镇，故取名霍梅尼，意为霍梅恩人。他十五岁中学毕业后，先后赴伊斯法罕和阿拉克，求教于当时著名大学者叶兹德长老。后随叶兹德来到库姆，成为一名合格的宗教学者。他写过二十五种宗教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库姆教书达四十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宗教学者，现在伊朗的著名宗教学者大都是他的学生。
霍梅尼的政治生涯始于库姆教书时期。当时他经常举办社会与道德问题专题讲座，由于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引起老巴列维国王的注意。他的讲演活动曾遭到取缔。一九六三年以后，因抨击巴列维国王的“六点社会改革方案”（即所谓 “白色革命”），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他因反对国王的“土改”而被捕入狱，数月后获释。但在一九六三年六月阿苏拉日（什叶派信徒纪念伊玛目侯赛因遇难的传统宗教节日）再次被捕。为抗议这次逮捕，有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据说，有数千人死于这次冲突。九个月后，霍梅尼再度获释。但不久又因反对国王再次遭到逮捕。接着被流放到土耳其，一年以后被解往伊拉克，居住在伊拉克什叶派宗教圣地纳杰夫达十五年之久。后来，他被伊拉克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只好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巴黎，居住在巴黎城外四十公里的“革命指挥中心”，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年二月上旬，霍梅尼由巴黎回到德黑兰。（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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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教派之一，与逊尼派对立。最初它在伊斯兰教中是以政治反对派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才逐步演化为宗教派别。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于公元七世纪二十年代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于公元六三二年逝世，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的妻子之一阿伊莎的父亲）、欧麦尔、奥斯曼、阿里
（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相继执掌政教大权，历史上称为“四代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内部在继任者的问题上展开斗争，欧麦尔被刺，奥斯曼为反对派所杀，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到第四代哈里发阿里在位期间（公元六五六年至六六一年），斗争激化，分裂加深，逐渐形成了逊尼、什叶两大派。
“什叶”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追随者”，指第四代哈里发阿里的同党。什叶派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是穆罕默德合法的继任者，是该派的政教首领，称他们为伊玛目，并以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历史上，什叶派为恢复权力，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终未获得成功。由于政治上长期处于无权地位并经常遭受压制和摧残，什叶派后来开始专注于神学斗争，在教义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忠于宗教领袖伊玛目的思想。
什叶派内部在伊玛目教义的解释上不尽相同，分歧主要在于伊玛目的数目、传系和谁是末代伊玛目的问题上，故有五伊玛目、七伊玛目和十二伊玛目派之别。在这三个伊玛目中以十二伊玛目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人们通常所说的什叶派，主要是指这一派，它流传于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拉克。什叶派有自己的朝觐圣地，在伊朗主要是库姆、马什哈德，在伊拉克是纳杰夫和卡尔伯拉。
自一五○二年起，伊朗历代王朝一直奉什叶派为国教。伊朗宪法明文规定：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教义是伊朗国教；国王就职时，须根据《古兰经》宣誓发扬该派教义；各部部长必须是穆斯林；立法会议制定的一切法律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由五名权威宗教学者组成的法律监察委员会，负责审核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伊朗什叶派的总部设在库姆市，目前全国有毛拉（即职业宗教人员）十八万人。库姆大教长是伊朗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在信徒中有极大的号召力。
（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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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莱坞的变迁
谢榕津
西方国家的电影中心、美国影城好莱坞，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庆祝它诞生七十五周年。
七十五年前，好莱坞只不过是洛杉矶附近一个尘土飞扬、默默无闻的村落。一九○三年，好莱坞的居民自行投票，决定使它成为一个城镇。
本世纪头几年，美国大多数影片是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利堡摄制的，后来人们发现好莱坞气候温暖，景色优美，周围有适宜于摄制影片的自然景色，因此电影公司就在这里相继成立。一九一一年，尼斯脱公司在好莱坞建立了第一家制片厂。一九二五年，好莱坞生产了第一部有声影片。从此，好莱坞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电影企业中心，每年制作数以百计的影片，吸引数以亿计的电影观众，被称为美国的“梦幻工厂”。好莱坞在全盛时期，拥有八家全美著名的电影公司，如米高梅、华纳兄弟、派拉蒙和二十世纪福斯等公司。
有人曾把美国电影称为“铁盒子里的大使”，认为带有正式国书的美国大使，在争取朋友和巩固国际友谊方面，并不比千千万万铁制的影片盒更有办法。这种盒子里装着一卷卷影片，它包含着美国电影制作者的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走遍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电影业发展到了它的高峰，仅一九四六年一年收入就达十七亿美元。但是，从五十年代起，由于美国电视业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以及电影业本身的竞争加剧，再加上好莱坞的工资和租金很高，税收也重，因此许多影片只好到美国其他地方或国外拍摄。这使好莱坞电影业逐渐衰落，甚至连耸立在山顶上象征好莱坞繁荣的大字“Holly-wood”（好莱坞）也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
从去年起好莱坞似乎要重整旗鼓，争取再度繁荣。美国政府拨款九千万美元给好莱坞。
“好莱坞新生委员会”宣告成立，它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耸立在山顶上的长达一百四十米的大字“Hollywood”整修一新，以此象征好莱坞的卷土重来。
好莱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机”，据说是由于六十年代起不去影院而看电视的大量观众，从去年开始又蜂拥到影院去看电影，使许多电影公司大赚其钱。
是什么因素把电影业失去的观众再度吸引到影院里来？美国电影界的一些人认为，一个原因是电视业缺乏创新。“电视的墨守成规帮了我们大忙。人们把电视称作‘盲目的模仿者’，任何东西只要成功，电视就抄袭它四十一次。”“因此终于使它的基本观众都感到腻烦。”另一个原因据说是由于好莱坞自一九七七年底开始，拍摄了一批“逃避主义的娱乐片”，吸引了大批观众。这批电影里有异想天开的科学幻想片、逗乐的喜剧片和情节离奇的打斗片。
这些影片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脱离现实、缺乏思想性，强调刺激性和娱乐性。美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吉恩·斯塔维斯说：“今年人们大都要求毫无思想性的刺激性影片。无论是笑声还是尖叫，只要是带刺激性的，都能把人吸引到影院里来。我们处在一个人们寻找刺激的时代。”
这类影片为什么突然在美国风靡一时，大赚其钱，并使好莱坞有所复苏？今年一月一日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评论美国一九七八年电影的文章说：“三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电影观众排队去看疯疯癫癫的喜剧片……一九七八年是物价上涨、美元贬值的一年，观众又选择了类似的影片。有思想性的影片不时兴了，刺激性影片、惊险片特别是纯粹的娱乐片却时兴起来。”（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