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山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省委负责同志带头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与会同志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步调，增强了信心，决心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新华社济南二月十二日电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妥善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省委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制主义，造成了一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省委认为，要活跃党内的民主空气，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抛弃那些不符合人民需要的错误观点和办法，促进思想解放，把思想统一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上来。会前，省委常委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过去运动的遗留问题和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敞开思想谈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会议开始不久，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就本届省委工作中主要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总结了经验教训。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分别在大会或小会上，就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省委还反复宣布“三不主义”，号召到会同志敞开思想，对省委和省委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省委负责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次省委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许多同志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下级不能批评上级，群众不能批评领导干部，以致言路堵塞，正确意见反映不上来，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使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钻了空子。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省委负责同志诚心诚意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同与会同志共商现代化建设大计，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民主空气很快形成，发言开门见山，批评指名道姓，有啥说啥，直言不讳。例如，省委过去总结“批林批孔”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教训时，强调了顶“四人帮”的一面，而对于受“四人帮”影响的一面则认识不足。这次，大家既肯定了省委抵制“四人帮”的一面，又对当时省委在干部工作、理论宣传工作和文艺、教育等方面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大家对前几年省委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提出过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计划、高指标，有时估产偏高，以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现象，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省委负责同志热情欢迎大家的批评，省委常委对大家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凡是对省委书记、常委个人的批评意见，他们都认真作了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白如冰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省委常委特别是我个人，多年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热情、诚恳的批评和帮助了”。对于省委和省属部门工作中的问题，省委常委在会后要认真研究，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
在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经历了多次反复，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遗留下不少是非问题。大家认为，为了顺利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必须妥善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大家本着顾大局、识大体、向前看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遗留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统一了认识。首先，大家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山东省委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一致认为建国后的十七年，山东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把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说成是“黑的”、“修正主义的”，是完全错误的。大家一致认为，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那个代理人，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文化大革命中，他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残酷迫害干部，镇压群众，制造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和大批冤案、错案、假案，犯下了严重罪行。山东的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指战员抵制和反对他们那一伙的罪恶活动，是革命的行动，由此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原省委第二书记、济南部队政治委员袁升平同志，是反“四人帮”及其在山东的帮派势力的。“四人帮”插手整袁升平同志，是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搞乱军队，搞垮山东省委和各级党委，篡权复辟。当时在全省搞的所谓“揭袁批袁”，说袁升平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把袁升平同志作为“林彪死党”来批判，是错误的。最近，中央已经撤销了有关袁升平同志问题的错误文件。白如冰同志代表省委就“揭袁批袁”问题承担了责任，明确宣布省委发的关于“揭袁批袁”的文件全部撤销，把强加给袁升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也一律平反。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百八十多名领导干部，围绕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省委经过反复研究，兼采众说，就全省如何顺利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各级党委的领导精力要由主要抓阶级斗争改变为主要抓经济建设；组织机构要由适应搞政治运动改变为适应搞现代化建设；要把政治工作由脱离经济工作的状态改变为结合经济工作、围绕现代化建设去做。通过这三个改变，切实把领导机关的主要精力放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认真搞好“揭、批、查”运动的结束工作，妥善处理好各类遗留问题。
三、现代化建设要放眼长远，狠抓当前。检验着重点转移得好不好，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是不是取得了显著成果。各行各业都要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认真研究今年抓几件什么事情，达到什么要求，采取什么措施，订出计划，狠抓落实。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各级领导同志要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探索和应用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切从经济效率、经济效果出发，组织指挥生产。在农业战线，要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稳定不变。凡是过去不具备条件搞了过渡的，现在群众有意见，要坚决改变过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要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去办。各地收归集体耕种的社员自留地，凡社员要求自己种的，一律退回。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各社、队在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的前提下，应当增加社员的分配收入，不要限制工分值，不要怕“冒尖”。
五、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历时二十天的省委工作会议，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步调，增强了信心。这次会后，要一竿子插到底，以县为单位开好三级干部会议或四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农村的文件。省委和地委以及省直部、委、办、局要有二分之一的领导骨干下去，帮助县里开好会议，大鼓干劲，落实措施，夺取今年农业丰收，为早日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第2版()
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通过收益分配进行经济分析
年前，记者在地处水网平原的浙江吴兴县升山公社采访，了解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从这个公社所属二十六个大队年终分配的试算情况来看，多数大队、生产队是增产而又增收的；但是，有的大队粮食增产不少而社员的收入却没有增加，甚至还比上年减少了。这是为什么？
一般地说，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成本高、开支大而收入又不多。所以如此，其中有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的问题，这是需要由国家从价格政策上加以解决的。除此以外，还有生产单位本身的原因值得注意。乘分配决算和制订新的年度生产、财务计划的时机，发动社队干部和社员就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点经济分析，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把升山公社章家埭大队和王家甸大队年终分配试算的情况对比一下吧。
从这两个大队一九七八年社员可分配的收入（总收入除去成本、公积金、公益金等项，包括实物折合）来看，章家埭大队比上年减少三千五百多元；王家甸大队比上年增加九千多元。章家埭大队社员每人平均可分得一百五十九元，比上年约减少六元多；王家甸大队每人平均可分二百一十元，比上年增加二十一元。两队之间相差五十一元。
这两个大队是紧邻，平均每人耕地都是一亩左右，章家埭比王家甸还稍多一些，土质也不相上下，收益分配为什么出现了这样大的差距呢？
从粮食产量来看，两个大队都有显著增长。章家埭大队比王家甸大队增加的还要多一些。可见，社员收入有减有增，原因不在粮食产量上。
从农、牧、副、渔总收入看，一九七八年，章家埭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七；王家甸大队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八，其中多种经营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上年增加了；而章家埭大队粮食以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两个大队收入差别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多种经营上。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章家埭大队社员可分配的收入为什么比本大队上年还要少。
两个大队社员收入有减有增的另一个原因在成本上。从各业的总成本来看，章家埭大队比上年增加一万多元，总成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王家甸大队比上年增加一千八百多元，总成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由于抗旱和化肥用量增加等原因，两个大队的成本比上年都有增加。
一九七八年，王家甸大队的总产量、总收入、纯收入在严重干旱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实行了定作物、定成本、定工分、定产量，超产奖励、节约成本奖励，“四定两奖”到作业组。章家埭大队则没有实行这样的管理制度，没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劳动计酬办法仍然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
王家甸大队总收入多，与实行超产奖励有密切关系；成本较低，与实行节约成本奖励有密切关系。过去，不选瘪谷；一九七八年实行“四定两奖”后，早稻收获时从瘪谷中选出好谷五千多斤。过去，不注意科学施肥、施药，不注意成本核算，去年实行节约成本奖励的办法后，农药比上年节约百分之三十多。由于实行了定额计酬、超产优质奖励的办法，蚕茧产量比上年增加近四百斤，茧质优良，茧款收入比上年增加二千五百多元。
结合年终分配进行经济分析，王家甸大队的社员更加明确了这些做法的好处，决心坚持下去。结合收益分配进行经济分析，社员思想上更自觉地把个人收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为农业现代化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了。
通过年终分配进行经济分析是一个好办法，其他社队以至各级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是不是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教益呢？ 金铿然
第2版()
专栏：工作研究
向南方草山要牛肉
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总趋势是，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畜牧业的比重都超过了种植业。不少国家，肉、奶等动物蛋白质食品消费超过了谷类消费，而在肉类消费方面尤以牛肉为多。美国的畜牧业就是以发展菜牛为主，猪占第二位。一九七六年在美国肉类消费总量中，牛肉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猪肉不到百分之三十。这是因为牛肉的营养价值高，每百克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为十六至二十一点四克，相当于瘦猪肉，高于鸡蛋、鸭蛋。同时，牛主要是吃草，比养猪费的精饲料要少。草场建设得好，甚至可以不用精饲料。至于牛皮可以制革等好处，更不必多说了。
要发展肉牛业，我国的草场资源怎么样？据考察，北方草场主要分布于干旱和高寒地区。这些地区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草场，牧草生长稀而矮，产量低，适宜于养羊。其余近百分之十五的草场属优良草场，产草量高。但这类草场相对集中于东北三省的牧区、内蒙古的东部、新疆的阿勒泰和伊犁等牧区。这些地区，虽然宜于养菜牛，但是早已成为我国北方的细毛羊、大尾羊、伊犁马、三河马和三河牛等多种良种畜的生产基地，其发展前途将会受到限制。那么，我国南方的情况如何？最近中国科学院桃源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草场资源组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他们通过去年对湖南省桃源县草场资源的考察，以及过去对南方草场资源的研究，认为我国南方草山将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肉牛生产基地。
桃源县，号称七山、一水、二分田。在七分山区，乍一看，举目皆是郁郁葱葱的森林，至于山林中间的草场，人们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也从不把它看成什么资源。可是经过草场资源组的同志实地考察，初步计算，全县大约有草场一百四十三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草层一人来高，平均一亩草场产鲜草八百公斤，分别相当于我国北方荒漠草场十六亩、草原草场五点三亩、草甸草场三点二亩的产草量。我国南方有草山十亿亩（现在看来不止此数），同北方产草量最高的草甸草场面积相比，也等于它的三十二亿亩。而我国牧区各类草场总数也只有三十多亿亩。象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省、自治区，发展养牛业的条件很好，有的地方甚至比桃源县还要好。北方牧区大都在风沙、干旱、高寒、多雪灾的地区，南方的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不知比它要好多少。在北方牧区每年发生牲畜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现象，而在南方由于霜期短或没有霜期，这种现象将大大减少。
对于我国南方草场资源的开发，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拿桃源县来说，草场资源基本上没有利用。据草场资源组考察，这个县如很好利用草场，养牛的头数至少可以比现在增加四倍。桃源县的瓦儿岗公社，草场资源较多，群众有养牛习惯，并且早已达到每户一头，但他们也只是在田径上放牧，大量的草山并没有利用。桃源县的干部、群众反映，他们养牛业长期没有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上级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管各地自然资源条件如何，都是“一刀切”。原因之二是养牛政策不对头，只许养，不许自由卖，交售给国家，价格过低，一头三岁重达五百多斤的牛，仅卖百元左右，养一头牛不如养一头猪。原因之三是，当地汉族群众一般没有成群放牧牲畜的习惯。
利用南方草山发展养牛业，是否会破坏山林？一般说来，放牧牛比放牧羊对树木的危害要小得多，只要加强放牧管理，是不会破坏山林的。象桃源县草场比较分散的地方，应该是户养和小群（二十头至三十头）放养相结合，这样便于管理。再加上草场的合理规划，适当采用围栏放牧，就不会破坏山林。至于草场比较集中的地方，则更不会破坏山林。
当然，利用南方草山资源，有利的条件是主要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就是占南方牧草相当大成份的巴茅草，粗纤维含量高，饲用价值较低。所以从长远来看，南方草山仍须大量繁殖已经试种成功的优良牧草，如多年生黑麦草、柱花草、百三叶等。另外，南方菜牛的品种也需要改良，以提高出肉率和肉的营养成分。总之，开发草山、发展肉牛，向南方草山要肉，急需引起人们的重视，应该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新华社记者 杨彦 郭永文
第2版()
专栏：
要根据实际情况征购牧区牲畜
内蒙古牧区干部反映，征“过头畜”会挫伤牧民积极性
最近，记者在内蒙古牧区采访，发现有些地区的领导部门在收购牲畜的过程中，单纯从需要出发，不考虑实际情况，下达的征购任务过大，引起了干部和牧民的不满。
内蒙古的牲畜收购比例，长期以来是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左右。这样的征购比例，对现阶段牧区的生产水平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照这个比例收购，既不影响生产的发展，也不影响社员的生活。可是，一九七八年内蒙古有些部门在下达收购任务时却突破这个比例。以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为例，一九七八年这个旗的羊只总数是八十五万，按照百分之七的比例计算，国家应该从这个旗收购五万九千五百只。可是当年秋天，自治区统一从这里调往锡盟灾区四万五千只，秋后盟里又下达了六万只的任务，两项加起来达十万零五千只，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七的比例。旗的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我们的一些领导部门每当任务紧时，就忘了政策，要政策服从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失信于民，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农区征购粮食不能征购“过头粮”，在牧区征购牲畜同样不能征购“过头畜”。征“过头畜”的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后果不堪设想。不少地区或生产单位都有这样教训：征过头畜，牧民的自食肉就要减少，就要迫使牧民“啃青”（卖不够年龄的小畜）和卖适龄母畜。适龄母畜是基本生产资料，损害了它就要直接影响牧业生产的发展。
本报记者 刘云山
第2版()
专栏：祖国新风貌
蔗乡新曲
隆冬季节，在素有“蔗乡”之称的福建省仙游县，却处处春意盎然。碧绿的蔗林宛如青纱帐，一眼望不到尽头。喜气洋洋的蔗农，在田野里紧张地砍运甘蔗。满载着甘蔗的小火车，象游龙似地在蔗林里日夜穿行。糖厂里机声隆隆，糖香阵阵，装满白糖的汽车络绎不绝地从糖厂开往各地。美丽富饶的蔗乡，迎来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甘蔗丰收年。
仙游县地处福建沿海，气候温暖，四季常青，适宜甘蔗生长，是福建的重要蔗糖基地，也是全国著名的甘蔗高产县。早在一九五六年，这个县的龙华公社，甘蔗亩产就超过了一万斤，高额丰产田亩产达二万五千多斤，当年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甘蔗丰产现场观摩会。这个公社的代表幸福地见到过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还亲自给龙华公社建华大队颁发了奖状。可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发展甘蔗生产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这个先进典型被打成了“金钱挂帅”的黑样板，全县甘蔗生产急剧下降。
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仙游县的甘蔗生产又蓬勃发展了。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科学种田，推广了一些单位的先进耕作制度和增产措施，引进了甘蔗新品种，夺得了新丰收。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榨季，全县十二万亩甘蔗田平均亩产可达一万一千斤以上，年产糖将达到八万多吨，比上一个榨季增长一成多，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仙游县的制糖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解放初期，这个县榨糖是以牛拉为动力的土榨坊，一个土榨坊日榨能力仅三、四吨，每百斤蔗只出七、八斤土糖，又黑又脏，被人们称为“牛屎糖”。一九五六年以来，国家和海外华侨先后帮助这个县建立了四个现代化糖厂，日榨量达五千多吨。现在，仙游县一个月产的糖就相当于解放前福建省一年的产糖量。
新华社通讯员 陈金添
（本报有删节）
第2版()
专栏：
北京新添四百多个饭馆和饮食商亭
群众上街吃饭排长队的状况渐见缓和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六日电 在最近一年之内，北京市新增添了近二百个饭馆和二百二十四个饮食商亭。大力扩大饮食网点的结果，首都群众上街吃饭排长队的状况已渐见缓和。
在新增的饭馆中，有经营河南风味饭菜和回民小吃的河南饭庄和经营东北水饺、山东炒菜的鸿兴饺子馆等较大的饭馆，也有一大批小型便餐馆。此外，有三十个旅店开设了早餐供应部，街道也新办了七十三个代营食堂。
饭馆过少，群众上街吃饭排长队，是北京市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去年六月份，中共北京市委专门成立了有计划、城市规划、基建、财贸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饮食网点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决心在三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市超额完成了当年扩建饮食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