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万里探故友
——访四十一年前与白求恩大夫一起来华的加拿大护士尤恩女士
陆璀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幕的《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上，我在一幅珍贵的照片前驻足凝视了很久。那是白求恩大夫和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来中国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码头上的合影。在白求恩左旁，是一位身材健壮的青年妇女。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敞开的大衣领里，露出白色的围巾（见上图）。
凝视着照片上的这位青年妇女，我眼前又出现了不久前访问加拿大时，特地去探望过的一位老太太的形象：她已经六十七岁，脸上的皱纹刻划着流逝的岁月；半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但仍然精神矍铄。
那位半身不遂的加拿大老太太，和那幅照片里站在白求恩大夫身旁的那个年轻妇女，是同一个人。她，就是当年曾经随白求恩大夫一起到中国来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
在中国，谁都知道白求恩大夫，可是知道琼·尤恩的人却很少。其实，琼·尤恩也曾在中国同我们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同中国人民共过患难。她和白求恩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工作过。后来，她又到皖南新四军。那时她才二十多岁，是加拿大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性格开朗，富有朝气，能吃苦耐劳，适应战争环境，被人称赞是一位出色的看护。一九三八年十月，她又从延安来到汉口。当时，广州已经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尤恩随着李克农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乘轮船离开汉口。路上遭到日机的猛烈轰炸，历尽艰险。她和另一位同行的德国女作家一起，在沿途运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土药，尽力救护和医治遭受日机轰炸扫射的伤病员。经过多天的徒步或舟行，好容易才到达长沙，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可又碰上国民党烧起来的一场大火。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沉着指挥下从火海里逃生。经过曲折艰辛，尤恩才辗转来到了苏皖边界的新四军地区，在新四军军部的后方医院工作了半年，于一九三九年春末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恩曾两次满腔热情地给敬爱的周总理来信祝贺和问候，并寄来了一些有关白求恩的图片资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了感谢在我国人民困难时期曾经援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先后邀请她来华访问，可惜她都因病未能成行。但她热爱新中国，带病参加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活动。一九七六年八月，白求恩故居建成白求恩纪念馆时，她以有病之身，不远千里，从加拿大东部赶去，坐着轮椅，参加揭幕典礼（见下图）。可是，后来由于生活的变迁，我们跟她失去了联系。给她去信也因“查无此人”而退回。一度传闻她已因重病去世。
琼·尤恩是不是还活着？她在哪里？这是她的许多中国老朋友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对外友协代表团今年九月到达加拿大访问时，到处打听的一个问题。费了很多周折，直到最后一站的温哥华，我们才确切地了解到，原来她还活在人间，但已半身瘫痪，迁到维多利亚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了。
这使我们喜出望外。王炳南团长立即决定，要在原定日程安排之外，专程去拜访她。原来，四十一年前，当白求恩和尤恩来到中国时，正是王炳南同志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第一个去接待他们的。尤恩后来从汉口撤退时，也和王同行。他们是共过患难的老战友。
维多利亚位于温哥华岛南端，和温哥华市隔着一道海峡。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决定乘坐快速的水上飞机来回。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王炳南同志和我，由维多利亚加中友协的狄隆先生陪同，从温哥华前往维多利亚。那天，正值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小巧玲珑的飞机在离水面仅几百米的高度飞行。俯瞰绚丽的海岸，枫叶如丹，层林尽染，浩瀚的碧波上，岛屿片片，白帆点点，风景之美，令人心醉。
炳南同志却一直在沉思，似乎在追忆往事。他关照我们，见到尤恩时，先不要介绍他的姓名。
在维多利亚僻静的天鹅湖路上，我们终于找到了尤恩的住所——一幢简朴的小楼。按铃后，一个女孩来给我们开门。就在大门左边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临窗的一张靠椅上，瘫坐着一位老妇人，下身覆盖着一条毯子，头发几乎全白，但却梳理得很整齐，脸色微微发红，看上去还很有精神。她用又惊又喜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两位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
我们走上前去同她亲切握手，没有通报姓名，只说是对外友协代表团派来探望她的，并送给她一束鲜花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工艺品钧瓷花瓶，表示对她的敬意和慰问。
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们首先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她安详地回答说，由于脊椎骨结核和风湿性关节炎，她的双腿已不能走路，肾脏也已因病切除了一个。有这样严重的疾病，却仍如此泰然自若，不能不使人感到她是一位坚强的人。
“看你的精神还不错。脑子怎么样，还好吗？”炳南同志亲切地问。
“还好！”尤恩微笑着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到中国，什么时候到延安的？”炳南同志试探地问，尤恩都准确地回答了。
“还记得你第二次到汉口时的情形吗？”
“记得！那时汉口已快陷落了。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一起坐船离开汉口的。”
“和你一起撤退的有谁？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记得，有个王炳南！”她迅速地答道。接着，她又一面回想，一面断断续续地举出另外一些人的姓。
“后来你还听到过关于王的消息吗？”
尤恩略显窘迫地回答：
“噢，很少。只听说他当过大使”。
“你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吗？”
“记得”，她一面回答，一面用一种疑问的眼光探索着对方的脸。
“那末，如果他出现在你面前，你还能认出他来吗？”
“啊，你——，你就是王炳南！”她惊喜地喊了起来。炳南同志呵呵大笑着走过去，再一次和她紧紧握手，久久地不放。真是故友重逢，倍感亲切。
炳南同志这才把我介绍给她，并说，四十年前，我曾经到过加拿大，向加拿大人民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为白求恩援华医疗队和国际和平医院募款。尤恩高兴地说：
“我见过你的。你在多伦多那个群众会上讲话时，我也在场。那个会是麦克劳德主持的”。（麦当时是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的主席和加拿大援华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十年前不幸去世。）
辛弃疾有诗云：“白发多时故人少”。四十年的岁月，象流水一样逝去。多少战友、亲人和与我们共患难、同生死的外国朋友，已经献出了生命，离开人世了。在这远离中国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乡，我们又跟别离了四十年的老战友琼·尤恩会面了。这是多么难得的、珍贵的会见啊！
他们深有感慨地回忆起当年从武汉一起撤退那一段同甘共苦的战斗历程。
“我写了一本书”，尤恩说，“名叫《高山是可以攀登的》，内容写我在中国的经历，出版后我将寄给你们”。
“那太好了，谢谢你！”炳南同志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曾多次邀请你再访中国，可惜你都没有来成。现在中国和你当年见到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欢迎你恢复健康后再到中国来看看。”
“我也这样希望。可是……”她说不下去了。
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和她紧紧握手告别，并祝她早日康复。尤恩的眼里闪着泪花，我的眼睛也感到热辣辣的。
我走到门边，又回身望她，看到她那瘫痪的身体和依依惜别的目光，我忍不住又回去紧紧地拥抱了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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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文化的交流互润
汪向荣
文化交流都是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十七、十八世纪以前，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向周围各国传播的较多，但同时也受到这些国家文化的影响。隋唐时代，随着中日两国人员交往日趋频繁，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而日本文化，也从这时开始传到我国。
在唐朝，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为灿烂的日本天平文化打下了基础；同时在唐代文化中也可以找到日本文化的痕迹，比如在中国有日本人担任公职，象有名的晁衡就担任过安南都护的要职，学问僧道昭和灵仙参加了中国的佛经翻译工作。鉴真的弟子灵祐所注的《胜鬘经疏义私钞》，就是日本圣德太子注疏的。入宋以后，中国的技术仍大量输往日本。日本的镰仓大佛，据传就是在中国佛工陈和卿指导下塑铸而成。茶叶的东传，也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日本文化更趋明显地传到我国。欧阳修在他写的《日本刀歌》中，用这样的词句来称赞日本文化：“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他所说的逸书，虽不知是什么书，但象《游仙窟》、《释氏六帖》等在唐宋时早已亡佚的古书，就是以后由杨守敬等从日本影印或抄刻回来的。中国的螺钿镶嵌也是从日本传入，至今仍是我国工艺美术中名闻世界的一项技术。
十三世纪以后，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中日两国间的往来更见密切。在明代，贡使和僧侣往来不绝。这段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比过去更深。永乐钱可以在日本流通；将军足利义满在招待明朝使节时，穿明服，乘明舆。但是中国也学会了一些日本技艺，象制泥金折扇和造美浓纸。更重要的，十六世纪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的著作中，不仅介绍日本的国情、物产，而且介绍日本文字的读音、用法以及日本式将棋的下法等，这表明两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广泛。
明亡前后，郑成功曾向日本求援。包括朱舜水在内的大批遗民也曾亡命日本。朱舜水在日本促进了儒教的发展。东京汤岛的孔庙就是这时候修建的。为供朱舜水养老和讲学而建的后乐园，至今还在东京。
西学东渐以后，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总的表现形式上开始逆转。但日本开始吸收西洋文明，还是从翻刻中国译本《解体新书》开始的。一直到《普法战纪》的翻刻，日本才直接从西欧吸收文明，自此以后，日本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十九世纪末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最多时超过万人。而应聘到中国的日本教习也有四五百人之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陈天华、章炳麟和邹容等以日本为基地，向国内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一些领导人，不少是留学日本的。那时革命军的军服样式也是仿效日本学生的铜扣制服。
到了近代，共产主义学说也是最先从日本传入我国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就是从日文转译的。许多革命前辈，象李大钊、周恩来、鲁迅等都曾在日本受过教育。现代汉语常用的词汇中，有不少是直接从日语吸收过来的，例如干部、立场、取消、副食、手续、勤务、处女作等。科学技术方面的词汇，更不必说了。总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由于两国在文化上有这样悠久的血缘关系，两国人民之间自然产生了亲切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日本民族是勤劳伟大的民族，他们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新文化。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愿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友好历史，再向前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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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图片：心心相印（泥塑） 喻湘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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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现风月同天谊
——《天平之甍》从小说、话剧到电影
孙乃
四月的黄昏，夕阳西下。从日本开出的遣唐船，在海上漂浮。半璧明月，美丽而皎洁，象是为船队祝愿平安……
春光明媚，云雀欢唱。长安城外，绿色的山岳，展现在天幕下。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在美如画图的长安郊外踏青野游。他们缅怀故国，议论着要到扬州去，请求名满天下的禅门大师鉴真长老推荐几位弟子，去日本传授佛法……
“唐国日本，一衣带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为着两国的友谊，还有什么能使我退缩呢？”在距长安一千二百公里的扬州，在背倚石山，可以俯瞰远处繁华街衢的大明寺内，荣睿和普照、玄朗等日本遣唐僧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聆听他们深深尊敬的鉴真长老发愿东渡的铮铮誓言……
——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是反映中日人民悠久友谊的日本名著《天平之甍》中的几个镜头。
鉴真东渡，是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事情发生在唐玄宗时（日本天平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鉴真当年东渡时多次受挫，特别是第五次东渡，几遭灭顶。他辗转各地，历尽艰险，虽双目失明而壮志弥坚，终于排除万难，取得了第六次东渡
（公元七五三年）的成功。鉴真渡日传法的事迹，曾有日本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加以记述。鉴真把唐代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传播到日本。他在日本讲授戒律，兴建佛寺，行医治病，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两国人民友谊的花朵，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一直为日本人民深深怀念。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根据鉴真的事迹，于一九五八年写成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之后，日本剧作家依田义贤又将它改编为剧本，六十年代曾在日本各地巡回公演，受到热烈欢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把《天平之甍》搬上银幕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先生的宿愿。由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他的愿望即将实现。历史故事片《天平之甍》的摄制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影片《天平之甍》的导演由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日本电影《望乡》的导演熊井启担任。公元七三三年日本遣唐僧人荣睿等乘坐第九次遣唐船出发的场面，是在日本南伊豆伊滨海面拍摄的；为了真实地再现当年的情景，花费一亿日元，按原来造型和尺寸制作了那艘曾为中日友谊冲破惊涛骇浪的遣唐船。摄制组今年七月第一次来我国拍摄外景时，我国有三个剧团暂停公演进行协作，一些经常演主角的演员，作为临时演员参加了影片的拍摄。鉴真渡日时乘坐的船，是由中国协助在上海复制的。
日本朋友为连续拍摄外景而奔走两国山川，有的皮肤晒黑了，有的体重减轻了，但仍精神抖擞，坚持不懈。他们为了扮演角色还剃了光头。拍摄工作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进展顺利。例如在苏州的运河上拍外景时，当时停泊在运河上的船只迅即疏散一空。于是，河面上缓缓地漂行着唐代的船只，宛如开元、天宝盛世一幅美丽的风情画。最近，日本朋友不辞辛劳，再度来华，按计划到上海、西安、广州、海南岛、桂林等地继续拍摄外景。这不能不使人回想起古代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开拓者的光辉历程。今天，无数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两国朋友们，正循着鉴真、荣睿的足迹，继续拓展始自当年的征程。
现在影片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的拍摄工作，预计明年初就可以公开上映。待到扬州烟花三月时节，亦即日本国宝鉴真像“返里探亲”，到达当年所在的扬州法净寺（原大明寺）前后，十二世纪以前的中日友好使者鉴真、荣睿、普照等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就会在银幕上同广大观众见面了。那时，人们还将从展现于银幕的富有象征意味的甍——来自唐土，安放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屋脊上的直指蓝天的鸱尾，看到中日友好更加光明的未来。（附图片）
中日两国演员在拍片间隙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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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城
潘定宇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北部，一座美丽的城市——纳布卢斯最近发生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以色列当局不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反对，悍然驱逐并逮捕了纳布卢斯市市长沙克。为抗议这一暴行，约旦河西岸所有城市的市长一致辞职。在巴勒斯坦人民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斗争后，以色列当局被迫于十二月五日撤销关于驱逐沙克出境的决定，并且下令释放他出狱。
纳布卢斯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且是一座饱尝了历史沧桑的古城。
纳布卢斯位于著名的基连心山和以巴路山之间的以占区南北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人口约十万，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它的街道宽阔、建筑宏伟。由于气候温和多雨，泉水很多，所以物产丰富。纳布卢斯周围四季翠绿，被无数的果园环绕。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比比皆是。以橄榄油为主要原料的纳布卢斯肥皂遐迩闻名。
纳布卢斯早在公元前就开始建立起来。有人说，纳布卢斯是古罗马文“新城”的译音。但是谈起纳布卢斯名字的来历，当地居民总爱提起一段趣闻：从前有一条褐色大蟒，名叫“卢斯”，盘踞在纳布卢斯东城门附近。谁要从这儿通过，它就咬死谁。有位青年自告奋勇要去除掉这一祸害。一天，他昂首阔步来到东城门跟前，举刀砍死了这条蟒，拔出了它的牙齿，挂在东城门上，并在旁边写上“卢斯之齿”几个大字，“卢斯之齿”的阿拉伯文译音是“纳布卢斯”，纳布卢斯由此得名。这个故事说明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大无畏的性格。
纳布卢斯人民有着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他们配合阿拉伯民族英雄萨拉丁大败十字军，把祖国从异族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在巴勒斯坦近代革命史上，纳布卢斯走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在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反对殖民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纳布卢斯人先后发动过无数次罢工，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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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的耍蛇艺人
坦桑尼亚苏库马族有很多以耍蛇为业的民间艺人。人们称他们为“巴倻倻”。巴倻倻表演时，手持毒蛇盘旋起舞，有专人在一旁击鼓伴奏，这种耍蛇舞名为《伍倻倻》。
耍蛇艺人通常都经过为期一至两年的专门训练，师傅在家里教授徒弟。教学的内容包括辨认蛇的种类、捕蛇的经验、拔蛇牙的技术、饲养的方法和治蛇咬伤药物的配制等。当师傅认为自己的徒弟功成艺熟时，便择一吉日良辰，给他起一个毒蛇的名字，然后师徒一起到出师的徒弟家中进行一整天的表演，这天的饭食由徒弟的家长准备。每逢举行这种出师表演时，村中男女老幼都赶来观看。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助威”。
耍蛇舞动作惊险，姿态优美，鼓乐动听。只见碗口粗的大蟒和细如竹筷的小蛇在耍蛇艺人的指挥下，点头弯腰，左盘右旋，十分有趣。演到妙处，观众无不拍手叫绝。有的观众一连看上数小时，仍流连忘返。
耍蛇艺人除了卖艺，还行医治病。遭蛇咬的人只要敷上耍蛇艺人自制的草药，可很快痊愈。
耍蛇艺人徒手捕蛇的技术很高明，手到擒来。每当捕到蛇后，先将蛇牙拔掉，然后艺人剪一次自己的指甲，待指甲长到一定程度，再把蛇新长出来的牙拔掉。平时艺人将蛇养在木箱内，定时喂食。喂的食物有老鼠、鸡蛋、玉米、高粱等。每天傍晚还要放蛇出箱活动。·张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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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第安人的数学成就
张虎生
“数学是文化的最精确的表现，它处于人类创造性思想的峰巅。印第安古代文化既然达到如此光辉的高度，就必然在数学上有所表现……”
大厅里鸦雀无声，与会者正屏息聆听着一个见解新鲜的学术报告。报告人是秘鲁建筑学家卡洛斯·米利亚·比列纳，论文的题目是《印第安古文化中的数学成就》。这份报告以其立论严谨、说理充分、逻辑周密获得了成功。秘鲁邀请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学家成立的评选委员会，决定颁发给论文作者以一九七九年秘鲁第三届建筑学科学研究头等奖。
秘鲁建筑学家米利亚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以艰辛劳动的丰硕成果，掀开了宏伟的印第安人数学宝库的一角。这位建筑学家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的道路，不论印第安古文字得到公认与否，决不应导致否认印第安人远古的数学成就。灿烂的印第安古代文化，必然要表现在数学的辉煌成就上。那些星散在南美大陆的古建筑遗迹，那些陆续出土的珍贵文物，那些流传至今的传统工艺，无不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印第安人的高度数学才能。
墨西哥城郊外的太阳金字塔，其基址约为三千四百多平方米，高达四十一米多。全塔布局工整、结构对称、几何线条清晰，被认为是古代建筑学的杰作之一。居住在这片广漠土地上的玛雅人，创造了四种计时法，运用其中的“太阴计算法”推算金星的年份，一千多年的误差不超过一天。现存的圆形“太阳石”，是这里的古印第安人借助精细、复杂的几何图案来计时的石质日历。他们在时间计算方面创造了一种数学体系，结果发现了“○”，这个概念，欧洲人是在几百年后才知道的。无怪历史学家把当时玛雅人聚居的科潘地区誉为“科学和数学发达的城市”。
在秘鲁北部查文河谷发掘出来的石刻和石塔，有“建筑学上的纪念碑”之称。南部沿海皮斯科附近出土的木乃伊套服，被称作是“世界纺织品的奇迹之一”。这些纺织物色彩艳丽，尺幅之内图案变化万千，集中表现了古代印第安人特出的数学禀赋。迄今依然端立在的的喀喀湖畔的石门框，结构比例匀称、格局平衡。至于在印加帝国时期兴建的雄伟的庙宇殿堂、周密的灌溉系统、绵长的石砌驿道，都表明印加人对几何原理和机械原理的深刻理解。附图片）
古代印第安人织物中精美的几何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