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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发展符合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
——重庆市在中小学校中发展教师党员的调查
重庆市各区县，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十月，接收了三百九十九名教师入党。其中，教学骨干二百八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四；省市命名的特级教师三名，模范班主任和模范教师五名。这批教师入党，在社会上和教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去年六月，重庆市委组织部从市中区、沙坪坝、九龙坡三个区的中、小学党组织状况调查中发现，教师队伍中党员数量很少，特别是骨干教师中党员更少。三个区四千四百九十六名中学教师，党员只有一百六十七名，仅占百分之三点七；四千八百六十四名小学教师中，党员只有一百一十三名，仅占百分之二点三。有八十二所小学（占小学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四），没有一个党员教师。中学中的教学骨干，大多数也不是党员。
重庆市委认为，教师中党员少，并不是因为他们当中符合入党条件的人少，而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使我们的一些党组织和许多同志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肃清极左流毒入手，正确估价知识分子队伍，正确对待他们中的先进分子。
真正承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许多人脑子里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知识分子被列为“臭老九”，成了“专政的对象”。这个流毒很深，时至今日，有人仍然觉得吸收优秀教师入党，“弯子转得太快了”，担心会影响乃至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些同志仍然把自己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看成是改造与被改造，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重庆市委认为，要解决这些认识问题，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工作，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澄清糊涂观念；另一方面要用事实教育这些同志。从重庆市教师队伍的现状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教师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他们中绝大多数在解放前也是脑力劳动者，而不属于资产阶级；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和锻炼，世界观的改造也有了很大进步。三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他们绝大多数人兢兢业业，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他们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而绝不是什么异己力量。他们中不少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不仅有入党的强烈愿望，而且具备了入党的条件。重庆市第一中学有两位老教师，二十多年来，矢志不渝，迫切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并接受了各种考验，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不灰心，不气馁，受到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敬重。学校党支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分析这两位老教师，认为他们早已基本上具备了党员条件，继续把他们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对党的教育事业是不利的。党支部很快通过了这两位老教师的入党申请。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相反，正是坚持了党的先进性。
破“血统论”，消除余悸，正确掌握党员标准
有些教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少数人本人历史有些问题。一些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受“血统论”的影响，把这些教师视为发展党员的“禁区”，主张“把火色拿老点，步子放慢点”，不是“往后排一排”，就是“再考验考验”。还有一些做组织工作的同志余悸未消，怕发展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入党，再来个什么政治运动，又会因“阶级调和”、“重用坏人”、“结党营私”挨整。因此，他们对教师入党，犹犹豫豫，顾虑重重。宁可“觉悟低点，作用小点，也要出身好点，政治历史干净点，运动来了保险点”。
重庆市委在重申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和加强政策思想教育的同时，亲自抓典型、树样板，帮助这些同志消除余悸，大胆工作。重庆市巴县有个山村模范教师龚福永，所在党支部先后三次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但是公社党委一直压了三年。原因是龚福永是本乡本土的地主子弟，他的母亲还由他赡养，吸收这样的人入党“没有先例”。市委书记丁长河同志亲自派人调查，同基层党委一起分析龚福永的情况：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在家乡办学，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他的行动表明，他早已背叛了地主家庭。他虽赡养地主母亲，但政治界限清楚。至于有无“先例”，则更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党员的“八条标准”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样一分析，认识统一了。一九七八年十月，龚福永被吸收入党。龚福永的入党，打开了一些干部、党员僵化了的头脑，解除了他们的疑虑，也使那些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历史有些问题而长期没能入党的同志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说：被林彪、“四人帮”扼杀和磨灭了的入党愿望，现在又复苏了；断了的入党这条路，现在又畅通了。
正确看待红与专，重点发展骨干教师入党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红与专的关系被搞得很混乱。一些热爱本职工作、肯于钻研业务、教学质量高、有工作经验的骨干教师，不但得不到表彰，反而作为批斗的对象，被指控为“只专不红”、“反动权威”。重庆市委在接收中小学教师入党时，特别把这些教学骨干列为发展重点。不少单位讨论时认为，这些骨干教师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冲击，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们不少人遭到打击和迫害。但他们大多数人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这些骨干教师多是中年人，在教学上是“顶杠子”的，生活上负担也最重。他们工资收入少，生活条件差，却能体谅国家的暂时困难，工作任劳任怨。这样的教师难道还不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应在工作中体现出来。通过这样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端正了对红与专的认识，扫清了吸收骨干教师入党的思想障碍。许多人还认为，积极吸收优秀骨干教师入党，才能鼓励全体教师钻研业务，扭转有些教师不注重提高教学质量、靠吃大锅饭混日子的反常现象。第六中学副校长刘中一，是个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教育工作者。文化大革命前，他坚持教学高标准、高质量，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白专典型”批判。一九七二年恢复职务后，他仍旧理直气壮抓教学，到一九七六年又被攻击为“搞复辟”，但他带病坚持语文教学研究。打倒了“四人帮”，他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在胃切除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主动承担教学重任。正因为这样，他在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发展他入党后，不少教师向他祝贺，表示要在新长征中齐心协力，为繁荣教育事业多作贡献。
魏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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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公社开的学术会议
八月份，江苏省解剖学会在我县南丰公社召开学术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该学会理事、医学院校的教授、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四十人，其中有不少老专家。他们到这里来开会，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教学模型厂，主要生产医学模型，特别是解剖学教学和研究用的各种人体模型。在这里开会，可以利用各种人体模型，使学术交流的效果更好，还可以使厂方了解教学、科研的要求，提高产品质量。
这次会议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南丰公社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公社用自己的卡车把代表从县城接来，住在条件较差的小旅馆，代表们没有任何怨言。会议没有专门为代表组织文娱活动，也没有准备农副产品。
群众反映，这次会开得好。如果从学术交流的效果考虑，会议不一定都在大城市或风景区召开。
江苏沙洲县委办公室
沈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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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教授节约开会经费
最近，国家科委在浙江省温岭县召开了全国大米草现场会。会议期间，温岭县革委会和有关部门为与会的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参观游览雁荡山风景区作了准备，安排了参观的车辆和途中生活用品等。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教授得知后，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说：我们为四化搞科研，要节约开支。并提出：参观车辆从简，车费全部自付；不要旅途和游览中的生活用品。他们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用半天时间游览了雁荡山，每人缴了四元钱车费，共为国家节约经费一千多元。
浙江温岭县委 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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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科技情报的作用
科技情报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世界上科学技术发达的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谁的科技情报灵，谁的科学技术就发展得快。我国研制“MOS试剂”的过程，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MOS试剂”，是一种生产半导体集成电路用的化学试剂的简称。北京化工厂为了生产合格的“MOS试剂”，第一步工作就是组织人员大量收集和研究国外有关的科技情报。科技情报人员提出了包括提纯、测试、过滤直到包装的全套技术资料，共撰写和翻译了数十万字。由于有了可资借鉴的科技情报，短短三个月，就研制成功五种“MOS试剂”，填补了我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这个空白。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肆意否定和破坏科技情报工作，有不少同志至今对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例如，有些单位把科技情报工作当成安置老弱病残的处所，把一些缺乏科技知识、不懂外文的“照顾对象”安排在科技情报机构里。有些单位甚至不把科技情报人员当作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来使用，而是把他们列为行政人员或非生产人员，经常派去打杂。还有不少科技情报单位没有经费来源，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很少有出国考察的机会。对科技情报人才的培养也不够，大专院校普遍没有设立科技情报专业和使用科技情报的课程，更没有开展对情报科学的研究。
这种不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状况，已经并正在给科研、生产、外贸、引进等方面的工作造成损失。有的科研单位确定的科研课题，有些是外国早已研究成功的项目；有的工厂企业不了解国外设备更新情况，把人家淘汰下来的设备当作先进的东西引进；还有的单位连国内、市内同行业的科技发展动态也不了解。
一些科技情报研究人员指出，世界各国许多企业的生产发展往往都要顺序经过情报——科研——生产这样三个阶段。这是因为，只有继承与借鉴他人的科技成果，才能迅速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现在，科研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了，但科技情报工作必须走在科研和生产的前面，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他们殷切地希望，各级领导能够充分认识到科技情报也是生产力，充分利用科技情报。
本报记者 邵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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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出版
本报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最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将在国内外发行。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分为四辑：第一辑为《辛亥革命》，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第三辑为《北洋政府》，第四辑为《国民党政府》。全书共约三千万字，自一九七九年起，陆续分辑分册出版。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共选辑一百一十题，有一百九十二件档案，计二十万字。这一辑所选的档案资料，保存了历史档案文件的原有面貌，其中大部分资料是过去未曾公开发表的，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闻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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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浅海滩涂资源 反对盲目围海造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 曾呈奎
我国海岸线漫长，海洋和滩涂资源十分丰富，沿海适宜进行各种生物养殖的滩涂在七百万亩以上。可是，近十几年来由于盲目围海造田，浅海滩涂资源破坏十分严重。去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群众来信《围海造田不能挤掉海水养殖》，反映近十年来沿海传统搞养殖的滩涂已被围垦上百万亩。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但是，据最近调查，这个问题尚未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一些县、社还是只顾生产粮食，不考虑经济效果，滥围浅海滩涂之风仍未煞住。
根据我国水产发展的具体情况，参考世界主要海洋水产国家的经验，我们今后提高海洋水产生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发展深海远洋的捕捞渔业；二是大搞“耕海”活动，实行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这后一种途径的主要生产基地是潮间带滩涂的养殖。盲目围垦直接影响了滩涂水产品的生产，破坏了原有的苗种基地。例如，浙江宁海县海苔菜公社有一大片生长蛏苗的滩涂，每年生产的蛏苗可供几个县养殖。自从滩涂被围垦后，不但影响当地蛏的生产，而且也影响到几个县的养殖。再如福建云霄县有一大片生长泥蚶苗和养殖泥蚶的滩涂，有一部分被围垦了，结果蚶苗供应不足，不得不千里迢迢到山东买蚶苗。上面举的是盲目围垦对贝类养殖的危害。此外，围垦改变了海水运动方向，破坏了原来的生物生长环境，对其他动植物资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福建厦门特产文昌鱼闻名于世界，但自从杏林湾堵海和集美海堤建成后，文昌鱼产量逐年降低，一九六五年降到一万二千斤，一九七一年仅捕到四百斤，文昌鱼已濒于绝迹。
海产养殖具有成本低、产量高、收入大三个特点。养殖一亩蛏能收四千到五千斤，价值六百到七百元；栽培一亩紫菜能收三百斤，价值七百到八百元，都比农作物收益大。在当前我国水产总量还很低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养殖，为人民提供大量价钱低、产量高的高蛋白水产品，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发展海产养殖还可以促进捕捞和支援农业生产，为捕捞和农业生产积累资金。福建一九七七年海产养殖总面积二十二万亩，产量一百七十四万担，占全省渔业的百分之二十。福建龙海县有一个生产队，过去只经营农业，因缺乏资金，产量低，收入少，是一个缺粮队；后来开展紫菜养殖，当年就有积累投入农业生产。
我认为，必须保护浅海滩涂水产资源，反对盲目围海造田。各省在制定围垦规划前，应根据滩涂的水产资源、利用现状和发展前途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决定围垦范围。围海造田要纳入国家——至少是省——的统一规划，不能由地、县以下单位擅自决定。各省围海造田，一定要和水产部门协商，农业部门无权单独决定。一些历史悠久的养殖滩涂，特别是贝苗场及今后可发展利用的滩涂都不得围垦。据了解，现在农业部门还在大力号召围海造田，有的沿海县已制订了很大的围海计划。例如福建晋江县有一大片生长蛏苗的滩涂，每年产蛏二、三百万斤，可供福建七、八个县养蛏所需的苗种。这样好的滩涂也被列入围垦的规划中，一旦实现，必将影响福建的养殖事业。这种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议暂时停止围海造田活动，组织围垦部门和水产部门对沿海县的围海造田计划进行审查；有的还应请科研部门派人参加讨论，必要时布置一些科研工作，以权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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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展一场关于农业思想的讨论
草原生产经营要有明确的方针
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 许鹏
我国有草原四十三亿亩，是世界上四个草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牧业生产不讲究经济效益，效率很低。连同农区的畜牧业，全国畜产品产值仅占农牧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同先进牧业国家相比，我国畜牧业差距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而又科学的草原生产经营方针造成的。
在草原生产经营方针上，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只重视人工草场的建设而忽视天然草场的合理利用。有些地方，一提草原生产经营，就是建立人工草场，有的地方甚至把“草库伦”作为草原建设的重点或唯一的工作，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一种片面性。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我们当然需要建设一定面积稳产高产的人工草场。但是，无论从改良条件、技术手段的能力和经济效益来看，人工草场的建立都只是局部的。美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在西部干旱地区建立的人工草场仅占草原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灌溉草原的面积也只占百分之五到八。在我国，“草库伦”只能是建设草原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在可以采用放牧方法控制畜群、防止对草场的破坏和啃食过度时，就不必花费人力、物力去圈围“草库伦”。而现在，我们一面大量投资去搞“草库伦”，一面却听凭天然草原资源大量浪费，这是很不合算的。当前，我国草原牧业生产中能量与物质的转化率仅有百分之一到二，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草原能量被浪费掉了。造成这种浪费的主要原因是：牲畜配置组合不合理，不能草尽其用；牲畜供水不合理，影响了草场利用的畸轻畸重，近水草场因利用过度而退化，缺水草场因不能充分利用而荒废；缺乏科学的草场利用和放牧管理制度，抢牧、游牧不利于牧草的充分合理利用和牲畜抓膘。此外，牧草收贮、加工、饲喂的不合理，也导致牧草的大量浪费。
二、不顾草原生产的特点，用牲畜数量指标代替畜产品指标，盲目追求载畜量。
草原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畜产品。牧业发达国家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是畜产品数量，而我国却主要是看牲畜数量。因此，尽管我国牲畜的总头数并不比一些牧业发达国家的少，但我国畜产品数量和质量却远不如这些国家。比如，我国每百亩草场生产的畜产品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美国的二十七分之一。澳大利亚每头羊产毛五公斤，我们只一公斤。美国每头存栏牛，年产肉八十五公斤，我国只有三点四公斤，相差二十四倍。差距如此之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外限制了载畜量，保护了草场常青和再生能力，保证了牲畜的营养需要。而我国却盲目提高载畜量，造成草场消耗过度，破坏了再生能力，大大降低了牧草变为畜产品的转化率。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草原生产的方针，应该作必要的调整。要明确规定：草原生产实行大面积的合理利用与一定面积的集约经营相结合；提高单位面积畜产品产量与适当的载畜量相结合。当前，尤其要强调把草原经营的着重点放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天然草场上。而经营的重点则是集中有限的水源和农业技术手段，培养一定面积的人工或半人工草场，用于补充冷季草场的不足，完善天然草场的合理利用。
我认为，要充分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在经营方针上当前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限制牲畜载畜量，防止草场退化。许多国家制定了限制载畜量的法令，超载放牧要剥夺其使用草场的权利。大量实践证明，牲畜总头数多，畜产品并不一定增加；相反，限制了牲畜的总头数，保持牧草的经久不衰，倒是能够多得畜产品。我们要很好地研究适宜的载畜量，按草定畜。在当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防止不搞草原建设，片面追求牲畜头数的做法。在规定畜牧业生产任务时，至少要用畜产品和牲畜头数两项指标，克服现在单纯用年终存栏数和净增率的片面性。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畜牧业生产经营上很多不合理、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利于促进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第二，要强调发展季节畜牧业，养羊地区应发展冬羔和早春羔，实行羔羊当年育肥屠宰。冷季草场不足，牲畜越冬度春最大的威胁是冻饿，“饥寒交迫”造成的死亡或瘦弱，损失极大。我国的牲畜在正常年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六点二，灾年高达百分之二十四。冬季掉膘损失比死亡损失还要大四倍。两项相加，损失的肉量约为国家收购量的六、七倍。解放三十年来，内蒙古有十次大风雪灾害，都因为冬春饲草不足，幼畜体弱，每次死亡一百万头以上。新疆三十年累计向国家提供的活畜四千多万头，而冬春死亡牲畜却在六千万头以上。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发展季节畜牧业，减少冷季草场压力，在养羊地区要创造条件，发展冬羔和早春羔。我国目前多数实行的是秋配、冬怀、春产羔的生产过程，而这时正是草瘦草枯的季节，母畜负担过重而营养又不足，初生幼畜也体乏身瘦，难以抗御春寒，所以死亡率高。如果把配种季节提前，在严冬和春乏季节之前接羔，幼畜保活率就会大大提高。经过十个月多一些时间的放牧，已达到可以屠宰的重量。养一只羔羊当年屠宰，比养一只三岁、四岁的成龄羊花费要少得多，每一单位畜产品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样做还有利于控制载畜量，保护草场再生能力。羊羔肉和皮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外国早已推行幼畜当年屠宰的办法。可是，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对此却不予重视，这实在是对牧草资源利用的极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