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华主席会见法胡姆主席
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会见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是休戚与共的。要解决中东问题，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华国锋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崇高目标；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全面地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我们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始终不渝的。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法胡姆主席转达了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对华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感谢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华国锋主席请法胡姆主席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对阿拉法特等领导人，巴勒斯坦广大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和敬意。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塔依布·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哈茂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等。
第1版()
专栏：
干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现在，我们不少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不做群众工作，或者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为了妥善解决当前存在于群众中的各种问题，为了率领群众搞好四化建设，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来一个大转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做群众工作，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两种做法，两种结果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给我们遗留下了大量的问题、困难和麻烦，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使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同时，极左思潮在群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右的思潮也有所表现，这些，都干扰着四化建设。面对这种情况，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做法很不相同，大体说来是两种。
一种是，领导干部亲自出面或派出得力干部，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根据具体情况，合情合理地解决群众提出的实际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不但解决了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且教育了群众，并使一些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促进了安定团结。
但是，不少地方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好些同志既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又不对群众讲清道理，而是寄希望于发指示、下通令，或者把群众拒之于门外，或者把矛盾上交。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引起更大的矛盾。
前一种做法，就是依靠群众工作，后一种做法，是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两种不同做法，结果很不一样。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重视做群众工作。只有接近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加以分析，解决那些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对不适当的或错误的东西，则理直气壮地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建设。
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功
我们提倡各级干部做群众工作，不仅是为了解决好当前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重视不重视群众工作，做不做群众工作，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共产党人重视群众工作，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是由我们的世界观决定的。我们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只能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的结果，而决不能由什么人恩赐或包办。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的向导的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率领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也可以说，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自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天天做群众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大批党员和干部学就了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党内涌现出了很多深受群众爱戴的领袖；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总结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群众路线。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干部和军队每到一地，就自觉地主动地访贫问苦，扫院打水，宣传鼓动，做群众工作，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打开工作的局面。正象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所说的那样，“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7页）做群众工作，实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做不做群众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仅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简直是能不能立足、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做群众工作，成了我们党的干部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削弱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几乎丢光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两条。
一个是官僚主义。有的人习惯于坐办公室，而且，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这种情况也越来越突出。他们整天埋在文件堆里，泡在会议中，很少接触群众，也不了解群众，感情上与群众日益疏远。自己下去少，群众找上门来，又不理不睬，或是派下属干部去对付。有时虽到下面走走，但又兴师动众，戒备森严，接触的只是几个干部和经过他们挑选的“群众”。到了下面，也不能迈开自己的双脚，真正深入一下群众，做一点群众工作。忘掉了群众路线，不做群众工作，靠行政手段办事，这是有些地方工作搞不好、局面打不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极少数人，养尊处优，深居简出，忙的是个人的事情，对群众的疾苦和痛痒，当然也就“无暇”过问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群众抓住他们的把柄，他们就无以作答，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这样，讲话也就没有什么权威性了，对群众提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错误的东西，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批评教育。
另一个是极左路线。林彪、“四人帮”一方面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从根本上否定做群众工作的必要性。谁要是坚持做群众工作，就被诬蔑为贵族老爷，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执行了反动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广大群众搞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在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下，强迫命令取代了说服教育，专政办法取代了党的群众路线。遇到问题，或者是任务来了，不是同群众商量，通过耐心的群众工作，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是搞什么“大批判开路”，抓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大批”来压群众“大干”，动不动就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搞批斗。我们有一部分干部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环境中提拔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受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也没有做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林彪、“四人帮”对待群众的一套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很深。这些干部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群众观点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过去用惯了的老办法不能用了，便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工作。有的人发出这样的怨言：“过去讲话不离纲，开会不离斗，现在没有纲和线了，工作怎么干？”对这些同志来说，学会做群众工作，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恢复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学会做群众工作，当然要解决具体方法问题，但根本的还是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
四个现代化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成功。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争取了亿万群众，建立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新的长征中，这个争取群众的任务丝毫也不比民主革命时期减轻。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大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但是，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要真正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成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需要我们各级干部做大量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如果考虑到极左路线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当前，我们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硬仗。打好这一仗，归根结蒂，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无论是经济的调整，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整顿，还是物价和工资的问题，都会在群众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都不能简单从事，都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因此，在四化建设过程中，党的群众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当不断加强。我们的干部还是要象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天天讲群众路线，天天做群众工作。在历史新时期，做群众工作仍然是我们各级干部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功。
那种认为加强法制与纪律，就可以放松群众工作的想法，是错误的。解决带群众性的问题，要靠对大多数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即使对于极少数的害群之马，也要着眼于做工作，争取他们改邪归正，而不能单纯采取压的办法。至于对于犯罪分子，当然要严肃处理、依法制裁，但也要着眼于教育大多数；大多数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少数害群之马和犯罪分子也就孤立起来了，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容易了。实践证明，如果不做群众工作，单纯依靠法纪和行政命令，则法纪和各项规章制度还是不能很好贯彻执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还是维持不好的。强制性的法律、行政措施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也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那种认为运用经济手段，就不必做群众工作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现在，许多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四个现代化，解决经济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在经济工作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做好群众工作。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做群众工作，单纯地依靠经济手段，不但经济手段很难运用得好，还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弄得人们意见纷纷。经济手段与群众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的。
群众工作的内容极为广泛。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针对群众的思想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遇事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等等，都是我们所说的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群众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方法灵活多样。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又有所发展。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不但要恢复过去做群众工作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还应当采取更多的形式，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和团体，更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把群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做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可以列举很多条，但最基本的无非是两条，一是走出去，一是请进来。走出去，就是领导者亲自走到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请进来，就是有目的地邀请一些群众或他们的代表人物，到领导机关开会座谈，甚至到自己家中作客谈心。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宣传手段对群众讲话，做群众工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也是一种不可小看的群众工作。
为了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多接触群众，多做群众工作，就要下决心破掉一些东西。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3页）进城以后，我们的机关越来越庞大，层次越来越重叠，制度越来越烦琐，警卫越来越森严，结果是，我们的领导同群众越来越疏远。对这种状况，我们的一些人却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现在，人民群众要见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真是难得很！这种状况，是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要坚决打破那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条条框框，认真革除一系列把领导者与群众隔开的制度和措施，使我们的领导干部从高楼深院中解放出来，从成灾的会议和文件中解放出来，从死板的制度和措施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第1版()
专栏：
甘肃省领导同志就产品积压还在盲目生产提出：
象讨论真理标准那样讨论生产目的
据新华社兰州十一月二十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和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干部最近向甘肃经济部门的同志提出，要象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那样，广泛深入地开展生产目的性的讨论。他们说，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调整就不可能搞好。
他们是在研究本省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在分析某些工业产品大量积压的问题时提出上述意见的。
最近一个时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省委、省革委其他一些领导同志连续听取了省工交财贸部门的工作汇报，同大家一起分析全省当前的经济工作和市场形势。当省商业局负责同志谈到商业部门已积压本省生产的布胶鞋二百多万双，而工厂仍然继续大量生产时，引起了几位领导同志的重视。他们问：“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回答说是因为布胶鞋式样陈旧，没有销路。“既然产品不受欢迎，为什么还照老样子生产？”回答说，工厂为了完成计划指标，仍然继续生产。商业部门虽然把市场情况和顾客喜爱的新式样向工厂作了介绍，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宋平同志听到这里，对在场的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有些产品积压，根本问题就在于生产的目的性不明确。我们有些工厂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如兰州炼油厂、兰州钢厂等，不光注意完成产值、产量计划，而且想方设法调整、增加产品的品种、规格，提高产品质量，满足用户的需要。还有一些小厂，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打开了产品销路。但是，就全省大多数企业和各个经济部门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多少年来，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生产不问市场变化，不管消费者的需要，完成指标就是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结果有的产品产销脱节，浪费了人力、物力，最终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宋平同志说：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经济不但活不起来，还会垮下去。我们讲调整，解决生产的目的性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调整才能搞好。解决生产的目的性问题，是经济工作中面临的一场改革，而改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有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做促进派，不要当绊脚石。
省委和省革委的领导同志分析了当前甘肃省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中的问题后说，现在必须在全省经济部门开展一场生产目的性的讨论，把生产的根本目的搞清楚，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经济领域里的继续和深入。对于这个问题，工业部门要讨论，商业、财政、银行等各个经济部门都要讨论，要联系实际，不能空谈一番了事，要通过讨论，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第1版()
专栏：
尊重和关怀民办教师
龙江公社党委认真为民办教师解决迫切问题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通讯员何锐雄，记者游雁凌、苏若冰报道：广东省顺德县龙江公社党委尊重、关心民办教师。这里五百三十名教师中，民办教师占了三百八十六名。公社党委认识到，民办教师的工作好坏，是直接影响到子孙后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因此一定要从多方面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近年来，公社党委一班人下基层，都要抽空到学校看看，找教师谈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龙江公社党委对民办教师注意量才使用。目前，全社有四所小学是由民办教师担任校长的；公社重点小学龙江镇小学的教导主任和附设初中的数学、理化、英语科组长也是民办教师。同时，党委还注意从民办教师中发展党员。公社小教党支部现有党员四十五名，其中民办教师占了二十八名。
有些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老问题，龙江公社党委近年也为民办教师解决了。一次，党委书记黄汉伟来到边远的新隆大队小学，了解到民办教师没有鱼、肉等副食供应证，在学校饭堂开不了饭，影响工作。他立即根据教育组的意见，由党委讨论决定，给需在饭堂开饭的民办教师，按非农业人口待遇发给各种供应票证。这个公社有部分民办教师，不是在本大队而是到外大队任教，曾出现过有的生产队要他们每月交“副业款”，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发现后，立即对这些队干部做工作，说明当教师是“正业”，而不是“副业”；不论就工作性质或经济收入来说，拿民办教师跟副业人员比都是不合理的。现在，全公社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1版()
专栏：
安徽省超额完成年油脂交售任务
去年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夺得油料大丰收的安徽省，今年又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的油脂交售任务。
截至十一月十二日全省收购的油脂已达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万斤，比国家下达的一亿四千五百万斤的全年交售计划多收了一千二百万斤，创造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最高纪录。与去年同期相比，多入库油脂七千万斤。
今年，安徽各地改变了过去“重粮轻油”的种植习惯，因地制宜，粮油并举，全省油菜、花生、芝麻三种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七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据新华社）
第1版()
专栏：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
——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
新华社评论员 本报评论员
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越南是接受中国援助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方面最广的国家。但是，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支援是相互的。因而，我们不愿多讲自己的支援。
越南外交部最近发表的所谓《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白皮书，却完全颠倒和篡改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抗美、争取统一祖国斗争的历史。它硬说：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阻拦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六十年代初期“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在六十年代中期“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开放绿灯”，在七十年代“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它还说什么中国先同法帝国主义，后又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勾结，企图钳制和削弱越南革命，使越南屈服”。白皮书据此诽谤中国在抗法和抗美斗争期间曾两次“背叛越南”。
面对河内的毁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越关系的历史，戳穿河内的谎言，以正视听。
是“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还是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三十年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他们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胡志明主席语）。当时中国尽管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和百废待兴的严重困难中，还是毅然肩负起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
一九五○年，中国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方面取得边界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又帮助越南军民组织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这次战役中使用或消耗的全部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粮食、医药等等，都是中国提供的。由于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党中央的领导、越南军民的努力以及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援，奠边府战役终于以震动世界的伟大胜利结束。现在，越南当局在白皮书中只字不提中国的支援对这次战役所起的作用，不讲这次战役是怎样下的决心，怎样打赢的，正表明他们心虚理亏。
军事上一定的胜利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解决的结果。奠边府的胜利为通过谈判暂时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条件，导致了越南北方的解放。一九五四年五月到七月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相互配合，团结斗争，终于促使与会各方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签订了会议最后宣言和有关印支三国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关于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越南人民有没有可能解放全国的问题，一般常识也可以做出判断。范文同总理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曾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这种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党和领导人曾多次高度评价会议的成果以及越、中两国在这次会议上的密切合作。胡志明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一九六○年，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南劳动党中央还曾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可是，越南外交部白皮书却说，当时“越南军民有可能解放全国”；中国领导人“同法帝国主义勾结，并共同就一项有利于中国和法国，不利于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中国的目的是“限制越南的胜利，分裂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妄图削弱、并吞这三个国家，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跳板”；“在受到中国强迫的情况下，越南接受了解决方案”。这些说法粗暴地践踏了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对日内瓦会议的评价，胡乱地篡改了日内瓦会议的历史。越南当局为了反华的需要，竟然对这段国际共知的历史随心所欲地加以虚构，足见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可悲的地步！
是“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还是大力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
一九五四年越南恢复和平之后，中国不仅为越南北方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且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大力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包括从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开展起来的武装斗争。一九六○年十二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承认。半年后，范文同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且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二年夏，胡志明主席和阮志清同志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越南南方人民各种枪支九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援助的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对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斗争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无偿的。在越南南方人民遭到美国海空封锁，粮食供应困难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海员冒着被轰炸的危险把船开到越南南方附近海面，把中国人民用多层塑料袋严密包装的大米，顺潮漂放，支援越南南方人民。一些中国海员还为此流血牺牲。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白皮书却说中国“施加压力强迫”越南“听任美国—吴庭艳肆意镇压越南南方人民”，“阻拦越南人民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要越南北方“让南方人民孤立战斗”。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诽谤吗？
是“为美国侵略越南开放绿灯”，还是应邀派出支援部队援越抗美？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说：“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之后，就悍然在越南进行了一场军事冒险。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导人感到放心。”越南当局今年年初发表的《关于越中关系的材料》还说：“当时中国许多领导人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将不在中国边境之外打仗’。这些声明实际上起了暗中鼓励美帝国主义继续侵略越南的作用。”
历史的真相岂容歪曲。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美国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沿海几个地方。当天，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就立即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美国既然这样作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这就是说，美国既然轰炸越南北方，中国就取得了支援越南的“行动权利”。五天之内，中国全国有两千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
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美国在向越南南方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又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在战争升级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总理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我们还准备在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黎笋率领越南代表团到北京时向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他说：“我们想要一些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都在内”。根据越方上述要求，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三十二万余人，最高年份达十七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在完成国际主义任务后，中国支援部队已在一九七○年七月全部撤回中国。在越南土地上至今还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烈士的遗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黎笋当面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赞扬了中国援越部队的功绩。他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接近的，中国给我们的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中国援越抗美的立场，举世皆知。派支援部队赴越，也并非秘密。越南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企图篡改历史，只能显示他们低能和愚蠢。
是“阻止越南人民完全解放南方”，还是全力支持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造谣说，一九六八年，中国领导人威胁要削减甚至撤销援助并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借此“鼓励美国加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以“削弱越南”。白皮书还说什么一九七三年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停止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他们费尽心机地阻挠越南人民为打败美国—阮文绍集团破坏巴黎协定、为完全解放南方并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等等。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就拿越南当局大做文章的一九六八年来说，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胡志明主席就越南战局交换意见时，建议越南组织大兵团在南方打歼灭战，争取抗美战争的胜利。胡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并向越南国内转达了这个意见。中国政府这一年签订并执行了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十个协议。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这四年间，中国政府共签订并执行了三十多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所谓中国“威胁要撤销援助”，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大大“削减了援越金额”，这不是纯属捏造吗？
正是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胡志明主席长期在中国治病，中国政府抽调了最好的医生为胡主席进行精心治疗。也是在这期间，越南当局为了使军事斗争同越美谈判密切配合，经常要把在越南南方指挥作战的负责人迅速召回河内，或从河内派出负责人到南方，共商对策。应越方要求，中国在一年间多次派出专机往返接送途经中国的越方负责人，其中包括范雄、黎德寿、武志公、阮文灵等。越南副总理黎清毅一九六八年来中国商谈援越事宜，也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这些事实难道说明中国要“中断两党两国关系”吗？
一九七三年一月巴黎协定签订以后，越南领导人来华访问或路经中国时，都同我国领导人就巴黎协定签订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即使美军撤出越南南方，阮文绍还有几十万军队，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武装斗争，中国将继续向越南提供援助。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即使在巴黎协定签订以后，战争规模已经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以数十亿元的巨额援助交付越南。中国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推翻阮文绍政权，实现越南祖国统一的事实，决不是越南当局的谎言所能抹煞得了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流汗流血，不惜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以行动实践了自己援助越南的诺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了援越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多年来，越南领导人对中国的援助讲过不知多少次感谢的话。在越南全国解放的一九七五年，黎笋说：“显而易见，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是历史的逻辑。”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黎笋在北京还对华国锋主席说：“今天，我向华国锋同志保证，我们越南始终把中国看作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始终同你们站在一起，而决不能有其他的做法。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反对中国，只有我们一家，我们也反对他们那样做。”
言犹在耳，越南领导人今天却翻脸不认帐，把自己过去讲过的话一概推倒，把当年胡志明主席所说“恩深、义重、情长”以及“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不共戴天”的“世世代代的敌人”。这充分表明，背叛中越友谊、背叛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背叛马列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