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认真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
本报评论员
我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除聚居在边疆和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朝鲜、苗、瑶、畲、土家等民族的约一千万人，杂居、散居在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形成了各民族杂居或散居的局面。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工作，是党的整个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采取过许多有效措施，使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保障，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断加强。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林彪、“四人帮”在全国推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动民族政策，在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中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他们全盘否定党和国家过去在这些地区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正确政策和措施，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制造冤、假、错案，打击迫害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强迫改革风俗习惯，强行封闭、拆毁宗教活动场所，借口“民族融合”，强迫同化少数民族。他们的倒行逆施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亲密团结，给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民族政策，医治创伤，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在不少地区，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还未得到认真落实，有些冤、假、错案还未得到平反纠正，民族工作机构和其他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设施还未完全恢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情况表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民族工作中流毒很深，随之滋长起来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也很严重，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还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数少，分散地同汉族人民混居在一起。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不象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那样表现得突出，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要求，也不象自治地方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他们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特殊需要容易被忽视，容易成为整个民族工作的薄弱环节。
杂居、散居少数民族遍布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分布广，影响面大；几个民族杂居一起，各族群众接触机会多，相处时间长，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因此，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党委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指定专人负责，定期研究检查，把这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各地区和部门应当积极帮助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要从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要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发展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在生产方针上，要因地制宜，注意其特点，发挥其特长，不要一般化。要坚决制止强迫回族等禁猪的少数民族养猪的作法，鼓励、支持他们饲养羊和牛。
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必须受到尊重，有关业务部门要从生产和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照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别人不得干涉。
目前，应当抓紧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使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对民族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提高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教育各族群众团结友爱，互相尊重。禁止民族之间的歧视、侮辱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对个别有意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纠纷的人，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构成刑事犯罪行为的，应予以法律制裁。
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当认真检查一下本地区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结合实际，拟定措施，抓紧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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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重庆两市根据四川省委的决定
支援阿坝甘孜发展民族经济
本报讯 成都、重庆两市根据四川省委的决定，从去年开始对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开展了支援工作，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阿坝、甘孜两州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解放以来，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两个州在经济文化建设上同内地仍有着很大的差距。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成都、重庆两市主要领导同志，都曾亲自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对阿坝、甘孜两州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两州的领导同志也主动带领有关部门、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到两市介绍情况，参观学习。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各系统、行业、企业制定了具体的支援计划。
阿坝、甘孜两州工业基础差，产品质量低，有的企业长期亏损。他们从这个实际出发，立足于企业现有条件，从降低原材料消耗入手，对企业设备进行挖潜、革新、改造，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甘孜水泥厂产品质量差，连年亏损，重庆水泥厂派出的支援人员就同该厂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搞科学实验和改革工艺，使水泥质量逐步提高。今年以来，这个厂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各项经济指标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好水平。两个州的火柴厂，原来产品质量都很差，群众意见很大。成都、重庆的支援人员就帮助他们改造设备，改革工艺，产品质量有了提高。甘孜火柴厂的引梗、抗潮、磷面等关键指标很快达到了国家标准，打开了销路，扭转了亏损局面。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成都、重庆在国家计划和等价交换原则指导下，节省出物资、器材和设备支援两个州。一年多来，已经拿出了相当数量的钢材、建筑材料、化工材料、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解决了这两个州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实际困难。
这两个州都是牧区，畜产品加工业非常重要。但是，两个州的屠宰、储存设备落后，过去每年因长途赶运和推迟屠宰期造成很大损失。毛纺工业产品质量差，花色品种少。许多屠宰副产品也不能综合利用。针对这种情况，两市抓紧了为牧业生产服务工程的建设。成都二商局为加快阿坝红原冷库的建设，先后两次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帮助设计，指导安装设备，传授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甘孜的康定冷库，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投产，都是由重庆肉联厂包干帮助的。这两个冷库建成后，将促进牧业生产的发展，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肉食。重庆市帮助甘孜毛纺厂安装了该厂长期不能安装的精纺设备，改革了染色工艺，增加了花色品种。
在支援过程中，两市都注意培养少数民族技术干部。选派的支援人员大部分是各企业的技术骨干和有经验的管理干部。他们一面帮助建设，一面传经验、教技术。同时，两市还接收两州选送来的少数民族学员到对口专业学校学习，接收少数民族工人到有关企业跟班劳动。一年来，重庆为甘孜培训各种技术人员二百多人，成都文教系统为阿坝代培学员二百多人。
阿坝、甘孜两个自治州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也调剂了部分物资支援成都、重庆的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
成都、重庆和阿坝、甘孜的各族人民，通过新长征中的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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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朝阳地区各县
帮助少数民族安排生产生活
本报讯 辽宁省朝阳地区所属各县民族工作部门，集中使用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补助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安排生活，收到较好效果。
建昌县石佛公社杨树沟大队回族生产队，过去历年吃返销粮，劳动日值最高二、三角。从一九七七年起，县民族工作部门对这个队进行了有计划地扶持，拨给民族生产生活补助费三千元，当年打井配套解决了水的问题。去年又拨给七千元，买了两头骡子、一匹马、五头牛，还添了铡草机、脱粒机各一台，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过两年扶持，这个生产队的面貌大大改变，前年粮食达到自给，摘掉多年吃返销粮的帽子。去年粮食总产达到十五万斤，劳动日值提高到五角钱，卖给国家余粮五万斤。
建平县民族工作部门把一九七七年的民族地区生产生活补助费的百分之八十四，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十个大队的二十个生产队。如去年回族聚居的二十家子公社大地大队四个生产队，用补助的四千元建了腐植酸氨厂，解决了粪肥不足问题，当年增产七万七千多斤粮食。三家公社五十家子蒙古族聚居大队，用民族补助费添车买马，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粪肥，当年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达到本队解放以来最高水平。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社员安排好生活，建昌县民族工作部门今年拨给杨树沟回族生产队民族补助费三千元，买了四十三只细毛羊，还同信用社联系，给他们贷款，已给十一户回族社员买了牛。建平县民族工作部门拨给五十家子蒙古族队三千元补助费，给集体买了二十三头牛。这样既帮助集体发展了生产，也解决了少数民族吃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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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迷途知返
——记柴元珍在光明的大道上迈出可喜的一步
今年二月，贵州省铜仁地委信访科接待了一个年轻的姑娘。信访科的同志和颜悦色地问她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她鼓起勇气说：“我叫柴元珍，是个流浪者，小偷。现在，我不愿再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要求给我一个出路……”说着，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接待的同志安慰她，让她把话说完。她闪动着泪花，叙述了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
（一）
柴元珍说：
我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从小没有感受过童年的幸福。我出生还不到半年，父亲在工厂里因为机器事故被逮捕法办了。父亲劳改后，断绝了家庭经济来源。为了生活，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哥哥改嫁到农村。过了几年，继父患肺结核死了。母亲又带着我们回到了铜仁城里，靠给别人做针线维持生活。我和哥哥就出去要饭，捡破烂。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家境不好，母亲的脾气更坏，对我打骂得特别凶。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工人，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父不喜欢我，有时发了酒疯，把我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我受不了这种虐待，只好离开家，在社会上流浪。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偷东西，可是光靠乞讨和舔盘子实在难以活下去。看到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偷摸扒窃，得了钱可以大吃大喝，我很羡慕，慢慢地就开始学着偷摸起来。偷得了钱可以吃得舒服点，但心里总是担惊受怕。我一个女孩子，无家可归，冬天就躲在街道角落或钻进草堆里睡觉；夏夜就去“靠青山”。蚊子咬，虫子爬，常常使我不能入睡。我感到孤独、寂寞、害怕，有时就伤心地哭起来。
开始当小偷，心里也是矛盾的。特别是看到被偷的人焦急、伤心的样子，有时自己也感到不忍心。有一次，我偷了一个老头的钱包，里面有六十多元钱和卖肥猪的单据。他发现自己的钱包不在了，痛哭流涕，昏倒在地。看到这种情况，我思想斗争很激烈，终于鼓起勇气说：我刚才捡了一个钱包，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头一看，喜出望外，非常感激，当场拿出十元钱硬要我收下。我没有收，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他还以为我是个好人，哪里晓得他的钱就是我偷的呢？
时间长了，我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高明”。上海、昆明、重庆、成都这些大城市差不多都走遍了，到处作案，被抓、被关，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成了家常便饭。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曾经幻想能找到一条出路，可是有谁同情我，有谁管我呢？要求安排工作，有人说我是“社会渣滓”，不给推荐；要求当知青上山下乡，因为我没有读过书，不够资格。实在无路可走，只能继续流浪，就这样混了十来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愿意改邪归正，希望有个正当的职业和安定的生活。可是又怕不收我这种人，谁瞧得起小偷呢？电影《流浪者》放映，我看了好多次，哭了多少回。我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同志呀，希望你们伸出温暖的手，把我这个“流浪儿”拉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二）
柴元珍的自述，深深地感动了信访科的同志，他们对于柴元珍的觉悟热情的表示欢迎。
此后，他们对柴元珍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发现她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她的堕落，除了本人的责任外，还有十分复杂的社会根源。她害了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者，在她的思想深处还潜藏着一定的积极因素。比如，当她摸了卖猪老头的钱包，见到老头痛哭欲绝的情景，主动把钱包退还失主，说明她对劳动人民还有一定的同情心；当她看了电影《流浪者》，受到了教育，就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她愿意进步。
信访科的同志认为，对于柴元珍这样的青年，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教育”是不够的，应该在招工时给予安置，使她有一个学习和工作的岗位，真正开始新的做人的生活。
地区劳动局对柴元珍的情况并不陌生。他们曾经多次接待过她的走访，也不止一次研究过对她的工作安置。但是，在征求有关单位意见时，却遇到了阻挠。有的认为，社会上好的待业青年多得很，为何急于安排一个“社会渣滓”就业？还有的担心，象柴元珍这样犯过错误的青年还不少，他们都找上门来，你能安排那么多？针对上述情况，信访、劳动部门密切配合，三番五次找有关单位商量，终于给柴元珍安排了工作。
（三）
柴元珍被安排在地区水晶阁畜禽良种场当了工人。
三月二十日，柴元珍持着劳动局的介绍信到场报到，场领导和工人们热情地欢迎她，认为帮助柴元珍进步是大家的共同责任。他们在生活上关心她，场里的住房紧张，场长就动员一个女职工让出半间房子来让她搬进去。柴元珍没有箱子，老场长陈海晏同志就把自己的床头柜拿给她装衣服。晚上，柴元珍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她长到二十二岁，第一次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新的环境，新的人，新的生活，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她想，自己过去走上了歧途，现在党给了自己新的生命，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
柴元珍刚参加劳动，很多活路不会做。为了帮助她过好劳动关，陈海晏手把手地教她。有了成绩就表扬，有了思想波动就及时找她谈心。
场领导特别注意在工作中信任柴元珍。一次分配柴元珍在大街上卖小鸡，一堆人围着鸡笼，有买鸡的，有看热闹的。柴元珍一眼就看出有几个“摸包”的人混在人丛里，她就提醒那个正在买鸡的人。那人一摸口袋，钱不在了，反而疑心是她偷的，告到场里来了。柴元珍受了委屈，心里很不痛快。场里也有人说，果然一上街就出问题，再不能让她上街了。场领导同志认为这件事并无真凭实据，不能随便怀疑她。后来破了案，抓住了小偷，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有时柴元珍积极工作，却引起别人的讽刺挖苦，影响她的情绪。这时，领导同志就找她谈心，鼓励她用实际行动去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柴元珍看到领导和同志们仍然信任自己，也就放下了思想包袱。
柴元珍到畜禽良种场工作以来，进步很快，受到同志们的好评。迷途知返，来者可追。“流浪者”回来了，她在光明的大道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史可夫 张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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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居委会
努力挽救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
本报讯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居委会，认真教育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取得良好效果。三十一名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中，已有二十八名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居委会的同志认为，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与家长的教育方法有直接关系。居委会召集家长开会，共同商讨如何教育好子女的问题，并经常了解他们管教子女的情况，协助解决管教中遇到的问题。在这个居委会管界内的十九名有一般违法行为的青少年中，由于家长管教方法的改进而转变好了的有十七名。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居委会积极安排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有活干，有收入，有人管。前段时间，居委会为六名有违法行为的青年和三名解除劳教、强劳后无业的青年安排了职业，其中五名安排在存车处，四名安排在生产组，效果都很好，没有一个继续犯罪。有个待业青年，从上小学就表现不好，后来自动退学，与社会上的流氓混在一起，打架，偷东西，在外过夜。过去虽然经常找他谈话，但好一阵，坏一阵，反复很大。今年四月，居委会把他安排在存车处工作，每月收入三十元，并指定专人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他转变很快。这个过去打起架来就不顾一切的人，有一次和一个人发生争执，挨了打，却没有还手。七月中旬，他在存车处附近拣到一个提包，内有半导体收音机一台、手表一块、几百元的存折和几十元现金。他一直在存车处等着，直到失主来找时，问明情况，如数交还，失主非常感激。他还经常帮助街道清垃圾，做好事。群众反映：“这孩子可真是学好了。”他的家长常对人说：“要不是居委会尽力挽救，我这孩子早就劳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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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终于变好了
长春市货运公司 雷香
我的孩子雷连平，今年十九岁。在“四害”横行时，他不好好读书，和附近的一些小偷、流氓混在一起。开始，一起抽烟、喝酒，以后逐渐学会盗窃，多次被公安机关收容、拘留。为了教育他，我和我爱人给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骂他，训他，他翻白眼。没办法了，我就狠狠揍他。有一次，我把他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和我共同研究改进教育方法，决定互相配合，坚持正面教育。一天晚上，连平回家对我说：“爸，你给我讲讲家史吧！”我一听有门。过去给他讲家史，他听不进去，总是冷声冷气地说：“谁让你生在旧社会，我生在新社会，享点福也是理所当然。”这次我讲过去要饭的苦难家史，他听入耳了，流泪了，有时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他妈以为他病了。他说：
“妈，我没病，我在自我反省呢，让我好好想想问题吧。”我听到后，就趁势进一步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放下包袱。过了一天，他到派出所彻底交代了自己的违法问题，还揭发检举了别人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家人特别高兴。连平表示决心说：“我要不学好，对不起政府。”他说到做到，不再到外面和小偷、流氓鬼混了，除了帮家中和邻居干活，还帮助居委会做工作。
为了巩固对连平的教育成果，派出所民警老王、居委会主任和邻居都经常对他进行帮助，还给他找了个临时工作。从此，连平早出晚归，从不误工，而且吃苦耐劳。他每月的工资，全交给他妈，现在已积攒二百多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青年，发工资后，叫他去饭馆喝酒，他拒绝了。他下班后，一有空就看报纸，听广播，再不上街东游西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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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注意做好违法青年的工作
失足青年柴元珍，结束流浪生涯，当了工人，开始过新的生活。她能有今天，自己要求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互相配合，为她创造了改邪归正的条件。试想，如果铜仁地区信访、劳动和生产部门拒不给她安排工作，她连起码的生活出路都没有，流浪者的生活怎能结束呢！因此，一些有条件这样做的地方，都应该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我们都要着眼于教育、挽救和改造。对其中极少数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则必须依法惩办。这样做，才有利于保障人民民主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有利于教育和挽救绝大多数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对于有过违法犯罪行为而坚决改正的青少年，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而要象贵州铜仁地区和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居委会的同志那样，多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走上正路。
同时，各地劳动、生产部门，要从关怀培养下一代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热情地欢迎这些青年的进步，积极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在党、团组织的关心帮助之下，逐步成长为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