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志
张子凡
章汉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我们感到特别的悲愤。今天,在回顾建国三十年的成就时,我们更加怀念曾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章汉夫同志。
从新中国建立起,汉夫同志在外交部一直工作了十七年,是外交部党组副书记和常务副部长。他作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助手和“参谋”,在外交战线上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在兼任外交部长之初,向外交部全体干部提出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四项要求。汉夫同志不仅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还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领大家努力实现这些要求。
新中国的外交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外交,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外交。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就要求我们的外交干部首先要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切言行都要从我国和世界人民目前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
汉夫同志对新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崇高任务有着明确的认识,在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始终自觉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斗争多么激烈,汉夫同志的敌友我观念十分鲜明,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从未动摇和迷失方向。一九六一年为老挝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充满了尖锐斗争的国际会议。汉夫同志在陈毅同志回国期间,代行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我国的正义立场,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汉夫同志还充分看到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在国际交往中更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大国主义。
外交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由于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千变万化,外交干部不但要有坚定的立场,还必须具有敏锐的辨别能力和明确的政策观念。汉夫同志的政策观念和辨别力是很强的。他遇事不主观臆断,以感情代替政策,而是努力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按问题的本来面目和性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善于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在对外交涉中特别注意有根有据地阐明我们的政策。有一次,对方提出我方给他们送了“白旗”,是“不友好”的表现。汉夫同志当即向对方问明情况,叫人立即核查清楚。原来,我方那个单位为了表示两国人民纯真的友谊,特地选了象征纯洁的白色锦缎,赠了一面绣有鲜红友好字样的锦旗,完全是友好的表示。汉夫同志据理阐明了我们政策的友好性质,使对方消除了误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汉夫同志总是及时地向中央汇报,向下级讲明政策界限。他不但认真听取下级的汇报和意见,还常亲自和有关同志一起调查研究。他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经常被党和政府所采纳。
外交工作有自己的特点,不熟悉外交业务,就不能顺利完成外交任务。这就要求干部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成为又红又专的外交战士。汉夫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随时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业务,不断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他勤学苦练,博学多闻,精通业务,通晓外语。他善于抓住新情况,弄清新问题,把握新动向,向中央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调查与办案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和专题分析,看问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汉夫同志过去没有搞过国际法,在兼任条约法律委员会主任时,为了熟悉业务,钻研了大量中外文的有关书籍,不但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还对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和批判。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汉夫同志为了深入掌握情况,日夜研究非洲的历史和现状,也很快成了非洲问题的行家。他既稳健持重,谨言慎行,又能虚实结合,观点明确,言简意赅。他也非常讲求办事效率,工作从不拖拉,贻误时机。他既抓大事,也不忽视小事。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情节,他也要亲自搞清楚。因此,他在对外交涉中,就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在遇到恶意的挑衅时,总是沉着冷静,坚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达到更好地揭露其阴谋和阐明我方主张的目的。
汉夫同志在协助周总理筹建外交部、组织外交队伍、培养外交人才、建立外交业务方面,在办理同外国建交、签订条约协定、陪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解决边界问题,以及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各种外交活动等方面,都显示了他卓越的办事能力。他在同志们中间一向以办事严肃、认真、准确而闻名。正因为这样,他遇到复杂的情况,能够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从容对待,妥善处理。汉夫同志以自己的刻苦钻研、丰富的业务知识和扎扎实实的工作,起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参谋”的作用,受到他们的信赖和多次表扬,受到外交战线同志们的尊敬。一九五三年汉夫同志曾被评为模范工作者。陈毅同志有一次看到汉夫同志带病工作时说过:我们国家如果颁发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
纪律是执行外交路线的重要保证。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办理同外国之间的国家事务,政治性是很强的。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授权有限的。这就要求每个外交干部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汉夫同志的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都很强。他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觉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事无巨细,他从不马虎从事,掉以轻心,更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不论情况好坏,有利不利,他都要如实地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报告,认真周密地和党委的同志们商量。一有决定就坚决照办,一经授权就努力执行。有一次,对方提出要在两国总理同意了的联合公报草稿上改换一个字,汉夫同志及时请示周总理并得到批准后才表态。汉夫同志经常告诫干部严守纪律,加强组织观念,即使在“小事”上也不容许违反外交纪律。因为“小事”也可能铸成大错,产生不良后果。
办外交要同外国人交朋友、打交道。通行的礼尚往来、请客吃饭、参观游览等活动是例行公事。外交干部直接接触和感受各个国家各个阶级各种生活方式及其影响的机会特别多。这就需要善于学其所长,弃其所短。不然,就有可能在思想、生活和作风上受到不良影响。汉夫同志身为高级干部,从不要求特殊,而是奉公守法,克勤克俭。他以身作则,教育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发扬无产阶级外交的新风格。
章汉夫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能够肩负新中国外交重任的杰出的外交家,成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得力助手,是同他长期的革命锻炼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汉夫同志不仅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和统战等工作,还根据党的委派直接从事过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外事工作。他从年青的时候起,就有了开阔的眼界,而后又取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办理对外事务的才能。
汉夫同志早年留学美国,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使党陷于危机的时候,年轻的汉夫同志就毅然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的光辉道路。次年,他怀着学习革命、献身革命的激情和决心到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当研究员,在派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团中协助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同志工作。他看到了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了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直接熏陶和锻炼。汉夫同志一开始就是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工作的。
一九四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制订联合国宪章大会,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举行的第一个世界规模的国际会议,也是我党第一次派代表参加的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当时,国民党慑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派的代表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大会,并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汉夫同志受党的指派,充任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和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参加了大会及其活动,在董老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党的重托,受到了董老的好评和称赞。
天津、上海解放后,党又派他到这两大城市做外事工作。他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外事研究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外事处处长等职。天津、上海曾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集中地和大本营,而上海更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冒险家的“乐园”。汉夫同志协助两市市委的领导,为清除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势力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外事工作的宝贵经验。
这一切,对汉夫同志后来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章汉夫同志在外交部的十七年,既是一名优秀的战斗员,又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员。他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倾注了辛勤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和多方面的贡献。章汉夫同志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我们全体外交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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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院是如何认定魏京生犯了反革命罪的?
北京高级法院副院长吴文藻就魏京生反革命案有关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访问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文藻,请她就与魏京生反革命案有关的一些问题谈谈她的看法。
问:魏京生说他撰写文章、主编刊物是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法院是如何认定魏京生犯了反革命罪的?
答:法院认定魏京生反革命罪行,是根据以下几方面事实:
一、看他罪行的本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也是全国人民利益的根本。这些根本原则都明文载入了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的原则。魏京生撰写反动文章,编印反动刊物,全面、系统地直接攻击、诬蔑这些根本原则,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把他的这些反动文章和反动刊物在北京、天津张贴、散发、出售,而且还通过外国人散发到国外。这已经超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不同意见的界限,而是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反革命行为。这同有些人发表不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发表某些过激言论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二、看他罪行的目的:有无反革命目的,是区分反革命罪和其它刑事犯罪的一个基本界限。粉碎“四人帮”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国内外有目共睹的。实现安定团结,聚精会神搞四化,是当前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魏京生公开煽动人们“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不要做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叫嚣“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他用“四人帮”的语言,煽动闹事“夺权”,直接破坏安定团结,直接破坏四化。他的目的是要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三、看他罪行所造成的危害。我国的法律规定,反革命行为是一种危害国家的行为。魏京生的行为是否危害了国家?回答是肯定的。魏京生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写文章、出刊物为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特别严重的是,魏京生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的时候,向外国人供给军事机密情报。事实证明,他的行动已经构成了对祖国的危害。
有人说,宪法不是规定有“言论自由”吗?魏京生发表点意见,为什么就定为反革命?是的,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宪法也规定公民享有权利和自由的前提是: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我们的法律绝不允许任何人有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向外国人提供机密情报的自由。因此,宪法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如果对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依法予以惩处,那就是我们司法机关的严重失职。
问:有人说魏京生仅仅是所谓的“思想犯罪”。这种辩解对吗?
答: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封建社会有“腹诽罪”,法西斯国家有思想罪,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定罪不根据行为,不考虑行为的后果,而是以心理和思想活动作为定罪的依据。我国法律是否定思想犯罪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对思想反动的人要进行教育,帮助这种人改变他们的反动立场。有反动思想的人,如果他不进行宣传煽动,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就不构成犯罪。我刚才已经谈到,魏京生不是这样,他是通过张贴反动文章,散发、出售他主编的反动刊物,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以图达到他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因而构成了反革命的犯罪行为,造成了危害国家的严重后果。这早已超出了思想、认识和个人信仰的范畴,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六条规定:“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者”构成反革命罪。有人认为魏京生供给情报的对象是外国人,罪行性质是否应该有所不同?
答:如上所述,魏京生进行反革命煽动,已构成反革命罪。他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向外国人供给对战争有胜败影响的机密军事情报,其目的也是为了推翻我国现政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它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魏京生以危害祖国、进行反革命活动为目的,他供给情报的直接对象的身份如何,不影响其反革命性质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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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京举行报告会
青年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 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高占祥今天在青联举行的报告会上说,搞好安定团结,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也是青年一代的根本利益所在。他号召全国青年都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京委员六十多人,在北京举行报告会。高占祥在会上介绍了全国青少年道德风尚教育工作的情况。
高占祥说,由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和其它一些原因,青少年中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从今年五月以来,在十二个城市中开展了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见到成效,涌现了一大批努力建设四化的先进青年。一批后进青年正向先进转化。
高占祥同志接着说,尽管有了这些进步,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在少数青年中还有市场;青年中的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只顾个人,不顾大局的思想作风还亟待克服。因此,必须正确地教育和引导青年,帮助他们选择为四化作贡献的正确途径。他希望全国青联的委员们发挥自己的作用,反映青年的问题,动员和呼吁整个社会的力量,共同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当前摆在青年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精力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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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姬鹏飞会见将离任的印度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沙梯。
沙梯大使说,我在中国任职时间虽然很短,但看到印中两国的交往在不断增加。他希望这种交往继续进行下去。
乌兰夫副委员长说,沙梯大使尽管在中国任职时间短,但在改善中印两国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中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遭遇是相同的。改善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他希望沙梯大使回国后,把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转达给印度人民。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即将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沙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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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会见美国李夫多尔教授夫妇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九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国立费米加速器实验室执行所长李夫多尔教授和夫人。
李夫多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加速器专家,擅长直线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会见时,方毅副总理同李夫多尔教授就加强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和增进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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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儿童艺术团在京演出
康克清观看演出并会见艺术团团长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 孟加拉儿童艺术团今天在天桥剧场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节目,受到一千六百多名首都少年儿童和其他观众的热烈欢迎。
艺术团有十二位小演员,他们的年龄在十二岁到十四岁之间。在八十分钟的演出中,他们熟练而优美的舞姿和清脆的歌声始终吸引着首都的小观众。小演员们还用中文演唱了中国歌曲。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观看了今晚的演出,并在演出前会见了艺术团团长、孟加拉儿童协会会长卓比亚·卡南姆夫人,对艺术团来访表示欢迎。
观看今天演出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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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红十字会决定协助泰国救济柬难民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捐赠一批物资,协助泰国救济柬埔寨难民。这些物资已在上海港装船,不久将运到泰国曼谷港。
十一月五日,中国红十字会为此打电报给泰国红十字会,电报说:“得悉从柬埔寨逃入泰国境内的难民为数颇多,对难民困难境遇深表同情。为协助泰国救助难民,现决定捐赠三千四百九十公斤药品、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公斤罐头食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米布匹救济柬埔寨难民,请泰国红十字会代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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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座谈会结束
新华社广州十一月四日电 由我国外贸部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对外贸易经营管理座谈会,于十一月三日在广州结束。
这次座谈会有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级贸易官员参加,十月十七日在上海开幕,后来到广州继续举行。我国外贸部、外贸学院、海关、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在座谈会上作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等十二个专题的报告;与会各国代表分别就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合作等问题发表了演讲。通过这次座谈会和参观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促进了我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
三日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静波设宴为各国贸易界朋友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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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会见西德斯图加特大学访华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日电 王震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以勃兰克教授为团长的西德斯图加特大学访华团。
访华团应邀前来同我国合肥工业大学和上海机械学院商谈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并作了学术报告。会见时,王震副总理同西德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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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会见毛里塔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九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友协主席穆罕默德·乌尔德·卡特里·乌尔德·塞加内率领的毛里塔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塞加内主席曾两次率毛中友协代表团访华,为促进毛中友谊做了不少工作。会见时,姬鹏飞同塞加内等毛里塔尼亚朋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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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晚报》复刊
新华社南昌电 《南昌晚报》十一月一日复刊。这是目前在全国重新恢复出版的第一家晚报。
《晚报》在复刊时发表《致读者》的文章说,它主要面向城市,面向基层,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根据晚报的特点,《南昌晚报》将加强地方特色,加强报道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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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苏,十一月六日上午分别会见了以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北尻得五郎为团长的日本律师友好访华团。
会见时,何兰阶副院长和张苏副检察长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加强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北尻先生说,他们在这次访问中亲眼看到中国正在努力完善法制,感到很高兴。
? 由瑞典国家技术发展局局长汤姆纳率领的瑞典技术代表团,应国家科委的邀请,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访问了我国。
代表团在华期间同我有关部门就执行中瑞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问题交换了意见。
? 以郑觉民为团长、赵国耀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参观团,应日本防卫厅的邀请十一月九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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