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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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积极发展生产 满足社会需要

开封两个搪瓷厂结成“对子”互相促进
开封搪瓷厂是个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老厂,年加工能力达三千多吨,是河南省搪瓷工业的骨干厂,每年国家安排任务重,设备、劳力、厂房都很紧张。开封第二搪瓷厂是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国家没有安排生产任务,长期靠用大厂的下脚料生产军属牌、门牌、车牌和热水瓶壳等产品,勉强维持生产,企业亏损比较严重。
这两个厂一个“吃不了”,一个“吃不饱”。能不能通过互相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两个厂的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采取了如下几种作法:
一、开封搪瓷厂逐步把小件产品让给第二搪瓷厂生产。
二、帮助培训技术工人。第二搪瓷厂派人到开封搪瓷厂学习制坯、搪烧、喷花等整套技术,开封搪瓷厂派老师傅到第二搪瓷厂帮助组织生产,随时调整和修理设备,直到生产正常。
三、两个厂同工种车间开展对口帮、对口学、对口赛。
这两个厂结成“对子”以后,对双方的生产都起了促进作用。第二搪瓷厂生产的碗、杯盖,去年开始列入国家计划,全年盈利二万八千元,扭转了亏损局面。今年头九个月,全厂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多,盈利也增长一倍多,同时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开封搪瓷厂则集中力量发展重点产品和国内外市场需要的短缺产品。如咖啡煮器是国际市场畅销产品,全国就此一家生产,但由于产品造型复杂,生产工序多,过去厂里安排不过来,产量不高。去年,他们专门固定了一个班组生产咖啡煮器,产品质量提高,规格增加到四种,产量大幅度上升。国内市场需要的面盆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多年不生产的大面盆也上市了。今年以来,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已跃入国内同行业先进行列。全厂总制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四三,在全国同行业中居第一位,受到轻工业部的表扬。
本报记者 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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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积极发展生产 满足社会需要

落选的沈阳红玫瑰牌平绒赶上来了
在今年七月纺织产品质量评比会上落选的沈阳红玫瑰牌平绒,现在质量又赶上来了。这是生产这种产品的三个厂的职工虚心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通力搞好协作的结果。
红玫瑰牌平绒原来是沈阳市的名牌产品,由沈阳纺织厂供纱、市绒织厂织布,市第二印染厂印染出厂的,早在一九六二年就进入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在全国同类产品中,质量一直名列前茅。但是今年七月在纺织部举行的产品质量评比会上,北京的飞天牌平绒被评为名牌产品,红玫瑰牌平绒落了选。
消息传到沈阳,对担负生产平绒任务三家工厂的干部和职工震动很大。他们把红玫瑰牌平绒同北京飞天牌平绒从各方面作了比较,承认自己的产品质量确实比人家差。他们说,北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搞出这么好的产品,值得学习。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去,恢复名牌产品的质量水平。
这三个厂立即派干部、技术人员到北京对口工厂去学习。他们发现,北京纺、织、染三个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组成了平绒生产“一条龙”,协作搞得很好。这个经验本来是沈阳市创造的,可是这几年却比北京开展得差多了,互相间还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现象。找到了差距,三个厂的同志都主动对自己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查,并在市棉纺织工业公司的组织下,全面加强企业管理,严格质量标准和规章制度,互相为对方创造条件,开展平绒生产“一条龙”的活动。通过三个厂的共同努力,红玫瑰牌平绒质量很快得到改进。九月份,入库一等品率由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四,十月份又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出口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六以上,都超过了本厂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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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沙大队兴办小工厂解决大问题
广东省南海县一个大队办了一个日用小五金工厂,专门生产大城市工厂不生产而市场又短缺的日用小五金产品。这个大队走了这着棋,给农业积累了资金,全大队富起来了。
这个小五金厂是南海县小塘公社南沙大队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有二百多名社员成了这个厂的工人,生产近八十种产品,十之七八都是市场上经常短缺,又是群众日常生活极为需要的小五金产品。其中有各种别针、皮带扣、钮扣,有各种乐器、旅行袋、皮箱的小五金饰件等。产品的原料都是利用大工厂的边角料,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很受群众欢迎。这些产品的价格有的只值一分几厘钱,最贵的也不过一角几分钱一件。一些大工厂不愿生产这些低产值的零碎产品,而南沙大队日用五金厂看准了市场的需要,主动填补这个空缺,市场缺什么就生产什么,不怕产值低,放手大干。
一九七八年这个厂生产了价值二百一十七万元的群众需要的小五金产品,获得利润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元。
南沙大队日用小五金厂为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信誉,给产品扩展销路,一方面加强设计技术力量,使产品不断更新,越做越精致;一方面经常注意市场动态,分析不同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使产品对路。工厂每生产一种产品,从车制模具到产品投产,常常只要三五天时间,就能投入市场供应。
由于产品对路,式样新颖,质量好,交货快,各地的订货单源源而来,工厂也随着日益扩展。现在,这个队办工厂已经和国内二十八个省(市)的许多单位有直接购销业务,一部分产品通过外贸还进入了港澳和东南亚市场。工厂办厂初期只有二万多元投资,二三十台小型手动冲压机和六十个劳动力,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五百多台大小机械设备、固定资产一百多万元的集体企业。
南沙大队办了这个小五金工厂,对国家、集体和社员都大有好处。国家没有对这个工厂进行过投资,但每年都从这个企业的利润中获得一笔税收。大队依靠工厂的收入,扩大了农业生产的投资,总数已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元。社员收入显著提高,一九七八年社员分配每人平均三百九十五元,今年预计超过四百元。(本栏稿件除署名者外,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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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第一座奶粉厂今年夏季建成
生产的黄油和奶粉最近开始供应市场
西藏第一座奶粉厂生产的黄油和奶粉,最近开始在藏北那曲镇供应市场。
西藏那曲奶粉厂生产的“高原”牌奶粉是用牦牛鲜奶制成的,质优、色鲜、香味浓郁。
这座奶粉厂是今年夏季建成投产的,设计能力日处理鲜奶二万斤。
西藏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建立奶粉厂,发展畜产品加工工业,有利于促进这个地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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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生产部门应为消费者着想
我是农村基层供销社的营业员,谈一谈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有关部门提点意见。我们经常出售水果糖,有很多种水果糖,一角钱只能买九块或八块。在农村,有的儿童拿着五分、二分甚至一分硬币来买糖,我们怎样卖法?只好向他们做一番解释,不然的话,只有眼睁睁地叫他们吃亏。因此,有的顾客不满地说:“你们不会叫食品厂做小点?做成一分钱一块就好了。”有的文具商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有的信封每个价格一分一,卖一分一个,国家吃亏;卖二分一个,既不合理,又坑了群众,真叫人为难。还有一些酒厂,为了图省事,不把商标贴在商品上,而是放在一旁。有的时候,商标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我们这里的许多酒瓶至今还光着身子,顾客很有意见。另外,以次充好的现象也很严重。有一次,我们卖了一批铁皮保温瓶,是同时从包装箱里取出来的。保温瓶上分别印有“正品”和“副品”的字样,可是价格却是一样,这种以次充好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类似上述的问题还很多,希望生产部门多为消费者着想,使产品货真价实,适宜零售,既方便群众,又使我们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山东嘉祥县孟姑集
供销社营业员 田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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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积极发展生产 满足社会需要

福建平潭贝雕厂增加产品花色
福建省平潭贝雕厂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使产品畅销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这个厂主要生产欣赏性的工艺品。现在他们将平潭传统的贝雕工艺与福建传统的漆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了多用柜、茶几、茶盘、果盘等大批嵌贝漆器。受到各国用户的欢迎。他们还根据各国人民的不同风俗习惯和爱好,不断地改进产品。这个厂生产的国际象棋盘,盘上镶嵌了三十二头神态各异的白鹤贝画,在日本很受欢迎,在美国却不受欢迎,贝雕厂于是将销售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象棋盘,镶嵌了山水花鸟画,外商一次就订购了八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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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施农药 趋利而避害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昆虫学家蒋书楠希望改进治虫工作,减少环境污染
据新华社成都电 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昆虫学家蒋书楠最近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各地改进治虫工作,合理施用农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减少环境污染。
蒋书楠教授说,我国农药的产量和施用量总的来说是偏少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目前种类不多,数量也少。但是,城市附近、交通沿线等人口稠密地带,蔬菜、果树、棉花等作物的农药施用量已经过多。这对于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造成了对水、肥、空气的污染。
长期以来,治虫工作中流行一些口号:“见虫就治”,“治早、治小、治了”,“治虫不见虫,七天打次药”,“把害虫彻底消灭干净”,等等。蒋书楠教授认为,这些口号都是欠妥当的。治虫工作的要求应该是:尽量控制有害昆虫,尽量保护有益天敌,争取农作物优质高产;同时要减少污染,使农作物不产生药害,使害虫不产生抗药性;还要讲究经济合算。
不要“见虫就治”,而要善于掌握防治标准和时机。世界上已知的一百多万种昆虫中,真正对人类有害的不到百分之一。即使是害虫,也要在一定时间达到一定数量才形成危害,因为植物有一定耐力,在耐力范围以内的虫害不会造成损失,不一定需要打药防治。害虫为害,与它的发生期和农作物的生育期的配合很有关系。例如:马铃薯在块茎形成阶段,发生二十八星瓢虫等食叶害虫,只要叶面损失不超过一半,对马铃薯产量并无明显影响,可能对块茎的发育还有些好处。
施用农药“宁多勿少”、“打保险药”是错误的。治蚜虫,本来只要二千分之一的乐果溶液就行了,现在许多地方兑成八百分之一甚至五百分之一,太浓了。过多地施用农药并不增加防治效果,却造成污染,而且促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不得不越施越多。
不要以为治虫“早治”就好。过早施用农药并不能控制害虫盛发期的到来,非徒无益,甚至有害。例如,豌豆蚜虫是从豌豆叶尖吃起头的,即使豌豆尖上长满了蚜虫也不必忙着打药,它会减少豌豆的徒长枝叶,促进结荚。应该等到蚜虫蔓延到豆荚上时,才施农药将其杀死。
“把害虫彻底消灭干净”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的任务是将害虫控制在农作物容许、经济上合算的范围以内,真要彻底消灭了某一种害虫,会破坏生物平衡,引起意想不到的恶果。比如,稻苞虫是水稻的一种害虫,又是多种寄生蜂的寄主,而这些寄生蜂是水稻螟虫的天敌。如果把田里稻苞虫消灭干净,许多寄生蜂也就死了,螟虫便会大量孳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留下一点稻苞虫。这样作,水稻损失很小,得益颇大。除草也是一样,有些杂草的花是寄生蜂的主要蜜原,除尽了这些杂草,寄生蜂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害虫反而猖獗。因此,田边地角的杂草只要不妨碍农作物生长,就不要全部除掉。
蒋书楠教授说,总之,施用农药治虫要讲究科学,适时,适量,恰到好处;全面考虑,趋利而避害,和其他工作一样,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附图片)
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刘名廷(前)和黄丕振,同其他人员共同发现和种植了上百种沙生植物,为改造沙漠做出了贡献。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山东省日照县华山大队,驯养灰喜鹊防治松林害虫,效果显著。一只灰喜鹊每年可吃掉松毛虫一万五千余条,可保护一亩山林。
李敬堂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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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要注意合理开采和保护首都地下水源
首都城区和近郊区的地下水源日益枯竭,水质不断恶化,引起许多水利、地质专家的关注。
北京地区多年来的平均降雨量为六百多毫米,城区、近郊区地下水的年补给量只有六点五亿吨左右,但是年开采量已达九亿多吨。由于超量开采,近十几年来,北京城区、近郊区特别是东郊工业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半米到一米半的速度下降。解放初,东郊地下水位只有一米到几米,现在下降了二、三十米。西郊地下水位也下降了十米左右,一些含水层薄的地区,旱时地下水接近干枯。
地下水位下降,使单井出水量逐年减少。自来水公司水源四厂的单井出水量,比一九五六年建厂时减少了一半以上;东郊工业区各厂的自备井出水量,也比过去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许多工厂虽然水泵越换越大,机井越打越深,出水量却越来越少。
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下降,造成局部地区地面下沉,加上三废污染,水质也越来越差。地下水的硬度,平均每年以半度到一度的幅度升高,已有二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地下水硬度超过国家饮用标准,还有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
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下降,需要更换大批提水设备,抽水扬程成倍增加,造成很大浪费,全市每年为此多耗费的电力就有几千万度。水的硬度过高,污染严重,对人的健康不利,也造成燃料、软水剂、洗涤剂等的巨大浪费。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市每年因地下水位下降和水质恶化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达两亿元以上。
地下水位连年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开采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城区、近郊区一千平方公里内,已有各种机井近八千眼。目前,乱打水井,乱采地下水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每年,工厂自备井增加一百眼左右,自来水开采量增加一千多万吨,农业机井也在不断增加。一些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紧急有力措施,控制地下水的开采和水质的恶化,到二○○○年,地下水位将降到七十米以下,硬度达到五十度以上(国家饮用标准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度)。那时,现有的水井将大部分干枯报废,北京城区、近郊区将没有合格的地下水饮用。
如何防止地下水源的枯竭和水质继续恶化?有关部门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行人工回灌,补充地下水的亏空。北京地下水的回灌条件十分优越。城区、近郊区地下被抽干的含水层可以蓄水十多亿吨,相当于一个大水库。这种地下水库同地上水库相比,具有蒸发少、水质好、不占地等许多优点。回灌水源可以利用水库弃水、工厂排出的冷却水以及城市雨水,丰水年还可以使用一些水库蓄水。有计划地搞好人工回灌,就能保证地下水位逐步稳定和回升。
二、改变各单位随便打井、任意开采地下水的无政府状态。今后,城区、近郊区一般不要再打新井。对各个工厂现有的自备水井要统一管理,限量开采。自来水公司要建设以地上水为水源的新水厂,减少地下水的开采量。全市地上水和地下水要统一调度使用,各个单位应当尽量多用地上水,少用地下水,使其休养生息。
三、要象重视节约能源一样,重视节约水源。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一方面城市用水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特别是工业用水,节约潜力很大。工业循环用水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也比不上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北京城区、近郊区地下水总开采量的一半以上是工业用水,每年约五亿吨。如果工业循环用水率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每年可节水一、两亿吨。自己打井取水的工厂,用水不花钱,随便抽,浪费最严重。一些同志提出,工厂自备井要按用水量收费或交税,各单位排放的污水也要按量收费。国家应当把水同煤、电、油一样,作为考核企业的一个指标,限额供应。
四、搞好城市污水的净化和利用。北京现在每年约有七亿吨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沟。搞好污水的净化处理和回收利用,既能节约大量水源,又能保护环境。北京应及早考虑兴建污水处理场。
五、建立水资源管理机构。有关部门提出,北京市应建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还要制订管理法规,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不受破坏和污染。
本报记者 夏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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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黑杨树新品种在泗阳速长
据新华社南京十一月八日电 我国土地上生长最快的杨树在哪里?据中国林学会考察,在江苏省泗阳县林苗圃。一九七五年春天,这个苗圃栽种的四十株引自意大利的黑杨树新品种,短短五年时间,笔直的主干最高达二十米,胸径最大达三十四厘米,单株木材蓄积量最多达零点六七立方米,创全国同龄杨树生长速度的最高纪录。
最近,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林业工作者来这里经过鉴定认为,这种意大利黑杨树新品种具有速生、抗病、生长期长的优良性状,是黄河、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开展平原绿化比较理想的一个优良树种,应当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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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姜营靠植树造林翻了身
深秋时节,我们来到河南省南阳县姜营大队,只见一幢幢新盖的瓦房为绿树所掩映,一块块银花绽开的棉田被林带所环抱,尤其是村西那一望无际的树林,象一道绿色的长城,挡住了为害多年的白河。队干部告诉我们,姜营这个历来被称为“饥荒营”的穷沙窝,如今所以能够翻过身来,是因为找到了植树造林这把“钥匙”。
过去,姜营大队的两千亩耕地,有四分之三处于沙埋水淹的威胁之下。早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农民就认识到,要根治沙荒,非造林不可。他们组织起一个造林互助组,在县人民政府的支援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沿河的沙丘上手扒锄挖,栽下了一棵棵树苗。没想到,一九五五年的一场洪水冲毁了六万株树,过后不久的“共产风”又刮走了九万多棵,苦心经营起来的林场,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一些小苗。在天灾人祸面前,姜营干部和社员毫不动摇,抓林业始终没有松劲。二十多年来,终于在这一千六百亩沙滩上造林一千四百余亩,植树四十多万棵,筑成了一个郁郁苍苍的防护林带。
植树造林为国家和集体提供了木材和其它农副产品。到目前为止,姜营大队已伐木一千七百多立方米,其中将近一半卖给了国家,累计林业收入五十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现在,木材的积蓄量达四千多立方米,可以逐年采伐。
林业的发展促进了农牧工副业的兴旺。防护林带不仅使姜营的农田基本上免除了风沙危害,而且落叶和鸟粪增加了腐殖质,改良了土壤。解放初,这里种棉花很少,亩产皮棉只有七、八斤,去年达到一百九十斤。全大队交售皮棉十四万八千多斤,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一倍多。粮食亩产也由解放初的不到二百斤,步步上升到去年的一千六百斤,今年小麦一季就达八百一十七斤。他们还利用自己生产的木材、砖瓦,陆续办起了面粉加工厂、粉丝厂、肥皂厂等工副业。队里的收入越来越多,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一九七八年人均收入达一百四十二元。
本报通讯员
郑夫瑞 李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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