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人民在盼望
王广尧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指挥员与广大军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汗流在一起，血洒在一起，从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深深地刻在我国人民的心中。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是一场无比艰巨的新战斗。人们多么盼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象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再勇上火线带领群众拚斗冲杀啊！难怪，当蒋子龙同志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立时收到了许多工人来信，他们要求党派乔光朴那样的领导干部到他们厂里当厂长。乔光朴是一个艺术典型，但这样以拚命精神带领群众投身四化的领导干部是不乏人在的。十月九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局长下去当厂长》通讯写的杜远金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放着副局长不干，要求到一个全行业“倒数第二名”的亏损单位当厂长。他在那里，关心群众衣食住行，和工人把心紧紧贴在一起；他刻苦学习技术，由外行变内行，很快取得了指挥生产的主动权；他身先士卒，和工人一起苦干，终于使一个烂摊子进入了先进的行列。事隔两日，《在洮水办点的回忆》又介绍了长征老干部李俭珠不顾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回乡务农，率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的动人事迹。
杜远金和李俭珠两位老同志的模范事迹，使我们心头一阵阵发热，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也使我们对当前某些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们对于个人的地位、职别，斤斤计较，对工作、任务敷衍塞责。群众为他们画了一个像：遇到问题“溜”，碰到苦差“推”，见了好处“抢”。这些同志往往装腔作势，“官话”讲的慷慨激昂，但要他扎扎实实办几件事却很难。而有的人至今还在为自己的子女奔忙，为家庭的现代化竭尽操劳之能事。难怪，群众对这种情况，焦虑地说：如果这样长此下去，四个现代化前景再美，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在向四个现代化奋进的征途上，广大群众正在热切地盼望着出现更多象杜远金、李俭珠式的能拚敢上、身先士卒、全心全意搞四化的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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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划圈圈
老残
划圈圈，这种方法，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何日。我接触到它，是在解放初期。那时在一个党的机关工作，主要负责人是赵、钱、孙、李四位同志。他们中的一位，比如说赵同志吧，想起一个问题，要用党委名义发个指示，就动笔草拟一个电报，在电文上头写上钱、孙、李三个字，送给他们传阅。他们如果同意，就在自己的姓氏上划个圈圈；如果有些意见，就在原稿上面修改；如果不同意，就不划圈圈，写了“此件以不发为宜”之类的话。有时，他们也请人代拟文稿，但审批办法同前。我当时不禁拍案叫好，很想考据一下这办法的发明人是谁，因为它的效率高极了，很快就可把一个指示经过集体研究发出。
现在许多机关沿用这办法，效果仍然是好的。但也有些机关气派已大不相同。那里是科员拟稿，七八个科长、副科长审核，十几个局长、副局长划圈圈，然后交办公厅，呈秘书长、副秘书长划圈圈，最后转呈部长、副部长或者常委、书记划圈圈，一路圈儿圈到底，才正式用印发文。层次多，划圈圈的人多。如果要有关部门会签，那手续就更不胜数了。据说，因为工作太忙，文件太多，有的部长、副部长、常委、书记，是眨着眼睛划圈的，或者是由秘书代划圈圈的。瞧，这比封建时代皇帝御笔亲书“朕知道了”，岂不省事得多，也高明得多么？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某部门在二月间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四月底发出报告，上级机关则在十月份批发了这个文件。时间不长，只有八个月。
于是，还出现这样的事：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重大冤案要平反，文件早已拟好，并经过讨论，就因为划圈圈划不下来，时过半年，文件还未发出。
那么，怎么办呢？不要以为这是区区小事，要解决它还很不容易哩！因为它牵涉到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制度问题，需要进行一番改革。不过，可有一权宜之计，就是请那些不能工作或者不敢负责的划圈圈的同志们，保留现有职位，待遇不变，只是当众宣布一条：退出划圈圈的行列，以后凡有文件不必再送他们划圈圈了。这样，至少可以缩短划圈圈的过程，提高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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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要歌唱！
章枚
“新四军老战士歌咏队”国庆节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表现出这四百多位年龄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的革命老战士在备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以后，在党中央领导下，面对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所产生的无比舒畅和兴奋的心情。我们大部分不是演员，也已几十年不登台唱歌了，但是为了向党和人民群众表示
“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要歌唱革命”的心情，不管刮风下雨，交通不便，工作繁忙，都一次又一次地集合起来排练。我们一共练了九首歌，演出时由于时间的限制，只唱了其中的四首。尽管这四首歌还不足以表现出大家的全部热情，但已使许多听众感动得流泪，甚至把手掌都鼓疼了。因为老年的听众想起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而感到粉碎了“四人帮”后的这次演唱来之不易，年轻的听众则由于看到他们的父辈今天还能这样朝气蓬勃地唱革命歌曲，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次演出的目的，就是要把革命战士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四十年前，我们这些老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由于日寇深入国境，蒋介石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认识到只有投奔共产党，为抗战服务，才有民族的前途，于是辞别了父母兄弟姊妹，有的还辞别了未婚妻，辗转跋涉找到新四军。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集中了十几个师包围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副军长项英同志和作曲家任光同志也牺牲了。但是由于八路军的支援，我军又逐渐壮大起来。一九四一年在盐城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把许多上海的文学家、画家、戏剧家请来当教授，形成了苏北的文艺高潮。一九四一年七月日寇“扫荡”，我们刚成立半年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又被冲垮了，只得改编成两个“鲁艺工作团”随部队行动。在这次“扫荡”中，鲁艺牺牲了小说家邱东平同志、剧作家许晴同志，《黄桥烧饼歌》和《勇敢队》的词作者李增援同志和张炳炎、朱丹、魏征、王海汶等二十几个同志。在革命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有多少战士就是在战场上被不知哪里来的一颗子弹打中，自己来不及想就牺牲了。牺牲在当时似乎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名英雄的气概，不正是值得后人怀念和尊敬的了不起的事情吗？
经过一九四二年比较平静的一年，到了年底，敌人又来“扫荡”了。党为了保存实力，解散了两个“鲁艺工作团”，把贺绿汀、何士德、孟波几个作曲家送到延安去了，把其他专家送回上海，其余的同志下放到连队和农村工作，有些参加了县的剧团。苏北的文艺工作似乎进入了低潮。但是我们还有个“新安旅行团”这个儿童文艺团体在农村活跃着。七个师也都有各自的文工团队，如沈西蒙、沈亚威同志领导的一师文工团就在苏中活跃着。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宣传工作，同时每个人都学会了纺棉花。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一部分同志到东北开辟工作。其他同志在山东的穷乡僻壤里转来转去，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直到解放济南、徐州，经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了上海，才又开拓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那是多么艰苦卓绝的十年啊！又是多么团结友爱、心情舒畅的十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不同于别人的革命回忆录可写，我希望过几年，每个老同志都来写一本。地区是这么大，具体的情况又各有不同，一定会是很生动的。这些回忆录，还应讲参加革命以前，自己在旧社会里如何生活和学习，如何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从不觉悟到觉悟，从没有决心到有决心，如何不顾父母的劝阻去参加革命，如何告别他们，如何找到党的关系，经过什么曲折的道路到达革命队伍，在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又如何有了飞跃的认识。譬如我吧。一九四○年三月初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时，还是一个青年，本来不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实现的，但是看到我国已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相当正规的、纪律严明的军队，认识就有了飞跃的提高，当时写成了《怒吼吧长江》这首歌词并谱了曲。
新四军的文艺工作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的。陈毅同志极其尊重知识分子。他几次写了歌词亲自送到“新四军服务团”来要我谱曲，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一次他给部队作动员报告，同时文工团在前幕后面布景。他基本上讲完了，却回过头来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当他知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开幕时，就又讲了一段。他讲完以后，各个部队都想不看戏了，以便及早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但是陈毅同志命令大家看完戏再走。这令人感到他把文艺工作看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给予同等重视。
我们在新四军工作的时候，创作和演出都没有什么框框和束缚，只要不违反党的政策，写出来就演出，受欢迎的就成为保留节目，不大受欢迎的就自然淘汰了，并不需要层层审查。文艺工作者也自觉地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写作。例如贺绿汀同志用具有西洋音乐特点的大小调式音阶和多次转调的技巧写了一个比较难唱的四部合唱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把它当作“洋八股”来加以批判，相反，当有人提起它的时候，大家都以好感的心情肯定这个作品，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演唱它。我们也同样以怀念的心情想起何士德同志写的最简单的儿童歌曲《亡国奴当不得》。这首歌，新四军服务团的民运队同志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把儿童团组织起来教唱。由于它简单易唱，一学就会，所以流传很广。
何士德同志写的好歌较多，除了这次演唱的《新四军军歌》、《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渡长江》之外，我还很喜欢他的《繁昌之战》、《反扫荡》、《三八妇女节歌》、《我们站在父子岭上》、《当兵把仇报》、《收获》、以至《我们本是一家人》、《新四军万岁》等。这些生动地反映战斗年代生活的歌曲，应当看作是“民族音乐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不论它是八路军的也好，新四军的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也好，只要是优秀作品，都应当受到重视，都应当编成专集或选集出版，由专业合唱团演出、录音、制成唱片，使过去的革命传统及其艺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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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来一个〔中国画〕 郭德福
第6版()
专栏：
马伶（抄自旧札记）
茅盾
《壮悔堂文集》（明·侯方域）卷五，有一篇《马伶传》，谓马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在南京唱戏。那时（指明朝万历、天启间）南京的昆曲班子有数十，最有名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为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
“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
“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
这一故事，说明体验生活是艺术进步的关键，在明朝末年，已有马伶其人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不惜苦功揣摩至三年之久。但在那时，一般艺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李伶或许不自觉地也有过马伶那样的经验，所以他演严嵩时也能令满堂的观众咨嗟移坐。
《鸣凤》即相传王世贞所作之《鸣凤记》。据清·焦循《剧说》，则谓《法场》一折乃王世贞自填词，其余皆王的门客所作。椒山先生即杨继盛，因劾严嵩下狱，后被杀。《鸣凤记》即演杨继盛事。两相国论河套，即严嵩与夏言对收复河套之争论（夏言是收复河套的倡议者，而严嵩揣摩明世宗的意旨，反对夏之倡议。）结果是夏言失败，下狱，后被杀。又据焦循《剧说》，《鸣凤记》刚写成，王世贞请一县官看彩排，县官一看是骂严嵩的，吓得脸色发青，王拿出朝报对他说：“严嵩父子就要治罪了。”据此，《鸣凤记》写于严嵩未败之时，而排演于严嵩将败之日。（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阉〔魏忠贤〕党）有顾秉谦传，其中说“自（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所以说他是严嵩一流的人。
至于鸣凤二字的出处，《诗·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鸣朝阳出此，然与谏诤无关。据《通鉴》唐·高宗欲作奉天宫于嵩山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之。自褚遂良、韩瑷被诛后，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鸣凤朝阳”。这就是《鸣凤记》取名的故典。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第6版()
专栏：
庐山五老峰
金谷
呵！你秀丽俊俏的庐山哟，
可是青天削出的一朵芙蓉？
峰峦岭嶂是一片片花瓣儿
盛开在蓝色而晴朗的天空。
每一片花瓣上写着多少美丽的神话，
撒向这大千世界任人传颂！
——此刻哟，
含鄱口深情而惊异的凝睇中，
我倾倒于这威严的五老峰……
我赞美这天地灵气之所钟，
我赞美这造化奇妙的神功！
——看呵！五个倔强的老人哟，
手臂挽着手臂、肩膀靠着肩膀：
昂首天外呵无私无畏神态从容！
冷眼向洋，把那变幻的风云
严峻地收进那炯炯的瞳孔；
面对那雪压与冰封，
坦然地挺起那宽阔的前胸！
一挺双肩扛起历史的重担，
而不屑于一顾那些霪雨邪风……
我知道老人们漫长的生涯中，
也有过凄凉与寂寞的时光，
忍受着被诬陷、被蹂躏的苦痛！
心儿贮满了献身于人类的愿望，
而又有一时不为人们所理解的苦衷！
看呵！那暗谷中涌来的冷雾，
常在他们身前身后似海沫般喷涌——
而胸中除了祖国之外别无其它的老人，
不慕人世间过眼云烟似的虚荣！
也无惧于人世间翻云覆雨的噩梦！
于是——我听到了老人们的笑声：
雾中的笑！雾外的笑！屏风九叠挡不住呵
声若洪钟，震撼苍穹……
风儿轻抚着鄱阳湖，
有细浪在翻卷，有柔波在轻涌……
呵！这不是山峰！这是中华民族的愿望
凝聚成这亘古不朽的鬼斧神工！
第6版()
专栏：闻者足戒
一举两得
王家甫
甲：老兄，怎么你爱人又要生孩子！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为什么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实行计划生育？
乙：老弟，不瞒你说，这里有一个“窍门”。我们单位的新宿舍快建成了，领导预定的宿舍分配办法是：一家二口分小套，三至四口分中套，五口以上分大套。我四口人只能分中套；添上一口就能分到大套了。
甲：那你的家庭负担不是也加重了？
乙：这不用担心。我们单位历来是按全家每人平均收入水平来评定困难补助的。所以，我家再添上一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第6版()
专栏：闻者足戒
一个样
成山
一天，赵副厂长召集全厂人员大会，宣讲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厂职工要响应党的号召：一对夫妇一个孩！末了，他还加重了语气：“结合我厂当前的实际情况，在分配职工住房这个问题上，一个孩和两个孩一样分房！”
这些天，厂计划生育委员老李特别高兴，她把一份份只要一个孩的保证书送到赵副厂长桌前，说话的调儿都带着笑韵——有领导支持，工作好开展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分房方案用红榜公布了：一对夫妇一个孩的，分房一大间；一对夫妇两个孩的，分房一套二间。老李惊异地用手揉着眼睛，但黄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她马上去找赵副厂长。
“怎么不一样！”赵副厂长连眼皮也没抬，腔调儿拖得老长：“一大间十八平方米，一套二间合二十四平方米，一个孩和两个孩不都平均六平方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