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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游旅馆为何迟迟没有建成？
两年来，国家拨很多钱兴建一批旅游旅馆，至今绝大部分没有建成。主要原因是建筑设计过分追求豪华、讲究排场，致使许多设计方案长期不能定型。
在选址上，各地普遍把旅游旅馆设计在名胜古迹地区，甚至著名风景区的中心，让旅馆成为风景区的主角。这种设计破坏风景，贬低古迹，也易使旅客丧失旅游的兴趣。
旅馆的形式追求所谓“民族风格”，模仿古建筑，筑假山，修天井、水池、走廊等。北京计划盖一个全国最大的旅游旅馆。去年，某设计人员拿出一个“得意之作”：主体为几十层带有各种弧线轮廓的“老摩登”，加上底座、屋顶、面向公路的露天游泳池，外露透明观景电梯，一百余米高的顶层几乎原封不动地搬来了颐和园的“排云殿”。许多设计人员对此设计意见很大，而有些领导干部却倍加赞赏。某些外国人说得好，中国的“民族风格”是“简朴”。不能把盖“大屋顶”、花钱多与“民族风格”划等号。
追求所谓“现代化”。不论大城市，小县镇，设计的旅游旅馆全是高层的。十层不够，还要十七八层。不论东西南北，不顾气候条件，旅馆设计全配上“横线条”的大玻璃窗。不少旅馆内还设计有大会客室、大宴会厅、大电影院。追求立面装饰，外墙贴砖，内面装大理石。旅客是来旅游的，一般只住一两天、三四天，他们的兴趣不在欣赏旅馆的豪华，倒常常对旅馆的服务态度、室内环境及卫生条件有意见。而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有些地方注意不够。有些引以为“骄傲”的，外国人却往往觉得“失望”。有些外国人到延安参观，提出愿意出与住旅馆同样的价钱，住延安的窑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延安开辟一些“窑洞旅馆”呢？
造成旅游旅馆建筑设计追求豪华的原因，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是某些领导干部想借在当地建旅馆的机会，在旅馆内多设一些他们平时可以利用的大电影院、大宴会厅。某些设计人员也想借此“露一手”。目前，世界各国旅游业竞争激烈。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九亿，但每年来华的外国旅客只有几十万。旅游业不能很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旅馆。为改变我国旅游业的落后状况，应尽快建筑一批旅馆。在旅馆建筑设计中，应该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贯彻周总理“要适用、经济、朴素、明朗”的指示。郑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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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停止劳民伤财的互相检查
九月八日至二十五日，西安、兰州两市卫生系统搞了一次联合卫生检查。检查团共有四十八个成员，基本上是两市管卫生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活动本无什么紧急可言，但来去都是坐飞机。检查团在兰州住的是高级宾馆，在西安开始也要求住高级宾馆，因受到基层抵制安排不进去，才住了招待所。
检查团伙食标准是一元三角。听说在兰州期间天天吃的是高级饭菜。在西安期间，嫌招待所饭不好，想出个办法到检查单位吃“招待饭”，一般都吃七八个大菜。我们受委托在西安川菜馆给安排了一顿饭，为了吃“风味”菜，费了很多周折，影响极坏。听说在兰州检查时，一个牛肉面馆招待检查团，要停止对外营业，有位顾客当场质问：这种检查团少来些行不行？
检查团在西安，除参观游览了大雁塔、钟鼓楼、碑林、半坡遗址等市区和郊区的全部名胜古迹外，还到外县去游览了乾陵、昭陵、华清宫、秦俑馆等处。每次出游都是大小汽车一长串，有专人跟随拍照留念。在西安期间，几乎天天看戏看电影，大部分是报销。两市检查团互相代购市面上短缺的商品，有兰州的毛毯、西安的保温杯、两地的名酒名烟等。
卫生检查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检查卫生，但只不过是几十个人拥到一个单位，顺着大路或工作场所的通道匆匆走一趟，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单就饮食行业说，检查了六七天，经过再三恳请征求，兰州的同志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食堂里还有苍蝇，再一条是工作人员衣帽还欠整洁。难道这样的缺点问题，真的还要坐上飞机从西安飞到兰州，又从兰州飞到西安互相检查才能发现吗？检查团检查到哪里，被检查单位要挂欢迎的横幅，要张贴标语，要迎送，要汇报，要招待茶饭。检查到电影制片厂时，要人家招待看了尚未公开上映的影片《卷席筒》。
总之，这种检查活动是很不得人心的。双方互相讲讲排场，摆摆阔气，说上些互相恭维的话，散布些腐朽庸俗的作风，既挥霍了国家资财，又干扰了基层工作，于四个现代化有害无益。
我们觉得，要改正这些背离党的原则的不正之风，首先要从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改起。
听说兰州、西安两市订有协议，以后每年在秋高气爽、冷暖宜人的九月，都要联合检查一次卫生，一直要检查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建议，立即废除这个协议，停止这种劳民伤财、严重脱离群众的活动。西安市饮食公司随兰州、西安卫生检查团服务人员
党生玉 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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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坚决转变作风 当好人民公仆
——熊一福之死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你报发表了《熊一福的死说明了什么？》的案例后，我们立即组织干警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同志们说：粉碎“四人帮”后竟然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我们深感内疚，教训沉痛。
人民法院担负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光荣职责。人民群众向法院申冤，我们应该为人民作主。熊一福因其妻张白玉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大队、公社申诉无效后，在向地、县有关部门申诉的同时，又满怀希望地多次到政法机关陈述冤情，盼望找到为其申冤的“青天”。可是，由于我们对群众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错误地认为张白玉的问题未经法院判决，按公、检、法三机关业务分工又不属法院管辖范围，所以对熊一福的申诉未及时认真处理，致使熊申诉无门，走投无路。这种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造成熊一福含冤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执法机关不忠于职守、未履行好“保护人民”这个根本职责的具体表现。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一个教训。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迫切要求纠正身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申诉、信访大量增加，这本来是大好事，我们应认真负责地迅速处理。但是，我们却感到人少事多，只能慢慢来，对来信、申诉转得多，办得少。例如，熊一福第一次来申诉，我们认为是公社专案组搞的，就转给公社复查；公社复查后，熊不服，再次申诉，我们又将熊的申诉转区委“急查”（区委又将原信转公社）。去年十二月，熊一福、张白玉到法院要求复查时，我们城郊法庭的同志到公社问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些“材料”，片面认为公社复查仍认定盗窃生姜是实，只是数量略有出入，就又放了下来，而没有认真分析研究熊一福再三申诉，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造成熊一福含冤自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应认真汲取的又一教训。
熊一福含冤自杀的严重事件发生后，我们立即报告县委，并在县委领导下及时组织力量迅速查清了这一冤案，为熊一福及其妻张白玉等人公开平反昭雪，做好了善后工作。为了汲取教训，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进行了思想整顿。组织全院干警重新学习三中全会公报，学习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地县委关于熊一福自杀事件的通报，联系实际，找原因，论危害，提高了思想，增强了全心全意当好人民公仆的责任感，决心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重任。
二、加强了信访工作。我们加派了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力量，把信访工作纳入法院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及时解决信访中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同时建立了院长定期接待来访群众的制度，直接了解和解决群众中的一些重大迫切问题。
三、抓紧复查冤假错案工作。我们深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加深了对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同时向县委汇报了复查案件力量不足的问题。县委已决定从县级机关抽调一批力量进行突击，以加快进度。目前抽调的人员已开始工作。
四川江油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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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马车轮胎仍由农村供销社经营为好
马车轮胎原由生产资料公司和农村供销社经营，自去年改由物资部门经营以来，农村干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群众说：“不分情况，一味追求专业化，可苦了咱老百姓。”
过去社队的轮胎坏了，最远跑十里八里，随时可以买到，基本不影响生产。现在物资部门底下没点、没腿，只得不定期地给社队送。有时送去了，社队正好没有钱，或者轮胎没坏。等轮胎坏了，他们又没去，找又找不到。物资部门为了送货，有时一辆大汽车拉着十只八只轮胎跑，浪费也很大。
社队轮胎坏了，只好派人进城联系。我县最远的社队离县城三百里，又是路费又是宿费，还得求“山神”拜“土地”，求熟人挖门子，才能弄到一只车胎。用他们的话说，真是比下车胎还难。
我认为：马车轮胎还是由农村供销社经营为好。
辽宁省朝阳县供销社 何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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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急建议·
管好卖好高秆白菜
为了满足芜湖市人民冬季腌白菜的需要，我们菜农起早摸黑加强对高秆白菜的管理，目前按计划大面积种植的，供市民腌制储存的高秆白菜，普遍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这种白菜上市时间集中，量又大。建议蔬菜公司赶快同生产队研究调拨、销售的准备工作，不要象去年那样，烂掉大量的白菜。
呼吁有关部门今年一定要加强领导，确保今冬高秆白菜畅销无阻。
安徽省芜湖市四山公社四山大队 张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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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从各方面鼓励写短新闻
广大读者和新闻单位都希望多发一些短新闻，可是，目前长新闻占据报纸版面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究其原因，可列上十条八条，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对短新闻还没有真正重视。
其一，报纸版面上不占显要位置。翻阅各报，短新闻，尤其是二三百字的短新闻，单发放在一、二版头条的不多，加上编者品评推荐的更罕见。给人的印象是，短新闻只配跑龙套，不能唱主角。而且短新闻的作者署名，放在稿首的没有，不少变成了无名氏。
其二，领导思想上未予足够重视。有些主管部门和基层领导瞧不起短新闻，把短小精悍与粗陋浅薄等量齐观，认为短新闻
“无斤两”，“没分量”，觉得写短新闻是低能儿所为，业余通讯员搞搞还可以，专业新闻工作者搞这“没意思”，要求专业新闻工作者写“大块头”，放“长爆竹”，似乎只有这样才“震动大”、“有影响”。
其三，稿件报酬上没有“按质论价”。当前新闻单位稿件计酬的办法基本上是“按字数论价”，而不是“按质论价”。写“水分多、血肉少”的长稿比
“水分少、血肉多”的短稿得到的报酬多，使精心写作者和粗制滥造者得失不当，也助长了一些作者短稿长写。
为了用“政策”来调动写短新闻的积极性，我建议：
对于主题和内容重要、写作精益求精、技术处理上有特色的短新闻，不但可上头版头条，作者署名于稿首，还可以框以花边，加上编者按语，甚至配以短评，以示重视。好的短新闻，地方报纸可向《人民日报》推荐，新华社可列为重点稿向全国转发，在编新闻文选时也要给它们留一席之地。同时，稿酬标准也应作适当的改革。今后新闻稿付酬，不仅要看字数，更要看质量，对用最经济、最恰当的文字，把事情写得很清楚，把中心思想表达得很生动的短新闻，稿酬应该从优。果然如此，上下一致，落到实处，我以为将远胜于仅仅停留在“新闻要短些、再短些……”的呼吁上面。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向尚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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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讨与研究
关于畜牧业奖励的两点意见
关于畜牧业的奖励问题，肯定和赞颂的多，而具体调查、分析的少。我想通过一个例子，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奖励条件应符合生产的客观规律和生产目的
奖励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生产者（包括直接生产者与间接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总量，降低产品消耗。某项奖励的效果如何，就要看是否达到了上述目的和达到的程度。
新疆某地委对分管畜牧业工作的县革委副主任、农垦团场副团长、公社和牧场的副书记或副主任等的奖励条件规定如下：
“分管牧业的县、团领导，所在县、团的牲畜年终存栏数要净增百分之五以上；社、队要净增百分之十以上。”没有其他条件。
奖励的办法是，县级干部由地委定，社、场级以下干部由县委定。
奖励标准是：县级干部一等奖二百元；社、场级以下干部一等奖一百元。共分三个等级。
奖励的结果——从今年上半年的畜牧业生产中反映出三个问题：
（一）不少县、团、社、队领导干部片面追求净增率、存栏数，而不顾畜群的出栏率和商品率，使得商品率降低；对上调与收购活畜不积极，宰羔取皮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三十（该地区六个半县为发展羔皮羊区域）。
有一个县，全年活畜收购任务没有完成，占活畜任务比重最大的菜羊收购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比一九七七年减少了百分之四点八，可是由于该县年底存栏头数比上一年增了百分之五，该县兼管牧业的领导干部就拿了二等奖。
有一个县办牧场的党委书记，为了得奖，竟跑到县农办和计委要求改动一九七七年存栏头数，以便压低基数。
有的县还出现了分管牧业的县革委副主任高高兴兴拿奖金，县食品公司却停止两个月供应肉食，城镇居民连续两个月吃不上肉的怪现象。
（二）根据饲养学原理，饲养的牲畜超过一定的年龄和体重以后，饲料报偿逐步减低。因此，要达到经济饲养的目的，必须尽量缩短达到标准体重的饲养期限，淘汰老弱病畜。在草料不充裕的条件下更应注意这一点。但是，有些社、牧场、牧业队的领导干部为了得奖，对该杀的畜不杀，该淘汰的不淘汰，使老弱病畜占畜群总数的比例增大，既给牧工增加了困难，又无代价地浪费了草料，使整个畜群的品质和生产能力下降。
（三）由于片面追求存栏数，惜杀，少出售，又引起了一个后果——生产母畜在整个畜群中所占比例不仅不能提高，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一般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而这个地区一九七八年仅占百分之四十，年中统计仅占百分之三十三。
二、奖励标准不应相差悬殊，更不应按干部级别分等级评奖
这个地区规定县团级干部一等奖为二百元；社、场、大队级干部一等奖为一百元；一般行政干部、技术人员一等奖为十二元至二十元。
众所周知，新疆牧区绝大部分仍然是靠天养畜。畜牧业的增产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论工作，牧工、牧民、基层牧业队的干部和深入畜群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一般业务干部最辛苦；论贡献，他们最大。然而他们的一等奖，却只有县级干部奖金的十分之一。
在这个地区，分管牧业的县、团领导干部除两个是专职的以外，其余都是兼职。多数既管林业，又管水利，又管牧业，一个人抓两三项工作。由于水利关系重大，问题多，所以兼职领导干部一般都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牧业工作上，少数领导干部还有兼而不管的现象。
总之，某个县、团、社牧业增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该县、团、社分管牧业的领导干部起了主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贡献。
这种不适当的奖励条件与奖励标准，造成了上下级不团结，干群不团结，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建议：
第一，牧业奖励条件应有两个指标：一、总增率。以近五年的总增率平均值为基础，要求总增率超过平均值，达到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二、每年根据年初牲畜头数下达的肉食、毛、皮等收购、上调计划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计算肉食应以吨为单位，废除以头、只为单位。每一年肉食上调的吨数必须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五以上。以上两项指标都达到了的县、团、场、社、队才能得奖。
第二，奖励标准应以贡献大小、工作态度、辛苦程度来划分等级，废止以干部级别划定奖励等级。
新疆阿克苏地区畜牧局 王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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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一封批评信的意外结果
近两年来，耳闻目睹的事很多，同志之间交谈，也都说到这些问题。大家对广州社会治安情况和公安干警队伍都十分关心，也有点担心。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骨干队伍、四化的保卫队伍建设好，我怀着尝试的心情，将所见所闻和大家的看法写了一信寄给《广州日报》。四月十一日，《广州日报》回信给我，说已转给广州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薛焰同志。就这样，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约在六月十四五日，下班回家，我爱人拿着一张内部小报惊奇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给《广州日报》写信批评了公安局啦？”她把小报递给我看，果真在小报上用很大篇幅，以《发扬公安机关优良作风》的醒目标题登载了我的信。广州市公安局还专门写了按语，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并号召全市干警结合整顿和加强干警队伍建设展开讨论。第二天上班，这件事在一些同志中间传开了。原来市公安局政治部为此给我局发来文件，表扬我提出的批评建议。下午，局保卫科找我，说：“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想到你家坐坐，请把地址告诉他们。”
六月二十日晚，市公安局的周局长、荔湾区分局的一位局长和新风街派出所指导员，真的上门作客来了。他们认真听了我的意见，并说要一起研究如何把社会治安工作搞好。谈话十分热情，无拘无束。谈话结束时，他们再三肯定和表扬了我的意见。
他们这样认真对待群众来信，虚心听取意见的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这与习仲勋同志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希望所有党委都能这样做，使党内民主得到发扬，使大家都来关心党和国家的事情，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广州市房管局 邓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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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坐收管理费合理吗？
我们公社双井大队最近卖给省药材公司一部分鹿茸。省药材公司当时没给现款，让到本县药材公司领取。大队到县药材公司领款时，应领二千二百四十元，可是被扣去管理费一百六十元。群众知道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药材公司既没有帮助我们找这个生产门路，又没给传授取茸的技术，为什么要扣管理费？”有的说：“编织品生产也是这样。供销社没有帮助采购原料，生产队自己找销路、自己运，可是也要扣百分之五的管理费。这是什么制度，我们实在不理解。”
我们要求对这条规定评一评。县药材公司不做任何努力，只向农民伸手扣管理费，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是否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黑龙江双城县五家公社 唐守礼 关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