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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兴的事业
——从北京市服务业谈起
在首都市场上漫步，在饭馆里吃饭，或者进出火车站，到处都可以在醒目的地方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看到热情洋溢的“服务公约”。整个服务工作的面貌近年来也确有变化，许多服务行业为了方便群众，调整了营业时间，增加了服务项目，增设了服务网点。但是，从人民群众的要求来看，这种改进还显得不够，群众衣食住行中许多事情还没有人去服务。该办而无人去办的事情，该兴而没有兴办的事业，比比皆是。下面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的群众呼声和建议。看来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也是切实可行的。
不难解决的“老大难”
不少住在北京的人都有一个经验，要夏天忙着做冬天的衣服，冬季为夏季的服装奔走。如果到了换衣服的季节，才想到要去做衣服，那就太晚了。今年春天，一位机关干部为了做棉衣去弹点旧棉花，他早晨六点钟来到鼓楼附近一家弹花厂，已经迟了。当天只发五十个号，要四点左右排队才能轮到。后来他托附近的人早起替他排队，才把棉花弹了。
弹棉花难，镶个牙、配个眼镜也不容易。到医院镶牙经常挂不上号，即使挂上号，也要等个把月才能镶上。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西四几家眼镜店，每天天不亮眼镜店门前就出现了“长蛇阵”。四个店一天只发五百多个号，在春、夏季节，开始营业前一个多小时，就把号发完了。大兴县一位社员替上学的孩子配眼镜，两次进城都没拿到号。第三次，头一天晚上就进城，在眼镜店附近的一个门洞里熬了半夜，才把号拿到。有个高度近视的干部，眼镜砸坏了配不上，半个多月无法上班，到眼镜店再三恳求才配上眼镜。
许多群众很不理解，弹棉花、镶牙、配眼镜这样一些服务项目，需要量有限，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多，加工设备并不复杂，劳动力又不缺，为什么一、二十年没有解决，竟成了“老大难”问题？
“自我服务”何时了？
在我们的市场上，常常不是卖主为买主服务，而是买主围着卖主转。拿北京的牛奶供应来说，过去一直是送到门上的。有些人家的门口现在还有放牛奶的小木箱子。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送奶到户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必须“革”掉这个“命”，所以要叫订奶人自己取奶。一九六二年，北京市牛奶公司职工六百七十五人，使用的是三轮车、自行车，可是他们把居民订的十二万斤奶，全部送上门，并且不额外收费；现在这个公司的人员增加了一点六倍，运奶工具换成了机动车辆，居民订奶量增加不到一倍，反而不能做到送奶到门。有的人为了给婴儿取奶，早晨上班前要花一个多小时，跑一两站路去排队取奶，真是心急如火。牛奶公司的现任经理同我们谈到这些时，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正在准备恢复送奶上门的做法。
北京供应的蜂窝煤和煤球一直坚持给居民送到户，这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服务质量也下降了。过去，许多送煤工人替用户送到厨房，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在不少人只送到门前或楼下，用户要动员大人、小孩，用脸盆、土簸箕端回家去，常常弄得煤末飞扬。
人们怀念三轮人力车
北京市各路电车、公共汽车、地下铁道四通八达，看来交通方便。但也不尽然。如果你家有了急、重病人，要送到医院去，就要为“出无车”发愁。记者在阜外医院门口看到不少病人是人背、自行车驮、或者用货运三轮车拉到医院的。在这个医院门口看自行车的李桂荣老太太说，七月里的一个半夜里，她儿子上吐下泻，送医院急诊，外面下着雨，找不到车子，只好在儿童车上绑一块案板，让他躺上，身上盖一块塑料布，推到医院去。北京市每天的急诊病人约三千人，只有一个急救站，二十多辆急救车，十五个司机，每班只有四、五辆车值班。因此，出车条件十分苛刻，生孩子要是难产，发烧要到三十九度以上，并且要出现抽搐。如果用出租汽车，既不易找到，价格又贵。
公共汽车、电车，到后半夜基本停了，夜班车很少，这时候乘火车到北京的旅客，背着大包小包，毫无办法，一些人只好在车站上坐到天明。
据我们了解，北京市各个单位各种汽车是不少的，由于管理分散，使用率很低。比如，北京市各单位现有急救车六百多辆，如果组织起来，与各医院的急诊室配合工作，首都急救事业的面貌便会焕然一新。要是把各单位的货车和大、小轿车都按照社会化的原则统一组织起来，北京的交通状况将会发生根本变化。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人提到恢复客运三轮人力车运输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北京市有客运三轮车一万一千多辆，四百二十多个停车点，七百二十多个小组，遍布大街小巷，随叫随到。还有货运三轮车七千五百多辆、马车五千八百多辆为居民服务，群众感到很方便。但是，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有关部门以有碍观瞻为名，一道命令取消了。一些同志认为，把三轮人力车一刀砍掉是不应该的，目前还应该把三轮客车再推出来。
老账未还新账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服务事业必然要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今后发展的趋势。以电视机修理为例：一九六五年，北京市的电视机只有五万多台，现在已增加到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台。电视机维修业务却没有相应地发展，全市的专修点只有三个，比较熟练的修理工不足百人。西长安街的华波和东四电视机修理部，门庭若市。记者在华波门前半个小时，送来修理的电视机就有二十九台。在这个修理部里，从营业室到车间，地上和货架上堆满了待修的电视机，有的已摆了个把月。此外，录音机、电风扇、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逐渐增多，但是修理点少得可怜，有的还是空白。
服务事业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只要领导重视，提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服务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本报记者 鲍光前 邱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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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深得人心
江苏省的情况说明，对农民大有好处，并促进了工业和外贸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南京十月二十九日电 江苏省财贸系统提供的材料表明，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后，不仅对农民大有好处，而且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外贸出口的发展，改善了国内市场供应。
粮棉和其它农产品提高收购价格以后，广大农民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为城市工业和社队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今年，江苏省夏粮收购量超过国家下达计划一倍以上。粮食部门在安排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同时，增调大批粮食支援工业生产。今年全省工业用粮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工业用油增加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据省供销社反映，其它如棉花，工业用的苎麻，造纸用的稻、麦草，以及许多土副产品，在提高收购价格后，收购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
今年一至九月份，江苏省外贸收购的粮油食品、土畜产品总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五十五，出口创造的外汇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八点六六和百分之五十三。江苏省蚕茧生产较长时期踏步不前，今年适当提高了收购价，有关方面又加强了领导，预计收购量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换汇率高的兔毛，除调高收购价外，每市斤还补贴四元，因而收购量大增。猪肉、禽蛋的出口量更是近年来所未有的：四至九月，全省出口的猪肉、禽蛋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八十。截至十月中旬，江苏省已超额完成了全年外贸出口任务。
过去，商业部门为安排市场供应，对生猪、鲜蛋等产品不得不实行派购，用行政手段规定交售任务。提高了收购价格后，社员积极性很高，不再需要派购了。据商业部门统计，从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全省收购生猪比去年同期多三百二十三万头；鲜蛋多三千四百四十五万斤，不但本省市场供应比较充裕，调给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四至九月调出的生猪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鲜蛋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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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猪鲜蛋收购价高于销售价
商业部门卖一头猪赔二十八元多，卖一斤鸡蛋赔二角左右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九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商业部得知，今年三月份开始提高生猪和鲜蛋收购价格以后，由于销售价格没有及时变动，出现了收购价高于销售价的价格“倒挂”现象，商业部门亏损严重。
据计算，现在商业部门每经营一头猪要赔二十八元多，每卖一斤鸡蛋要赔二角左右。四月到十月全国食品系统仅经营生猪和鲜蛋两项，就亏损二十八亿元。
由于价格“倒挂”而形成的经营生猪鲜蛋越多亏损越多的状况，使得许多地方的商业部门不愿多收多卖。有的食品收购站采取发票的办法，限制农民交售生猪；有的甚至暂时停止收购。福建、吉林、甘肃等省原计划多调入一部分肉食，改善城市和工矿区群众生活，但是由于赔钱较多，就不愿意多调了。有些地方的食品站因为怕亏损，甚至连饭馆用肉也停止了供应。
价格“倒挂”，也使得肉、蛋的供应工作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食肉鲜蛋供应定量高的地区享受国家补贴多，定量低的地区享受国家补贴少；谁吃的肉蛋多谁享受国家补贴就多，谁吃的少谁享受补贴就少。县以下的城镇基本不实行肉、蛋计划供应，这些地区的职工享受不到补贴，还得多花钱到集市上买肉买蛋吃。
猪肉、鲜蛋等价格的“倒挂”，还给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以可乘之机，给市场管理增加了很多困难。有的单位把原来自食的猪卖给国家，又从商店买回便宜的肉。一头猪这样一倒手，既可吃了肉，又赚回二、三十元。有的人甚至从商店买回鸡蛋又卖给国家，从中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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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宁市大力加强物价管理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十月二十九日电 新疆伊宁市最近开展物价检查，针对所发现的问题，采取了坚决的纠正措施。擅自调高的商品价格，已降回到原价。对擅自提价和变相涨价的红卫蔬菜门市部、红旗土产门市部、斯大林街合作羊肉门市部、州面粉厂和绿洲合作理发店，实行了经济制裁，罚了款，并且规定罚款金额的五分之一由企业领导人负担。这些做法，得到各族群众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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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市检查物价边查边改
据新华社济南十月二十九日电 山东省济南市从十月十六日开始的全市物价大检查，采取边查边改正的办法，受到群众欢迎。
南门饭店经营的炸鱼，按进货的价格加合理利润应售九角钱一斤，他们卖一元钱一斤，检查组发现后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并要他们立即纠正。青龙桥饭店经营的炸丸子按质量标准应卖六角钱一斤，他们擅自改为七角，这次也改了过来。历下区东门理发店将收费标准由三级店改为二级店，检查发现后也要他们立即恢复到了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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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记四川仪陇县农村的变化
趋利避害，
农业连年增产
仪陇县地处大巴山余脉，群山连绵，峰浪起伏，是一个水缺土薄、多灾低产的穷地方。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八年中就有二十六年出现旱灾，特别近几年大都是春旱连夏旱，伏旱接秋旱。这里又远离大江大河，大型水利工程少，持续干旱后，不要说插不上秧，连人畜吃水也很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仪陇县委和全县广大群众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地制宜，趋利避害，适当改革耕作制度。
县委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多种准备夺丰收”的口号，把一部分没有水源保证的稻田改种旱粮，并且多种春玉米，提早栽红苕，伏旱到时，玉米已授粉，红苕已结蛋，就能减少损失。改种后，亩产猛增到八九百斤，高的超过千斤。
有水源保证的冬水田，以往只种一季水稻，现在根据情况，改为两熟或三熟。同时，采取了选育良种等增产措施。为了保证水源，积极修建骨干屯水田，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屯水蓄水。全县二十万亩冬水田，已有七万亩改为两季田，亩产量由原来的五六百斤，提高到八九百斤以上。
仪陇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同干旱作斗争，粮食连年增产。一九七七年，春旱接伏旱一百零六天，粮食总产达到四亿多万斤，亩产八百二十五斤，改变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十一年中每年总产量徘徊在三亿七千万斤的状况。去年又战胜一百二十六天的干旱，粮食总产量上升到四亿六千万斤，亩产八百八十多斤。今年春、夏两季又干旱一百多天，但预计粮食总产和亩产仍可超过去年。
这几年，县委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油料。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十年间，全县油菜籽仅增产一百五十七万斤，年平均只增产十五万斤。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共增产油菜籽四百九十多万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四万斤。今年，油菜籽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二百万斤。
靠山吃山，
发展多种经营
仪陇县适宜栽桑养蚕。群众也有养蚕习惯。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里的蚕桑被破坏殆尽。近几年，县委拨乱反正，狠抓桑蚕生产。从县到生产队建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技术指导班子；各队都订立护桑公约，开展了一户一张蚕竞赛；县里对几百里河溪沿岸作好规划，栽植桑林，并且利用荒坡办桑园。现在，全县已有八千万株桑树，每人平均近百株，县里盖的丝厂已经投产。
仪陇这几年抓多种经营，措施具体，讲究实际效果。以往养猪光给社员分配数字，不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头数还是上不去。今年县委研究确定，各生产队可把一些河边、沟沿的零星地块分给社员作饲料地，并且改进了奖励办法，大大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到九月底，全县饲养生猪达五十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十万头；交售生猪收入去年只有一百万元，今年前九个月已增加到二百万元。全县养鸡、养鸭、养鱼、养蜂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日兴公社燎原大队利用河、塘、稻田等各种水面放养鱼苗，今年能产五千斤鲜鱼，收入两千元。县委已在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
丰衣足食，
社员大有奔头
仪陇五谷丰登的兴旺景象，使我们记起诗人杜甫描述唐朝开元年间农村丰盛年景的名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蓝图公社跃进生产队的情形，就有代表性。这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生产队。全队五十三户，一百七十亩耕地，今年能收十七万斤粮食，比去年增收二万斤。去年的口粮是四百七十斤，今年增加到五百斤以上。队长李隆德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空喊‘形势大好’，越‘好’社员肚子越空，手里越穷。今年形势实在好，看得见，摸得着。”
社员们从集体分的粮食够吃，自留地里种的东西就丰富多样了。我们到马鞍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访问，看到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种的有南瓜、海椒、茄子、豇豆、四季葱……。自己吃不了，还挑到集市上出售。以往吃油少得可怜，今年情况有很大改变。
盖新房的户相当多。歧山公社火红大队二百二十户，有一百户正扩建、新建住房，茅屋顶将逐步改换成瓦顶。秋后，全县将有三分之一的社员户要修建和扩建新居。
日兴公社燎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学早，家里劳力多，副业的收入多一些，“四害”横行时，说他是“暴发户”，被抄家，办展览。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落实以来，他们家通过辛勤劳动，又逐渐富裕起来，现在存了二千斤麦子、一千斤玉米，喂了六头肥猪，银行还有一笔存款。整个大队由于集体经济和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较快，成了全公社最富裕的队，家家户户丰衣足食。
本报通讯员 程旭 本报记者 齐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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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增设的激光光导纤维通信试验线通话
北京市电信网中新增设的一条三点三公里长的激光光导纤维通信试验线，已在最近开始通话。电话话音清晰，效果良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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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为什么把二百万斤鲜鱼抛入大海
最近记者在天津市采访，获悉塘沽区的北塘公社把大约二百万斤捕捞上船的鲜鱼和大量秋螃蟹抛入海中。为什么把捕捞到手的鱼蟹又白白抛入大海呢？
塘沽水产局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这里在对虾生产的旺季，向海里抛鱼的事每年都有。”秋汛期间是捕捞对虾的最好时机。渔民们为了多捕对虾，提出“大干四十天，一船不收港”的口号，日夜奋战在海面上。由于渔船不回港，捕捞的鱼、虾越积越多，无法运回。最近两年，外贸部门实行海上收购，减轻了出海渔船的负担。但是由于收购船只有限，收虾不收鱼，而生产队又缺乏运鲜船，所以大批随虾捞上来的鱼和螃蟹只好抛入大海了。
塘沽水产局的同志认为，问题的产生，除了缺乏运输船以外，对渔业生产中的很多实际困难没有认真解决。例如，渔轮本来应该烧每吨一百四十元的农二十号柴油，而有关部门偏要供应每吨二百六十元的零号柴油。仅这一项，塘沽渔民每年要亏损七八十万元。同时，油供应也很不及时，造成渔船加油困难，不能按时出港。另外，渔港制冰能力很低，渔船经常因缺冰而延误渔汛期。大沽渔船闸年久失修，渔港破烂不堪，航道淤塞，渔船进出困难。渔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资供应不足，修船用的钢材、木材缺口很大。北塘公社一个大队为了买一个价值三角七分钱的机器零件，跑了三省一市，竟花了三百多元路费。
塘沽水产区的同志说，本来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由于一些部门和领导没有把渔业生产放到应有的位置上，致使那些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增加运鲜船的问题，如果投资二百六十万元，制造十三条运输船，这个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但是，这笔资金一直没有着落。是真的没有钱吗？天津市水产局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情况：他们每年要从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调鱼供应市场，沿途损耗加上运费，最近三年共亏损二千一百零七万四千九百元。如果拿这笔钱来造运输船，可以造一百零五条，这不仅可以壮大天津市的渔业生产队伍，提高鲜鱼产量，而且可以解决天津市的吃鱼问题。困难在于我们的财政体制。为什么不能改一改那种“有钱买棺材，无钱买药”的奇怪做法呢？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