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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四化放声歌唱
本报评论员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在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蒙受诬陷、打击和迫害的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鼓励他们为四化放声歌唱。这是一件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好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走出了千百年来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深渊，以主人翁的姿态，纵情地歌唱新社会，歌唱党和毛主席的功勋，愤怒地揭露旧社会，控诉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罪恶。他们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战斗的风貌。许多优秀诗篇，为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然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把各民族久经琢磨、为人民所珍爱的民间艺术，统统打成“封资修毒草”，对各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施行残酷的迫害。座谈会根据党的政策，郑重宣布：凡是因为唱歌、创作民歌和参加民族节日歌唱活动而蒙受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迫害的民间歌手、民间诗人，要一律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妥善安排。
各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是本民族文艺的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歌唱经常联系着千百万群众，他们是群众的良师益友，是人民忠实可靠的代言人。在各族人民群众中，他们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主管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落实政策，为蒙受迫害的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才能调动他们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农村和牧区，无人过问这件事，这种状况需要迅速改变。
各族人民世代创造的口头文学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优秀的作品应该有重点、有步骤地积极组织人力进行抢救，用科学方法记录下来、保存下来，这对了解各民族的历史，研究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都有重要意义。民族歌节，是本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应该积极恢复，不应该随意取消。只要善于正确引导，它可以完全变成宣传党的政策、丰富群众文艺生活、促进新民歌创作的有益活动。目前，有的地方不敢放手让群众歌唱，甚至还在禁歌。这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左路线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的指导方针，是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稳步前进。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我们当前提倡大唱社会主义新民歌，就是为“四化”这个最大政治任务服务。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是很宽广的，不能片面强调“唱中心”、“写中心”，搞得那样狭窄。我国各族人民都有自己民族的艺术特色和欣赏习惯，决不要强求一律。列宁曾指出：党的文学事业，“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指出：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因此，要允许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有这种创作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要允许歌手唱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为我国实现四化的豪迈事业而引吭高歌，是民间歌手和民间诗人光荣的历史使命。民间歌手们，放开歌喉纵情歌唱，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民间诗人们，插起理想的翅膀，为新长征路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写出最新最美的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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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培养民间歌手的？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
云南是一个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边疆省份。建国以来，我们在重视培养这些民族的歌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充分重视对民族歌手的培养。我省许多地方的宣传文化部门，都很重视民族歌手的培养，曾先后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了“赞哈”协会和“大本曲”艺人协会，还在瑞丽等县建立了民间文学小组，组织歌手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提高他们的文艺理论修养，对他们的创作给予热情、具体的帮助，充分发挥这些民间艺人在团结教育各族人民中的作用，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一九五八年，勐海县委让傣族老歌手康朗英到流沙河水库深入生活。他亲眼看到了工地上的动人场面，感受很深，创作出长诗《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在创作《傣家人之歌》的过程中，作协昆明分会专门派了一个干部，陪同他走访了整个西双版纳，让他亲眼看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才写出这部优秀的长诗。傣族老歌手波玉温受佛教的影响，在创作长诗《彩虹》时，对自己所写的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不敢进行批判，后来对他进行细致、耐心的帮助，他的思想有了转变，才对这个特务加以揭露和鞭挞，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水平。云南许多歌手创作的新作品，之所以受到本民族和各族人民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反映的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
二、在培养民族歌手的工作中，采取抓点带面、以老带新的办法。在二十几个民族中，我们先抓了白族和傣族的歌手，接着又抓了彝、纳西、傈僳族的歌手。这样，就把全省各个民族的歌手都发动起来了。在一个民族中，我们也是先抓重点歌手。如傣族老“赞哈”波正温、康朗英、康朗甩三人是师徒关系，在“赞哈”中影响很大。他们三人中以康朗甩思想比较进步，我们就先抓康朗甩，翻译、出版了他的诗集《从森林眺望北京》，从而带动了波正温、康朗英。由他们又带动了西双版纳的“赞哈”。在短短三、四年中，就涌现了三百多名新老“赞哈”，创作了二十多部长诗。此外，白族的老歌手张明德、杨汉，纳西族的老歌手和顺莲、和锡典，傣族老歌手庄相，对发动本民族的歌手，都曾经起了带头、骨干作用。在老歌手的带动下，全省已出现知名歌手一千余人。
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云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解放前夕，有的民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尚处于奴隶社会，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残余阶段。因此，各民族的歌手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曾设有
“赞哈”制度，领主每年要组织赛歌会，在会上选拔“赞哈勐”（即一个平坝地区的“赞哈”头头）。被封为“赞哈勐”后，领主即分给他份地作为俸禄，“赞哈勐”即管理各寨“赞哈”为领主歌唱，学习傣族的“贝叶经”。他们不仅受领主的支配和影响，也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第二类，如彝、哈尼等民族的歌手，有的又是“贝玛”和“毕摩”
（即迷信职业者，类似巫师），具有两种职能。第三类，如白、傈僳等民族的歌手，则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以劳动为生。有些同志对第一、二类歌手不能正确对待，加以歧视，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些歌手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是本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应对他们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使大多数的歌手站到人民这一边，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活跃群众文娱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摧残民族文化，不仅把成千成万部民族长诗和民间故事等手抄本、书籍毫不留情地投之于火，还对各民族的歌手残酷迫害，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极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民族歌手得到第二次解放，现在政策已基本落实。但有的地区又规定歌手不准唱传统民歌，只准唱新民歌，不准唱情歌，只准唱政策歌，不准过歌节等等，违者扣工分，罚义务劳动。这些都是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我们决心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让各民族的歌手在新长征路上，为实现四化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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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织专门班子
积极搜集和整理民族民间文艺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族民间文艺，在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些年被撤销的自治州民族歌舞团，以及各县的花灯、汉戏、辰河高腔等地方剧种的剧团，先后恢复了演出。土家族、苗族人民传统的“赶秋”、“六月六”、“清明歌会”，以及苗歌、山歌、民歌、“打溜子”、“座唱”等民族民间文艺活动，也在全州城乡开展起来。
自治州文化部门不久前成立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艺的专门班子，并且已经搜集到了大量的山歌、苗歌、民歌、地方戏曲曲牌以及寓言、童话、故事等资料。其中民族音乐优秀唱段的录音，就可以放十五个小时。自治州还通过举办民族民间歌舞会演，开展搜集、整理民间文艺的工作。在被誉为“民歌之乡”的桑植县，已经把老艺人、民歌手们掌握的两千来首山歌、民歌、劳动号子、花灯曲牌、小调、风俗仪式歌、地方戏曲音乐、宗教音乐、器乐曲牌和民歌歌词录了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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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节地区民委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
组织力量抢救、整理彝文文献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积极组织力量抢救、整理彝文文献。
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彝族人民不仅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而且用自己的文字编写了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宗教等著作。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毕节地区专门建立了彝文研究翻译组织，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余年间，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不但使彝文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中断，而且已翻译出的宝贵文献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化为灰烬。一九七七年，毕节地区民委为了抢救彝族文化遗产，重新成立了由对彝族历史和古彝文很有研究的罗国义等七人参加的彝文翻译组，继续从事彝文文献搜集和翻译、整理工作。一年多来，他们已经翻译整理出有关彝族奴隶制和手工业方面的历史资料，同时编纂了《彝文字典》等，共约二十二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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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霍城县果子沟牧场哈萨克族阿肯（民间歌手）别里根，今夏走遍天山乌宗布拉克草原，热情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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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庆献礼演出第十四轮开始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六日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第十四轮今天开始。
这一轮共上演九台节目。其中有湖北省话剧团演出的六场话剧《大江东去》，它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董必武等同志在武汉同汪精卫及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事迹为题材，在舞台上第一次塑造了董老的艺术形象；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六场话剧《唐人街上的传说》，它是第一个描写华侨生活的戏，反映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华侨的爱国精神。
参加这一轮演出的还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权与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政治部歌舞团的五场歌剧《琵琶行》，福建省龙溪地区芗剧演出团的八场台湾歌仔戏《双剑春》，山东定陶县两夹弦剧团的《相女婿》，河北邯郸地区平调落子剧团的《相亲记》，河南省曲剧演出队的《逼婚》，中央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的三幕芭蕾舞剧《鱼美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和江苏省歌舞团的音乐舞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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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要嘴巴抢不去，留着还要唱山歌！
——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侧记
“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到北京！”当记者来到民间歌手中间，他们一个个指着香山饭店干净的屋子和雪白的被褥说，能在过去皇帝住的地方睡觉，自己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抚今追昔，不禁回想起在“四害”横行的年月里所经历的劫难：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文艺受到摧残，恰似下了一场冰雹，田野里没了歌声，牧场上不见跳舞，马头琴断了，冬不拉哑了——有多少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民间文学遗产成了“毒草”，遭到浩劫，又有多少演唱它们的歌手因此成了罪人，受到迫害！甘肃保安族歌手马黑娃，有一次和妻子上山，唱了一支山歌，结果被关押了六个月。贵州布依族女歌手黄米石念因唱民歌被判三年刑，劳改十年，今年才平反。演唱、抢救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有功的柯族著名歌手朱素普·玛玛依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圈，给打破了脸，摔掉了牙，小肚上被长皮靴踩成终身残疾。黑龙江锡伯族民间诗人高凤阁被戴上“走资派”（他是生产队长）、“反动资产阶级文人”的帽子，遭揪斗，他老妈妈被逼得上吊，差点丧了性命。蒙古族歌手波·都古尔惨遭打气、灌辣椒水等酷刑，被打断四根肋骨；还有的甚至被打死……一桩桩一件件，罄竹难书！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中，凡是在当地有些影响的，几乎无一幸免。从“歌仙”刘三姐家乡来的一位歌手愤怒地说：“唱歌还有罪，这是什么时候的王法？”
唱歌有功
三十年来，各族民间歌手、诗人到底是有功还是有罪？历史早已作了公正的结论。广西壮族歌手李少庆对记者说，在清匪反霸的时候，部队在东兰县包围了一股土匪，因为里边裹胁了不少群众，不好强攻，喊话又听不懂，好几天也解决不了。后来，当地歌手陈国贤把我们的政策编成山歌唱，瓦解敌人。结果，士兵们认清了前途，掉转枪口干掉了土匪头子，向人民投诚。李少庆本人既是歌手，又是劳动能手。他所在的地方，生产条件差，他用山歌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鼓舞大家改天换地。今年，他们生产队获得丰收，上级奖给生产队一台手扶拖拉机。李少庆六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湖南土家族歌手田茂忠，解放以来唱了万千首民歌，歌词大都是他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创作的，群众都喜欢听。被推选为县调解委员的贵州苗族老歌手唐德海，不仅唱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还用山歌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劝人改邪归正，调解了许多民事纠纷。群众说：“告娄（公公）唐一唱歌，生产就起劲；告娄唐一念词，疙瘩就解开。”三十年来，各族民间歌手歌唱党，歌唱领袖，歌唱社会主义，歌唱新生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发挥了特有的巨大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地处边疆僻地，文娱生活比较贫乏，唱歌跳舞在许多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鸟儿离不开翅膀，藏胞离不开歌唱。”“没有赞哈，就象吃饭没有盐巴。”在西藏，人们都给歌手送羊肉，赠酥油，献哈达，非常热爱尊敬他们。新疆维吾尔族歌手、六十六岁的夏买满提，能弹会唱，出口成章，群众都要求多给他记工分。前边提到的李少庆自豪地说：“要揪斗我的时候，群众闻讯赶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我，说‘谁敢动我们歌手一根毫毛’？结果把来揪斗的人反而给拉上台去批判一通。”这些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歌手，大都是不拿工资，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替人民歌唱的群众。他们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民间艺人是各族民间文学遗产的保存者。一个好的歌手能唱出本民族上百成千首流行的民歌，把它们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部部可观的珍贵诗集。他们还能运用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创作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作品。有不少优秀歌手到过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赞扬，被誉为“人民的歌手”。
“给我们唱歌的自由”
人民歌手，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传播者、宣传者，是人民群众的良师益友。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他们，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不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有些地方还迟迟不为他们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位代表说：“干部有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政策，我们民间歌手呢，难道就不需要落实政策？”另一位歌手说：“我们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们唱歌的自由。”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藏族歌手、原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扎西，被迫害致死，直到现在当地某些领导还说他“有缺点错误”，未予平反。内蒙古著名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是党一手从一个为牧主放羊的苦丫头培养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在一九五五年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长调民歌第一名金质奖章和奖状。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的高音喇叭”，给“扫地出门”，赶到呼和浩特远郊的一间半破房里，有关方面至今仍不给解决住房问题。云南傣族民间诗人庄相被扣发的近一年的工资也尚未补还。有些知名歌手直到这次点名要他们到北京开会，当地才草草给平反了事。至于那些没有职称，没有级别，不拿工资、与劳动人民朝夕相处的民间艺人，落实政策就更难了。他们的问题往往被推来推去，无人过问。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四人帮”虽打倒了，有些地方的群众还不敢放声歌唱，自由跳舞。西藏今年的藏历新年和望果节，歌舞活动比往年开展得好，但领导同志没有表态，大家还有些怕。有的地方跳“果谐”，只有当书记进去跳时，大家才放心跟着跳；还有的跳圈舞时，要领导写个“同意”的纸条子，以免过后找麻烦。我们有些领导者为什么对群众唱歌跳舞顾虑重重呢？无非是其中有些爱情色彩在里头，以为这便“不健康”，有伤“大雅”，有失“体统”。情歌就不可以唱吗？一位凉山彝族歌手说：“你们在城里有公园，有戏院，有地方谈情说爱。我们在山沟沟里，隔山相望，唱唱山歌，表达感情，为什么就不行？”一九七八年，在莲花山还发生了民兵强行禁止“花儿会”的事件；柳州鱼峰山，在传说刘三姐赛歌的地方，有人又挂出了“禁唱风流歌”的牌子。一位刘三姐家乡来的歌手告诉记者：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时，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英雄凯旋。有一年轻姑娘用歌声迎接她支前立功回来的未婚夫，刚唱了没几句，一位县委领导同志立即上去禁止：“不许唱风流歌！”结果遭到姑娘据理驳斥。这位同志不甘心，又见她带有一条要送给爱人的手绢，“情帕！”一把就抓过来。姑娘来抢，几次没成功，急了，就朝这位“县大人”手上咬了一口。
“这一口咬得好！”几乎所有听说过这件事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作出评判。只是不知道这一口能不能使那些至今思想僵化的人惊醒过来！
为四化放声歌唱
“只要嘴巴抢不去，留着还要唱山歌。”许多民间艺人即使在遭受迫害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歌唱，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他们尽管吃了不少苦头，受了很多委屈，今天却并不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而是满怀激情，放声歌唱。这些少数民族的歌手，大都是从封建主、农奴主的鞭子底下挣扎出来的，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把吃的“二遍苦”，受的“二茬罪”都记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曾经被打成“四旧头子”、扛着草人游街的苗族歌手、七十九岁的唐德海就作歌唱道：“地下开裂泥巴补，乌云散开太阳出；受点折磨不要紧，留着老命上歌台。”这次座谈会期间，代表们瞻仰了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大会，受到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起照了像。许多代表激动得热泪滚滚，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期望，为抢救民间文学遗产、培养接班人多作贡献，为四化继续放声歌唱。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连人口最少的赫哲族也有内容和形式比较丰富的传统歌谣，仅人们熟知的长篇说唱“伊玛堪”，就有五十余部之多。不少世代相传、家喻户晓的长篇说唱和叙事史诗，不仅是文艺作品，而且是各民族的百科全书，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而这些“传家宝”由于好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所以至今大都只流传在口头上。民间原有的手抄本，经过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浩劫，大都化为灰烬，如今比较全面了解、熟悉这些民族艺术遗产的人已为数不多了，而且年事已高，面临人亡歌止的危险。赶快抢救艺术遗产，已是十分紧迫的事情。曾被迫交出了几部约十几万字的《格萨尔》手抄本的青海藏族歌手扎西格勒告诉记者，他没有灰心，回去后一定积极尽力从事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把后半生献给《格萨尔》。（《格萨尔》是一部藏族史诗，估计长达一百万行，千万余字。）因演唱、抢救《玛纳斯》遭受摧残、曾发誓永远不再唱《玛纳斯》的柯族歌手朱素普·玛玛依，当记者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容光焕发，又在演唱《玛纳斯》了。有关部门已将他接来北京，一起从事抢救《玛纳斯》的工作。过去是他唱别人记录，现在他自己也用柯文记录，加快了进度。目前已重新记录了九万多行，准备明年上半年将这部二十万行的宏大史诗全部记录完毕。对于那些确有贡献的民间艺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的。
老歌手们不仅为抢救文学遗产而努力，还操心着如何带好徒弟。蒙古族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因受折磨而精神失常，经过积极治疗又重登歌台了。为了培养更多的新手，她主动要求到艺术学校去任教。在座谈会上，她和许多老歌手一致表示，要为培养出更多的新民歌手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歌剧《刘三姐》歌词作者之一、壮族诗人黄勇刹，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伴唱、白族歌手赵履珠，工人民歌诗人黄声笑，安徽的“刘三姐”姜秀珍，一个个都是精神振奋，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劲头。许多歌手在会议期间就创作出不少新的作品。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向前看，朝前走，争作贡献，正是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广大代表的精神写照。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落实政策，解放思想，让歌手们更好地为四化放声歌唱。”全国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如果说文艺要百花齐放的话，那么，人民需要各民族民间文艺这枝花。”在党的民族政策、文艺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祝愿这枝花在新长征路上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会议胜利闭幕了，代表们一路歌声来，又一路歌声去。人去歌留，至今还有一曲回旋于耳：
春天播下千支曲，秋来喜收万担粮。
唱出苗山花万朵，迎来四化下天堂……
本报记者 蒋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