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祖国万岁
春天的路
——广东大沙田纪行
野曼
久违了，大沙田！
我走在通往师兰大队的大路上，心里灌满了花香。纵目眺望，大路两边，繁花簇簇，如云似雾；水田波动云飞，秧地一片新绿；几株木棉满树红，把天都染赤了。这一切，使整个大沙田都变得生机蓬勃，春意绵绵。过去吟唱了多少年代的“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的诗句，早已被春雨涤荡得无影无踪了。
最富有诗意的，莫过于大沙田的自行车了。我曾特别为它画过素描。天将破晓，雾薄月朦，车铃“叮叮”，人影绰绰。朝阳初绽，你才发现阳光闪烁的拖拉机路上，亮晶晶的自行车，一辆咬着一辆，飞驰而过，络绎不绝。自行车上，男的在前面蹬着，女的在车尾架上坐着。那到镇上赶集的姑娘们、阿婶们，象喜鹊喳喳似地，花衣飘飘，笑声飞溅。她们肩上挑着的鹅鸭，伸长着颈，参加了她们的合奏。那些到田间去的，却又是另一番情景：坐在车架上的妻子，肩上荷着锄头，手里提着粪箕……
一棵大榕树下，摆着一排一排的自行车，车上披着一件件汗水湿透的衣裳，在春风里飘动。那里人声喧闹，有一群社员正在插秧。我正看得出神，蓦然从水田里跳出一个汉子，向我招手。他一转身，裤口挂着一架自行车，把车拖倒了，刹时哗哗啦啦地倒了一排。我奔上前去一瞧，原来是师兰大队的队委兼农科站的站长阮添。“噢，我正打锣找你呢！”我一边帮他扶起自行车，一边笑着：“你们出工也坐车啦！”
“是呀，四化开了路，好戏还在后头！”老阮笑着说。
“你嘛！家里都闹现代化哩！”几个青年嘻嘻哈哈地笑着。
老阮双眼瞪着那几个青年：“都象你们只顾家里化，化，化，行吗？”他虎着脸：“嘿，真是鬼迷心窍。”老阮深有感触地告诉我，队里有些青年丢开了生产，千方百计捞钱，搞什么“家庭现代化”，连什么“发型”、“服式”也说要“现代化”了。老阮一席话，使我想起最近传说他与妻子闹出的一场风波来。
老阮是个共产党员。有人说他就象一株水松，朴实无华，终年顶风击浪，屹立在涌边，护卫着沙田。初次到他家歇脚，我不开口，他便闷坐着。他老婆带娣还笑他嘴笨，我看他却是大巧若拙。每次和他谈起村里的事，他总是有纹有路，黑白分明。去年秋末，却传说他爱人因为买自行车没有买成，和他闹了矛盾，竟赌气奔回娘家，他向邻家借了一辆自行车，飞车追赶。半晌工夫，他浑身汗水，眉头打结，带着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回来了。
想起这出也许还没有“谢幕”的喜剧，我想找老阮聊聊，没想到他忽然邀请我到他家歇脚，我一口答应了。我决定到大队部走走，然后到他家去。路上，我想着这自行车风波，不禁又想起那“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苦难岁月。
多少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先辈们在这沧海撤退后的处女地上，刀耕火种，披荆斩棘。他们熬干了血汗，最后还是露尸荒郊，把瘦骨嶙峋的躯体，交回给贫瘠的土地。那时谁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这土地上会电光闪灼，机械轰鸣，金稻满野。老阮和他的父亲就是这苦难历史的见证。老阮曾告诉我，从他父亲那一代起，这村子才只有过一辆进口的自行车。那是地主家少爷在城里读书用的。老阮的父亲在地主家做工，因为沙田堤面坎坷不平，每逢寒暑假，他便到镇上去帮少爷把车子背回家来。老阮那时年纪还小，见了车子，便问爹爹：“什么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东西？”爹爹总是摇摇头说：“而今是地主骑车子，车子骑我啊！”经过多少风云变幻，大沙田呵，才从“年年肠断”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第一次看到了艳阳似火，一片新绿，呼吸到令人心怡神荡的初春气息。解放了的大沙田，已成了一块奇珍瑰宝！祖先们地下有知，也该含笑瞑目了吧！
大沙田的第三十个春天到来了。古话说，“三十而立”。年华三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立志四化，大沙田该有更光辉灿烂的未来。此刻，我漫步在沙田路上，真是思绪万千。去大队部转了一趟，出来已是丽日中天。我匆匆赶去老阮的家，只见带娣和她的婆婆正在做饭。
“哎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稀客哩！”带娣以欢乐的笑声迎接了我。
“老阮还没回来呀？”我问。
“他那双八字脚还不知道在哪地头哩！”她狡黠地回答我。
“怎么，他出门不坐自行车呀？”我故意逗她。
“唉，不是我骂他，真是天生一双铁脚板。”老妈妈也接声说道：“就是嘛，人家当干部的出门都坐车，他呢，偏偏要走路，又不是我们买不起……”
“妈，别说这话啦！”带娣截断了婆婆的话，“我们不能和人家比，阿添是党里的人，又是干部，要四化，脑子得先开化嘛，我们暂时不买……”
“什么脑子开化？”我笑着问。
“你也来考我？”带娣扬起双眉，笑着说，“就是要先为四化想呗！”
“对啦！一切要首先为四化想！”
老阮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门口了。我顿时感到屋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你成日里就是化，化，化，一出家门什么都忘了！害客人在这里坐冷板凳。”带娣一迭连声地说道。
老阮只是憨厚地笑着，我给他解围说：“我感到这里不单板凳是热的，人也是热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午饭后，我和老阮在他家门口的一株凤凰树下聊天。我问起关于他的“怕老婆”的故事，他呵呵地笑了。过了一会，他才解释道：“哪是怕她？我也忙中有错。”他告诉我，去年两造增产，秋收分配以后，带娣看见人家在闹什么“三转两响”，她也动了心，每逢到镇上去，总要到百货商店去瞧瞧。一天晚上，临睡前她忽然提出，她搞到了一张自行车购买证，要老阮过几天和她一起去赶集，先购一辆“凤凰牌”，顺便送她回娘家一趟。他这时心里却在谋划着农科站购买试验仪器的事，只是支支吾吾的应着，慢慢就睡着了。过了两天，刚吃过早饭，带娣喜滋滋地向他伸出手来，问道：“钱？”他却答非所问：“哦，要钱干嘛？全拿给农科站买试验仪器了！”带娣一听，脸色陡然变了，说：“怎么？你口花花，说了不算数呀！”他愕然问道：“我说什么来？”带娣气得跺起脚来：“装得好象呀！前晚你答应买自行车，送我回娘家，就忘了？”这时他才想起前晚她谈过买自行车的事。他正想解释，可她已冲出门外，赌气地走了。
“怎么？过去她从来没说过买自行车的事么？”我问。
“唉，她倒嘀咕过几次。也难怪，这是她做梦都想着的事，可是，镇上刚到一批农科站的仪器，是热门货呐，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心里一急，把什么都忘了！”象这样“忘了”的事，老阮从来是我行我素的。对于梦寐以求的事，他也是锲而不舍的。我常常想，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若是出于公心，即使想望一旦幻灭，它仍将使人获得更坚定的追求的力量；相反，如果是出于私心，这“幻灭”却将给人加倍的痛苦，甚至万念俱灰。我对老阮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哈，你说的对又不对！”老阮笑着说，“带娣虽然曾为此痛苦，却没有万念俱灰。”他告诉我，那次带娣从娘家回来，还跟他进行过一次有意义的争论。当时，老阮看见她气平了些，便向她解释：把钱先给农科站，是临时急需，一时心急，才忘了和她商量。还和她说：“只有农业现代化才能使我们举步登天，万世兴旺呵！”
带娣见他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心不由软了——其实，她是最知道丈夫的，可是哪一个女人也都会在客人面前显显能的。现在，他们两双赤脚，都站到了一个高地上。夫妻就这样和解了。
老阮从带娣手里接过铁铲，起身向我告辞，说：“你先休息一会，我和阿娣料理一下农科站的试验田就回来。”他俩肩并着肩地出门了。一种感觉刹时闪过我的脑际：生命之花，是很难以大自然的花卉比喻的。往往思想上的一次升华，它便如浴春风，开得无比灿烂，异彩纷呈。站在我面前的带娣，不就是这么一朵初开的花么？
他们向春色盈盈的田野走去。闪光的脚印，撒落在宽阔的拖拉机路上，和无数车轮的印辙交织在一起……
春归何处？请看沙田路。一串诗句刹时涌上心头。我从门角里拿出一把铁铲，踏着他们的脚印，奔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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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人心魄的艺术
——观《凯绥·珂勒惠支作品展览会》有感
江丰
鲁迅先生在他临终前的那一年（1936）春天，以巨大的热情写道：“……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录自《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当我步入展览厅之后，鲁迅先生深刻的评论象“画外音”，始终伴随着我行进。
我在想：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并且参观这次规模盛大的展览会，那该多好，他老人家该多高兴……
我在想：冲破种种黑暗压力的中国革命人民，不能忘记鲁迅，不能忘记凯绥·珂勒惠支……不能忘记这些先辈以无比愤怒进行战斗的历程，他们伟大的艺术实践，至今仍在鼓舞着我们不断革命，仍是全世界一切在苦难中的人民摆脱苦难命运的一股精神力量。
无论是鲁迅先生的笔锋或凯绥·珂勒惠支的刻刀，都在激发我们，并且唤起我们非常严肃的思考：文艺决不是为了有闲者的赏心悦目。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是近代德国的一个伟大代表人物之一。她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版画家，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她的作品（版画、素描、雕塑）展出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这个展览会，意义是很大的。正如负责筹办展览会的德国外交学会理事长哈恩教授在展览会开幕仪式上所指出的：“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具体地说，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文化交流以来，该展览会是第一次正式向贵国介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艺术作品。”这对发展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文化交流，肯定能起推动作用。所以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和重视这次展览。
凯绥·珂勒惠支是中国进步文艺界的老战友，她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她为中国文艺界所熟悉、钦佩，她是我们亲切而又尊敬的一位艺术家。我想，从以下几桩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三一年，中国五个左翼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七十高龄的凯绥·珂勒惠支以极大的悲愤，在抗议书上也签了她光辉的名字。
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把凯绥·珂勒惠支的一幅描写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的木刻画《牺牲》，投刊《北斗》文学杂志，作为对遇害作家之一柔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的“无言的纪念”。这是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鲁迅先生对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非常热爱，他曾从德国邮购她的好几本版画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他得到了私人很不容易得到的有作者签名的一组《农民战争》铜版画。一九三二年，鲁迅先生在上海亲自筹备两次德国进步版画名家的作品展览会（一次在德国书店展出，一次与春地画会联合展出），他收藏的艺术珍品《农民战争》也参加了展出。
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对木刻讲习班的学员说，他曾托人（可能是当时正在德国并与凯绥·珂勒惠支友善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请求凯绥·珂勒惠支刻制中国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组画，可惜由于她不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未能实现鲁迅先生的愿望。
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在病中，以珂罗版精印大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百零三册，并亲自撰写长篇序目、设计版面、校样和编写书号；为了扩大版画的读者，还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了普及本。编号本一部分是分送各方友好和美术界的，又嘱冯雪峰同志托人带一册去延安赠送给毛泽东同志，这表示鲁迅先生对凯绥·珂勒惠支艺术的重视程度。
鲁迅先生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艺术介绍到中国，启发了中国早期的革命木刻运动的开展，并且在美术青年中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位艺术家如此真实动人地刻画下层人民的苦难、流离、疾病、饥饿、死亡和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生活，同时她也热情歌颂着他（她）们的愤怒、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反抗的战斗精神，向现存制度开战的英勇行为。这些形象的塑造，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使之更典型化了，表现出了劳动群众坚强的意志、信心和力量。这类取自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的题材和表现这类题材的特定创作方法，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从取法，在当时的欧化艺术中也很难见到，因此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就成了中国革命美术青年们争相学习的榜样了。她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美术，具体说，是鲁迅先生提倡的中国新兴木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饮水思源，凯绥·珂勒惠支的作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要在中国新兴木刻史上给以一定的地位。
凯绥·珂勒惠支的确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她青年时代就接触社会主义的著作，她这种坚定的政治信仰，终身锲而不舍。这就决定了她在艺术上把高度的同情和深厚的感情献给劳苦人民，并且表现得极其真切深沉。著名德国作家霍普德曼给她的书简写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入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在艺术上如此激动人心的描绘，过去的艺术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就是描写历史题材，如《织工的反抗》、《农民战争》等作品，也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成了人们认识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对当时德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当《织工的反抗》于一八九八年在柏林的艺术展览会上展出时，立即引起进步人士的热烈赞扬，八十三岁的门采尔（德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主张授给凯绥·珂勒惠支以金质奖章，这个提议遭到国王威廉二世的坚决反对。官方不满她的作品，把她的作品看作是威胁它们统治的可怕事物，报章评论：“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统治阶级的贬抑和歪曲，恰恰从反面证明：凯绥·珂勒惠支是一位从没有忘记要求变革社会现状，并且始终为此战斗不已的伟大艺术家。
在任何遭遇下，凯绥·珂勒惠支都没有放弃她那谋求劳动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崇高信念。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她在这年除夕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看到了光明，并呼吸到空气了”，她激情地欢呼祖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她的希望落空了，大资产阶级勾结无耻叛徒暗杀了工人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革命失败了。李卜克内西被杀害后，她立即赶到殡仪馆画速写，创作了工人群众哀悼自己领袖的木刻画，向杀人犯表示抗议。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匪徒把凯绥·珂勒惠支赶出普鲁士艺术学院，剥夺了她教授的头衔并禁止她的作品在展览会上展出。有人劝她离开德国，她却留下来，与劳动人民共命运，继续以刻刀和画笔投入战斗，把生死置之度外。
正由于凯绥·珂勒惠支坚持她的社会信念，特别是她一生同下层人民生活在一起，把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悲愤当作自己的苦难和悲愤，致使她的艺术表现得那么真实深刻，无比动人，思想性和艺术性又结合得那么完美。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道路及其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的美术家学习和借鉴的好榜样。这个展览会所以受到中国美术家和美术学生的热烈欢迎，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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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战地
新编历史剧《大风歌》、《王昭君》人物速写
赵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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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滨拾零
张雪杉
观潮
大海天天在涨潮、落潮，
海滩上撒满了五彩贝壳……
这是大海扬弃的渣滓，
莫要错把它当作珍宝！
听涛
浪涛昼夜拍打着堤岸，
这是大海在深情呼唤……
是感慨？是期待？是祝愿？
它希望每一片白帆航行得更远……
巡港
航标象热情的欢迎队伍，
面对着航船，翩翩起舞；
吊塔高扬着一双双手臂，
把亲朋迎进祖国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