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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发扬延安精神，为四化作贡献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李振东 刘国元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来《复电》，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延安时期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就在这个时期，周恩来同志在会见部分老同志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要把革命传统精神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朱德同志还曾用通俗的历史故事教育青年：李自成未进北京前，他的军队是无敌的雄师，进北京后，骄傲了，腐化了，结果变成了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重温他们的教诲，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向艰难困苦的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向我各个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军民生存的条件。国民党反动派也调集近八十万军队，配合日寇，对我边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他们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都不准运进边区，一斤盐也不准运进边区，妄图饿死我们，困死我们。我们曾经被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但是，在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边区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一九四二年，机关、部队和学校就普遍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等部分自给或半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边区公粮逐年减少，从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减到一九四五年的十二万担，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那艰苦的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群众同甘共苦，鱼水相依。他们身先士卒，毫不特殊，为广大干部作出了表率。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山沟里自己开荒、播种、施肥、浇水，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其他蔬菜，还送给周围群众吃。朱德同志回延安后，两次去南泥湾勘察，为三五九旅屯垦奔忙。他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种了半亩蔬菜，自己拾粪，浇水，蔬菜长得又肥又嫩。他把自己的大青马交给运输队搞生产，自己步行。周恩来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中央机关和群众在枣园举行的纺线比赛，都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纺的线又细又匀，评为一等纱。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带头参加挑粪种地。年逾花甲的林伯渠同志也不甘落后，带头参加劳动。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对大家鼓舞很大。
为了度过困难，边区政府一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厉行节约，这就是“开源节流”。毛泽东同志穿的衣服一补再补，每月三元伙食费，不许特殊照顾，不许超过标准。他深夜工作，为了节省灯油，考虑问题时，总是把灯芯拨小。贺龙同志从晋绥捎来一块腊肉，毛泽东同志也舍不得吃，特意留给远道来开会的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经常工作到午夜以后，有时每天只休息三个钟头。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吃发了霉的大米、白菜、萝卜等。他常说：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困难当头，解放区还吃窝窝头呢！朱总司令在山西抗日前线，生活非常艰苦，但他经常检查账目，不许伙食超支。有一次，炊事员用伙食尾子买了一只母鸡，想给他补养补养，他知道后，教育大家说：就是节约的钱也不能买鸡，要知道这是新区，群众生活艰苦，卖了母鸡怎样生蛋呢？董必武同志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每次开饭，他都检查饭场，要是谁撒了米粒或者碗里的饭没有吃净，准保挨批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反对脱离群众的剥削阶级特权思想，反对歌功颂德、请客送礼等不良之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西北战场刚刚取得了胜利，同志们高兴地要为毛泽东同志祝寿，他坚决不肯，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许多同志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个人祝寿不合情理；二是我们粮食缺乏，祝寿浪费粮食，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多岁，往后日子长着哩，用不着祝寿。解放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全党：在我们党内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党在延安举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这些学校始终把艰苦奋斗作为对青年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们不怕苦，不怕累，自己动手、勤俭办校。衣食困难，学员们自己开荒种地、背粮砍柴、纺线织布、缝衣作饭。学习没有纸张，就在石板上或沙盘上写字。他们用弹壳制成蘸笔，熏烟制成墨汁，用石日晷计时，以食盐代替牙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一九四三年五月，抗大七分校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陇东开荒生产。出发前，朱德同志作动员说：你们要记住这两句话：温室里长大的花草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不能炼出顶好的纯钢来。贺龙同志也勉励大家说：既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不怕苦，不怕流血。我们要开荒，要打仗，要读书，要做红色专家。同志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满怀革命豪情开赴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野林里开荒生产，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在延安精神抚育下，青年们一个个百炼成钢，成为党的优秀干部。后来，他们陆续奔赴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培育的延安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德，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过去，我们靠艰苦奋斗精神取得了革命胜利；今天，我们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就能在新长征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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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杨星五同志学习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日报》八月十五日刊登的《对谁都一个尺寸——按党的原则办事》的报道，深受教育。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局局长杨星五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他在人事组织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坚决按党的原则办事，不谋私利，不徇私情，表现了一个老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贵品质。他不愧是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在有些干部中不正之风严重。有的领导干部和人事组织部门的干部，利用职权拉关系、走后门，把在农村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迁到城镇安排工作。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却无动于衷。“我的事情已办成，你有意见能怎样！”这种人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我是一九七六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搞劳资工作的，对照杨星五同志，差距太大了。我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是很不够的，有的工人不该调进本厂的，有的工人不该改变工种的，通过老同事、老同志和老乡一讲情，我就放弃了党的原则，违心地办了。不办，一是感到面子过不去；二是怕今后自己有事找不到人帮忙。“朝里有人好做官，周围有人好办事”，这些都是谋私利、徇私情的具体表现。今后，我决心学习杨星五同志坚持党性的高贵品质，在人事工作岗位上自觉纠正不正之风，争取做一个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的共产党员。同时，我建议搞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都学习杨星五同志；建议党报多宣传杨星五同志这样的好典型，批评反面典型，扬善抑恶，把党风搞正，使全国出现更多杨星五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
湖南湘潭煤机厂劳资科 唐心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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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为什么有些干部调不出、派不进？
最近，记者在辽宁走访了若干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深感当前干部调配工作中有不正之风，调不出、派不进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不仅破坏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也损害了干群关系，应该下决心纠正。
一、“任人唯亲”“任人唯熟”，指名调干部的现象较多。某市一个局的领导同志恢复工作后，指名要调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他熟悉的一名干部当办公室主任，并进党组。市委组织部门经过考核，决定选派另一名条件合适的干部去当办公室主任。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就是不同意，后来几经商量，虽然勉强同意了，又无端地不同意另派的这名干部进党组。个别领导干部还搞派性、拉山头，过去同他“一派”观点的就要，不是一个观点的就不要。还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自己的家属、子女和亲友安排既体面又舒适的工作。对此，群众意见很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也很有意见，但大都是因为有人讲了话，只好开绿灯。
二、只想局部，不顾整体。辽宁省新建一所电子计算中心，从国外引进一台大型计算机，急需选调几名搞软件的技术人员开展工作。有关部门从某个大工厂物色了一名技术人员，该厂的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调出那位技术人员，并不会影响那里的技术工作。但是，省、市人事部门多次与该厂商调，甚至省委领导作了批示，人事部门发了调令，均遭到拒绝。
三、个人第一，不服从组织调动。有些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当调动工作时，往往首先考虑是不是大城市、大机关、大单位；考虑生活条件是否舒适，工作是否轻松，爱人孩子是否同意。如不符合他个人的心意，便以种种借口不服从调动。
干部调配工作中的这些不正之风，是党风不正的一个表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整顿党风抓起，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要带头纠正不正之风，而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更应严以律己，坚持原则。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干部增强党性和组织观念，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对于那些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工作中继续搞不正之风，或不服从组织调动的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只有这样，才能使组织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本报记者 张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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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
人民公仆的好榜样
——记彭德怀同志的几件事
“小气”与大方
彭总的“小气”和大方，两方面都突出。
那年出国访问，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馆都按规定给代表团每一个成员发一些钱，供他们在商店里买一些东西。发给彭总的钱更多些，因为他是代表团团长。他却看都不看一眼，说：“退给人家，我们不买什么。”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把发给彭总的一叠崭新的马克送回大使馆以前，提出给他的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表。他想了想，说：“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我想，反正这些钱要交，还是买块好看些的，贵点也罢。买回表来给他看，他还满意，但一看发票，眉头皱起来了，连说：“太贵了！太贵了！这合人民币多少？小孩子戴这个，用不着。”他非叫我去换不可。我咬定这是最便宜的。因为很快要离开，他也没法，但是嘟哝了好几次：“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你捣了鬼！”其实，这块表钱还不到他送还的那一摞钱的百分之一。
这类“小气”的例子还很多。每顿饭剩下的菜，他规定不能倒掉，下顿再热来给他吃。说来谁也难相信，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穿在里头的衬衣好多是打了补钉的。有些衣服、袜子实在不能再补了，我也不敢扔掉，因为他说不定到什么时候记起了就要查问：我那一件什么什么样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因此，每当处理破烂，只得拿去给他过目。
到西南来之前，我不经他的同意，把他穿了十几年的一双烂皮鞋扔掉了。他念叨了好久：“那双皮鞋很可惜，我穿着最合脚的……。”
可是，他又非常大方。对服务员、来修房子的工人、探家归来的战士，乃至路上、车上随便遇到的什么人，他都很关心，爱问人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常送钱给人家。经我的手送出的，我连回数都记不清了。
从朝鲜战场回来，他就是用的一部旧式的汽车。后来，有关部门叫去换一辆最新式的，他拒绝了：“这辆还能用，换什么？”我跟他讲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新车的优点，他说：“世界上好东西多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他屋里的家具，只要他认为“挺好”，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我提出，窗帘布旧了，换一下吧！他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作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我后来也看出来了，他的“小气”是对自己，对别人是大方的；或者说，他在动用人民一分一厘钱财时很吝啬，而对人民分到他名下的一份，却总是想多拿去一些用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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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
我们不是帝王将相
彭总不喜欢人家招待他。遇到人家大摆宴席时，他先叫我们去算账，用他自己的钱如数付清，并且要看收据，一碟一碗地查对。然后，再请主人和服务人员一同来吃，边吃边讲道理，弄得主人家很难为情。所以，每到一地，我们总是赶忙打招呼，吃饭千万不要超过我们的伙食标准。彭总常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表面上看，他有点不讲“人情”，后来我想，他正是对人民情深，有时才会这样声色俱厉，叫人觉得铁面无情呵！
彭总自己也从不给人家办什么招待。他家每年一次盛会，就是春节期间把我们工作人员和家属都请来，摆上一大桌，他自己和浦安修同志给大家敬酒，对辛苦了一年的同志们表示感谢。除此而外，亲友来了，有乐意留下吃饭的，大都是从食堂打来的普通饭菜。
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彭总听服务人员说，哪几座小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层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彭总听了，半夜还在围着那些空着的小楼转圈。我催他去睡，他不理，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
临离开那里，彭总针对这件事，跟当地一位负责同志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这样搞，又有什么必要？我们来了，住个普通招待所又有什么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摘自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彭总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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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理好财
在一些人看来，甘肃省景泰县财税局局长采健民同志的脾气“太倔”了，但熟悉情况的干部和群众都夸他是个克己奉公、坚持原则的好干部。
先说一件小事。去年夏天，县里动员各机关分段铺县城里的柏油马路。年已六旬的采健民，为了及时完成本机关的任务，就起早贪黑，带领局里的同志到八、九里外的地方拉砂，从不缺勤。当时，不少单位为了让干部少干活，就雇民工铺路。财税局有些同志建议也雇点人。采健民同志说：“县委会上决定不让雇人，我们财税部门要带头执行。如果我们雇了人，这个口子就堵不住，全县要花多少钱啊！”赤日炎炎，老采虽然身体不好，仍然坚持领着大家苦干。
采健民说：“艰苦奋斗，是为了建设祖国。尤其是现在搞四个现代化，更需要艰苦奋斗。”他处处注意勤俭节约，连县委会议室里点着一百瓦的灯泡，机关厕所里通宵开着灯，这些点滴浪费的事也不放过。老采自一九七四年到这个县当财税局局长以来，总是精打细算，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去年，有一次他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是音带破裂，给他开了五针比较贵的连霉素针剂。他一打听每针得五元钱，没有取药，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老采坚持按财经制度办事。过去个别领导人不遵守财经制度，乱用地方财力，老采总是以理服人，进行抵制。一九七六年，县里开民兵会议，县委一位副书记批条子要财税局拨二千元会议费，老采不给。他说：“民兵事业费已由军分区直接拨给县武装部了，财税局再拨款就不合财经制度。”这位副书记发火说：“财税局受谁的领导？”老采说：“财税局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党和政府有财经制度，按制度办事，就是维护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硬是没有拨这二千元。今年年初，县里召开群英大会，县委有的领导又提出拿九万多元奖励先进社队和个人。老采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我们县小，没有这个财力。按照中央规定，也没有这笔开支。”有的领导人就用其他县花了几十万元给先进社队和个人发奖为理由来说服他。老采回答说：“国家没有这笔开支。截留和挪用其他资金，我们不能那样干。”县委开会研究了七、八次，老采坚持了七、八次，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省里检查批评一些县用国家支援穷社穷队的投资和截留其他资金作奖金的错误作法时，县委领导同志高兴地说：“在财经开支使用方面，老采熟悉业务，能坚持原则，是县委的好参谋。”
不该花的钱，老采坚决不让花。他说：“当财税局长，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抠门’！”该花的钱，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对发展生产和群众生活有利的事，只要政策和财力允许，他都愿意支持。一九七六年，县里要办水泥厂，老采经过调查，知道这个厂方向对，成本低，办起来以后，能为农田基本建设和全县的其他基建出大力，还能节约大量的资金。他和局里的同志研究后，一次就拨了八万元，把这个厂子很快扶持起来了。几年来，这个厂生产了大量的四百号、五百号水泥，对全县的各项建设起了较大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采健民同志总是把自己看做人民的公仆，从不搞特殊，不谋私利。下乡，他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机关供应节日物资，他从不接受特殊照顾。县里、局里召开会议，他从不去“吃会”。
本报记者 周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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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对谁都一个尺寸”的精神
石家庄电化厂 施殿华
《人民日报》八月十五日头版刊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星五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对谁都一个尺寸——按党的原则办事的报道。杨星五同志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的确十分感人。
“对谁都一个尺寸”，这位解放后不久就担任人事组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让儿子留在农村，让街道分配女儿工作，让孙子高中毕业后回农村。正因为杨星五同志首先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女“一个尺寸”，所以才能够“不管熟人生人，干部群众，上级下级，对谁都一个尺寸——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谁都一个尺寸”，首先要对己“一个尺寸”。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正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自己“约法三章”，他送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周秉建几次上学、参军他都加以劝阻。他教育自己的亲属，从不许他们搞特殊化。解放后，陈毅同志的岳父到上海住了几天，他就动员岳父回家。因为他要执行“供给制”的规定。他还把自己的父母送到四川妹妹家里，并嘱告不要惊动四川省、地、县委。彭德怀同志去看戏，事前就提出一定要按规定买票，而且不要惊动观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严于律己，模范地遵纪守法，不愧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对谁都一个尺寸”，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共产主义高尚品质的具体表现，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和热烈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具体表现。杨星五同志说得好：“党教育了我这么多年，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力，我要是拿这权力为儿孙‘走后门’，为家庭谋私利，就辜负了党，脱离了群众。”正因为他心中装着党和群众，唯独没有自己，所以才能无私无畏，敢顶歪风，秉公办事。可是，现在也有少数干部“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干点啥。”他们的“尺子”很象一把“弹簧尺子”，可长可短，可伸可缩。对别人很严，一丝不苟；对自己则随意伸缩。杨星五同志的 “尺子”，则是一把经过千锤百炼的 “钢尺”，“对谁都一个尺寸”，永不变形，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