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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当会议桌上的领导
——记山东省交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杜恒淦
在济南黄河公路大桥的工地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位年逾花甲、须发斑白、目光矍铄的老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肩挎黄书包，时而掏出钢尺量量铺设的钢筋；时而拿出放大镜检查工程质量；时而同干部们亲切交谈；时而与工人并肩干活。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投以敬佩的目光。有人称他“铁老头”，有的叫他“实干家”。他就是建桥会战指挥部指挥、山东省交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杜恒淦。
到第一线去指挥
杜恒淦，今年六十二岁，抗日时期的老干部。解放后，他先后在公路、航运、运输等交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身临第一线调查，带头大干。他常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单位，当领导不能光在会议桌上听汇报、看报表、打电话、发指示，只有到第一线去才有发言权、指挥权。”
去年三月，施工队伍一进入济南黄河大桥工地，杜恒淦就赶来了，同工人、干部一块规划场地、搭建工棚，做施工准备。从此，工地就成了他的家，除开会、办事外，他一直钉在工地上。
济南黄河公路大桥有六个主桥墩，中间两个是关键桥墩。今年四月，这两个桥墩进入集中浇注承台的紧张阶段。这时，指挥部设在黄河大堤外，离施工现场有一公里路，了解情况不及时，于是，杜恒淦带领指挥部的干部，到工地前沿的黄河滩上，搭起了三间简易活动房，把指挥部调度室由堤外迁到这里来办公，有时他干脆到作业船上指挥。
锤要敲在点上
兴建这座大桥，钻孔是第一个关键仗。位处黄河中流的两个最关键的主桥墩，每墩有二十四个桥桩。直径一米五、深入地下八十六至九十三米的四十八根桥桩，是大桥的台柱子，都需要先钻孔后用钢筋混凝土浇注而成。钻孔之前要打好方桩，架设工作平台，还要打好钢板桩围堰挡住水流，工作量大，工序复杂。这一步若走不好，整个工程就要拖后半年以上。到底什么时候上最合适？一部分人怕冰凌冲坏钢板桩和工作平台，主张避开凌汛期，过了春节再打桩、上钻机；另一些人则坚持抢时间、争主动，年前就干。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争持不下。杜恒淦就多次找工程技术人员座谈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大胆支持了第二种方案。
冬季施工，风雪严寒倒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冰凌。杜恒淦对待困难，首先是不怕，敢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敢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其次是认真对付，保证施工安全。他集中群众的智慧，同大家一起制订了一系列抗凌保险的措施，如抛石顶凌、破冰疏流、把钢板桩与平台连成一体等。由于措施得力，终于变凌汛期为安全期，为主桥墩出水面赢得了两个多月时间。事后，人们说：“杜恒淦这个决心下得好。”
今年七月上旬，黄河河务局预告：洪峰即将到来，指挥部马上组织力量抢撤物资。一天晚上，杜恒淦对一位青年干部说：“洪峰要来，今夜注意水情变化。”那位干部看到杜恒淦日夜辛勤操劳，很心疼，就说：“指挥，你放心，包给我了，您休息休息吧。”说完，小赵就赶到河中三号墩帮助抢撤物资，每隔一个小时就到桥东水边插一个标杆，严密监视着水位上涨情况。天明，那位干部一眼看到杜恒淦在桥西，就赶忙过去向他汇报水情。到桥西一看，老杜也按时插了标杆，便惊异地问：“这一夜你又没睡？”杜恒淦笑笑说：“关键时刻领导不到现场，只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不成了瞎指挥？”
对人民高度负责
杜恒淦置身第一线指挥，处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表现了一位老干部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七月份，四号主桥墩已出水面，施工一处的同志正忙着拔除钢板桩。刚刚拔出第一根桩，杜恒淦等人来到现场，发现承台施工缝局部渗水。杜恒淦立即把一处主任、副主任叫到现场，告诫他们：“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尤其是这水下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咱们搞四化建设，就要自觉地对党、对人民负责。”要求他们立即把拔出的钢板桩重新打进去，采取措施，进行水泥压浆，消除漏洞，保证质量。压浆时，杜恒淦带领机械站副站长等干部和两名机械修理工人对压浆机械进行安装、试验。直到试完车、压完浆，完全消除了漏洞，他才放心离开。工人说：“杜恒淦工作又严又细，严起来铁面无私，细得真象绣花。我们干四化就需要这样脚踏实地、严细认真的领导干部。”
新华社记者 朱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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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壮心不已的好顾问
——记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第四勘测设计总队技术顾问胡锡坡
六十三岁的共产党员、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第四勘测设计总队原总工程师胡锡坡，自从一九七八年三月担任这个队的技术顾问以来，工作劲头不减当年，被评为全队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人们称他是“壮心不已的好顾问”。
胡锡坡是三十年代投身于祖国铁路勘测设计工作的，当总工程师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从大江南北到西北高原，一直热情饱满地战斗在铁路勘测第一线，为祖国铁路建设贡献力量。长期的劳累，使年逾花甲的胡锡坡患上了严重的低血压等疾病。由于疾病缠身，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当顾问，让年富力强的副总工程师万夔义来接替自己的工作。领导上舍不得放他，他却恳切地说：“这好比下棋，有一个棋子挡住去路，很多棋子就动不了；若是把这个棋子一动，全局就活了。”院党委反复研究了他的申请，最后同意他“让贤”。
胡锡坡当了顾问以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新上任的总工程师万夔义在家时，胡锡坡热忱地协助老万搞好技术工作，支持老万甩开膀子干；老万外出时，他就主动承担技术方案和文件图纸的审查工作，认真签写自己的意见，决不推辞责任，敷衍了事。去年，为了确定一些线路的勘测设计方案和验收一些专用线路，胡锡坡还几次带领有关专业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外出工作一百多天。
胡锡坡常想，如果自己晚年能够为国家培养出一些青壮年工程技术人员来，那就是对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向青壮年工程技术人员传授有关科技知识和工作经验。象鉴定技术资料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鉴定时要着重于什么内容，以及图纸说明怎样写等等，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点给大家。
胡锡坡曾先后参加过湘桂、宝成、宝天、天兰、兰银、阳安、梅七、西韩等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多年来，他把自己实践中所遇到的主要技术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记载，积累起一套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过去，每逢有人向他请教有关问题时，他总是热情地回答，无保留地提供资料，同志们因此称他是“活字典”。今年，胡锡坡还把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积累的共有四十多万字的十一本工作日记和资料，索性全都献给总队，陈放到了资料室。这样一来，同志们要翻阅参考就更加方便了。
新华社通讯员 高云明 沈涛 新华社记者 田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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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民经济的调整提高了集体企业的社会地位
太原不锈钢器皿厂三件新事引起群众很大兴趣
据新华社太原十月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尚代江报道：在太原市一个名叫太原不锈钢器皿厂的街道集体所有制小厂里，最近连续出现了三件新鲜事，引起了周围几家国营工厂职工和街道居民的很大兴趣。人们纷纷议论说，国民经济的调整，提高了小集体的社会地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春天来到了！
第一件：去年八月进厂的青年女徒工刘振芬，七月份拿了一百五十多元工资，这个厂是今年七月开始实行超额计件工资的。刘振芬这个月完成加工件超过定额二点一七倍，按定额单价计算，她实得工资一百五十六元七角四分，超过本人基本工资的四倍。
第二件：青年工人翟辅民，把国营企业的招工录取通知书辞退了。原来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在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不算“正式”有了工作。八月份，太原市有几家大型国营纺织厂招工，街道居委会考虑到翟辅民是留城三年多的待业青年，就发给他一张招工登记表。翟辅民经过体检、政审、考核都合格，被山西纺织厂录取。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到街道居委会表示：我已经有了正式工作，把这个招工指标给真正待业的青年吧！
第三件：青年女工张秀琴和本厂青年工人郭润晨结婚了。过去，人们认为在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上班，“饭碗”靠不住。因此，不仅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女青年不在集体所有制工厂找对象，就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的女工也不愿找本单位的男青年。这个厂把张秀琴和郭润晨结婚当作全厂的一件喜事，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事，为什么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呢？这得从这个厂的前身说起。太原不锈钢器皿厂原来是个日用五金厂。一九七三年创办时，只有二十七名工人，全部家当是两台冲床，一台旧皮带车床，一部小型台钻和十间破平房。厂党支部书记袁希尧说：“我们小集体企业‘锅小’，也没有‘铁饭碗’，过日子全靠自己。”苦干了三、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日子才好过了一点。
今年以来，这个厂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全厂有职工一百八十多人，新建厂房三十多间，各种设备八十七台（件），还有大型卡车一辆，机动三轮车三辆。固定资产达二十四万元。今年到九月底，全厂已完成产值一百一十五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半。到今年底，预计可完成产值一百六十万元，实现利润三十万元。
这个厂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工人们越干越有劲。但按照过去上级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有关规定，工人工资每月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八元，多干了不能多得。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禁区一个个被冲破。有关部门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看法也变了。从今年七月份开始，经上级批准，这个厂实行了超额计件工资和节约奖、革新奖后，进厂一年左右的工人每人平均每月实得工资四十元左右，超过了国营企业同类职工的工资水平。他们在总结七、八两个月实践的基础上，从九月开始又实行了超额利润二八分成制，即超额利润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归班组个人，百分之八十归厂集体。这个办法实行后，工人们的干劲更大了。九月份，每个工人创造产值达一千一百元，比上半年的六百元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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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开发利用南方红壤取得成绩
研究人员说：“利用红壤，收益大、后劲长，我们越搞越想搞。”
红壤，由于酸、瘦、板结，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毫无利用价值。但是，解放以后，我国科学工作者与广大农民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快了对红壤的开发利用，使红壤性水田发展到占南方十二省农田的一半，占旱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近几年红壤地区推广农林牧相结合，山、水、田综合治理的先进措施，为改良利用红壤展现了更加宽阔的图景。
初秋时节，记者在江西省访问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红壤地区。不论到哪里，干部、社员和红壤研究工作者都说明着同一个内容：红壤有缺陷，但也有很多优点。由于红壤土层深厚，又分布在雨量充沛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易开垦，又具有发展林、牧、副、渔的条件，只要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就能大有作为。
这个看法，记者从许多典型单位得到了证实。
地处江西省鄱阳湖南岸的进贤县，低丘连绵，湖汊穿插，红壤占全县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这里开发利用红壤的历史很悠久。传统的做法是适宜于种什么就种什么。新开荒地，种植的旱作物有花生、小麦、红薯、油菜等；种的林木有油茶、茶叶、桃、梨、松树和苦楝等。随着土壤肥力上升，可以扩大种植豆类、棉花、芝麻、柑桔等。这种利用方式的好处很多，主要是经济收益来得快，又能够用地与养地结合，使红壤土逐渐增强肥力。进贤县种植这些作物的旱地有三十六万多亩，这使全县物产丰富，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作物区。
位于余江县境内的刘家站垦殖场，有五万亩红壤，是一个以果、茶为主，多种经营的典型。这里改良利用红壤，很有些独到的功夫：长长的渠道上，油茶、杉树争相竞长；满山遍野的茶树、桔、梨随着坡势盘旋而上，旱地作物也长得很好。经过省有关部门验收过的两亩花生地，平均亩产花生八百零八斤，这是全国的先进水平。垦殖场科研所所长刘克豪兴奋地说：“利用红壤，收益大、后劲长，我们越搞越甜，越搞越想搞。”
本报记者 罗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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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城县大屯公社妥善安排剩余劳力
人尽其力 五业兴旺
本报讯 辽宁省海城县大屯公社从批判极左路线入手，总结经验教训，取消各种不合理规定，妥善安排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出现了五业兴旺的大好局面。
大屯公社原来有许多束缚群众发展工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手脚的条条框框。如：从事社队工副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能超过百分之十；工副业产值不准大于农业产值；队办企业收入不能参加分配，每人平均收入不许超过一百五十元，等等。
现在，公社取消了这些不合理的规定，落实了党的政策，各大队、生产队进行全面安排后，一半稍多的劳力用于农业，其他劳力从事工副业和多种经营生产。
大力发展社队工业。社办工业六个厂（队）共有一千二百多人，队办工业有六百多人，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去年的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七。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
狠抓林果生产。公社对全社四万亩山地进行了统筹规划，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牧则牧。近两年来，全社已新建万株果园十一个，新栽各种果树、仁用杏三十六万多株，栽种落叶松、杨树五百万株，还栽种了刺槐和杏麻条五千亩，兴办苗圃三百亩，使用劳动力九百八十多人。
努力发展养畜养禽养鱼。公社建猪场一座，养猪六百头。大队和生产队都办起了集体养猪场。有十五个大队发展了集体养禽业。全社一百多亩水面，放养鱼苗近百万尾。这些集体饲养业共安排劳动力四百九十多人。
因地制宜开展副业生产。去年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副业收入共达一百一十八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今年上半年的副业收入猛增到一百五十九万六千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半。
大屯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去年，全社农业遭受罕见的大旱减产，各队拿出五十多万元工副业收入参加分配，每人平均收入仍然达到一百二十六元。社员们说，现在集体有靠头，小日子有过头，我们一定要甩开膀子大干，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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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胡麻生产迅速发展
目前区内食油基本得到自给
我国胡麻主要产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胡麻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今年，全区胡麻播种面积由去年的二百万亩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亩，总产量由一亿一千万斤增加到一亿七千万斤。随着胡麻生产的发展，目前区内食油已经基本得到自给。
胡麻，又叫亚麻，是油、麻兼用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胡麻油是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城乡人民的主要食用油，也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胡麻纤维是纺织工业的良好原料。内蒙古西部丘陵地区气候、土壤条件适合种植胡麻，过去每年胡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约占全国胡麻的百分之三十。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近十多年来胡麻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产量逐年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治区各级领导因地制宜地大抓胡麻生产，迅速扭转了胡麻生产下降的局面，今年，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都接近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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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被盗的十七张空白支票“畅通无阻”说明了什么？
编者按 被盗的十七张支票，一张又一张地“畅通无阻”，究竟说明了什么？是盗窃犯有特别诡诈的骗人手段吗？不是。它只是有力地揭露了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况和制度上的漏洞，说明我们的许多工厂、商店、银行是如何严重地丧失警惕，置财经纪律于不顾，以致这个盗贼能够到处得逞。这件事情教训深刻，引人深思。
今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手提人造革黑皮包，来到旅大市第二轻工业局产品试销门市部。他东瞅西望后，才凑到柜台前，怯生生地说：“我是大连金光化工厂的采购员，为修理沙发，要买十五米人造革。”营业员听说工厂要买，连忙劝说：“干脆买一捆吧，才三十米。”这个人顺水推舟，从提包里取出一张空白支票，递给了收款员。收款员一看支票，诧异地说：“你怎么把存根也给我了？”这个人惊慌得说不出话来。就在他不知怎样回答的时候，收款员已在支票上写好一百五十一元八角，撕下支票存根连同付货单，一起推了出来。这个人抹了一把冷汗，扛起人造革，急匆匆地走了。
这就是盗窃诈骗犯靳发盛头一次使用盗窃来的空白支票的情形。靳发盛是大连食品厂的工人，早就进行盗窃活动，先后受过记过、开除厂籍、拘留等处分。
去年十二月九日深夜，他看完电影，回家路上，发现大连金光化工厂驻在市内的办事组门上挂着一把明锁，断定室内无人，就从附近捡来一根铁棍，撬开门锁，盗走了一部分现款和粮票，顺手拿走了十七张空白支票和三枚公章。
第二天，办事组发现被盗，向工厂和中山区公安分局报了案，到银行办理了支票挂失手续，以后，又连续三天把十七张支票号码登在《旅大日报》上，声明作废。有关人员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事情真的“万事大吉”了吗？
三个月以后，靳发盛用盗来的工厂供销专用章，开了假介绍信，带上空白支票，骗取三十米人造革。第一次使用如此得手，他高兴极了，回家还喝了二两酒。
从此，他先后进出十几家商店，购买了挂钟、低音喇叭、毛毯、被褥、参茸鞭丸、涤卡、线绨被面等各种用品。他还用支票作抵押，到大连摄影社租出一台照像机，到处留影。真是到处畅通无阻。
四月十二日下午，他窜到旅大市百货公司西岗商店，以给厂文艺宣传队做服装为名，要买五十米毛料。营业员将三十元一米的毛华达呢量好、包好后，在空白支票上写了一千五百元金额。这时，闭店的铃声响了，门市部主任走过来，从营业员手中接过支票和介绍信，发现支票上的印章不合规格，介绍信字迹十分潦草，心里想，给单位买这样多的东西，为什么不拿集团购买证？他暗暗派一名营业员拿着支票到附近银行查对。银行的同志说：“看不出什么问题，支票有效。”可是，靳发盛做贼心虚，发觉了商店怀疑自己，当业务员拿支票回来时，他已经溜掉了。
第二天一早，西岗商店把头一天发生的事情用电话告诉大连金光化工厂。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竟毫无根据地认为，小偷第一次使用被盗支票，就没有得逞，因而对这件事不加理睬。
靳发盛不见动静，贼心不死，十天以后，又拿出两张支票，骗购了弹簧、脸盆等。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当天津街百货商店快要闭店的时候，他拿着最后一张支票，要买一台价值二百零八元的三用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是限制集团购买的二十七种商品之一。可是，营业员既不要购买证，也不要有关部门的专项批示，把收音机卖给了他。收款员收下支票，怕银行发觉，竟在用途栏内填上“文具”二字，掩盖了真相。
靳发盛盗窃的十七张空白支票，就这样全部出手了。
五月八日，他用完支票的十天以后，当大连摄影社打电话给大连金光化工厂，索要用支票做抵押的出租照像机时，这个厂的领导干部才着了慌，急忙查看银行早已转来的对账单，才发现被盗的十七张空白支票，除一张被西岗百货商店截获、一张抵押照像机外，其余十五张支票早已全部转来，并已结算付款：总共一千五百余元。
如今，靳发盛已归案法办，旅大市对有关人员也作了相应的处理。但这件事情究竟说明了什么？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建议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想一想。
曾庆敏 邢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