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天下真小！
董鼎山
中国有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美国人谈到共同的友人时，也常常会说一句：“天下真小！”这话看来没有诗意，但它所表达的惊喜兴奋之情，却不是这四个字所能言传的。我昨天晚上在一个美国友人家参加家庭小宴会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佐证。我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海外游子竟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在历史上、地理上联系的一个小小环节，把四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延安、上海、北京与纽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这些领导人与斯诺、斯诺夫人及其他美国友人都联在一起。同时，与初次相会的陌生人谈话，发现有远在万里外三十余年未见的文化界共同朋友，这种惊喜兴奋之情，实在难以形容。只能惊叹一句：天下真小！
美国出版界友人弗兰克·泰勒昨晚在家中设宴，主宾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对斯诺夫人，用不着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泰勒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去年刚刚回中国访问，受到他的老友宋庆龄的接待。在四十年代，泰勒也到过延安，见到过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他在出版界工作，长期以来致力于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远在四十年代，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第一个英译本，就是他出版的。
斯诺夫人现在以瑞士为家，她在纽约逗留，是因要与一家出版公司商谈一本有关斯诺的书的出版事宜。泰勒与斯诺是老友，故此次斯诺夫人来纽约，他在家中设便宴招待，请我当陪客。当我高兴地接受他的邀请，并且告诉他我的弟弟就是斯诺夫人的《我热爱中国》的译者时，他在电话里惊异地说：“天下真小！”
我知道斯诺夫人今年四、五月间在北京时曾很想与她的书的译者见面，后因故未果。因此我在赴宴时高高兴兴地带了一本《我热爱中国》，一进门就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这本书中译者的哥哥，请她在书上签名留念。从此我们就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她对她的已故丈夫很怀念，因此很爱听我所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对延安的向往，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伟大人物的敬仰，对革命前途的憧憬。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浙东一个沿海城市上中学，由于书局不能公开出售《西行漫记》，我们是通过里面的熟人偷偷购买的，得了如获至宝，爱不释卷，有多少夜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畅谈不倦啊！
斯诺夫人还谈到了黄镇的《长征画集》（我不知中文书名是不是这样），谈到了《西行漫记》不能公开采用原来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话又回到了《我热爱中国》，我说我将此书读了两遍，一遍是原本，一遍是译本。每次读了都很感动。斯诺夫人感谢中国派遣医护队，到瑞士照看斯诺。泰勒这时插话说，其实八路军在战地的伤兵，也多亏斯诺所募集捐送的医药品。中国人对斯诺病后的照顾，真是报恩。而报恩乃是中国人的美德之一。
这时门铃响了，又来了一对客人。男的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瓦尔特·沙利文，女的是他的夫人玛丽·贝瑞特，四十年代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沙利文夫妇定九月初随一个美国科学作家团体访问中国。他们问到我去年秋天回国的情况。他们说要想在北京会一会他们过去的老友。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有困难。因为我自己去年在北京的旅馆中曾招待过几个老朋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教授。他们可以通过接待单位或旅行社找人。
他们说，困难的是，当时他们认识的朋友，对外都用英文名字，不知找起来容易不容易。我说我也有个英文名字，是在教会学校里取的。沙利文夫人就说，“我也用了个中文名字，叫贝玛丽。”
贝玛丽于一九四六年、四七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因不满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愤而辞职，到美国友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与当时《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沙利文相识，后来结了婚。
贝玛丽说，她当时在上海也认识几个文化界人士。
我说：“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姓冯的文化界老友，去秋在北京一家旅馆中见了面，他现在在编《读书》杂志。”
贝玛丽说：“我们也认识一对冯姓夫妇。男的名字是冯亦代，女的是安娜……”
话音未了，我惊喜地大叫：“你的冯姓朋友同我的冯姓朋友是一个人！”
“天下真小！”室内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一齐声的叫喊，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象征。我想不到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公寓客厅中，竟能与四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友人畅谈过去，真是件极为兴奋高兴的事。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小小纽带，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把远隔重洋的中美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这些美国老友对中国的深情，并不曾因历史上时势暂时的逆转而有所减褪。犹如沙利文和贝玛丽说的，他们热切盼望等待九月访华的心情同我去秋“游子重归”的心情没有两样。他们也有一种好象“回家”的感觉。
贝玛丽兴奋得当场在膝盖上写了一个简短的书简，叫我速寄她的老友。斯诺夫人也再三叮嘱，叫我向我弟弟问好，希望以后有机会与他相会。她对我弟弟为她译书表示感谢。我说我们要感谢的应该是斯诺，因为他身为外国人，却为中国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们要让中国读者了解斯诺的伟大友情和贡献，我弟弟之能译她的书，实在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他应该做的，也是泰勒说的报恩吧。斯诺夫人听罢，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双眼湿润，说不出话来。
这时泰勒取出一本画册，叫我解释书上中文题签的意思。这是一本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图片集，北京摄影家吴鹏所编，赠给斯诺夫人的，中文题签是：
“致最受尊敬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及孩子们，特此表示我对斯诺先生的尊敬和怀念。斯诺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摄影者与编辑者吴鹏敬赠。一九七九年三月。”
我把它译成英文，写在纸上，夹在书中，交还给斯诺夫人。我们吃了饭后，又继续畅谈。沙利文问我上海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上海的一些有名的地方，比如过去的跑马厅已改成了人民公园。我们去秋在国际饭店下榻，每日清晨从窗口望下去，可以见到男女老幼都在公园做体操，打太极拳。沙利文说，他原来在上海时与其他外国记者住百老汇大厦
（今日之上海大厦），也可看到有人在外滩公园打太极拳。我说现在是更加流行了。他们夫妇在上海住过虹口和前法租界，当然很想回去看看。沙利文又谈到他曾到西北兰州采访新闻，曾与当时的回族人士相会，他们送他两块毛毯作为礼物。说到这里，正在大家出神地听他怀旧的时候，泰勒突然起身，到卧室中取了一块棕黄色的毛毯出来，递给斯诺夫人。
“这是毛泽东送给我的。”泰勒说。
大家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他又说，朱德也送给他一块，多年来已找不着了。但他仍保存毛泽东的这件礼物。
虽然夏季炎热，斯诺夫人这时把这块毛毯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放。
我坐在一旁，伸手抚摸那块延安时代毛主席亲手送给美国友人的毛毯，心中起了不少感慨。想不到现在远在重洋之外，竟能亲手接触四十年前所崇敬的人的遗物，四十年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仿佛双足分跨在中美两国的土地上，一手牵着中国过去的历史，一手携着美国当代的朋友，把各方的心意联在一起。
天下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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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官僚主义与浪费
于继增
报载，某局为布置植树造林，刚发文件通知不久，又向全省一百八十多个单位拍了一份八百多字的电报。理由是“不发电报他们不重视”。于是，在嘀嘀嗒嗒的伴奏声中，六千四百多元的电报费花掉了！
我不明白，这位签发电报的“长官”，难道真的不知道电报每个字要花三分半钱么？假若用他个人的工资发这么长的电报，他必定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要掂量掂量这三分半一个字的得失吧？何以轮到花国家钱的时候就变得如此慷慨大方起来了呢？当然有他的想法。国家这么大，有的是钱，花吧，反正也花不着我的一个子儿。他会以为权可生钱，似乎那经费不再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挣出来，而是他那只“权”字牌的笔“批”出来的。不管几千，几万，一“批”就来，一“报”就“销”，并不费什么劲。他又会想，我也是为了“工作”，把国家的钱用在国家身上，又不塞个人的腰包，开销大点工作起来就方便点，也就做得好点嘛，这有什么关系？于是，在这种种心理的支配下，胆子越来越大，脑子越动越少。
这就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很少调查研究和听取群众意见，更不用说听取群众的批评。有的脑子一热，轻率批准某个工厂、某项工程或别的什么仓促上马，但半路发现不行又下马。成套的设备糟踏了，巨额的资金消耗了。谁负责任？也许谁也不负。到时他会说：我又不是为自己；或是手一摊：我犯了官僚主义。
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表现在这里。
正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作”，又不“贪污”，才使得浪费变得大胆，变得“有理”，变得“经得起检查”。而这种方式的浪费才是目前最大的浪费！所以反浪费确实要首先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反起。官僚主义是浪费的温床，不拆掉它，官僚主义者就会在上面昏睡不醒，劳动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就要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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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费”与浪费
石工
在经济建设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了损失，有一种说法，叫做“交学费”。有的工作我们没有做过，缺乏经验，有时难免出错，是得交点“学费”。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是不是一定都得付出“学费”呢？有些事情前人已经交过“学费”，殷鉴不远，我们难道非得重蹈覆辙，再交“学费”吗？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不管地质情况如何，盲目开矿，因而吃了不少苦头的问题。早在一九○三年鲁迅先生就告诫我们：“不知地质，无以知矿产。”一九二三年美国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也写下了他们的教训：“美国常有贸然劝人开采石油之投机家，彼初无何种可恃之根据，而特以人为牺牲耳”。进行建设，需要注意地质条件，我国明代吕坤曾在《实政录》中记述：“仓屋地基须掘地实筑有石者”；清人魏源总结筑城经验：要挖到基岩硬土才能承重，“浮泥松沙，必垦令尽”。明朝嘉靖年间，浙东兴修水坝，主持其事的地方官汤绍恩还知道募善水者潜泳调查，找到那种两山夹峙并有“石脉横亘两山间”的地方来筑坝。
显然，我们有些同志对前人用血汗换来的宝贵经验，或者不甚了了，或者熟视无睹。因此，才会干出那种所谓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甚至不勘探就施工的蠢事！这些人视地质勘探工作为可有可无，不顾地质条件如何，单凭主观意志蛮干，其结果只能是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譬如矿山工程在开工后才发现矿量不足，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停建；大坝在部分建成后，因基础不稳固，不得不毁掉另觅坝址；厂房在兴修后因地基下沉、滑动，不得不耗费大量物资人力去补救；凡此种种，造成的损失巨大，仅用“交学费”来解释，难道就可以交代得过去么？
有了自己的直接经验，似乎可以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一点了吧？可惜也不是都作到了。请看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新疆一些地区，由于过量灌溉，提高了地下水位，造成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这本是人类过去多次遇到的问题，现在又有了实际的教训，学费可说交足了吧？然而，事隔二十年，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又因为灌溉过量，加上在原来起排水作用的河道上筑坝淤田，堵死了水的出路，地下水位升高，致使土地盐碱化逐年加重，患了难治的“水鼓症”。当然，在报道的时候，问题正在解决。但是为什么新疆有过的教训内蒙古还要重犯呢？在我们和自然的斗争中，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仍不去吸取教训，这就不是什么“交学费”，而是不能容忍的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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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渡〔油画〕 徐纯中 范中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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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抢救”漫谈
家钦
《百科知识》第三期刊出顾颉刚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试写条目《尚书》。刊物在介绍作者时，特别标明了“现年八十七岁”。这几个字看似平常，出版界同行读了都有百感交集的滋味。
介绍文章作者要特别标明年纪，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并不多见的。编者用意在于提醒大家，我们文化战线上“抢救”老专家、作家的工作，的确是刻不容缓了。
十多年来，我国文化知识界经历了一段秋风萧瑟的不平凡时期。不少学者、专家、作家被赶进牛棚、干校去消磨苦难岁月，甚至含恨九泉；侥幸留在岗位上的人，也很难继续从事研究、创作。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结束了文化界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尽管大地春回，繁花似锦，老一代学者、专家毕竟都已上年纪了。你看：《百科知识》还没有排完戴文赛的文稿，这位天文学元老已离开了人间；编辑部请童第周教授写稿的信还未寄出，电讯里已传来童老逝世的噩耗。好容易请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写了一篇建党史料，文章刚印出来，就接到讣告，要去向作者遗体告别了。去访宋云彬先生，刚到他家便听说宋老头一天已在医院病逝。要把他们毕生钻研的学问整理出来，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就面临着一项抢救的任务：趁老学者、专家还健在，赶快让他们多留下一些宏文巨著。不要等到人琴俱杳，才来叹息“广陵散”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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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知新录
岳飞和岳云
洪度
《宋史·岳飞传》附有岳云的小传，着重写的却是岳飞对岳云功绩的态度。虽然只有二百多字，读来对人却很有启发。
岳云是岳飞的养子，十二岁就随张宪作战，张宪很得他的助力。岳飞每次征伐，岳云无役不从，多次立下奇功，岳飞都隐瞒了。后来，掌考功的官员知道了，提出意见，岳云才被升为武翼郎。张浚知道了岳云立功的实况后说：“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上奏朝廷请给岳云以最优的奖赏，岳飞又力辞不受。皇帝以特旨升岳云三级，岳飞又多次上表推辞说：士卒冒矢石立奇功，才能升一级，我的儿子岳云遽然越等提升这样高，何以服众？
岳飞对儿子的功劳，一再推让，而对非亲非故的士卒却十分爱惜。士兵有疾病，他亲自为他们调药；诸将远戍，他派自己的妻子去问劳他们的家属。“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这种关心士卒，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精神，令人实为感佩。这也是岳家军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一个重要原因。
罚有罪，赏有功，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那么，岳飞为什么又要如此过严地对待岳云呢？这同岳飞的素志和处境有关。岳飞虽然是个封建时代的人物，但他要在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危亡局面下，立志排除朝内主和派的阻挠，训练一支精良的军队以恢复山河，匡扶危亡。他如此爱惜士卒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亲属，正是出于他精忠报国、恢复山河的一片赤心。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正在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所热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子女，不是很值得想一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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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小品
耕海牧鱼
佘大奴
人们常说“耕田”、“牧畜”，而对
“耕海”、“牧鱼”这种说法，却颇感新鲜。其实，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象利用农田和草原一样利用海洋，“耕海牧鱼”，已经不是科学幻想了。
根据科学上的统计，辽阔的海洋，覆盖着地球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积。而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的食物，只有百分之一来自海洋。究其原因，就是人们从海洋中获取的动植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野生的。
我们知道，处于自然状态的海洋，其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海洋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尽管许多鱼虾的繁殖力很强，怀卵量数以万计，但幼小的卵子发育长大，要经受恶劣环境的冲击，各种敌害生物的袭击，到了可供人们食用的成体，已所剩无几。
随着人类对海产品需要量的不断增长和采捕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海洋中自然生长的动植物，总是不能满足人们采捕的需要。现在，有许多重要的渔业资源，已被破坏殆尽，有的濒于灭绝，鲱、鳕、鲈、鲽等许多重要经济鱼的资源，已显著减少。一九六九年至今的十年，全世界渔船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渔具渔法有了很大改善，鱼的增产却不到百分之十。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提出建立“海洋农场”、“海洋牧场”、发展“栽培渔业”和“海洋渔业农牧化”等新的想法。现在，人们已经采用的“耕海牧鱼”的方法很多，例如，利用海滩养殖贝类，利用浅海养殖藻类，拦截海湾饲养鱼虾，或选择某些洄游规律比较稳定的鱼、虾，用人工孵化的办法，孵出幼体，培育到一定大小之后，再投放到大海中。这种做法，可以给鱼虾从卵子孵化到幼体成长这个过程，创造良好的条件；放进大海之后，又可以摄取天然饵料，比完全由人工饲养较为节约。日本在濑户内海建立了“栽培渔业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使这个海区水产品年产量从二十多万吨增长到四十多万吨。其中对虾产量一九七○年还不到五百吨，一九七六年已接近三千吨。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目前，国外海洋科学工作者正在进行一系列新的“牧鱼”试验：有的将鱼驯养于网箱中，在投饵时播送某种音乐，建立起条件反射之后，把这些鱼放入海中，等到它们长大以后，再播送原来的音乐，这些鱼就回到原来的网箱中。有的在驯化海豚，让它们成为“牧犬”，在海洋中“牧鱼”。有的设想利用一般船舶或潜艇，发出电波，形成一堵无形的“墙”，一根无形的“鞭”，把“放牧”的鱼赶到饵料最丰富的海域索饵觅食，按一定的路线行动……。将辽阔的海洋，变成巨大的牧场，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肉食，为期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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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船儿山
牛雅杰
走进船儿山，
真如上了船，
风吹药苗如波涛，
白牡丹花似浪溅。
相传神仙运药去，
船到这儿搁了浅。
从此船儿化为山，
留下千年草药园。
如今社员进山来，
药园百鸟舞蹁跹……
党的政策是东风呵，
鼓满帆篷催动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