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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来自电视屏前的呼声
编者按：半年来，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希望电视台多播映一些新电影、新戏。上海《文汇报》发表《电视屏前的感想》一文后，来信更多了。不到一个月，已收到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的一百多封信。下面选登的是其中的几封。
失望
最近几个月，电视台很少播放新电影和新戏。
不少家庭长时间省吃俭用添置了电视机。老年人年迈体弱，不能去影剧院排队买票；上班的同志无时间去排队；青少年在粉碎“四人帮”后功课已走上正轨，不能叫他们在买票上花时间。本来买电视机的目的是为了不出门也能活跃文化生活，还能节省日常开支。现在这些目的都不能达到。
目前各影剧院在放映新节目时，售票处人山人海，甚至妨碍交通。如果电视同时播放，岂不是两全齐美吗？
演电影演戏既然是为了教育群众，为什么不同时在电视上也演一演呢？
北京铁路局工程处 勾庆涛
我们这里地处高原，交通闭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影片最快也要三四个月以后才能看到，而且有的电影在这里从来没上映过。最近我们这里有了电视机，大家都希望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新电影、新戏。可是有关部门想的多是大城市影剧院的票房利润，很少为战斗在边疆、农村、高原、山区的同志着想。我们只好看着报纸上的影剧预告，“望名兴叹”了。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粮食局部分同志
“国外也是这样”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电影要向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知识和丰富文化生活。钱嘛，当然也是需要的，要讲经济核算。可是，到底是把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国外的电影公司可以那么干，我们的电影部门就不应当那样做。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应该学习，但是，资本主义损民利己的手段我们决不能照搬。
群众本来是想买电视机以后可以省一点买电影票的钱，可是到头来还是要花，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经济收入并不丰裕，国家各部门应该努力做到事事为老百姓着想，样样让老百姓省钱。这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电视和电影本是同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行是冤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行是一家。电影和电视，应该携起手来，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努力。
我们等待着一拿到电视节目预告单，就能眉开眼笑的那一天！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张文
谈谈“上座率”
据说，有关文化部门有个通知，凡是新影片，半年以后才让电视台放映，以免影响影院的上座率。我们认为这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不符合人民利益。因为电视机在我国按比例说，还是少得可怜，放映新影片，并没有多少观众能从电视上看到。
新影片都是在大城市先放，广大农村及小城市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如果说放新影片影响上座率，那么我们小城市就谈不到，广大农村更无“座”可言。为了能看到新片，我们不靠电视靠什么呢？
如果群众认为影片好，质量高，又何必怕影响上座率呢？看过电视，过几个月甚至一年后，电影片来后，群众还是会去再看的。有些片子，不要说看过电视，就是电影还要再看二三遍呢？故事片质量不高，跟不上人民的需要，却用在电视台不放映新片子的办法迫使人们去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太高明。
江苏镇江市人民法院 景新民等
先拿到电视上放一放有好处
应该把好的影片多向电视上放一些；一些好戏也应搬到电视台上演播。有的影片和话剧，剧评、影评早在报刊上发表了，人们只能围绕文章进行议论和欣赏，其实还是由一人说了算（这话有些绝对了，因为作者的评论首先是根据群众反映描述的）。如果在电视上让群众都能看到它，让更多群众来评议，对文艺的繁荣会有更大好处。
河北怀安县驻军 赵俊萍 陈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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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与读者打成一片
——由邹韬奋办《读者信箱》谈起
近读《韬奋文集》，颇有所思。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答复读者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和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由韬奋同志热心办《读者信箱》，使人联想到报纸如何办好《读者来信》。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报纸，都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工作，并在报纸上发表读者来信，加强了党报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和战斗性。大量的来信，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批判了妨碍实现四化的错误倾向，表扬了新人新事；对改进各方面工作提出了可贵建议。《读者来信》逐渐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充分发挥着党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改进工作，使之更好地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为此，结合最近在同一些新闻单位的同志座谈讨论中讲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其一，要有“与读者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来信必须认真处理。只要是对四化有利，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决不可“踢皮球”，一推了之。许多来信者就是各条战线上最熟悉情况、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的同志。
其二，对正确的批评要敢于坚持原则，保护作者。有的单位和个人对报纸的正确批评不能正确对待，甚至追查作者，进行威胁。某市报辟一专栏，发了一篇批评一个卖肉的售货员走后门的来信，财贸部门的一个干部就多次打电话追问作者是谁。同一市报发了几封批评长途客运站服务质量不好的读者来信，结果连记者采访买票也不照顾了。更有甚者，某省报就一起民事纠纷久拖不决的问题，和某市报共同派人调查，被调查者竟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采访的记者。后来几经调查，才真相大白。
其三，要注意分析提炼读者来信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表扬要防止浮夸虚假，批评要注意分寸。
让我们发扬邹韬奋同志那种“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精神，努力办好《读者来信》！ 辽宁读者 田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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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编者
向杨玉玺同志致歉
七月二十七日你报在《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一文中说：“鲁庄大队副支书在社员的大门前盖房挡路十四年，逼得社员在墙下挖洞，每天钻洞出入。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这个积案，亲自给大队支书写信研究这个问题。”以上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这个责任不在报社而在我。
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今年三月中旬，地委领导同志和我一起去巩县解决积案。县委分管信访工作的同志讲，鲁庄社员杨进有和副支书杨玉玺闹宅基纠纷，因盖房挡了杨进有家的出路，十多年解决不了。杨进有告状一百多次。听后，我们去看了现场和地形，但对事情的具体情节没有调查，更没有询问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事后，向公社管信访的同志提出，要解决杨进有家的出入过道问题，并请县信访科催促公社妥善处理。（今年麦收前解决了。）
五月初，人民日报记者来我区了解信访工作，我们向他们介绍情况时，提到了这个案例。
《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见报后，杨玉玺同志来地委，说报上登的情况不实，心里老觉冤枉，请地委向人民日报反映，给予纠正。据杨玉玺同志讲：不是他在社员门前盖房，而是另外两家社员盖房挡了出路（留路过窄）。杨玉玺根本就不住在杨进有门前，而是在他家的东边。杨进有家门被挡后，从寨墙洞里出来就是穿杨玉玺家的院子过的。杨玉玺的过错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鲁庄的报道情况不实，是我工作不深入、不细致造成的，应由我检讨。因为当时去鲁庄大队的是我。特此更正，给杨玉玺同志恢复名誉。
中共开封地委李振江（副秘书长）
《开封地区信访工作简介》一文中提到“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这个积案，亲自给大队支书写信研究这个问题”一句，是马任平同志指示地委信访处给另一公社的一个大队支书写信之误。经过是这样的：当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此事之后，认为地委书记如此具体地抓信访工作，值得提倡，于是在鲁庄大队案例的后边写了“地委书记马任平为解决积案曾亲自给某大队支书写信研究问题”一句。编辑为了把事情说得确切，在“积案”前面和“研究”后面加了两个“这个”，将两个大队、两个支书的事混为一谈了。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说明记者不亲自下去核实稿中事例是不对的。编辑仅从文字上考虑，没有仔细斟酌事实，这种作风也不好。特向杨玉玺同志致歉。
本报群众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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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买书难
?在报上常看到很多新书出版消息，真是高兴极了。可是我们什么书也买不到。我们是教书的，象《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工具书都没有。去年九月，我们向省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新华书店办到我们山区来”，一直无人理睬。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上海一家邮购书店的地址。怀着满腔热情写封信去，结果还是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店里的书少得可怜。看来，我们是不敢奢望把书店办到山区来了。只希望邮购书店的书丰富一些。
贵州沿河县 思渠中学文世敏 武秀清
?现在出版社不办理邮购业务，邮购部门又常常无书供应。我们希望国家出版发行部门在各出版社发行科设置邮购点，并在出版每种新书时，抓一下预订工作。
湖北潜江县浩口公社樊场大队 李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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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从熊一福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拿群众申诉当事办
近来，抚顺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织陆续收到人民来信，热情称赞该院信访科科长、共产党员苏兴奎同志，真心实意解决群众疾苦的事迹。
今年年初，沈阳部队后勤部李凤仁给抚顺市检察院写信，说他的同学王凤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抚顺石油炼建公司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把他折磨成严重精神分裂症后遣送黑龙江省木兰县农村。现在王凤生已失去申诉能力。李凤仁申请人民检察机关秉公执法，复查此案。苏兴奎同志看过信后，立即去查询王所在单位，但该单位早已撤销。按照办案常规，将此申诉反转至上级石油部门处理就算完结。老苏并没有这样做。她紧急向木兰县公安局发函借调王凤生的卷宗。木兰县公安局很负责地将卷宗发来。老苏仔细查阅了卷宗，从材料上看，明显是一起冤案。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凤生对社会上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恶风不满，与同志们议论过。有人借王出身富农家庭，便无限上纲，说他是出于阶级仇恨，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他实行了“群众专政”，抄了他的家。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一封他哥哥的来信。信是王凤生为了填写干部履历表，让他哥哥介绍一下他家土改前经济情况的。就凭这么一封信，王凤生被诬为手存变天账，一心幻想变天复辟，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遣送原籍。
老苏为尽早平反这起冤案，向石油部写信询问王原在单位的去向，并建议该单位派人来共同办案。原来该单位已并入河北任丘石油建筑公司。该公司党委接到抚顺市检察院信后，立即派人到抚顺检察院。经调查，确实是一起冤案。今年四月，正式给王凤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为王凤生治疗，使他早日恢复健康。
这起冤案被害人并没有提出申诉，为什么能够迅速解决呢？这与木兰县公安局、石油工业部和任丘石油建筑公司的党组织和有关同志，特别是复查此案的承办人苏兴奎同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苏兴奎是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她抓信访工作再三强调：对群众的合理申诉，不管怎么难办也要花气力抓紧解决。她身体力行，让科里身体弱的同志在机关搞接待，她带头深入到厂矿、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去调查。我们两次去机关采访，她都到矿区调查去了，后来不得不改在下班后到她家去看她。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天空依稀闪烁星光，老苏刚由矿区调查回来。她在外东奔西走了一天，虽然很疲劳，但仍谈笑风生。当我们说明来意，请她谈谈体会时，她带有几分负疚的语气，很严肃地介绍了科里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她再三说：“对群众的疾苦，我们还远远没有象对待自己和亲友的事那样，有一种紧迫感。群众来信表扬我们，是对我们政法干部的期望。”
新近，她被评为市信访工作先进工作者，更加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了。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邱连云
笔者附言：此稿反映的事例，与《熊一福的死说明了什么》一文，适成鲜明的对照。我希望能够发表这个好事例。
《熊》文见报后，我们单位职工反响强烈，都为舆论界仗义执言为民申冤叫好。大家说，这反映我们的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敢于揭露阴暗面，说明我们正在设法排除它，走向光明。 邱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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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在我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处处遇到的都是领导亲自过问，而且都能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帮我解决问题。我想借此机会向党报反映，也好让那些象《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中指出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借鉴。
我原在安徽巢湖气象站工作。一九六○年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了公职，一九六三年遣返原籍——江苏镇江。以前，我多次申诉上访，都没有结果。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和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我为了请求组织复查，在今年初先后向现单位（镇江大东造纸厂）和原单位提出申诉。不久，现单位党委即多次派人去安徽外调。由于档案找不到，复查困难，我又携妻带女，几次去安徽上访。然而，原处理单位
（合肥市巢湖区）早在一九六二年底就撤销了。原工作单位建制改变，人员大有变动，我的历史档案确实不知去向。可是安徽省巢湖地区气象局的领导并没有一推了之，而是由几位局长亲自接待。他们和有关人员研究后，派人四处外调，到合肥、巢县、白湖等地寻找档案。一次，办案人员从巢县某单位找到了我的全部历史档案，他们真象从海中捞到了绣花针一样，高兴得四处相告。
找到档案后，再经调查研究，按照政策，很快地为我复查出了结果，决定全部改正。经巢湖地委批复后，地委统战部派了一位科长，偕同地区气象局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亲自从安徽到镇江来通知我，并到镇江市有关单位去给我安置工作。镇江市有关单位接到通知后，很快地从政治上、工作上、经济上给我落实了政策。
我的问题可算复杂，时隔太久，单位撤销，人员变动，档案不知下落。但我有幸遇见了“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反之，如果我也遇到一些官僚主义者，那就不知哪天才能改正错案，落实政策。可能我也会象文章中说的那些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蒙冤群众一样，要频频上访。
如果各级领导都象巢湖地区气象局和镇江大东造纸厂的领导那样，设身处地对待上访人员，按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对待他们的疾苦，那么上访问题就一定能较好地解决了。
江苏镇江 许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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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
我认为，熊一福案件的一个教训是：必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长年辛勤工作，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把基层干部说得一无是处，采用惩罚主义，打击一大片，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对基层干部有个正确的估计，坚持教育为主的方针，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基层干部中问题也不少，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绝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如果因为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打击广大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就只讲保护基层干部这一面，而不重视他们中存在的问题，不严肃处理他们中违法乱纪的事，同样是错误的，也不是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有少数基层干部，长期以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压制群众，甚至为非作歹，被群众称为“东霸天”、“西霸天”、“土皇帝”、“地头蛇”，可见他们积怨太深，不得人心。当他们的错误被揭露，在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在上级派工作组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气焰要稍稍收敛一些。但时过境迁，有的人便又故态复萌。有些受处分、被撤职的人，或者因为有后台，或者因为善于逢迎拍马，又会东山再起，一朝权在手，就要来整人了。而群众处于无权地位，受到委屈甚至迫害，只有寄希望于上级，希望上级不致“官官相护”。
对于以上这种复杂的情况，不能性急，急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对待，关键是要加强教育。
对屡教不改、错误严重者，则要在弄清事实以后，给以恰如其分的处理，直至绳之以法纪，绝不能手软，不能姑息。
江苏知青办公室宣传处 马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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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翻案都是错误的吗？
当李文茂屈打成招之后，供出无辜的张白玉，紧接着他到县里为张白玉申辩，却被诬为“翻案”，遭毒打。定案后三天，同案人纷纷喊冤，多次向有关单位申诉，也被说成是
“翻案活动”，扬言要“罪加一等”。难道翻案都是错误的吗？
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其中以定翻案罪最为时髦，什么“翻历史旧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右倾翻案”等等，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含冤受屈的人头上，致使人们一谈起“翻案”，马上色变。因此，即使是屈重如山、冤深似海，也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仍用这顶帽子来威胁、恫吓，打击群众。
翻案未必都错，申诉应受保护。关键在于是否从实际出发。一个案子、一项决定，要经得起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如果确实错了，就应毫无保留地推翻旧案。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策，也是我们得到群众拥护的重要原因。
河北滦县驻军战士 鲁教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