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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腔热情颂总理
——赞彩色故事影片《大河奔流》中的周总理形象
翁睦瑞
努力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艺术形象，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摆在电影创作人员面前的一个崭新而紧迫的创作课题。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大河奔流》第一个塑造了周恩来总理的光辉的银幕形象，这是影片一个突出的、值得赞扬的艺术成就。
影片中描写周总理的戏，在全片主题思想的构思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形成了影片下集的高潮。影片形象地说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才能使黄河变害为利，才能改变我们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也说明了象李麦这样的先进人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领导下，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影片的创作者就是从这样的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来塑造周总理的银幕形象的。
影片《大河奔流》中对周总理形象塑造在艺术构思上是颇有特色的。夏天的夜空里，一驾闪亮着灯光的直升飞机从空中掠过，人们虽然一阵欣喜，但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理来了。就在李麦站在二十年前被扒开的“花园口”处，激昂地向民工们进行着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激励人们拼力护堤抗洪的时候，前景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入画，背身站在人群外听着。影片先把总理的出场描写得格外的平静和使人一时没有发现，然后，才描写了李麦在劳动过程中突然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已经站在自己身边参加传运土筐了！于是她和民工们立刻欢腾起来，争着和总理握手问候。总理爽朗热情地赞扬李麦说：“你刚才讲得很好，给我上了一课！”上述这一情景的描写，不但符合夜间野外的时间地点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符合总理那平易近人、虚心向人民和普通劳动者学习的思想作风。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四人帮”那套“高、大、亮”的形而上学的拍摄方法，但是总理的形象在李麦的惊喜的眼睛里，在千百民工的惊喜的眼睛里，同时也是在亿万观众的眼睛里，“人民的好总理”的亲切的形象，一开始就这样光辉地出现在银幕上。
创作影片《大河奔流》的同志们为了表现好周总理光辉的精神境界，写他来到黄河险区后繁忙辛劳而又理机有序的工作活动，一共采用了七个场景、四十多个境头，充分地展开了描写。总理一下飞机就连夜参加劳动，接着又走进工棚里和民工们亲切交谈；他亲自登上大堤视察灾情，又来到地里察看庄稼的长势；他向地委书记询问抗灾群众的情况，紧接着又召开各级干部会议研究抗洪的办法；最后，在堤下广场上，总理冒雨宣布决定不分洪和动员大家作好抗洪工作。影片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活动的真实描写，生动具体地再现了总理深入实际、注重调查、发扬民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工作作风。在领袖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坚决地摒弃了那种用高谈阔论、空洞说教、发“号召”作“指示”的拙劣的表现方法。《大河奔流》的创作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光辉感人的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同样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把领袖人物放在“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具体描写中来刻划和表现，关于“号召”和“指示”也是可以写的，但是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显得对形象创造有所助益。
为了突出表现总理的伟大历史作用，在《大河奔流》中，总理的出现和工作活动的描写是同解决千百年来黄河为害问题紧紧联系着的。而要战胜奔腾咆哮的黄河，实现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不仅需要有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还需要有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影片在总理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努力把这个思想体现出来。总理一到抗洪工地，首先就是热情地赞扬李麦那“水高一寸，堤高一尺”的一番动员讲话，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那种在重灾面前不低头的昂扬革命精神，而且在后来宣布不分洪的决定时，又再次引用了李麦的这句话，激昂地鼓舞民工们说：“水高一寸，堤高一尺！团结战斗，众志成城！中央和你们同在！”激励广大民工发扬这种可贵的革命斗志。但与此同时，总理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十分认真地询问了李麦关于加高堤堰的速度，听取了海清老人关于就地取材“挂梢子”的可行建议，并一次再次地及时向治黄委员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了解灾情发展和雨量、风力等方面的详细、准确的情报，在亲自主持的各级干部会议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认真地听取了两种不同见解的争论，在及时通过中南海的电话向毛主席汇报后，才在群众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了不分洪的决定。这个英明正确的决定，是客观情况同主观判断的统一，是高昂的革命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的统一，是实行群众路线同执行毛主席意见的统一。这几个方面的统一，正是周恩来同志作为人民总理在改造黄河上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的真实而生动的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是神，因而文艺作品只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描写他和表现他。影片中从总理的首次出现到最后他在广场上宣布决定，这期间关于总理的整个工作活动过程的描写，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此可以说，《大河奔流》中周总理的第一个银幕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是革命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一个宝贵的艺术成果。
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要求对细节进行真实的描写。在影片《大河奔流》中，就不乏对总理作深刻细致的细节描写的感人之处，因而无论是从形似还是从神似上都大大地加强了总理形象的真实感。例如总理在堤顶察看了波涛翻滚的严重险情后，又转身来到庄稼地里，象亲自耕作的农民那样珍惜地抚摸着丰收在即的玉米棒子。这一细节描写，深刻感人地表现出了总理的内心活动：情况是严重的，但如果分洪淹掉群众辛苦种出的这么好的庄稼，那是多么的可惜啊！此时此刻，在人民总理心里装着的，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比那滔滔的黄河水还要高涨得多的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又如总理在学校的课室里注目看着孩子们留在黑板上的誓言，又听完了地委书记关于群众情绪高昂的汇报后，显然是感动了，强烈地被触动了，因而突然反问说：“要是不分洪呢”？这一细节描写，同样十分深刻感人地写出了人民总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血肉关系和强烈的感情交流。最后在广场上，总理在冒雨宣布决定的时候，三次拒绝保卫人员给他打伞，第一、二次他摆了摆手，第三次干脆把伞接过来，收下放在一旁。这一细节生动地写出了总理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和广大群众一起战胜黄河灾害的巨大决心。上述这些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优秀电影语言，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当总理亲自把伞收起来时，夹挤在人群中的徐中玉见了以后，羞惭地偷偷把伞也收了下来，使我们随着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尽管影片中并没有去直接描写总理如何对徐中玉这个人物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总理光辉榜样的强烈感染下，徐中玉的思想转变却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了。
《大河奔流》通过对周总理视察黄河一事的描写，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总理的崇高思想风貌、伟大精神气质和优良工作作风。扮演总理形象的王铁成同志在做到形似和神似等方面作了很好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影片《大河奔流》剧照：在抗洪抢险工地上，周恩来总理（王铁成饰）同李麦（张瑞芳饰）亲切握手。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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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贞观“兼听”史话
——昭陵博物馆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王焕斗
乘天气晴朗之时，登上西安城楼，遥望西北，巍峨的九嵕山尽收眼底，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实际上属于“开国之君”的李世民就埋葬在这里。李世民的墓地，称为昭陵，距今礼泉县城四十五里。整个陵园三十万亩，包括一百六十七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其中，有一部分陪葬墓的文物已发掘、整理，在昭陵博物馆内展出。
这个博物馆座落在九嵕山前紧靠公路的李勣（徐懋功）的陵园内。徐懋功墓由三丘合成，象征他在三次战役中建立的军功。墓旁是博物馆的展览大厅，墓前两侧排列着原有的石人、石狮和石羊。迎面立着高达十八尺的墓碑，以行草书写的碑文，字迹秀丽洒脱，是唐高宗李治的“御笔”。仔细看了碑文以及徐懋功的墓志以后，使人不由得想起杜甫《重经昭陵》一诗中“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诗句。
徐的墓志，以权威性的第一手纪录，写明了他在群雄之一的李密兵败以后，随即投唐的经历，具体证明，李世民得天下，不是靠的“三尺剑”，更不是“历数归”，而是作为一个豪门贵族子弟，乘隋末农民起义之机，打着反隋旗号，夺取了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唐王朝。
这些是李世民本人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昭陵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孙迟对记者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只准讲帝王将相这种巧取豪夺、骄奢淫佚、封建落后的一面，好象前人没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可以介绍过去不敢讲的另一方面的史实了。这也许能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的确，仅初唐这段历史，便有相当可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世民是在公元六二六年接替唐高祖李渊当皇帝的，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当时，国库空虚，灾害频繁，人民穷苦，边防也不安宁，政权很不巩固。他害怕重蹈隋亡国的覆辙，日夜焦虑不安，深知靠他一人办不好这么多的事情，就问魏征怎样才能不作“暗君”，当个“明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受到很大启发，以后就比较兼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采取一些比较进步的政策和办法。贞观时期出现过“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遍）野，人行数千里不赍（带）粮，民物蕃息，四夷（外族）降服者百二十万人”的升平景象。《新唐书》的这段记述，虽不完全可考，但在昭陵博物馆也能见到若干物证和旁证。眼前的许多文物、史料不仅反映了当时农、牧、手工、建筑、外贸等业的发展水平，以及绚丽多彩的书法、雕刻、绘画、陶塑等艺术成就，还证实了以兼听为其重要特色的“贞观之治”，怎样通过广开言路，使李世民与一些出身、民族、经历不同的官员们常常能够统一政见，巩固了他的政权，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事业。
“兼听”与“求谏”
贞观时期，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当然没有言论自由，但在宫廷内部却显得比较开明。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经常采取“求谏”的态度，想方设法引导官员们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他求谏的办法之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树立“直谏”的榜样，借以鼓励人们打消顾虑，敢于讲话。宰相魏征就属于这种榜样。李世民要修建飞山宫，魏征批评他是走隋炀帝“不虞后患”的道路，劝他不要劳民伤财，“以暴易暴”；李世民准备去泰山行“封禅”大典，魏征坚决反对说，这种做法是皇帝崇虚名而国家受实害，只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李世民接受了魏征的这类谏议，经常褒奖他，曾说：“征每犯颜直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李世民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丢掉了他过去的一些长处，魏征就写了一篇奏章，题目是《十渐不克终疏》，批评他在十个方面没有始终不渝地保持贞观初期的优点，建议他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坚持节俭原则等等。李世民反复研究，深感这篇文章词强理直，就把它写在屏风上，便于随时警诫自己，并向魏征保证说，今后如不照你的意见做，就没脸见你了。魏征在他的鼓励下，先后建议二百余事，他的《论治疏》等著名的奏议文章，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
魏征死于贞观十七年，李世民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荣誉。他说，魏征死去以后，自己好象失去了一面明辨得失、照见己过的镜子。他曾以“浪浪泪空泫”的诗句表达悲痛心情。他还把魏征的坟墓安排在为自己建造的陵寝近前，同样以山为圹（墓穴），规格高于嫡亲公主的墓葬。
李世民还采取重赏的办法，鼓励他手下的人大胆讲不同意见。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说：按现时的财力物力，远不如隋时雄厚，你要劳民伤财，修建这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恐怕还不如隋炀帝。李世民反问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殷纣又怎么样呢？张玄素毫不畏缩地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就要落得和他们同样结果了。李世民被驳得无话可说，承认自己考虑不周，遂将此令收回。因为张玄素敢于“以卑于尊”，赐给绢布五百匹，以奖励他的“忠直”。
李世民又很注意树立“忠谏”的风气，重视来自多方面的合理建议，一时形成上朝时有人直谏，回到后宫还有人直谏的气象。据文献记载，李世民心爱的一匹马无病而突然死去。他恼怒地要杀养马宫人。皇后说，当年齐景公也象这样因马死而要杀养马人。齐大夫晏婴便为养马人列出罪状说：你为了养马而致被杀是第一条罪；你使齐景公因马杀人，老百姓听说此事必然埋怨景公，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听说此事，必然轻视我国，这是你第三条罪。景公经他这么一批评，知道做得不对，就免了那个养马人的罪。皇后讲到这儿说，陛下你是常读书的人，怎么忘了这件事呢？结果太宗接受了她的巧妙批评，打消了因马死而要杀人的念头。当时，不单是大臣、皇后敢谏，小官也敢谏。栎阳县丞（八品官）刘仁轨，对太宗正在秋收大忙季节去同州地区打猎的决定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改在冬闲时进行。太宗对这一谏阻，不但完全赞成，收回了成命，还把刘仁轨的官职提升一级。
“兼听”与“杜谗”
隋炀帝把一些“欺上骄下”的人置于自己周围，听信谗邪，终于亡国的事实，被李世民等人当作教训来记取。他们在提倡广开言路的同时，为了使“忠谏”畅行无阻，比较注意杜绝谗言。
在这方面，他也作过“典型示范”。李世民登上皇位不久，便对武德时以谗言得宠的宰相封德彝说，武德年间很多误国害民的事都和你有关，随后就把他免官为民。在昭陵陪葬人物中有宇文士及，昭陵碑林内也收存了他那矮小的墓碑。此人在唐高祖武德时期作过中书令，但在贞观时期不被重用。他既是先朝老臣，又和唐太宗是儿女亲家，但因他是一个“佞人”，所以李世民对他保持距离。有一次李世民称赞一棵树长得很茂盛，他乘机恭维、讨好，李世民当面批评他说，魏征经常劝我少亲近那些“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原来就是你！
见了昭陵博物馆的尉迟敬德夫妇用工精巧的墓碑，以及著名书法家王知敬为敬德写的碑文，使人想起这位初唐的将领险些被谗言搞得人头落地的故事。他是为某些大将鄙视的降将，和他一起归唐的一个名叫寻相的同伴又很快背弃了李世民，敬德被诸将当成嫌疑犯抓了起来。有两名大臣对李世民说，敬德慓悍，既已抓了起来，结下猜疑，如不快杀，将来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李世民说，不然，敬德要是背叛我，怎么会在寻相之后才反呢？就把敬德放了，还给他一些钱说，我不相信那些谗言，如果你想离开我，就把这笔钱拿去用吧。后来的实践证明，李世民不凭空怀疑和轻易杀害敬德是对的。勇猛异常的尉迟敬德出生入死地为他立了很多功劳。
贞观时期宫廷内也具有一种群起杜谗的空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克服历代帝王那种“龙颜”难犯等弊病。魏征经常犯言直谏，也引起许多谗言谤议，李世民曾对他产生猜疑和不满情绪，甚至要处置他。据文献记载，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我总有一天要杀这个乡下佬。文德皇后惊异地问他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每当朝伤我的面子。文德皇后知道是魏征据理直谏得罪了皇帝，便默默地退回内室，穿戴起皇后礼服，要对太宗“行大礼”。太宗莫名其妙地问：你这是干什么？文德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么一批评，提醒了太宗，再也无话可说，也就心平气和了。
“兼听”与“纳贤”
我国已故的知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肯定了李世民在“用人”和“纳谏”两方面有突出表现。要广开言路，就不能不广泛选择有才干、有经验、有真知卓见的人才，而且要抛开所谓出身“低贱”、非亲非故，十全十美等偏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拔。唐朝的开国功臣中有很多人是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徐懋功、程知节、吴黑闼等都是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后来也都参加了瓦岗联军。这些人的碑石或墓志中都记载了他们的上述经历。魏征出身“低微”，在隋末当过道士，跟着李密投唐以后，起初又辅佐同李世民誓不两立的太子建成。尽管如此，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仍未忽略他的才能，使他为唐朝的兴旺发达出了力。
李世民纳贤的办法也是很多的。他频频督促大臣们“举贤”；认真从招考中挑选人材；他还经常发动官员们议政，了解他们的才干。在昭陵陪葬的马周，原是“山东布衣”。贞观五年，李世民发动官员议政时，他在中郎将常何家里作客，替常何向李世民上书建言二十多件事。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一个粗疏少文的武将，便向常何查问上书一事，结果发现了马周，立即引见，授官监察御史，后任中书令，担任宰相职务。
贞观五年，有些人主张封功臣和亲王为世袭刺史，并让其子孙后代继承爵封。这样做就会阻塞选贤之路，埋没人材。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人都发表了反对的意见，到第二年终于否定了这个提案。昭陵碑林里段志玄、李靖等人的碑文中就记载了这件事，说是
“竟例不行”，不按前人的陈规搞世袭了。
杜甫在另一首《行次昭陵》的五言诗中，曾以“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描绘当时贤臣集聚，直言敢谏的情景。李世民确实招纳了不少人材，以“纳贤”保证了“纳谏”，常常兼听到许多有益的意见，避免了不少过失。如果说小官出身的房玄龄在选贤举能方面经常建言，起了重大作用，被李世民视为左右手，那么出身“微贱”的马周，在参与国政方面则有不少独到的建议，比如根据他的意见，李世民重视了对地方官员的选择和考核。至于魏征的才干，更是早有定评了。
“兼听”与制度
贞观年代的兼听，包括直谏、争论之风是有制度作保证的。唐代采取了“中书出命，门下审驳”和尚书执行的制度。皇帝要发布的政策和命令都是先由中书省起草，再由门下省研究通过，如有不当之处，门下省可以提出意见“奏还”，经过反复研究，然后交由尚书省施行。互相间形成配合、制约及监督的关系，都有比较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为了认真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唐太宗曾就审议不认真的现象多次进行批评，他说：许多人常常以为是皇帝已经批阅过的政策措施就不再提出修改意见，这是“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乃亡国之政也”。他还经常用隋炀帝一人说了算，大臣不肯力争，结果“天下大乱”，“家国两亡”的例子来说服周围的大臣，鼓励他们要“徇公亡私”。李世民确实重视各职能部门的意见，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在行宫未按才德兼备的原则，把司农卿李纬任命为户部尚书。但他不知当时留守京城的房玄龄有啥意见，便向来自京城的人打听，那人说，房玄龄听说任命李纬当户部尚书时，没有说别的，只称赞他长了一把好胡须。李世民体会了房玄龄的意思，便调整了李纬的工作。贞观时期，还立有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及时谏诤的制度。
实行这个制度会不会使颁布一道政令要花费很长时间呢？昭陵博物馆的孙迟，指着库房里的一块石碑对记者说，这是临川公主晋封爵号时的“诏书文”刊石，记载着中书省起草于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日，门下省第二天通过，尚书省在同一天向受策封者和有关部门下达。说明按制度办事，不一定拖延时间。
“兼听”与法律
贞观初，李世民命令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对以前的法律条文重加修改，称作《唐律》。后来，长孙无忌还逐条作了解释，即是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这是封建王朝一部较完备的法典，为以后各朝所遵循。
有了法律，大臣们进谏有了根据，议论更为活跃，皇帝也可兼听更多意见。在昭陵陪葬的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亲生女儿。唐太宗给他这个爱女筹办嫁礼时，打算超过长公主（皇帝姊妹辈）的规格，魏征坚持按《唐律》内“令式”的原则和规定办事。李世民只好放弃他原来的打算。
鄃县令裴仁轨，因“私役门夫”被李世民发现，下令要杀他。有一个名叫李乾祐的殿中侍御史说：“法者，陛下以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李世民悦服。免去裴仁轨死刑，奖赏了李乾祐。
濮州刺史庞相寿，犯贪污罪被撤职，因为他是李世民当皇帝以前的老部下，上书请求免罪。李世民可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反对说，你当年的老部下很多，照这样做，恐怕人人都仗恃你的旧情违犯法律，使好人担心受违法者之害。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对庞相寿说，我过去作秦王时是一府之主，今居王位，乃四海之主，不能“独私故人”，大臣们严格依法办事，我岂敢违反呢，就送了些东西，打发他走了。
贞观年代，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思想活跃，畅所欲言的风气，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使他们能够比较注意“用人唯贤”、“休养生息”，对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以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写下了可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