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殷切的期望 难忘的教诲
王诤〔遗作〕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一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一九三○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们，他常把同志们送给他的、当时极为难得的纸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着重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就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象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心里。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五月十五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十六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ＳＯＳ”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一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六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一百瓦的电台，一九三一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直到一九四○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又能亲聆教诲。
抗日战争时期，通信材料的供应非常艰难。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区回来，为了掩护我们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小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大卡车。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单靠从国民党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他看到工人用铜元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赞不绝口。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一九四二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要冲矽钢片，需要冲模，而制造冲模，却找不到适用的钢材。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钢轨。为发展我军通信事业，朱总司令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当钢轨抬到工厂的时候，有的同志涌出激动的泪花。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无线电通话。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传到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当时在延安，大批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我想起朱总司令在苏区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情景，就请朱总司令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开导我们的同志。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通信战士们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为了革命胜利，千千万万的阶级弟兄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不过，你们要晓得：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摇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的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仔细体会它的含义。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总司令在做报告。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心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我们关于撤出延安后怎样保障我党我军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但是，困难是暂时的，度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指挥。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任务去了。 三 解放以后，朱德同志要求我们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我们的技术人员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朝鲜前线，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保证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朱德同志经常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我们电子工业部门每举办一次展览会，他都是有请必到。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从首都近郊到海河岸边，从关中盆地到长江之滨，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他的教诲。在视察过程中，他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勉励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朱德同志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朱德同志幽默地说：“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在工作上可不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他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他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历历如在眼前。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特别不能忘记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九三一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是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而四十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当我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又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一九七一年十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一天，我突然听说，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这个消息使我太激动了。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朱德同志连声说：“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摔死了。他说：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一九七三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他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看了两个小时。一九七八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而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我们每个革命者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现在，我们又庆幸“长征接力有来人。”华主席领导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我们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我们电子工业战线的全体同志决心紧紧跟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中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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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
——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
本报讯 新华社八月二十六日播发记者鲍光前写的报道：《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新华社为此加了编者按。
报道指出，世界上生产食用植物油多的国家，每人每年平均有三、四十斤或四、五十斤。但是，我国食用植物油近几年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斤左右。
我国植物油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靠种植草本油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是从油菜籽、花生、大豆、芝麻等草本油料和棉籽中榨取的。目前草本油料的种植面积是八千五百万亩，占农业种植面积百分之五点八，现在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拿出更多的耕地种油料不大可能。要提高八亿人民的吃油水平，尽管可以大幅度提高现有草本油料的单位面积产量，但那还是很有限的。
如何解决人们新长征路上的吃油问题呢？国家林业总局和部分省、自治区林业研究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要实行草本油料与木本油料并举，逐步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的道路。这是解决我国人民吃油问题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途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新华社编者按全文如下：
这篇报道，对如何解决我国八亿人民的吃油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发展农林业的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问题提得好，使人大开眼界，很有说服力。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材料只论食油，对工业用植物油论述不够。要把油料生产尽快地赶上去，在积极发展草本油料的同时，更要花大力气发展木本油料的生产，逐步做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油桐、乌桕等木本油料，在工业和人民生活中用途很广，也要大力发展。
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的口号，过去也提过，为什么至今发展不起来呢？是我们的土地不长吗？不是。是老天爷偏偏和我们作对吗？也不是。问题是认真想这件大事的人少，实干的人也不多，特别是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当然，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可以向食用油料木本化进军了。
建议各地把发展木本油料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要因地制宜，订出规划。从资金、物资等方面加以扶持，从技术上加以指导，做到思想落实、政策落实、组织落实。
实现食用植物油料木本化，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懂得了做这件事的好处和重要性，现在吃油很少的人民，办这件事的积极性是可以想见的。诚实的土地也绝不会辜负我们的劳动。只要不是空喊，而是实干，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我国油料生产的面貌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在本世纪内，实现食用植物油料生产现代化和木本化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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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路局涌现一批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
一百零一个机车组被授予光荣称号
据新华社郑州八月二十六日电 最近，郑州铁路局党委授予一百零一个机车组以“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的光荣称号，同时命名一批“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队”、先进洗修组和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疯狂干扰破坏，全路局没有一台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粉碎“四人帮”以后，郑州铁路局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今年以来，机务部门广大职工纷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了学大庆、赶“毛泽东号”机车组、赶古冶机务段的热潮，车日公里显著提高，机车日产量、平均牵引总重、技术速度和机车万吨公里用煤等四项重要指标，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涌现出一批先进机车组。
这次被授予“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光荣称号的一百零一个机车组，都是郑州铁路局机务部门学大庆、赶“毛泽东号”的“排头兵”。这些机车组的共同特点是，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罪行，肃清流毒，拨乱反正；发扬“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坚守岗位，遵章守纪，团结协作，听从指挥；迎着困难上，大干社会主义，做到了安全正点，多拉快跑，质量良好地完成运输任务。它们中间有十八年如一日或十五年如一日安全调车的机车组；有安全行车百万公里以上的机车组；有在高坡地区团结协作、战胜艰险，一年之内连续实现三个百日无一切事故的机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