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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思想障碍，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马力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是一个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干部政策落实不落实，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全盘工作，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我们要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率领各族人民齐步长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更好地把贵州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战略基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极为重要，刻不容缓。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贵州出现多次反复，干部工作遗留不少问题。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教导，把贵州的干部看得漆黑一团，胡说什么贵州干部“不好的多，好的少”。他们利用我省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散布种种流言蜚语，竭力制造“这一部分干部同那一部分干部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干部同那一时期的干部的矛盾”，等等，挑拨离间，分裂干部队伍，为他们搞乱贵州打开缺口。他们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疯狂实行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在我省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比较多，严重地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我省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曾积极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果。但是，每次都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恶毒攻击。他们把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诬蔑为“翻案办公室”、“复辟办公室”，把落实了政策的干部称为“逸民”、“还乡团”，揪住不放，残酷斗争，致使许多革命同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多年蒙受不白之冤，并且株连到他们的亲属、子女，影响到整个社会，十分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各级党组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狠抓干部政策的落实，把它同整党整风、加强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我省原来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绝大多数已分配适当工作；一些工作安排不当的，已作了必要的调整；一部分冤案、错案已经平反、昭雪。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没有肃清，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量还很大，还有不少思想阻力，有的地方和单位阻力还比较大。为了迅速而又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教导，学习华主席、党中央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密切联系我省实际，狠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着重解决五个方面的“怕”字，扫除思想障碍，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
一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帽子的问题。落实干部政策同为坏人翻案，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坏人的案当然不能翻，永远不能翻。但是，应当看到，在林彪、“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少好人被冤成“坏人”，不少人民内部问题被错搞成敌我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依仗职权，为所欲为，草菅干部的政治生命。有的不经任何报批手续，他们一句话就把干部定为地主、资本家；有的把本来出身工人的干部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把海南岛的一封来信，说成是海外关系，列为处理的一条罪状；有的只要被敌人逮捕过，不问在狱中表现如何，就说成叛徒，等等。这种错案、冤案能不翻过来吗？前几年，“四人帮”打棍子、扣帽子，你落实干部政策，他就说你是“翻案”、“复辟”、“还乡团”，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压得你喘不过气，以致有些人现在一接触到这些问题，还以为是进入“禁区”，心有余悸，左顾右盼，担心站在“坏人”一边，担心替“坏人”说话。这主要是由于“四人帮”假左余毒在这些同志的脑子里还没肃清，他们消极地总结出一条“教训”：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凡事“左”三分。在他们看来，“左”是“左”在别人头上，不是反革命打成了反革命，似乎动机是好的，是对革命负责，错了也是认识问题；而右就往往右在自己身上，把好人从敌人队伍中划过来，有时要担风险，错了就是立场问题。在这种十分错误的思想支配下，私字当头，当然不可能落实干部政策。有些人的问题，本来早已查清了，也抱着“挂起来保险”、“挂着比否定好”的态度，长期把问题挂在那里。所谓担心为“坏人”翻案，实际上是没有勇气拨乱反正，纠正错案，不敢为受冤枉的好人平反。因此，一定要肃清这种丧失党性原则的错误思想，使大家敢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实事求是地落实干部政策。
二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会伤害积极分子的问题。什么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应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事求是，不谋私利，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在运动中发挥骨干带头、模范作用。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对他们采取保护的态度。但又总是及时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把保护积极分子同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确实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上当受骗，参与办了错案，干了错事。我们向同志们说明，仇恨的根子在林彪、“四人帮”，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一般说，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是没有责任的。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决不能追究个人责任，以利于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但是，不追究个人责任，不能作为不纠正错误的挡箭牌。帮助积极分子纠正错误，提高认识，分清是非，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才是对积极分子真正的爱护。实践证明，办过一些错事的积极分子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为落实干部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怕落实干部政策伤害积极分子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有些人私字当头，打着假“左”的旗号，卖力地鼓吹“打倒一切”，上窜下跳，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捏造事实，陷害同志。这种人决不是什么积极分子。但往往也正是这些人，用“保护积极分子”这个口号来掩盖自己的问题，不检讨，不改正，妄想溜之乎也。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向他们大喝一声，促其猛醒。这对他们也不是“伤害”，而是最大的帮助和挽救。至于“四人帮”的帮派骨干，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并对其中少数情节严重、屡教不改死不认罪的分子依法制裁。
三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会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纲领，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鼓吹“打倒一切”，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残酷地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彻底纠正他们制造的冤案、假案和错案，认真落实干部政策，正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把落实干部政策，和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对立起来，掩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不但不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而会使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思想是非得不到澄清，影响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处理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发生的冤案、假案和错案，本身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全符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四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影响自己威信的问题。共产党人、革命干部讲威信，首先是讲党的威信，离开了党的威信，个人的威信便无从谈起。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从维护党的威信出发，有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就办，否则就不办。至于个人的威信，也是靠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建立起来的。有一些同志过去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办了错事，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威信，也损害了自己的威信。现在，按照党的政策主动地纠正过去自己经手办理的错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只能恢复群众对你的信任。贵阳市有个单位的领导同志，过去错误处理了案件。开始，他认为“没有错”。经过学习和批判，他提高了认识，积极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自己过去办错的案件。这种态度，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好品德，值得大大赞扬。这位同志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自然得到群众的谅解，也自然提高了威信。但是也有个别同志明知自己搞错了，还羞羞答答，文过饰非，本来想保自己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群众意见很多，工作越来越被动。
五是解决怕落实干部政策“开了门收不了场”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过去在干部政策上存在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另一方面说明，广大干部敢讲话了。他们信任我们党，有话愿意向党谈。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有的同志却把受理干部的申诉、落实干部政策当成“额外负担”，当成“包袱”，怕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增添麻烦。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教育这些同志认识，干部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越多，越说明这项工作重要，非做不可，非抓紧解决不可。只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问题总是解决一个少一个，决不会越来越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妥善地解决了，就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就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解决一批人的问题，就能调动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那些部门和单位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落实干部政策，那里的领导班子就团结，干部的政治热情就高，群众的干劲就大，革命和生产形势发展就快。那些部门和单位对落实干部政策重视不够，抓得不紧，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就不那么快。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当成“额外负担”，当成“包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至于落实干部政策中，有个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难免的，并没有什么可怕。对这些同志，要摆事实，讲道理，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妄图乘机翻案的坏人，则必须坚持原则，坚决顶住。
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好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恢复、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处理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坚持的正确原则。“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对广大干部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歪曲事实，栽赃陷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要把在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地大胆地给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昭雪、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纠正一切错误的处理。属于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切要根据事实办事。真正搞错了的，无论是那个人处理的，都要勇于否定，敢于拨乱反正。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部分错了的部分纠正。事实没有出入而处理不当的，要重新处理；事实清楚，处理恰当的，必须坚持原则，不再改变，绝不允许借机翻案。落实干部政策，决不能搞“一风吹”，决不是把处理过的案件都来一个重新处理。
落实干部政策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主席说：“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难以解决，我们只要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作细致的调查，广泛地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问题并不难解决。例如，有个工厂的干部，因“特嫌”问题挂了二十多年，一直认为是个“老大难”问题，直到本人退休了，问题还挂在那里。这次通过发动群众，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一核实了材料，终于按照党的政策否定了悬案，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干部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说：“是华主席、党中央的政策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虽然七十多岁了，也要在有生之年争取多为国家出把力，还要教育我的子女积极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全家的关怀。”事实说明，坚持走好群众路线，不仅能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而且能够进一步密切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过程，也是用实际行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坚决拨乱反正的过程。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继续抓紧抓好，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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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再“撵集”了
这是一封关于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的读者来信。写信的不是社员群众，而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不是赶集者，而是撵集者。这封信说明，取消集市贸易，在这个地区不但遭到广大社员群众的反对，就连具体执行取消集市贸易的基层干部也是不赞成的。
来信认为“撵集”这件事很棘手，这毫不奇怪，因为取消集市贸易，一不符合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二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三不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还偏要取消，以至闹到群众要赶集，干部要撵集的程度，怎么能不棘手呢！其实，要把棘手的事变成顺手的事，轻而易举，这就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恢复正当的集市贸易。希望领导农村工作的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象这封来信中所说的，不要再办那种“脱离群众、与民对立”的事了。编辑同志：
我们几个是山西运城地区农村基层工作者，经常要办这样一件棘手的事：每逢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都要到镇上去撵赶集的群众。去年倒好说，群众虽然不满意，还是挎着篮子走了。可是，今年的情况就很不相同。自从报刊连续登载有关集市贸易的报道、文章后，群众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不仅议论纷纷，而且赶集的人也越来越多。你去撵他，他便拿出报纸上的有关报道，指着几行字说：“华主席、党中央都说要集市贸易，你们听谁的？”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当面质询我们的人更多了。有的拿着报纸让我们看这样一段话：“中央多次明确宣布，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还无视本地的具体条件，对它们严加禁止或乱加限制，这到底是限制了资本主义，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有的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集市贸易也是党的经济政策之一，为什么不去落实？”有的说：“我们要买的东西供销社没有，我们要卖的东西收购站不收，象这样，农村经济怎么能活跃起来？多种经营怎么能发展起来？我们的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还有的群众说：“你们国家干部、工人还有个星期天，干乏了歇歇，我们为了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一年三百六十天，辛辛苦苦，手脚不闲，到头来连个集也不能上，你们忍心吗？”听到这些质问和责备，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继续撵吧，就要和群众闹到对立的地步，这既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相容，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称；不撵吧，地区又有撵的明确指示。因而弄得左右为难，进退不得。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政策应当落实，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正当的集市贸易应当恢复，违背党的政策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应当取消，各级领导不要再办那些脱离群众、与民对立的事情。
几个农村基层工作者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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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十元奖金该不该兑现？
今年一月，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各个饲养场普遍进行年终结算。北管大队饲养场饲养员何小弟，去年全年饲养母猪二十头，产仔猪四百七十四头，超过定额一百一十四头。按照养猪“五定一奖”政策规定，他应得奖金八十元。
这八十元奖金数字上报到公社，在干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说：“何小弟养猪确实好，这八十元应该奖励。”有的同志却认为：“奖励这么多，恐怕不符合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原则，小心别走到‘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路上去，还是拉拉平稳妥。”公社党委有些领导干部也感到吃不准，一搁就一个多月。
这八十元奖金该不该兑现呢？其实群众早有定论。许多社员批评公社领导干部说，既然政策有了规定，怎么能看到何小弟冒了“尖”就缩回去了呢？党委讲话还算不算数？广大群众眼睛盯着党委，公社党委也感到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马虎从事。于是，公社党委立即派人到北管大队饲养场调查，听取群众意见，同时组织公社干部认真讨论。大家回顾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九七五年，公社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养猪好、贡献大的饲养员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饲养员积极性高涨，生猪饲养量迅速增长。可是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适当的物质奖励污蔑为“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把党的政策搞乱了，把干部、社员的思想搞乱了，打击了饲养员的积极性；结果不少饲养场死猪多，肉猪瘦，母猪产仔率低，生猪饲养量急剧下降。鲜明的对比使大家看到，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是多么重要。大家表示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说了算，定了干，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兑现。
对生产“冒尖”的社员多奖励一些，究竟符合不符合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呢？奖给何小弟八十元奖金是不是过多了呢？公社党委根据从北管大队调查的材料和群众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何小弟是个优秀饲养员，他以饲养场为家，二十年如一日，经常吃在场，睡在棚，起早摸黑，兢兢业业地为集体养好猪。在实践中，他积累了一套科学养猪的经验，无论是饲养定额、超产数，还是母猪产仔率，在全公社饲养员中一直是最高的。“四人帮”横行时，优秀饲养员何小弟却得不到表扬。打倒“四人帮”后，何小弟的名字上了光荣榜。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确实是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不一样”仅仅体现在精神鼓励上还不够，何小弟“多劳”了，就应该“多得”。
大家算了一笔帐，何小弟超过定额一百一十四头，为大队增加了一千一百四十元收入，奖给他八十元，只占他为集体创造财富的百分之七。给他这笔奖金，比起他的贡献来是适当的。
经过充分讨论，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地作出决定：这八十元应该奖给优秀饲养员何小弟。
到了春光融融的三月，在马陆公社召开的养猪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大会上，何小弟戴上了大红花。会后，他高高兴兴地领到八十元奖金。
新华社通讯员 秦保文
新华社记者 李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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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营
△山东省今年海带丰收，沿海各地十二万亩海带总产达到十四万吨，比丰收的一九七七年增长一成多。
△江苏省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度沿海放养紫菜三千多亩，总产干紫菜五十三万多斤，平均亩产一百九十斤，总产值达一百七十多万元。
△吉林省抚松县今年蜂蜜增产，到七月底，全县已收购蜂蜜一百六十万斤，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去年增长三点一倍。
△甘肃省武都地区先后引进栽种油橄榄九千多株，已经全部成活，长势良好。引进最早的生长三年后，已经开花结果。（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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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汇县下沙公社养蜂人员根据蜜蜂繁殖规律，采用一种“移虫造浆”的办法，把许多特制的小蜡碗固定地排列在木条上，将蜜蜂幼虫移到蜡碗里，假设成蜂皇巢，诱使蜜蜂分泌更多的王浆。图为蜜蜂正往蜡碗内输送王浆。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