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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是我们党对待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意义在于促进这些青年自觉改造世界观，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些年来，这个政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使许多青年受到歧视、排斥、打击和迫害。对于林彪、“四人帮”这种假左真右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揭发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本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载本报二月十八日第一版）发表以来，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大量来信来稿，用亲身的经历，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鼓吹反动血统论的罪行，衷心表达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热爱和信任，同时对一些地方不执行党在子女问题上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来信来稿，绝大多数写得热情洋溢，真切感人，很有说服力。我们选择几篇发表，供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时参考。
革命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
贾宏图
近日阅报，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一九二六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开始把反革命的屠刀指向共产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陈延年等党的领导人，都主张同蒋介石斗争。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却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在血泊中。
陈延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是陈独秀的长子，参加和领导了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起义，“四一二”以后，在上海因主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个历史事实，对反动血统论的种种谬论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批判！同样，老子革命，儿子反革命，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革命与否是不能遗传的。遗传是一种生理现象。革命的道路和遗传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却被“四人帮”联系起来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拚命鼓吹反动的血统论，在社会上煽起一股反动血统论的妖风。这股风搅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多少有志于革命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被压抑了革命的积极性；又有多少人因父母和亲属的问题被株连、被迫害。这种反动的血统论，对于革命队伍的分裂和瓦解作用，是绝对不可小看的。
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决不是唯成份论者。阶级出身对一个人是有影响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影响也不是先天的，不是从娘老子的血统里带来的，而是后天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们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主要是看他在社会实践中的政治态度，也就是看他实际上在为那个阶级说话，为那个阶级谋利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是唯一正确的尺子，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四人帮”的那一套，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阶级论上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有血统论的阴影。他们对待出身剥削阶级或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同志，只查几代，不看表现；只看死档案，不重实践；甚至宁疏不亲，宁“左”不右。这样做是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我们要问这些同志，你们是信辩证唯物论，还是信唯心论、形而上学；你们是想革命多一点人好呢，还是想革命少一点人好呢？如果你真信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想革命多一点人好，就要不折不扣地按党的阶级政策办事！同时，我们希望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老子反动的人，都能向陈延年同志学习，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你们这样做，党和人民是非常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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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使我从颓唐中振作起来
《人民日报》《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使我激动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文章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父母的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不能由他们的子女去承担责任。革命与反革命是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生理现象，在父母子女之间，决没有革命与否的遗传关系。”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使我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更加坚定了勇敢地去创造未来的信心。
春日的温暖使我想起了冬日的寒冷，那永久不能忘却的记忆，那备受政治歧视的痛苦，又把我带回“四害”横行的日子里。
我是一个未满二十周岁的女青年，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有历史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然而，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就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们很少见面，也很少谈话和接触。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进入中学后，我对一切都发生兴趣，喜欢篮球、乒乓球、长跑等各种体育活动；喜欢数学、化学以及趣味物理学的演算和试验，更喜欢诗和散文；在知识的海洋里，象一个孩子贪婪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我的性格里充满了乐观和活泼。我在班里担任宣传委员，对于老师所号召的每一件事，我都十分热心；对于学校中每一项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历届被评为三好学生。可是，在入团这个问题上，我却迟迟不能解决。从班级吸收第一批团员起，我就被列入发展对象，但直到毕业也没能够入团。就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永远地被列入团外积极分子，永远地被置于团组织的大门外。我是多么渴望加入青年自己的组织——共青团啊！
有的同学感叹地说：“唉，娘胎投错，一生完结。不幸，真是人生莫大的不幸呵！”这一夜，我失眠了。
在一次物理试验中，我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那是物理考试“安装半导体单管机”。我非常热爱这项学习，每天早来晚走，终于我的单管机第一个收听到北京的声音，我是多么高兴呵！我捧着单管机左右看着，不停地拨着台。忽听后面传来了冷冷的尖刻的声音：“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犹如当头一棒，我真有些窒息了。这一夜，我又是整整一夜没合眼。
我常想，人活着，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对人类和社会有所贡献。我讨厌那样一种青年，把全部精力耗在每天的梳洗打扮和个人的其它琐事上，或者仗着自己根红苗正，不学无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可是，无情的现实告诉我，几年的积极上进都成为徒劳，学习的结果也将是无用，我感到失望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毕业了。根据我家的情况，很需要我留在近郊，但我为了逃脱这个使我一想起来就头痛的家，这个使我在政治上受歧视的家，这个使我低人一等的家，我没有同谁商量，就自己拿着户口本，坚决地迁到了远郊——辽宁省昌图县一个偏僻的乡村里。白天，我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晚间，在煤油灯下书写着一天的劳动感受。
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我也获得了新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赢得了政治生命。我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看到了光明灿烂的未来。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在全公社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发了言，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对我的政治压迫。是“四人帮”反动的血统论，使我政治上受歧视；是这条反动的血统论，几乎把我置于死地。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无限热爱华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我要继续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现在，我受贫下中农的委托，担任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兼大队理论辅导员。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感到非常光荣，非常激动，决心努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把青春、热血以至生命的全部都献给党，献给人民，永远做党的一名忠诚战士，为最崇高的、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辽宁省昌图县下乡知识青年 王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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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政策暖心窝
前些时，我几次阅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我再也闸不住满眶的热泪。因为我也有一段铭心刻骨的经历：
我的爸爸妈妈，是分别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解放后都在地方担负领导工作。由于“四人帮”伙同林彪以假左真右的面目出现，对广大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没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戴上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一批二挂”了七、八年。当时高小毕业刚考上初中的我，被赶出了校门。我求学不得，就业艰难。尤其使人难受的是，我的同学、老师、小伙伴们，见了我就象碰到什么不祥之物，扭头而过不敢理睬。记得有个相识的青年职工，只因对我说了几句安慰话，便马上被指责为“和走资派的儿子狼狈为奸”。这一切，使我幼稚的心灵受到严重刺激。我怎么也不理解，我以前在学校是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还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长，为什么转眼间被当作不堪教育的人拒之于校门之外？我找不到答案，只能泪往肚里流，抱怨自己：谁叫你错投娘胎，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
后来，我在远离家门的云南省东川矿务局二分矿当上了一名矿工；后来又戴上红五星、红领章，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部队党组织还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吸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我由衷地感激党，就是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鲜血和生命，也报答不了党对我的政治生命的拯救之恩啊！
作为我个人来说，政治上是翻身了。可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未肃清，党在子女问题上的无产阶级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把党的政策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鼓舞多少青年甩掉包袱，奋勇前进啊！
解放军某部战士 乔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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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这样的干部应不应该提拔编辑同志：
我们师里有一个干部，他父亲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他本人，在部队十六年来，能坚决和父亲划清界线，一贯表现很好。他经过战争的考验，还多次受过奖励，在工作上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做部队文化工作的十多年里，他写过不少优秀剧本，编写的不少节目曾数次代表师、军及大军区参加过总政举行的文艺会演。《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省的报刊，发表过不少他创作的文艺作品。他对“吹、拉、弹、唱、演戏、照相”，样样在行，群众称他是最称职的文化干部。一九七五年，师党委按照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准备提他当文化科副科长，一连报了三次，都因他父亲的问题而未被批准。
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落实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师党委今年又报了一次，但是，军政治部仍以“父亲有政治问题”而未批。群众为此议论纷纷：有的说师党委对，也有的说军政治部对。后者的理由是：“重在表现”的政策在内部还有个标准，那就是军内军外有别，做政治工作和做技术工作有别，做领导工作和做一般性工作有别。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坚持“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使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背叛自己的家庭，最后成为党的优秀干部；今天在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也应该认真执行这一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对待出身不好而表现很好的同志。我认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作法是正确的，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
解放军某部 史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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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批判宁“左”勿右思想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医生，今年三十七岁。父亲一直是中学教员，在旧社会参加过反动组织。解放那年，我不满十岁，对父亲的问题一点不知道，直到一九五六年入团时才知道。从那时起，我一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总感到“出身不好，低人一等，再努力也是枉然！”
有些基层领导干部，没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阶级路线；有些人虽然理解了，但“怕”字当头，宁“左”勿右的现象普遍存在。就以我来说吧，我是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的，原工作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我不歧视。可是，他为此吃了苦头，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重用出身不好的人是阶级立场、阶级路线问题。有些领导干部至今仍心有余悸，生怕“重用了出身不好的人，总有一天要吃亏”。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吸收出身不好的人入党，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非‘背时’不可！”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在子女问题上的政策就不可能落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决批判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四川省自贡市 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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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湘乡经验的重要批示
甘肃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退赔兑现
据新华社兰州电 为贯彻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转发湘乡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在临洮县同县委和地、县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解决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落实党中央批示的具体办法，凡是县、社、队能够办到的事立即兑现，获得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宋平同志和省委工作组来到临洮县，深入一些社、队，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事实说明，湘乡县委报告中列举的农民不合理负担的八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同样存在，有些问题甚至比湘乡还突出。因此，转发湘乡经验的中央文件传达到临洮县广大群众中去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欢呼“毛主席的爱民政策又回来了”。贫下中农说：过去，生产队好比一只绵羊，各行各业、四面八方都来“剪毛”，剪了一层又一层，我们有意见不敢讲。现在，党中央批转了湘乡的经验，说出了我们十多年来的心里话。但是，在这同时，也有不少人反映，党的政策好是好，就怕兑现不了。有些非受益社队的群众和干部说，过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的平调帐算不清，咱也不指望还，今后不再平调就好了。针对这种情况，宋平同志强调要狠抓政策兑现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由于“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多年来说了许多假话、空话、大话，使群众对党的政策能不能落实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这次贯彻落实中央的批示，决不能停留在泛泛的学习和宣传上，不能光打雷不下雨，而是要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在认真做好清理工作的基础上，坚决兑现。
路线教育工作队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同志，据此拟定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处理意见，并在新添、上营、上梁、峡口四个公社分别召开的政策兑现大会上宣布兑现。四个公社首批兑现了二万六千余元。退赔的钱用红纸包好，在大会上直接交给有关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在新添公社召开的兑现大会上，公社书记、粮管所长带头检查了平调劳力、借粮借款、大吃大喝等错误，并当场作了退赔。领到退赔粮款的大队、生产队代表和社员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说：前几年上面的政策下来，只念文件，不见兑现。这次把清理出来的钱、粮、工、物兑了现，才是真正落实了党的政策！许多群众说：“现在是落实政策得人心，退赔兑现顺民心，大干农业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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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县委处理积案推倒错误结论
据新华社济南电 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在揭批“四人帮”和“双打”中，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处理了大批积案错案，改进了干部作风。
原曲阜县文物管理会有一个职员，解放前在孔府当过小职员，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的家庭成分被划定为中农，他本人历史上又没有任何问题。在“四人帮”横行时，他却被打成“孔府管家，地主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县委和文管会党组织过去几次要复议他的问题，都被诬蔑为“举逸民”、“搞复辟”，结果问题无法解决。这次处理积案中，曲阜县委对他的问题作了全面调查了解，证明那个所谓“孔府管家，地主分子”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就予以全部推倒，并恢复了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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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群众意见责成捂盖子压群众的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
济南机车工厂揭批“四人帮”斗争势如破竹
据新华社济南电 本社记者张绥文报道：中共济南机车工厂党委的前主要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坚持错误立场，继续镇压群众，阻挠群众联系本厂实际揭批“四人帮”，阻挠群众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最近，这个厂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厂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已经停职检查；文化大革命中厂内紧跟林彪、“四人帮”，严重残害干部、群众的分子已经逮捕法办。全厂人心大快，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
济南机车工厂是济南市有影响的大厂。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有那么几个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追随林彪、“四人帮”，煽动停工停产，在厂内厂外大搞打砸抢，不仅搞乱了本厂，而且对搞乱济南、山东，也犯有罪行。一九六八年，这伙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蓄意制造了一个“特务集团”假案，使厂内厂外六十六人蒙受不白之冤，受株连的家属和亲友达数百人。其中四人被他们打死，二人被打成残废，五人被迫害折磨得精神失常。这个厂党委的前主要负责人对一手造成这个假案的人不仅不予处分，反而大肆吹捧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是立了功的”，千方百计把这些人拉进党内，提拔重用。一九七六年，他在厂内大搞所谓“反击”高潮，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副主席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他百般压制群众进行吊唁活动。车间有的工人写大字报要求举行追悼大会，他诬蔑这些工人是“煽动停工停产”，强令这些工人在车间作检查。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厂职工欢欣鼓舞，积极要求联系本厂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但是，这个厂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坚持错误立场，对“四人帮”不揭不批，反而对给他提意见的干部、工人又批又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步德新等五名共产党员联名写信，向上级控告他们捂盖子、压群众、抵制揭批“四人帮”的错误；十二月，李世杰等三名工人在厂里又写了揭发他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厂内还有许多干部、工人向济南市委、山东省委以至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机车工厂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共济南市委前主要负责人的包庇，这个厂党委的前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接受群众的批评，而且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革命的大字报诬蔑为“反动”大字报，把上告信诬蔑为“黑信”。他还采取跟踪、盯梢甚至关押、审讯等卑劣手段，追查写大字报的职工。一些不同意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的人，也受到批判和处分。
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激励着这个厂的干部、工人继续顽强斗争。党的十一大召开后，步德新等五名党员再次联名写信上告；厂党委的大多数成员也冲破阻力，同全厂干部、工人一起，张贴大字报揭发那个主要负责人捂盖子、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严重问题。
今年四月，中共济南市委接受群众的意见，排除了市委前主要负责人的干扰，派出了工作组进驻机车工厂，铁道部也派人参加，终于查清了这个厂党委前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和“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在这个厂的罪恶活动。五月十八日，工作组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给因为所谓“特务集团”假案受审查的同志彻底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四名同志进行昭雪；把蓄意制造这个假案的首犯逮捕法办。六月二日，济南市委决定这个厂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的错误。
济南机车工厂从此一扫过去一年多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如燎原之火迅猛地燃烧起来，全厂生产逐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