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
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
安徽省滁县地区是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较好的一个地区。去年年底,他们从抓年终分配入手,认真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分配政策,做到多劳多得、分配兑现。今年二月初,地委又及时发出了关于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通知。到四月下旬,全地区就有一万五千多个生产队制订了包括生产、收支、分配等项计划在内的“一年早知道”;一万六千个生产队实行了基本劳动日、基本投肥制度。春耕大忙季节到来之前,各社队还整顿了社队企业,压缩了非生产人员,收回了外流劳动力。在两个月内,全地区就有一万六千多名精壮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春耕生产大忙开始以后,各社队又普遍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现在全地区一万四千多个生产队推广了定额管理制度,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仅半年时间,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进展呢?最近,记者访问了这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社员群众,他们谈到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落实好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非狠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不可,只有在路线上分清了是非,才能统一广大干部、社员的政策思想,步调一致。
滁县地区前几年深受“四人帮”祸害。“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撇开地委,直接控制这个地区的定远、嘉山两县。他们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瞎指挥,强令关闭集市贸易,逼迫社员卖“过头粮”,大搞“一平二调”。谁不同意他们那一套,就给谁扣上“右倾”、“复辟”、“回潮”的帽子。在他们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那些吹牛皮、搞极“左”、给革命事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害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严肃的处理,反而加官晋爵。这样,搞乱了一些干部的思想,使人觉得“左”比右好,错误地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是,他们鼓吹的假左真右的谬论,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当地委提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时,有一些干部就顾虑重重。地委认为,如果不批假左真右,是非界限分不清,思想障碍就难以扫除,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就会成为空话。基于这种认识,滁县地委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狠批了假左真右。
“四人帮”假左真右的路线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有些什么流毒和影响呢?中共滁县地委通过对四百零一个不同类型社、队的典型调查,归纳出五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发动群众,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并着手拨乱反正。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四人帮”有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这就是:按劳分配会带来劳动报酬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为了驳斥“四人帮”的谬论,地委对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凤阳县蒋庄大队,进行了认真的解剖。这个大队过去是凤阳县有名的穷地方。近五年来,由于党的政策落实得好,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全大队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长三十万斤,每人平均的产量达到一千九百一十斤。生产发展了,集体经济基础雄厚,去年年终大队一次拿出十三万元的现金供社员分配,劳动力较强的五十户社员平均进款五百元以上,多数农户的现金收入平均在三百元以上。尽管由于劳动力的强弱、家庭负担的轻重等原因,社员收入有差别,但是,每个社员从集体领取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并没有剥削别人。而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根本没有产生两极分化。与此相反,正是那些政策不落实的地方,生产搞不好,社员生活苦,少数能捣会戳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机可乘,非法牟取暴利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扶犁梢、走墒沟的老实农民,多劳不能多得,有的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通过对比教育,广大干部、社员说:只有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按照“四人帮”那一套,只能是少数人发家致富,广大劳动人民贫困,那才真是两极分化哩!
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会不会妨碍贯彻“三兼顾”的原则?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然而“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猖狂反对“三兼顾”的原则。他们把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同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大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定远县,有的生产队把种子都卖掉了,有的把稻瘪子分给社员顶口粮。造成秋征购,春返销,往返调运,劳民伤财,一害国家、二害集体、三害社员。去年秋收以后,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的精神,派出落实政策工作组,宣传党的粮食征购政策,并对全地区的粮食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有的生产队送了过头粮,粮食部门的同志动员他们挑回去;已经卖了过头粮的,粮站就把粮食退还给生产队;因灾减产的社、队,对社员的生活也作了安排。过去,定远、凤阳等县每年春天都有大批劳动力外流,寻找生活出路。今年以来,尽管遇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但社员生活有了保障,抗旱和春耕生产搞得热气腾腾。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和社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谁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就会倒退,“三者”利益哪一头也顾不上。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会不会破坏国家计划?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有些干部由于没有完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对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疑虑重重,担心生产队一旦有了自主权,就会自由种植,国家的种植计划就不能完成。为了用事实教育这些同志,地委发动群众认真总结了今年完成春播计划的经验。这个地区今年的生产计划下达后,通过发动群众制定“一年早知道”,因地制宜地把计划落实到基层,使计划更加符合实际。今年虽然遇到严重的干旱,给春播带来很大困难,但是,计划种植的五十万亩棉花基本播种完毕,五十万亩春玉米、八万亩高粱也都超额完成了播种任务。由于严重干旱,完成原订的水稻种植计划有困难,就本着“有水栽水稻,无水种旱粮”的原则,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扩大了旱粮的面积。实践教育了各级干部,使他们懂得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同完成国家计划的一致性。
允许社员经营正当家庭副业和允许农村集市贸易,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
“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攻击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给资本主义输血供氧”。在他们的影响下,有的地方强行收缴社员的自留地,摸鸡笼、斩鸡头,造成很恶劣的影响。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不是资本主义?去年九月,地委政策调查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个地区社员的自留地,每户全年的产值较好的只有五、六十元。社员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依靠集体,主要精力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家庭副业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怎么能说成是资本主义?“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破坏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使这个地区农副产品的收购量大大减少。由于供求失调,正当的商品流通渠道又被堵死,这就给少数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有领导有管理地搞好集市贸易,有利于防止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通过批判“四人帮”,广大干部、社员分清了是非,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今年一至六月全地区鸡蛋、生猪、大蒜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量上升,其中鲜蛋收购量已经提前完成全年收购计划。
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会不会影响大干?
“四人帮”在安徽省的代理人曾经在滁县地区一次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会议上,说什么“政策不能影响大干”、“政策不能限制大干”,“政策不能抵制大干”。在这种谬论的影响下,有的干部也错误地认为,要大干,就不能讲政策;讲政策,就无法大干。滁县地区广大干部、社员联系近几年来农田基本建设的实际,驳斥了这种把政策同大干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来安县广大公社一九七六年组织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时,没有认真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一些非受益的单位不仅要出劳动力,而且要贴钱、贴粮、贴柴草,影响了群众的干劲。虽然调集了大批劳动力,一个冬春才搞了十一万土方。去冬今春,这个公社采取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出工的人数比上一年少了,一个冬春就完成了二十七万土方,工效提高一倍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广大干部、社员认识到,落实了政策,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去冬今春,这个地区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既强调大干,又注意政策,全地区兴办的四十八处重点协作工程,进度快,质量好;各社队新建和续建的一万多处中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正在相继发挥效益。
批判了假左真右,分清了路线是非,砸烂了精神枷锁,滁县地区落实政策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地、县两级党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第一把手亲自抓政策,亲自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检查各项经济政策在基层落实的情况。对于违犯政策的,根据情节轻重,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全地区落实政策的工作一步比一步深入。
过去,一些人搞一平二调、瞎指挥,随意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基层干部和社员干生气。如今,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又有党组织撑腰,碰上破坏政策的人敢于斗争;碰上不符合政策的事敢于抵制。社员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谁违犯了也不行!
新华社记者 南振中 沈祖润 张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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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辫子与民主
张雷克 刘新如
乍一看,辫子与民主似乎没有什么相干,尤其是让我们的青少年听起来,更会有些莫名其妙。的确,他们只看到了女孩子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或者在电影和戏剧里偶尔见过“古时候的人”,把一根长辫子拖在脑后或盘上头顶。他们哪里知道,古往今来,因这辫子引起了多少风波!
我们的祖先,原先是并无辫子的。到了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男人们才拖了一根长辫子,并且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象征。于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才有把辫子当成革命对象的事。闹到后来,剪辫子竟也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那时候的“风派”人物,只好将辫子盘在顶上,或者剪下藏起来,以备日后需用。直到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男人的辫子才慢慢地绝迹了。可见,大半个世纪以前,辫子与民主就有些瓜葛了。
本文所说的“辫子”,当然不是指人们头上那种实有其物的辫子。我们所说的辫子,无非是指一个人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所谓“抓辫子”,也无非是指专门去挑剔别人的毛病,有意去找人家的岔子。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倡“三不主义”,第一条就是“不抓辫子”。毛主席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可见,抓不抓辫子,同敢不敢讲意见,有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关系是很大的。
在这方面,“四人帮”确实是很好的反面教员。这些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除了精通阴谋之外,抓辫子也可称行家。他们的一双双贼眼“睁得大大的”,恶狠狠“盯”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那怕是几根“头发”,一经他们发现,即刻成了偌大一条“辫子”,非马上扑过去抓住不可。要是被“盯”的干部是个光头,那也难不住他们,随便拿几条“假辫子”来安到其人头上就是了。这伙反革命分子还在抓辫子上大做其文章。类似什么《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种绝无仅有的“辫文”,若不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把“抓辫子术”研究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肯定是炮制不出来的。
抓辫子的目的,是为了给戴帽子,打棍子。抓不住辫子,就戴不上帽子,也打不了棍子。所以,“三不主义”把不抓辫子列为第一条,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实行“三不主义”,提倡让人讲话,最重要的也是不抓辫子。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才有党内党外充分的民主生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伙害人虫再也不能来抓辫子了。党内党外的民主生活逐渐恢复,敢说话、敢提意见的人多起来了。这对于集中群众的意见,纠正某些单位的不正之风,改进我们的工作,好处很大,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至今还念念不忘于抓辫子。他们对于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议论,总是很不放心。合乎自己胃口的,倒也罢了;不合自己胃口的,就视为异端,当作辫子,攥在手中,准备有朝一日戴上帽子,打以棍子,这大概可以说是“四人帮”的余毒或遗风吧!切莫把这股遗风等闲看了。让它发展下去,非但谈不上让人讲话,而且会搞得人人自危,那里谈得上实行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又怎能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大干社会主义?
其实,所谓辫子,历来有真假之别。一种是假的,根本没有那回事,硬给人家安上。“四人帮”炮制的所谓《言论摘编》,就是这类货色。明明是讲得对的,他当作谬误;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他加以歪曲;甚至栽赃诬陷。我们的同志当不致效法“四人帮”。但自己不懂马列,把真理当作谬误,视为辫子,也是值得警惕的。再一种是确实讲了错话,办了错事,有了辫子,这里也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本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十全十美、不犯错误的人是找不到的。我们共产党人,也并非生来即圣即仙。无论是谁,他认识客观世界,总要经过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认识不完全正确,到认识比较正确的发展过程。这其中,就难免说错话、办错事。我们党历来的规矩,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如果不然,而是只要人家有点过失,就抓辫子不放,那还讲什么唯物论的反映论呢?
如此说来,大概有的人要愤愤不平了:我们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为什么老抓着辫子不放呢?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业,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这能叫“辫子”?太谦虚了吧!象这样的帮派骨干,我们就是要抓住不放,彻底批判,彻底查清,决不能手软。这不是抓辫子,是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至于确实没有陷到帮派体系中去,只是跟着“四人帮”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那就请他们讲清楚问题。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了,又确有悔改表现,党和群众也是不会抓着他们的辫子不放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同志得到解脱了吗?
毛主席说过: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只要遵守这两条,就允许讲话,讲错了也不处罚。一个人做工作,一天不知要讲多少话,要求他讲的句句都对,就近乎苛求了。鲁迅曾批评“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是“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有许多新的高峰等待我们去攀登,有许多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我们在迈步长征时,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从中汲取教益,变得更聪明起来;而决不允许犯“毫不动弹”的错误,这将是对人民和对历史的犯罪。
倘若探讨一下有的同志为什么至今还喜欢抓辫子,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本意,也不过是显示自己的“正确”而已。殊不知,你不搞“三不主义”,偏好“抓辫子”,本身已经不正确了。另外,为什么这些同志那么喜欢标榜自己的正确,害怕指出自己的错误呢?是不是心里也有点怕?怕将来别人也如法炮制,来抓他们的辫子?这恐怕是很值得想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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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铁路分局关心群众生活
认真抓好防暑降温工作
据新华社南京七月五日电 南京铁路分局切实关心群众生活,认真抓好防暑降温工作。
南京铁路分局人员分散,流动性大,全局在高温车间和露天作业的人员多达百分之六十。早在四月份,这个局就成立了防暑降温领导小组,并且派出人员深入到铁路沿线的车站、工区,帮助基层站、段解决防暑降温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务求把防暑降温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在高温季节来到之前,有关部门还对从事机务、装卸等工种的人员普遍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把一些不适应高温作业的人员作了适当的调整。南京车站专门抽调职工组成“防暑班”,以替换担负繁重编解列车任务的调车工人,使他们能在中午得到较好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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