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邢贲思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一种启迪人们智慧的学问，即启蒙的学问，是一种使人聪明的学问。所以古希腊把哲学叫作智慧之友，或称爱智学。
然而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一个阶级（这里指的是剥削阶级）处在进步的时期，比较富有进取精神，比较重视哲学作为理性思维的作用，它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带有启发性的哲学论证来表达自己进步的阶级要求。这种哲学尽管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甚至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总起来说，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给人们以某种理性思维的教益。但是一旦这个阶级开始走下坡路，由先进逐步向落后甚至反动转化时，为了使人民丧失对于现实的鉴别能力，为了维护它的已经过时的统治，它就常常向一种反理性的哲学乞灵，常常需要一种不是启发人们的智慧而是禁锢人们的智慧的哲学蒙昧主义。哲学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哲学的耻辱。这种哲学已经丧失作为爱智学的哲学的本义，而成为智慧的对立物，成为麻痹智慧的精神鸦片。
唯其有哲学蒙昧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就显得更加迫切。因此，在历史上，当某种哲学蒙昧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时，必有一种启蒙哲学应运而生，必有人为恢复哲学的爱智本性起而发难。这种启蒙同反启蒙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常常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导。在欧洲的历史上，人文主义同宗教神学的斗争，“天赋人权说”同“君权神授说”的斗争，就是这种启蒙同反启蒙斗争的两个突出事例。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的意义。在天主教的教会统治一切、神的权威至高至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成为神学的侍婢、除圣经以外无知识可言的欧洲中世纪，敢于提出人的价值和人的世俗要求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不怕被打成异端、不怕被判处火刑的大无畏的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潮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开了宗教神学的精神专制的缺口，动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者的反神权斗争，是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政权斗争的先声。
“天赋人权说”是启蒙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强调人人生来自由，论证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早期是平等的乐园。在门阀等级制度壁垒森严、“朕即国家”的王权至上主义到处横行、“君权神授”的谬说甚嚣尘上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敢于提出自由、平等这样的口号，需要有不怕被判为叛逆、不怕上断头台的大无畏的精神。“天赋人权说”一经提出，也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它打破了人们对于“君权至上”的迷信，从理论上论证了等级特权的不合理性，从而为推翻门阀等级制度大造了舆论。
“天赋人权说”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酵母。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说”，都是对于哲学蒙昧主义的革命。这种哲学的发难，起了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精神解放作用，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即资产阶级革命纪元的迫近。
无产阶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阶级，是一个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身解放的前提的阶级，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蒙昧主义来为自己服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中，经历了种种同蒙昧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除了要同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蒙昧主义作斗争以外，还要同无产阶级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蒙昧主义进行斗争。无产阶级用以战胜各种蒙昧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蒙昧主义的斗争是否就此终结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同各种蒙昧主义的残余和变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事业的必需，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的必需。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除了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施展一种阴险毒辣的新伎俩，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为一种新的神学，把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的革命战斗的哲学歪曲成为一种僵死的、神秘的新蒙昧主义，进行肆无忌惮的精神讹诈，妄图从根本上破坏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动摇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而瓦解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用蒙昧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并以之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是阶级敌人很厉害的一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彪和“四人帮”近十余年来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把塞进了自己私货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一种新蒙昧主义强加于人，表面上大树特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权威；表面上要人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通过宗教迷信的方法，把人们的头脑完全禁锢起来，只能想林彪、“四人帮”之所想，讲林彪、“四人帮”之所讲，写林彪、“四人帮”之所写，甚至连个人的文艺及其他爱好也都必须牺牲，只能好林彪、“四人帮”之所好。精神之被虐杀，心灵之被荼毒，一至于斯！林彪、“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超级的政治骗子，罕见的精神讹诈犯。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恰恰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动不动以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经、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来吓唬人，动不动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强加于人，使得人们只能仰其鼻息，不敢越雷池一步，乖乖地被绑在他们那架特制的精神战车上，这是林彪、“四人帮”的拿手好戏。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新蒙昧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的蒙昧主义，这就是林彪、“四人帮”所玩弄的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法，这一手法欺骗了许多人，坑害了许多人。一些人明明中了他们的毒，还以为自己信守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有的中毒较深的人，直到今天，还错把赝品当作真货，继续坚持“四人帮”的那一套。
如果说，林彪、“四人帮”在物质上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有形的、可以估量的，那么他们给我们精神上造成的损害却是无形的、不可估量的。这种损害不仅表现为大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横遭毁坏，尤其表现为人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毒害。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头脑被禁锢了，任何一点创造的活力都被剥夺了。结果，使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等各方面的事业出现了大倒退。现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已经被粉碎，被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十余年的头脑，毒害了十余年的心灵，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思想上的创伤需要用思想来治愈，精神上的扭曲需要用精神来平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我们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面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革命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样做，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背弃，而是把这面被林彪、“四人帮”抛弃、践踏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这一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之所以必需，不是哪个人头脑的臆想、主观的需求，也不单是为了解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没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启蒙、精神解放运动，林彪、“四人帮”的新蒙昧主义的流毒就不易肃清，打上林彪、“四人帮”印记的假马克思主义还会不胫而走，重新横行，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祸国殃民的反革命路线还会借机复活，林彪、“四人帮”的幽灵还会在我们的新的长征路上出现，继续败坏党的事业，成为我们前进的严重障碍。因此，一个哲学启蒙运动是实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向纵深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我国的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的贫困”这一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精神恶果，一定要让它永远成为过去。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一旦出现，必将使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成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谓予不信，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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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谈“来头”
燕钧 季云
听到一句话，一种意见，不考虑是否正确，先打听有没有“来头”，然后根据“来头”的有无和大小决定是拥护还是反对。这种风气应当扫除。
看“来头”，过去也有，“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则恶性发展，蔓延成风。前几年，“四人帮”肆意歪曲、篡改、封锁甚至伪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用他们那个帮中央代替党中央发号施令，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弄得下面摸不清哪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见，哪些是“四人帮”的胡说八道，不得不设法打听“小道消息”。“四人帮”疯狂破坏党的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跟着他们叫喊的，加官晋爵，平步青云；稍有不同意见，立即横加罪名，残酷迫害。这也使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注意事情的“来头”，以免招来横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四人帮”垮台一年多，对“四人帮”的批判搞了这么久，这种看“来头”的风气，仍然颇有市场。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专门靠“本本”讨生活的人。现在，好象也有一种专门靠“来头”过日子的人。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看来，对某些人来说，“来头”这东西还是颇有用处的：一可以壮胆，二可以吓人。这些人在没有弄清一种意见的“来头”以前，绝对不置一词，不迈一步；只要听说有“来头”，他就气也粗了，胆也壮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办起事来，大刀阔斧。谁如果稍有怀疑、犹豫，“我是有来头的！”一句话吓得对方哑口无言，他也就可以“得胜还朝”了。你看，“来头”这东西不是颇有点“可爱”之处么？
靠“来头”壮胆，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叫做“心有余悸”，倒还情有可原。拿“来头”吓人，这就类似解放前上海滩上流氓阿飞吓唬乡下人的行径，颇有点可恶。过去，“四人帮”那些爪牙们，不就是动不动搬出“来头”当棍子，横行霸道，到处打人么？一九七五年，江青说了一句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我们的”“大敌”，梁效马上把这句屁话塞到他们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毫不相干的文章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梁效气势汹汹地回答：“一个字也不能动，这是有来头的！”
共产党人只能靠真理吃饭，不能靠“来头”吃饭。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战斗，而献身，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真理，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靠什么“来头”。靠“来头”是靠不住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见，符合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意见，没有“来头”，也终究会实现。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意见，“来头”再大，也终究站不住脚。这是千百次革命斗争实践一再证明了的。
“上级机关的指示，领导同志的意见，难道不要听吗？”这是糊涂观念。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尊重领导同志的意见，这同看“来头”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读一读毛主席这两段精彩的话。如果一定要找什么“来头”的话，我看，这就是我们应当照着去做的“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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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心“霸王别姬”！
樊庆荣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时候，讲了西汉时刘邦和项羽的故事。最初，这个在京剧《霸王别姬》中自称“大英雄，盖世无敌”的项羽，要比刘邦的实力雄厚得多。可是，项羽“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虽有谋士范增等颇具韬略，却不得其用；而刘邦则“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毛主席讲了这个历史故事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党的干部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一向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些同志的言行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且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他们一心为公，襟怀坦白，自己如果有了缺点和错误，做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也乐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正是这样的干部，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在“四人帮”猖狂之时，有的人为了升官和保官，曾经对“四人帮”大献其媚，竭力投靠，做起事来，惟“帮”命是从，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群众稍有微词，动辄以“反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造反派”相威胁，使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由于他们身后有“四人帮”这个大靠山，这种冰塔尖上的日子倒也能混过一时。
如今，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也已经进入到第三战役，这种人本来应当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把揭批运动搞到底。可惜，直到现在，有的人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们屁股上有债，又不准备偿还，所以特别怕群众。他们利用自己还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和舆论工具，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把自己的形象打扮得好看一点，同时把自己无法赖掉的投靠“四人帮”的行径，一古脑儿栽到下级头上，拉别人做替罪羊。更有甚者，则对敢于讲话、敢于揭发问题的人进行压制，打击报复，以达到压制群众、保住自己（或者再加上他那一小撮）的目的。他们以为凭着自己投靠“四人帮”时练就的那套拳术，只要耍上几个回合，就能把群众的嘴封住，把揭批“四人帮”的盖子捂住。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要知道，人民群众是不可侮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更不可侮。试想，当年“四人帮”那些头面人物，窃据党政要职，权势何等显赫，群众稍有不满，就可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把群众的嘴封住了没有呢？不但没有封住，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彻底垮台了吗？可见，坚持错误立场，跟人民群众作对，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的干部同“四人帮”倒也没有什么瓜葛，可是，他为人霸道，严重脱离群众。他一向高踞于群众之上，从来不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甚至也不听党委一班人的意见。他“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遇事不论是非曲直，反正他说了算。这种人，群众称他为“土霸王”，是十分合适的。“土霸王”还有一套“土政策”，他办事不是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而是以“土政策”为准。“土政策”的“精华”是：“老子说了算！”你如果说他那套玩艺儿不符合党的政策，他会直着脖子同你嚷：“老子就是这个土政策！”正是：你搞你的抓纲治国，他搞他的“独立王国”，似乎谁也奈何他不得。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这些人的问题虽然不属于清查的范围，但是，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贯彻执行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妨碍极大。这些同志如果不转变态度，幡然悔悟，长此下去，有朝一日也要落得个垮台、“别姬”的可悲下场。
在我们重温毛主席这篇光辉讲话的时候，我们诚恳地奉劝上面这两种人：
小心“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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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革命与社会主义
熊映梧
前几年，在“四人帮”风靡一时的假左的理论中，有一种颇为时髦的“高论”，即所谓“穷则革命，富则变修”。这个口号看起来革命得很，也迷惑了一些人。但是，却遭到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因为这个口号是开历史倒车的，是假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百来年的中国历史，纪录了丧权失地、挨打受欺的悲惨状况。人民吃尽了贫穷落后的苦头，因而强烈地要求改革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要民主，要科学，为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不难看出，毛主席讲一穷二白是好事，是着眼于一个“变”字，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揭示的，坏事可以变为好事。首先承认一穷二白是坏事，然后千方百计去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使一穷二白这个不利因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如果“穷不思变”，一穷二白就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不仅不能成为激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而且会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四人帮”歪曲篡改“穷则思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大讲什么“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什么“越穷越革命”。他们要把一穷二白的状态固定下来，当做“国宝”保护起来。他们劝诱人民群众“安贫乐穷”。他们不许中国变强，人民变富。在他们看来，卫星上了天，红旗就会落地。人民生活富裕了，就会出修正主义。老干部工资待遇稍高一点，就成了不想继续革命的民主派、走资派；老工人工资比青年工人高一些，就成了不可靠的“既得利益者”，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中国要继续革命，防止修正主义，就得继续穷下去，永远穷下去。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四人帮”这一套假左真右的谬论，可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害苦了。在他们横行之日，我国同世界上工业先进国家之间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一度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国民经济被搞到临近崩溃的边缘。如果再照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复到旧中国那种民穷财尽的悲惨状况，我们的人民就都成了叫化子。什么现代化，什么社会主义，统统成了一句空话。如果革命干了几十年、百把年，还是那么穷，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优越性呢？革命，就是要革掉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东西，促使穷向富转化，落后向先进转化。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革命的办法，永远结束劳动人民贫穷的时代，达到大家都过富裕生活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一个国家贫穷落后，并不值得夸耀；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采，这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靠“穷人”搞“穷”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判过这种“左派”胡涂虫的谬论，他指出：“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斯大林这一段精辟的论述，也是对“四人帮”“穷则革命，富则变修”谬论的有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