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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和农民想到一起
中共高鹤县委书记巩兰森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体会
广东省高鹤县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废除“土政策”；一件是减轻生产队负担。这两件事大得人心，社员群众高兴，生产的劲头鼓起来了，农村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今年春天，全县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早稻插秧任务；各项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也完成得又快又好；社社队队都在筹办新的副业项目，家家户户修圈备栏，积极发展养猪和其它家庭副业，农村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中共高鹤县委在医治农村“内伤”，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上，为什么能够赢得主动权？记者请县委书记巩兰森同志谈谈他的体会。
巩兰森说：“四人帮”对农村经济政策的破坏极为严重。他们推行的假左真右那一套，在农村的流毒既深又广，绝对不能低估。前几年，“四人帮”一伙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社员群众，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二十多年的集体农民扣上“小生产者”的帽子，把七亿农民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党的阶级阵线。他们散布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形左实右的谬论，给高鹤县带来了很大祸害。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对“四人帮”这些假左真右的黑货不能识别，跟着办了不少错事、蠢事，把农村中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乱加批判；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扩大资产阶级权利加以否定。当“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以批判“小生产者”为幌子，把矛头指向广大社员群众的时候，县委也曾经搞了一些限制集体经济发展和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土政策”，对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任意平调，对社、队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横加限制，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破坏。
巩兰森谈到，高鹤县西安公社塘边大队本是个鱼米之乡，过去每年为国家提供一百多万斤商品粮。可是近十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极左思潮泛滥，干部不敢抓生产，社员劳动无定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效率大大下降。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七年相比，这个大队劳动力增加了一百多人，还增加了八台手扶拖拉机，化肥也增加了，粮食亩产却从一千多斤下降到八百多斤，社员年终分配从每人平均一百九十八元下降到一百二十一元，粮食征购连续十年完不成任务。巩兰森说，这样的例子，在高鹤县并不是个别的。在干这些蠢事的时候，虽然有许多贫下中农不断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却听不进去，相反地却把这些意见当作资本主义思想来批判。
几年来，我们吃尽了“四人帮”假左真右那一套的苦头。我们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凡事宁“左”勿右。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地方集体经济被搞空了，社员搞穷了，干部搞苦了，县委的威信降低，说话不灵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由于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是按照“四人帮”的那一套去做，因此就总是和农民想不到一起，做不到一块。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上去，就不能老是去卡农民，不应该老是和农民过不去，而必须和农民想到一起，用党的基本路线和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高鹤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废除各种“土政策”。从去年年初开始，高鹤县委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广泛开展讨论，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根据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清理了前几年由县委和有关部门制订的各种“土政策”，明令宣布废除；同时采取措施，切实减轻生产队的负担。这样做，群众拍手叫好。巩兰森列举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废除“土政策”所收到的积极效果。前几年，县里自订一项“土政策”，限制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烟叶，结果社员自留地上的烟叶没有了，要从生产队集体产品中拿出一万多担烟叶供应社员。废除这项“土政策”以后，社员自留地种的烟叶，自用有余还可以卖一部分给国家。今年全县收购的红烟，从去年的四万九千担增加到七万五千担。现在，由于全县废除各项“土政策”，社、队多种经营迅速恢复起来，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家庭副业兴旺了。一九七七年全县社、队多种经营的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收购的鸡、鸭、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高鹤县对随意平调生产队劳力、资金、粮食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清理，制订了减轻生产队负担的六项措施，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废除向生产队的不合理摊派。全县在一九七七年年终分配结算中，仅这几项措施，就减轻了生产队负担一百八十多万元，相当于全县每户社员平均增加收入十八元。
巩兰森深有体会地说，一切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政策，绝不是好政策；剥夺农民的政策，绝不是马列主义的政策；卡农民脖子的“土政策”，不得人心，非废除不可。我们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落实经济政策的工作上，虽然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不断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流毒，进一步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我们认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不等于思想上没有流毒影响。我们不能满足于“外伤不重”而掩盖矛盾，讳疾忌医。这几年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来批，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成宝贝大加提倡。由于是非颠倒，我们就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和群众处在对立的地位，总是同农民想不到一起。现在，这个问题开始解决了，我们有信心使社会主义农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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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工厂为什么办到公园里去了？编辑同志：
最近，我到久别的南京出差。工作之余，兴致勃勃，重游旧地。中山陵郁郁葱葱，玄武湖碧波荡漾，处处林木苍翠，欣欣向荣，令人鼓舞。但也看到了大刹风景、令人痛心的场面。
清凉山是南京“六朝胜迹”所在，战国时候楚国在这里设立过“金陵邑”，三国时候东吴在这里建起“石头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中的“虎踞”，即指“石头城”。园内名胜古迹很多。解放后，辟为清凉山公园，经过建设，面目一新。但是，这次我完全认不出来了。公园大门破烂不堪，用砖头堵得死死的，周围堆满了废旧铁件和建筑材料。东侧不远处开了一个新的大门，挂的牌子却是“南京市自来水公司修造厂”。我很纳闷，莫非公园大门改了地方？便从旁边绕过去，转了好久也不见大门，后来从一条小路闯进了“公园”，一看，昔日的清凉山公园已是面目全非了。园中树木被砍不少，园林建筑多改作生产用。有名的“扫叶楼”成了水表制造车间。我心里沉甸甸的，扫兴而归。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早在几年前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城市建设没人管，这个公园就成了工厂了。后来，我又到市中心著名的鸡鸣寺去，那是可以眺望玄武湖、紫金山、九华山和幕府山的好地方，有同太寺旧址，有台城、胭脂井等古迹。但是，到那里，我又吃了一个“闭门羹”，一块“南京市无线电原件九厂”的牌子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是感慨，也很不理解。办工厂固然重要，但为什么非要占用公园不可呢？难道人民的公园和有历史价值的名胜古迹是可有可无的吗？我希望有关工厂迅速迁出，尽快将公园恢复开放。我想，与我有同样感触和希望的人是会很多的。
北京市海淀区 林晓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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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南京市对两个工厂作了妥善安排编辑同志：
林晓侠同志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属实。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南京市的园林绿地被占用的情况很严重。乱砍滥伐树木的现象不断发生，城市园林绿化受到很大破坏。清凉山公园和鸡鸣寺，仅是其中的两例。广大群众对于不能游览这些公园意见很大。
粉碎“四人帮”以后，城市园林绿化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也走向大治。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群众的意见，决定将自来水公司修造厂和无线电元件九厂分别迁走。两处新厂的基本建设正在进行。清凉山已恢复公园管理处，开始整修。鸡鸣寺公园所在的玄武区革委会，已组织整修班子，争取早日修复开放。其他占用公园、风景区和绿地的单位也陆续退出，正在恢复这些地方的原来面貌。
我们十分感谢广大群众对园林事业的关心，决心努力工作，把城市园林建设得更加美好。
南京市城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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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国家建委城市建设局的意见
城市园林，是供人民群众游览休憩的园地，也是进行政治思想和科普教育，开展文化活动的好场所。许多园林本身就是文物古迹，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建设了许多景色优美的园林，许多名胜古迹经过保护整修，面目一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城市园林建设，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曾经亲自指示要保护城市园林。在建设首都体育馆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把停车场扩展到紫竹院公园，周总理知道后，明确指出，公园也是人民的，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要占。为此，总理亲自划定了停车场用地。但是，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前些年，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乱占公园，乱砍树木，破坏风景区的现象，给城市园林建设造成了损失。现在，这些城市正在大力整顿，认真解决“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遗留的问题。
林晓侠同志的来信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发展园林事业的关心和期望。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委会对侵占园林的事十分重视，南京城建园林部门已作了妥善安排，有关工厂也从全局出发，确定退出公园，以便恢复园容，早日开放。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危害公共利益。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新宪法的精神，切实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的保护。我们希望各个城市对园林、绿地、名胜、古迹和风景区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凡被非法侵占的，都要一律退出，并尽快整理恢复；对正在发生的侵占和破坏城市园林绿化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各地城建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城市建设战线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落实，切实抓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把城市园林整顿好、规划好、管理好、建设好，为把我国城市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园林化的城市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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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不许破坏热带原始森林！
我从云南思茅乘车去西双版纳采访。沿途都是茂密的森林，许多树上开着白色、紫色和红色的花。同车的人都说，我们好象是在大花园里旅行。西双版纳真不愧是“植物王国中的王国”。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路边的一些树被砍掉了，个别山上的树林被火烧过，上边横七竖八地躺着烧焦了的树干。天黑以后还可以看见远处烧树林的火光。
我们同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的负责人谈起这件事。他说，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六一年就有过重要指示：西双版纳如不解决好合理开垦问题，就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责骂我们。
有些人不了解这些树林是我国仅存的原始热带雨林，里面有许多稀有的珍贵的植物和动物，全是宝贝。有的植物看上去象是一堆乱草，其实是贵重的药材。有的树如铁力木，非常坚硬，一棵树就产材一吨以上；从国外进口一吨要三千块钱。
森林里还有一亿多万年以前就出现的鸡毛松、树蕨等，在别的地方早就绝迹，十分珍贵。还有许多野生的水稻、茶叶、芒果、香蕉、荔枝等，是杂交育种的宝贵品种资源。丰富、复杂的热带雨林群落本身和珍贵的植物个体，在科学研究上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森林被破坏以后，就引起水土流失，地越来越瘦，气候也变坏了。如元江县的红河两岸，几百年以前都是森林，气候很好。森林被毁以后，气候逐渐变热，现在成了有名的“火炉”。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里还有许多珍贵的动物，如大象、野牛、长臂猿等。近年来，因森林被毁，这些动物有许多跑到国境以外去了。
热带植物研究所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最近云南省委曾发出指示，要大家不要再乱砍树，更不要再乱砍热带原始森林里的树。但是没有引起下面足够的重视。他们希望在报纸上大声疾呼一下，并希望云南省成立一个自然保护局，订出法令条例，保护热带原始森林。
傅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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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土政策”要吃苦头
我是一九七六年初开始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虽然当干部时间不长，可已经吃够了搞“土政策”的苦头。
起初，我以为当干部就得有股魄力，拿得起，镇得住，对不听话的群众，就得有个“紧箍咒”来制服他们。因此，我们搞了一些“土政策”。一九七六年春天，上级提倡植树造林，队上没有树苗，一户社员在院内育了几畦榆树苗，自己栽了一部分，剩余的就拉到集市上卖掉了。这一下使我火冒三丈，心想：队上没树苗你也知道，却把剩余的卖掉；你不管队上的事，队里算没你这一号人！第二天，我就通知队长，不许这个社员出工。这个社员不服气，来找我讲理。他说“国造国有”、“队造队有”、“房前屋后和院内归社员所有”是国家规定的政策。我根本不理他这一套，什么政策不政策，我说了就是政策。这一来，那个社员的犟劲也上来了，不记工也照样干活。为这事，群众对我意见挺大。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队上种的树刚刚发芽，有的社员喂的羊没圈好，把树皮啃了不少。我又以党支部的名义决定，要把羊全部搞掉，一集之内处理不净者，罚款二十元。五天过去了，可把羊处理了的只是极少数。我为难了。罚吧，牵涉面太大；再说养羊是上级提倡的，我怕硬来不行，只好忍住气，不了了之。这样闹了几次，群众对我更有意见了，说我是放着正道不走走邪道，象这样胡来，咱村革命、生产没法搞好。真的，群众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生产也受了损失。
去年冬天，整党整风开始后，群众提了不少意见，对我思想触动很大。我反复学习毛主席、华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认识到，搞“土政策”实际上是不懂得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党支部认真学习有关党的政策文件，结合本大队具体情况，发动群众讨论制订了考勤制度、财经制度和奖惩制度。这一下，群众气正了，劲头也足了。今春我们队集体植树一万二千棵，社员个人植树四千七百棵，平均每人植树一百棵。春耕生产形势也十分喜人，出勤劳力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十七。
实践使我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执行党的政策就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好各项工作，相反，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就会吃苦头。
河北省枣强县后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阮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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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政策”是“紧箍咒”
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广东省广宁县螺冈公社罗沅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养蜂曾制订过两条“土政策”：一是只准社员家庭养蜂一至两群；二是社员出售蜜糖要“二八”开，八成归大队，不给现款，只记工分。这些“土政策”制订后，影响了社员养蜂的积极性。迳上生产队队长养了六群蜂，因为思想有顾虑，很快出售了两群。为了拿到现款，全大队约有二十人次挑着蜜糖，到十三公里远的北市供销社去出售。
事实教育了党支部的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清算“四人帮”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罪行，分清了路线是非，划清了发展正当家庭副业与搞资本主义的界限，认识到“土政策”是卡农民、卡生产的“紧箍咒”。今年一月上旬，大队党支部向群众郑重公布：取消这两条“土政策”，并把以前社员卖蜜糖记工分的那八成，付给了现款，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鼓励社员继续养好蜂的同时，大队又办起了集体养蜂场，使全队养蜂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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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取消“土政策”羊又回来了
湖北宜昌县下堡坪公社马宗岭五队社员素有养羊的习惯，以前每户总要养一两只。但是，在“四害”横行时，社员私人养羊被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批判了还不算，一九七四年又规定了一项“土政策”：社员养羊，吃了集体的野草，每只羊要付草料费五元，还要交一些羊粪。这个“土政策”下达后，社员把羊杀的杀，卖的卖，不到一个月，羊就被搞光了。好几年，国家收购不到羊，集体收不到羊粪，社员吃不到羊肉。社员说：“一个‘土政策’，搞得三家穷。”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允许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一九七六年底，大队宣布取消这一“土政策”，社员才又开始养羊。一年多来，全队十二户有十户养了羊，预计到年底，可以恢复以前的养羊数量。提起这件事，社员总是风趣地说：“‘土政策’取消了，羊又回来了。”
这个队还注意解决了社员家庭养羊与损坏集体庄稼的矛盾，办法是：夏秋季节，草源茂盛，实行圈养。社员在坡里劳动时，带一把草回家喂。冬春季节，草源少，实行拴养。一只羊一根绳，拴在坡里喂，也损坏不了集体庄稼。这就解决了矛盾，还可以为集体积肥。集体增加了粮食，社员增加了收入，大家都高兴。
宜昌县下堡坪公社 何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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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前几年，“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动路线，煽动无政府主义，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甚至用帮规帮法取代党的政策。在“四人帮”反动路线影响下，有些地方有的干部，分不清是非，从组织生产劳动到处理社员生活，从安排作物布局到对待家庭副业，自立了一些“土政策”。有的同志中毒不知毒，还以为“土政策”顶用，把“土政策”视为搞好工作、限制资本主义的法宝。
这些“土政策”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便是很好的回答。“土政策”不是党的政策，而是邪门歪道，是套在群众头上的“紧箍咒”，它卡的是正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限制的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它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其结果是坑了社员，害了集体，严重地破坏了革命和生产。群众对这样的“土政策”是深恶痛绝的。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希望各地农村都检查一下：你那里有无类似的“土政策”？如有，那就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彻底把它废除。只有这样，才能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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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阳市西湖公社西湖大队加强劳动定额管理以后，大队孵化房的小鸡出壳率、成活率都比往年提高，为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禽蛋创造了条件。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