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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尊法丑剧的幕前幕后
《人民教育》编辑部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夏季，“四人帮”继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假批孔，搞了一场大树他们自己的假评法的阴谋活动。在这年七、八月间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以下简称法注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大搞假评法，把他们关于儒法斗争史的屁话合法化，并把它推向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从假批孔到假评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后，全党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江青叫嚷：“批林整风，都整到我们头上来了！”他们以攻为守，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大搞假批孔，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叶副主席，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受到广大群众的坚决抵制。
“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决不就此罢休。一九七四年五月，姚文元、张春桥在修改一篇社论时，胡说什么：不尊法“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张春桥和姚文元编造这种荒唐的因果关系，目的何在？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六月十八日社论中加进去的一段黑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文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这就为“四人帮”的“尊法”丑剧，确定了主旋律。在此前后，江青频繁召见梁效、唐晓文等，并由他们随侍窜到天津东站、小靳庄，兜售尊法反儒黑货。一则说，“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二则说，“必须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宣扬法家”，因此，要大胆发掘法家，宣传法家，要大动干戈，动员“全党全民干”。三则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主要是法家的东西”。这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江姚的黑话，明显地暴露了他们鼓吹尊法的反动意图。批林批孔必须解释为古代儒法斗争的继续，而且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说成是法家思想的继续，“四人帮”则是法家的嫡传子孙，只有他们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当然继承者。“四人帮”借古说今，胡诌“五四”时代批孔不彻底，在于未能宣扬法家的功绩。实际是说，他们的假批孔搞不下去，是因为没有充分肯定他们这几个“当代法家”的作用。尊法也者，尊“四人帮”之谓也！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这里。“四人帮”既发泄了对毛主席的怨恨，也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部署制造了口实。果然，在这一阵尊法的鼓噪声中，“四人帮”利用召开法注会议所演出的跳梁丑剧，也就开场了。
好一个“白虎观会议”！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一切传统观念，包括古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研究，给以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因此，注释法家著作，研究法家思想，对法家作出正确的评价，本来是应当提倡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
但是，“四人帮”的注法、尊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对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说：“要把会议开好，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着的“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四人帮”竭力把法注会议纳入借尊法反儒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轨道上。他们的指导方针乃是江青天津之行关于尊法反儒的一系列讲话。“四人帮”在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在一次筹备会上说：“会议要跟上这个形势，否则就搞偏了。”“新的精神搞清了，就可以开会。”他们要在江青反动思想的指导下，制造“四人帮”所期望的那种“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新形势”。这一点，他们的人是心领神会的。广东那个教授宣称：“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一条线来重新改写整个中国史”和中国哲学史。唐晓文的顾问赵纪彬叫嚷：“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
“这是振奋人心的”。梁效的某顾问说，讲儒法斗争“是一个新事物”，读法家书，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寻诗觅句，把江青所鼓吹的尊法昏话中所包含的反革命目的，颇为形象地反映出来了。名为尊法反儒，实乃大盗窃国，这就是“四人帮”演出一幕幕假评法丑剧的反革命主题。
其次，“四人帮”及迟群一伙，背着党中央、国务院，撇开参加会议工作的其他负责人，竭力从组织上操纵、控制会议。迟群的一个心腹穿梭般地来往于迟群和会议之间，发号施令，俨然迟群的代理人。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某些头目、顾问和成员，或者充当领导小组成员、正式代表，或者充当特邀代表，成了在会上宣扬“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主要喉舌。
为了进一步控制这次会议，姚文元还特别指令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亲自带队前来赴会。在此以前，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姚文元曾经多次授意上海写作组准备法注方面的材料。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狂叫：“现在，理论工作是大好的春天！”会议中间，他派人掌握动向，对于会议发言、会下谈话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则视为“异端”，随时组织围攻，不准越“四人帮”的雷池一步。
反映这次会议中尖锐斗争的《情况反映》，他们既不送党中央，也不送毛主席，只送到“四人帮”那里。他们同“四人帮”的联系畅通无阻。迟群与江青、姚文元保持密切联系，“四人帮”的黑指示，通过迟群明里暗里传达到会议上来，使与会者感到一种颇为神秘的气氛。会议中间，张春桥、姚文元又共同召见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进行长时间密谈。姚文元还不断给此人送来信件、文稿，布置任务。罗思鼎的大头目因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成为控制会议舆论，举足轻重的一霸。
解决所谓“理论”问题——补漏和反扑
“四人帮”所谓尊法反儒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借召唤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妄图用封建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当江青在天津的那些鬼话一经传开，理论界和广大群众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和抨击。江青说：“知识界有点混乱，产生了一些问题”，指的就是这种反对的呼声。因此，补漏弥缝，排除“混乱”，使江青的胡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并把它迅速地推向全国，就成为“四人帮”要在法注会议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修补漏洞，是为了向党进攻，而当这个无法修补的漏洞越补越漏时，他们的修补就直截了当地变为反扑。
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
法注会议在研究“理论”问题时，由迟群那个心腹策划炮制并散发了一份“参考资料”，对于当时报刊已经发表的有关儒法斗争的二百六十多篇文章，做了一番分析，指出：一“对于儒法斗争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两千年这个问题，前阶段的认识和研究都还很不够”；二“对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如何贯穿和反映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亟待加强研究”。现在查明，江青六月间对梁效说过：“我们现在对哪些是法家，哪些是儒家，还顺不下来，一个历史长河还联不起来。”“没有（儒法）矛盾，历史就不能存在”。这就是说，自先秦以至于今天，中国存在着一个超历史、超阶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此神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就要断流。这个“理论”之荒诞，自不待言。然而，在法注会议上，颂扬和捍卫法家之神，却成为主题。梁效某顾问说，法家“了不起”，“表扬法家，批判儒家，这就是要叫人民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为了论证法家之神的永恒存在，风派史学理论家，除了给法家送上一个“革命”的光环，把法家统治说成是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战争为法家上台开辟道路之外，又发明了更玄妙的理论：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二重性，法家代表适合生产力的一面，儒家代表不适合的一面。论者把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封建生产关系，说成永远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又由法家不断地调整其不适应的一面，封建制度就得以万古常青，法家之神也就永世长存了。
“法家爱护人民，法家代表人民”
这是江青胡诌儒法斗争史的一大“发明”，因而也成为她的侍从、顾问之流在法注会议上探讨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广东那个教授认为，“凡是具有法家思想的，都是属于进步的阶级，或者是被压抑的阶级”。赵纪彬赤裸裸地叫嚷：“法家思想，不可能从地主阶级中来”，“只能来自人民，或反映人民的要求”。“法家的进步性与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把地主阶级的法家捧到九天之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稍许回溯一桩往事。五十年前，当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清党”时，赵纪彬曾经向蒋介石条陈“铲共”之策。他写道：“共产党已经转化成国民革命上之不可救药的最险恶的敌人”，要“从政治上”“扑灭共产党”，“理论上所需要的是严峻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学说之不同”。蒋帮逃台之后，它的一个御用文人看到赵纪彬的这段条陈，称赞“赵君确有先见之明”。看看赵纪彬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几十年前，效忠于蒋介石，在“围剿共产党的战场上往来驰骋”的赵纪彬，今天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四人帮”的指挥下，向共产党杀过来了。用地主阶级法家取代共产党，用封建专制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他昔日从政治上、理论上条陈“铲共”的继续。时代剧变，老谱翻新，他的反革命立场和他所追逐的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却是绝对不变的。
如此“古为今用”
“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的又一丑恶的表演，是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迟群在一次会议上说：“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罗思鼎的大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他提出的被誉为“富有启发性、指导性”的问题有：“‘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他不谈结论性的看法，但是结论呼之欲出。在他“启发”、“指导”之下，果然有人说：“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可把“四人帮”“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四人帮”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以便临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那个顾问在江青接见后，有一段绝妙的自白：“古为今用的问题，过去我以为共产党讲厚今薄古，不会重视历史的研究，后来虽然认识有了变化，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主子“四人帮”竟千方百计地运动群众，大规模地“研究起历史来，而且这样深刻”。顾问先生的政治嗅觉，是相当灵敏的。他嗅出了“四人帮”尊法反儒的火药味。他把黑诗中“前门一会释鞅非”，改成“前门一会振鼓旗”。在顾问先生看来，“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大振了“法家”的旗鼓，“当代法家”将要袍笏登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衣钵，已经
不愁后继无人。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永志不忘的。
在革命的挑战面前
“四人帮”及其党徒们，在法注会议上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和坚决的抵制。史学工作者在会上会下，就有关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问题；法家的阶级基础问题；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法家“爱护人民”的问题；儒法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关系以及
“法家爱国”等问题，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有的同志指出：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最近时期发表的文章，掩盖法家缺点，局限性一点也不讲，回避不开就掩盖一下。法家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现在报上天天讲帝王，天天宣传地主，而不讲人民。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这些质问，犹如一颗颗子弹，射向了江青、姚文元及其顾问和侍从们，痛斥了法注会议中的那些谬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有力的一击呵！
在尖锐的革命挑战面前，“四人帮”和迟群恨之入骨，极端恐慌。他们一面虚伪地表示可以允许“百家争鸣”，一面则大搞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他们派人以走访、听会为名，广泛搜集与会同志的动向和反映，整成黑材料，名之曰《情况反映》，径直单线密送迟群，上报姚文元。他们给这些革命同志安上了一顶顶帽子，叫嚷“应注意分析思想动向，掌握其中的斗争”。这个黑材料，从七月六日到九日，连续上报三期。七月十六日的第四期，又详细列举了一位同志发表上述言论的时间、地点，罗织“罪证”，准备整人。但是，这种黑材料，在七月十六日以后，突然停止整理上报。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现在已经弄清。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把他们反党宗派的问题提了出来，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党活动。
“四人帮”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七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在新华社关于报道法注会议的内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示，说会议原定计划“并没有要求对人物一一作出评价”。张春桥批道：“应先注主要法家的主要著作”。江青同意张春桥的鬼点子。过去，迟群一伙分明说：“要大规模地搞”，要解决“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这一“重大新课题”，现在他们统统否认了。他们分明早就滥封了一大批“法家人物”，无限制地扩大法家队伍，上伸下延，一直到把共产党也说成是法家，现在也都不认帐了。他们分明是以江青的天津讲话为纲，指导他们在法注会议的活动，现在他们却企图加以掩盖。迟群竟煞有介事地当众“辟谣”，说是“现在有些地方到处传播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是“阶级敌人伪造、歪曲、破坏”，下令“禁止传播小道消息”。连他在梁效内部散布过的一些反动谬论，也被他自己辟为“谣言”，极力加以否认了。
“四人帮”的反扑
“四人帮”和迟群一伙的这种转变，不过是策略性的暂时退却。就在毛主席批评后的第三天，七月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思鼎的大头目。姚文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则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些阴谋家心怀鬼胎，生怕露出马脚，企图加以掩盖。但是，张春桥把话头一转，就反扑过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将来要杀头，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张春桥的“豪语”，一则为自己提神壮胆；二则为奴才撑腰打气，表示他们反革命的顽固立场。密谈中，姚文元肯定吕后，赞扬道家黄老之学，吹捧江青。姚文元还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值得研究，吴王刘濞清君侧的经验值得研究”，“康熙平定三藩是有功的”。姚文元对一个皇朝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帝王，如此感兴趣，说明“四人帮”已经在考虑他们夺权上台前后，要干的两件大事：一是要“清君侧”，即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二是要“平藩”，即搞掉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特别是要打倒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张姚的这一席黑话，充分证明了“四人帮”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决心在反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果然，不到半个月，在接见法注会议全体人员时，江青在连说了四声“要谨慎”之后，就脱下伪装，赤膊上阵了。她时而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工作”，“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她时而叫喊：“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马上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她时而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这就是玉玺”，
“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在张春桥引见之下，同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连连握手，予以嘉奖；她向广东那个教授说：“×××教授，你回去也要促一促你们那里吧！”尤其恶毒的是，江青恬不知耻地把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八七会议”相提并论，杀气腾腾地嘶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独秀！”含沙射影，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
会议至此，算是告了结束。“四人帮”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捧黑帮；赞女皇，树江青的反革命狂潮，从此在全国泛滥开来。至于批林，很快就被这股尊法的狂潮所淹没了。
尊法狂潮大泛滥
尊法狂潮所到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被置之高阁，封建专制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对法家是顶礼膜拜，一片颂声。
在政治上，“四人帮”利用尊法反儒进一步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梁效、罗思鼎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黑文，伪造历史，突出地吹捧吕后、武则天，借以美化江青。他们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一点：要使
“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就必须使“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那么几个“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亦即掌握在王张江姚“四人帮”手中。他们以批判儒家为名，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大批领导同志，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面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煽起的尊法狂潮，在思想、理论上所造成的混乱，更为严重。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四人帮”尊法的谬论，在法家著作注释本的前言、按语、后记中，都有大量的反映或影响。在一些书籍、文章里，“法家”模式满天飞，不仅将许多思想家称做法家，而且许多皇帝、皇后、王侯、霸主、政客、将领、酷吏、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以至农民领袖，都谥以法家称号。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体系还嫌不够，还有法家先驱者、法家同盟军、法家领导集团、不象样的法家、不自觉的法家、尊法者、具有法家倾向者，以及道表法里者、儒表法里者、法家的老师、法家的朋友，等等，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洋洋大观。
“四人帮”以尊法反儒为中心的反动历史观影响所及，在教育界、学术界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根据“四人帮”和迟群的黑指示，在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高等院校的情况，特别是对文科教学的破坏，更为严重。学术界有人或闻风而起，或违心附和，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从通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到科技史，也被贴上儒法斗争的标签。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由于受到尊法风的影响，着力论证法注会议确定的几个“近代法家”，结果费时两年，印出来根本无法使用。通读全书，凡有关“近代法家”的论述和根据，大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江青说：“研究法家儒家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我们看清了江青这段话的本质：所谓“百年大计”，就是要把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极端落后、极端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所谓“现实意义”，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思想搞乱，用集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成的“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为“四人帮”实现其复辟大业铺平道路。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本报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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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史学界举行太平天国问题讨论会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于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邀请北京地区的科研、高等院校、出版、新闻、博物馆（院）等单位的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者五十余人，举行太平天国问题讨论会，揭批“四人帮”对太平天国史的歪曲，讨论太平天国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仅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太平天国史作了种种歪曲。他们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纳入所谓的“儒法斗争”轨道，以所谓的“反孔斗争”取代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甚至大搞影射比附，借古讽今，把太平天国历史的科学研究引入了绝路。对“四人帮”搅乱了的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批判，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
与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肆意否定农民革命领袖历史作用的险恶用心，还就怎样看待农民革命领袖，怎样看待他们的历史功绩和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问题；杨秀清的评价问题；石达开、李秀成的前期表现和投降问题；对于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政权的性质及其两重性的问题；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究竟有没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问题；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以及和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研究太平天国史五十年的罗尔纲因病未能到会，作了书面发言。他用解放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和资料、文物的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驳斥“四人帮”炮制的史学界“一片黑暗”的谬论。
这次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同志们解放思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于学术上的问题，既能本着同志式的态度展开热烈的讨论，又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例如，对洪秀全是否密诏韦昌辉杀掉杨秀清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都能注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服人。同志们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出现的新气象，希望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研究风气能够发扬下去。
讨论会倡议筹备成立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并提议在今年适当时候召开全国性的太平天国史讨论会及其他主题的历史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