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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交战线职工在第三战役中澄清企业管理上的混乱
揭穿“四人帮”“新鲜经验”假左真右原形
新华社编者按：“四人帮”是一伙惯于以极“左”面目推行极右路线的政治骗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炮制的形形色色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就是贴着假左商标的极右货色，流毒很广，危害极大。在“四人帮”控制新华社的一个时期内，新华社发表过这类所谓“新鲜经验”的报道，为“四人帮”造了反革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欠了帐。“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在一九七六年授意撰写、并经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批发的《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关系》，就是这样的两株大毒草。现在真相大白，那些所谓“新鲜经验”，是“四人帮”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炮弹，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本社播发这篇报道，是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和读者一起戳穿“四人帮”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澄清他们在企业管理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破烂武器库里，有一种“特殊”炮弹。这就是所谓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这些“新鲜经验”，有许多是在上海出笼的。“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曾经连篇累牍地大肆吹嘘，说什么这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成果”、“毛主席办企业路线的体现”，等等。他们用革命的外衣作掩护，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剥掉这些“新鲜经验”的假左伪装，还了它极右的原形。
“四人帮”推销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涉及到企业的任务、管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名目繁多，花样也不断翻新。然而，上海市广大职工经过仔细分析指出，“四人帮”炮制这些“新鲜经验”，始终打着三张假左的商标：
第一张假左商标是所谓“突出政治”。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否定工厂是生产单位，否定工厂的基本任务是搞好生产，胡说工厂的任务是斗“走资派”，抓“党内资产阶级”。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在上海胡说什么“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讲搞好生产。马天水“蹲点”达九年之久的上海机床厂，是“四人帮”的一个“突出政治”的典型。这个厂是我国最大的精密磨床制造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因产品质量优良获得很好的声誉。一九六八年，马天水到这个厂“蹲点”以后，以“突出政治”为幌子，推行了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抛出了不少“新鲜经验”。其中，有把大批革命干部当作“走资派”来整的“高温烧开水”的“经验”；有把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塞进领导班子的“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经验”；还有不断反“右倾回潮”、反“复辟倒退”的所谓“揭矛盾、促转化”的“经验”，等等。结果，这个工厂连续六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产品抽查合格率平均不到百分之三十。工人们气愤地说：“这么好的一个工厂，竟成了不合格产品制造厂。”可是，马天水还恬不知耻地叫嚷：“路线对了，生产下降也是伟大胜利”，“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一九七三年底，“四人帮”直接插手炮制了“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这一反动口号，公开煽动工人不要完成国家计划指标，否则就是“奴隶”，是“瞎眼黄牛”。这一反动口号在“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发表以后，流毒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上海，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工厂被诬为“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拿到全市进行批判；长期完不成任务、生产连年下降的单位，反而冠以“大庆式企业”的美名，大开其“庆功会”。
第二张假左商标是所谓“彻底解放工人”。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他们胡说规章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束缚工人手脚，把工人变成了奴隶；他们疯狂叫嚷“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马天水等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鼓吹什么“社教就叫管理，没有别的管理”。王洪文等在上棉十七厂第三纺纱工场亲自搞了一个“无制度、无管理、无领导”的“三无”车间。在这个车间里，他们借口“人人都要参加企业管理”，把专业管理机构一刀砍掉，把专职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赶下去劳动，日常事务由工人“轮流执政”，连生产小组长也象走马灯似地不断调换。他们还冲掉了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结果，车间里到处打乱仗，产量和质量不断下降，上海的针织厂和织布厂都不愿用他们生产的纱。广大工人痛心疾首。认为这样当“主人”，社会主义的家底就要被搞光。可是，“四人帮”的余党却到处招摇撞骗，吹嘘说：如此人人参加管理，“共产主义的大门就敞开了”。
第三张假左商标是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在这张商标的掩盖下，他们肆意编造假共产主义理论，以消灭分工、缩小差别为幌子，夺取企业和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大权。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抓住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大做文章。当时，上钢五厂一车间的工人提出了“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口号，本意是讲分工没有高低贵贱，要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下，互相支援。江青却利用这个口号，大耍花招，作了“分工越细，人越愚蠢，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的黑批示。马天水心领神会，立刻炮制出一套消灭分工的“理论”。他上窜下跳，到处叫嚷“不要把工人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强调岗位责任制就会限制工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上海工交战线煽起了一股反对分工、反对大庆、反对岗位责任制和反对各级领导的妖风。上钢五厂一车间三次大批岗位责任制，搞乱了炼钢工人的技术等级差别和岗位分工，炉前工人随便就可以当第一炼钢手，结果，质量和操作事故不断，连车间党总支书记也被违章堆放的钢锭模压死。接着，姚文元、马天水又插手上海钟表元件厂炮制了“两蹲点”“经验”。这个“经验”以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名，宣扬工人上机关蹲点顶领导职务，干部轮流到车间蹲点劳动顶工人。这个“经验”出笼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派出亲信、爪牙，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到许多工厂、公司去“蹲点”，顶替领导职务，同时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赶了下去。“两蹲点”成了大换班的代名词，为“四人帮”排斥异己，让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夺取各级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
上海工交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时，紧密联系这些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炮制的这些“新鲜经验”，不仅贴上了骗人的假左商标，而且抛出的时机也都经过挖空心思的选择。他们的每一个“经验”，都是一发反党的炮弹，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这些“新鲜经验”，是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指示各地工厂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对此，“四人帮”跳出来横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攻击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只讲具体路线，不讲基本路线”，并且蛊惑人心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回来了。他们为了抵销周总理指示的巨大影响，就根据张春桥鼓吹的“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的谬论，在上海手表厂、上棉六厂、达丰铸造厂、杨树浦装卸站等许多单位，炮制了一系列黑经验，并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又是登报、出书，又是拍电影、开现场会，大肆鼓噪，明目张胆地同周总理的指示“对着干”。据上海手表厂干部揭发，这个厂的所谓“三讲”经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前，连手表厂党委都不知道什么叫“三讲”，只得倒过来“学习领会”。可见他们手法之卑鄙，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七三年底，为了提高码头装卸效率，解决外轮货物积压问题，周总理指示在一部分港口装卸工人中试行计件工资制，“四人帮”又跳出来大肆攻击。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盗用上港五区工人的名义，炮制了那张“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反动大字报，影射攻击周总理。姚文元知道后如获至宝，立即指使报纸迅速刊登。“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得意忘形之余吐露真言说：“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抛出这块“石头”，就是要在工交战线掀起“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的恶浪，实现其“清君侧”的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刮起“全面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在企业管理上也加紧推行假左真右的黑货。年初，“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精心炮制了一份集企业管理“新鲜经验”之大成的毒草，准备向党中央、国务院发动进攻。这份毒草材料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合伙审批，冠以《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的美名，通过新华社抛出。七月，姚文元又直接指挥炮制了上海钟表元件厂的“两蹲点”纪事《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关系》这株毒草文章。与此紧密配合，马天水唆使上海的一个“工人代表”到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当面谩骂国务院领导同志，叫嚷要到国务院去“蹲点”，到国务院各部去“蹲点”，气焰十分嚣张。至此，“四人帮”炮制企业管理“新鲜经验”的极右实质和罪恶阴谋，暴露无遗。
“四人帮”炮制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完全违背毛主席的办企业路线，曾受到广大干部、工人的抵制；但也使不少人上了当，受了骗，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上海全市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以上；而从一九七二年推行“四人帮”炮制的这些企业管理“新鲜经验”以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就迅速下降，一九七六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五年增长还不到百分之二。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四人帮”覆灭前，上海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这是上海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打倒了“四人帮”，上海工交战线得解放。一年多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市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抓纲治厂，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全市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工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今年一至五月份，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得越来越好。现在，全市百万产业大军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新的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他们决心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 吴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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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召开在京委员座谈会
听取关于冶金工业战线大好形势的介绍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八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在京的常委会委员座谈会，听取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关于冶金工业方面情况的介绍。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陈云、李井泉、邓颖超、赛福鼎、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出席了座谈会。
委员们在座谈讨论中热烈发言，一致认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冶金战线出现的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的大好形势，十分鼓舞人心。他们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冶金工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在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委列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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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继续大会发言
广西齐玉珠，山东王凤山，广东刘宝英，河北苗沛泽，上海曾维甫在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八日电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大会发言进入第四天。在今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有五位同志发了言，受到到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出席了会议。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委员会副书记齐玉珠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说，由于横县县委加强了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商业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山东省青岛市第二面粉厂总支委员会书记王凤山在发言中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面粉厂能够做到领导班子不乱，职工队伍不乱，企业管理不乱，生产不停，是因为全厂广大职工都有一个坚定明确的信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面粉厂，必须搞好生产，确保军需民食。所以，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刘宝英在发言中，介绍了广东省顺德县水产公司勒流水产站发展淡水渔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供销服务社主任苗沛泽在发言中，介绍了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之后，农村商业越办越好的情况。上海市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党支部书记曾维甫在发言中，着重谈了菜场职工牢固树立卖菜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思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方便群众购买的体会。他说，做好菜场的工作，可以使广大群众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研究科学技术，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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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伯特总统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托尔伯特总统、李副总理讲话 陈慕华谭震林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八日电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外交部部长黄华，文化部部长黄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今晚，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主席台正中并排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利比里亚国旗。托尔伯特总统首先在宴会上讲话。他满意地指出，这次访问十分难忘、愉快和富有启发性。他说，你们使我们在这里感到象在家里一样。我们确认，个人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加深友谊。我们了解到，面对面的交换看法能产生对双方有益的持久的结果。
托尔伯特总统愉快地谈到了这几天的参观访问。他说，在你们伟大、团结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现代化的高潮中，在贵国崇高和勤劳的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决心中，我们看到了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领导激发全体贵国人民在思想和物质上取得惊人的发展。
托尔伯特总统指出，非洲人民受到傲慢的种族主义、不断的压迫、镇压和剥削等破坏性力量的严重困扰。非洲各国人民在那里惨遭破坏性的强大外来干涉的蹂躏。
他强调说，非洲人不需要超级大国为私利而进行的干涉，不需要武力干涉及其破坏性的后果。非洲需要的是给成百万饥饿人民提供食物，而不需要煽动叛乱。从东南西北各方面，非洲需要的是真诚的道义和物质支援，以便把千百万非洲人从非人的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不需要只会产生新殖民主义统治的特洛伊木马式的帮助。
他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应小看非洲人民思想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能力。非洲人能够最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托尔伯特总统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观念和实践中永远努力促进真正的不结盟运动。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我们必须保持团结，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说，我们知道困难很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使我们取得胜利。你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的话使我们增添了勇气。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中说，托尔伯特总统在中国访问期间，华国锋主席和总理同总统阁下进行了亲切的会见和交谈。我们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近似的，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中利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诚挚的讨论，取得了圆满的结果，把我们两国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说，托尔伯特总统这次对我国的访问是很有成效的，为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说，托尔伯特总统在访问我国期间热情赞扬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事务中所进行的努力。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生前一贯教导我们，国无论大小，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李先念副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利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是长期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他指出，托尔伯特总统这次访问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给我们留下的利比里亚人民的友好情谊却是长存的。他请托尔伯特总统回国后，向利比里亚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问候和崇高敬意。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张海峰、陈洁、程飞、赵凡、张百发、王毅之、郭建、王丙乾、宋克仁、杨纯、李青川、闫志祥、石少华、李连庆、王若水、李立功、杨骥，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王人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随同托尔伯特总统来访的利比里亚贵宾，利比里亚驻中国大使约翰·丹尼尔·考克思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宴会作陪，同中国客人欢聚一起，畅谈两国人民的友谊。
托尔伯特总统等利比里亚贵宾是结束了对南京、杭州、上海的参观访问后，在今天上午由谭震林副委员长、赵凡副部长陪同，乘专机从上海回到北京的。贵宾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副主任王鉴、杨恺等到机场送行。
今天下午，托尔伯特总统等贵宾参观了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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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生活是城市区委的重大任务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各行各业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一心扑在前方，日夜奋战，争做贡献。他们的后方如何？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广大职工料理家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却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少职工因为住的地方过远，每天路途往返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一些双职工的子女和生病的老人无人照顾，他们不得不中午赶回家去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有的幼儿无法入托，只得带着上下班或者锁在家里，真是“离家不放心，班上不安心，回家也不松心”啊！星期天也不轻松：买菜、买粮、买煤，洗衣服、搞卫生，弄得人们筋疲力尽，甚至比上班还劳累。这些生活事务，日益成为人们的沉重拖累。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把人民的经济生活组织好，逐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改变小生产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那么，这项繁杂而紧迫的任务由谁来担当？
大中城市的区一级党政组织应当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而且要把它作为区委的主要工作切实地抓好。因为，城区和街道是人民群众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具有各行各业总后方的特点，作为城市的区委和这一级的政权机关，它们同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地区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既方便群众，又有利生产，从整个社会来看，是合理的，节约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在这个区的范围内，有中央、市、区各级机关，还有工厂、企业、学校等共一千四百多个单位，居民十六万九千户、六十多万人。要把这千家万户的生活组织好，只依靠国家办的商业、服务业、医疗单位和幼儿园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从一九七一年开始，这个区的区委发动和组织街道居民群众，在一些居委会中，办起了拆洗缝纫服务站、红医站、儿童校外活动站，商品代销店、代营饭馆和托儿所，即“三站两代一所”的生活服务事业。去年，他们又以街道为单位，把国家办的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同居委会办的生活服务事业结合起来，把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组织起了生活服务网、医疗卫生网、青少年校外教育网和治安保卫网。这种按地区组织群众生活的做法，效果是显著的：居民群众吃早点、买副食，拆洗、修理衣物，看小病以及幼儿入托等生活上的不少实际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减轻了一些人的家务负担，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在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其他城市如上海市以及山东的潍坊、湖南的衡阳等地，都有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但是，就全国多数城市来说，这还是一个急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重大课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城市的区委究竟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什么地方呢？
“一工业，二文教，三财贸，四街道”，是许多区委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在那里，他们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和人力、物力、财力大都放到办工业上来。市、区以至街道的党政机关都用主要精力去抓工业生产，结果是前方吃紧，后方空虚，生产人员和社会生活服务人员比例不适当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据了解，目前大中城市的商业、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只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有些城市比例更小。而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还在增长，这就必然造成群众买东西、吃饭、洗澡、理发、看病排长队，住房紧张、乘车拥挤，孩子入托困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是绝对不能小看的。如果这些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又怎么能把工业和科教等等事业搞好呢？所以，城市区委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过来，他们的第一位的任务是抓好后方，为广大职工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而抓好后方正是为了促进前方。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生活服务，就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现在全国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工业管理的专业化，把区和街道办的工厂统一归口，由市一级的工业部门来管理，这就为区委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组织人民生活方面来创造了条件。这是一条好经验。
城市区委能不能把安排好群众生活当作第一位的工作来抓，这里有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你心里装着群众，你就会把群众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肤之痛。河北省秦皇岛市饮食、副食网点长期以来严重不足，市委和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饭馆卖早点，体察情况，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充分调动街道、厂矿和商业部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对城建、房管、物资等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积极协助。结果，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只花了三十万元的投资，就办起了一百一十个供应点，解决了群众吃早点、买菜排长队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会熟视无睹。北京市有一个区，上级批准迁建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日常生活的酱油厂，而这个区竟把新的厂址挪作它用。类似的情况说明，进一步肃清“四人帮”不顾人民群众生活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为生产、为职工群众服务，这是党的城市工作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把城市人民生活组织好，城市区一级的党政组织责无旁贷。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组织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是革命者，提倡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总得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来搞建设。当前，有些城市的区委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因地制宜地想方设法增设商业、饮食服务网点，重视了兴办街道服务事业，给群众带来了很大方便，这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群众生活涉及的面是很宽的，同各部门都有密切关系。有些事情看来微不足道，也足以影响群众的情绪和干劲。象目前病人住院还要亲属请假陪住，不知浪费了多少职工的时间，医疗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改进一下呢？又如有些设在城区的工厂，污染空气和水源，噪音严重，实在影响工作和健康，工交部门是否能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呢？又例如，住楼房的职工自行车无处存放，每天扛上扛下，日久天长确是一项负担，象这样的“小”问题，城市建筑设计部门是否有责任在建设住宅时通盘加以考虑解决呢？可见，组织群众生活这项工作，不但城市区委要下大力量去抓，市委也要下决心、花功夫去抓。这不仅是财贸部门的事，也是一切有关部门的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也要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华主席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把市场安排好，把群众生活搞好。不抓群众生活的领导不是好的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定要认真地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抓紧抓细，抓出成果来。这件事抓好了，必将激励亿万职工群众的革命热情，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能够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地为实现党在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