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寄语育花人
丹赤
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把明媚的春光洒向人间,久盼春雨的文艺园地,百花含苞欲放。当前,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当务之急。
贯彻“双百”方针,关键在于领导。我们在谈到“双百”方针时,常常亲切地把党比做“育花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创作上百花齐放的局面才可能形成。飞速发展着的大好形势,迫切需要文艺部门领导同志,解放思想,大胆领导,切实地、认真地把文艺创作抓起来,做贯彻“双百”方针的促进派。
但是,有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抓文艺创作还是不很热心,不够大胆,不甚得力。有的甚至对此“望而生畏”,“心有余悸”,突出的是一个“怕”字。怕什么呢?就是怕“百花齐放”中一旦“放”出毒草,要负政治责任,犯错误。因而,对所在地区或部门的文艺创作不敢大胆抓。他们认为文艺作品质量高低,数量多少,这些无关紧要,只要不出差错就好;什么新鲜活泼,独特新颖,弄不好“惹事生非”,还是“平稳”些好;什么文艺创作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吃不准上头精神要出岔子,还是少开些好。正如一位剧作者所讲的那样:有的领导同志生怕轻易地肯定一个戏,万一以后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否定一个戏呢,又怕万一以后上级的领导肯定了它,落得一个“枪杀”的罪名,因而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领导者的“怕”,束缚了创作人员或文艺部门编辑们的手脚。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新鲜活泼的作品,或有独特见解的文艺评论,在领导那里通不过,要发表的话就得“磨平”,动大手术,使之“平稳”一点。或者,把这样的稿子一压再压,直到中央报刊有类似题材或提法才发表。读者看了说是“炒冷饭”,无新意;创作人员说,“起了大早还赶个晚集”,不愿再动脑筋创新。编辑同志也很苦恼,他们感慨地说,发表出去的质量低,读者满意的却发不出去。这样下去,自然就要影响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般化”代替了“多样化”。这样的“育花人”变成了“观花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了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自觉或不自觉地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领导者不能因怕出毒草,而不热情地浇灌百花。领导者的责任,当然需要把关定向,需要点头表态。由于种种原因,把关定向有时可能不准,表态有时也可能出错。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说,要允许创作人员犯错误,改正错误,也要允许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犯错误,改正错误。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改了就好。过去,“四人帮”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常常是那个地区出现了他们所认定的“毒草”,就要“顺蔓摸瓜”、“借题发挥”,妄图把文艺部门的领导置之死地,把省、市领导搞垮。打倒了“四人帮”,这种状况已经改变,担心怕出毒草,怕挨整,是没有必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锻炼,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心中有火一样的创作热情,渴望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挥笔大干,大多数同志创作的主流是健康的。至于可能出现一些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作品,我们也要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加以鉴别。有了错误,进行批评帮助,及时纠正就是了。
抓文艺创作,深入揭批“四人帮”,把他们假左真右的路线批深批透,从路线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流毒很有必要。领导者自己没有划清两条路线是非,就很难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对“四人帮”所鼓吹的那一套反革命文艺主张非常憎恨,但是由于揭批“四人帮”搞得一般化,“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没有清除,在抓文艺创作实践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譬如,批判了“三突出”,在审定作品时还按“三突出”来要求,有个作品的主人公是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在审查时直皱眉头,说什么党委书记的戏太少,很不突出,几乎成了配角,这说得通吗?再如,在讨论题材问题时,有些领导把重大题材和非重大题材对立起来,不敢在提倡写重大题材的前提下提倡题材多样化,说题材还是要限制得严一些,怕“多样化”变成“自由化”。由于路线是非不清,对于文艺创作中新的尝试,顾虑重重。群众批评得好:只要领导头脑中还有“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会象小脚女人走路那样一步一摇。
有些领导同志怕抓文艺创作,怕表态,怕负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文艺创作外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认真学习。我们文艺部门中许多领导同志,过去也不是“专家”,很少进过文艺的专门学校,但由于他们抱着一定要肩负起党交给的重担,凭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钻进去,认真学,就学得很有成效。所以,作为文艺部门的领导,不仅要学会抓创作路线、创作思想、创作队伍等等,也要学习文艺理论知识,对于创作方法、创作原则,以及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美学等属于文艺创作的知识,也要学习一点。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很大作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百忙之中,都热情关怀文艺创作。他们每逢看过一台戏,都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有时对一个剧名、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等细小问题都及时指出。他们是最热心、最认真的“育花人”。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文艺创作的发展。华主席殷切地期待着我们抓好文艺创作,号召我们: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光辉的榜样,殷切的期望,斗争的需要,是激励我们做好文艺领导工作的力量。我们要把“怕”字换成“敢”字,尽快地把文艺创作抓起来,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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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话剧《杨开慧》
李伯钊
我有好多年没进剧场看戏,与我从事几十年的文艺工作也几乎隔绝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文艺园地由百花凋零的残冬,变成了百花盛开的春天。我这个文艺战线的老兵又走进了剧场,看了一批好戏,实在是兴奋、激动得很哪!看了我工作多年的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杨开慧》,我高兴得落了泪。因为,我熟悉的同志和学生,他们在这个戏里写了、演了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尝试,但这个尝试是十分可喜、十分可贵的。
努力塑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历史赋予作家们的任务,也是千百万人民的愿望。在解放初,我写的歌剧《长征》,曾出现了毛主席指挥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场面。这些年来,写毛主席的愿望象海潮一般在我心底日夜翻卷着。在毛主席离开我们的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那心底的愿望,又一次犹如潮水腾起了巨澜。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创作,使人们在舞台上、银幕上看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使老同志看了,永远记住我们跟随毛主席走过的战斗历程;使后代看了,感到毛主席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们在话剧《杨开慧》中,试验着作这件崇高的工作,我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话剧《杨开慧》写了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难忘的革命历程,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写到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初期。戏中描写的这段历史,使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从清水塘播撒火种,到星星之火在我国形成了燎原之势的历史过程。革命所以得到发展,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指导的结果。一九二七年,我党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统治,革命转入了低潮。在革命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坚持武装斗争,指出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正因为有了这条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才出现了伟大的转折。这出戏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展现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歌颂了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戏的开场,杨开慧同志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她英姿飒爽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她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大浪潮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主张,积极、热情地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在围绕农运问题展开的那场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她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谬论,抓回被右倾机会主义者放跑了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当革命形势逆转,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武装上井冈山以后,杨开慧留在板仓坚持革命斗争,直至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杨开慧真可谓“人民的骄杨”。她为革命献出了一切,她坚信革命的胜利,所以她感到“死不足惜”,“虽死犹生”。
这出戏,通过对方辉、妹子、陈大山的刻画,写出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在革命的潮流中成长起来;并通过这几个人物的发展、变化,揭示了革命者应走什么路的问题,这也是很发人深思的。
作者、导演及演员们赴湘、赣一带深入群众,收效不少。他们又经杨开慧同志的家人、战友的辅正,得益非浅。剧作者努力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使作品特点鲜明,别具一格,而且引人入胜。演员们的创造,也是颇费匠心的。当然,戏还是有可改进之处的。如在表现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关系上,应再洗炼些。再如,尾声中毛泽东同志的服装,可否改为红军的服装?
我只谈这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因为我知道几位作者还要进一步精益求精的。(附图片)
话剧《杨开慧》剧照:杨开慧捧着陈大山烈士的血衣,鼓励方辉跟着毛委员继续奋斗。 (中央戏剧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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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拨乱反正 明辨是非
——批判反党黑文《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海军理论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四人帮”通过其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初澜等,炮制了许多反党黑文,从各条战线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在文艺战线,他们公开对抗毛主席,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和部署,挥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棒,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四人帮”及其心腹在《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抛出了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精心炮制的大毒草《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继三月四日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的又一篇反党黑文,是一条藤上的两个毒瓜。它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和海军主要负责同志,公然对抗毛主席对文艺现状的批评,极力为“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门评功摆好,丧心病狂地把毛主席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恶毒地攻击为“从领导班子到队伍建设都‘扭’回去,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反动气焰嚣张至极。这篇黑文造谣惑众,以假乱真,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为了澄清路线是非,肃清它的影响,公开批判这篇黑文,是非常必要的。
列宁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时指出:“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列宁全集》第35卷249页)“四人帮”及黑文的炮制者正是采用了这种手法。他们为了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在黑文中竟使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歪曲篡改,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法,挖空心思地将邓小平同志和海军主要负责同志的内部讲话中的几句话拿出来,当作所谓“右倾翻案言论”加以批判,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实是怎样的呢?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为了执行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对文艺状况进行了一些调查,作了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指示,对“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同年九月七日,海军主要负责同志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和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召集海军有关单位的几位领导干部谈话,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把海军文艺工作搞好。他指出:调整文艺政策,根本问题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路线问题不解决,文艺要搞上去是不可能的。他在谈到贯彻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风格上不能一个样。用一个形式、一个方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是反映不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要发展各种形式、风格,不能只有一样两样,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这些话正是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所作的具体分析和论述,是无可指责的。而“四人帮”伸到海军的黑手,却采取卑鄙的手法,窃取了这个谈话记录,当作“重要材料”偷偷送到“四人帮”的黑据点清华大学。迟群一伙如获至宝,那个女黑干将更是高兴得直拍手,连忙指派专人秘密摘编,打印送“四人帮”。一九七六年二月,迟群居心险恶地对“两校”批判组的一个头目说:“我们已经有回击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了,还要写一篇回击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当这个头目告诉他苦于无“靶”可批时,迟群授意说:海军“不是有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吗?摘出几条,批观点”,并亲自给他们列了几条观点。于是,由“两校”批判组的头目亲自挂帅,拟提纲,挑选人马,昼夜炮制。于会泳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也参予了这一阴谋活动。这个心腹亲自把诬陷海军主要负责同志的黑材料送给姚文元,并派人到北大,与梁效勾结。稿成前后,曾四易标题,调门一次比一次高,最后由迟群定题。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审阅、修改了这篇黑文,仅张春桥修改的就有二十多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把毛主席、党中央诬蔑为资产阶级,把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诬蔑为“镇压革命人民、奴化广大群众”。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刻骨仇恨。他们只是批判一、二位负责同志的讲话吗?不!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
黑文的出笼,也是“四人帮”反党乱军阴谋的一次大暴露。在“一总政、二总参、三海军”的反军动员令下,他们的黑手不断伸到海军。早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为了搞乱海军,公然派其黑干将迟群和一个女黑干将,大年初一窜到海军,大搞“三箭齐发”,掀起阵阵恶浪。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继续插手海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海军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六年初,当“四人帮”另搞一套,鼓吹“层层揪”之时,海军也有人上窜下跳,煽风点火,秘密串连,写诬告信,送黑材料,攻击海军领导是“复辟派”,狂叫要揪“还乡团分团长”。黑文出笼后,海军有人将这篇黑文批判的观点和海军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抄成大字报并列对照贴出,署上大字标题《何其相似乃尔!》“四人帮”在海军的一个帮派骨干公然跳了出来,说什么海军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有严重问题,建议在适当时机和场合有个表态为好”。这时,“两校”大批判组的头头则洋洋得意地炫耀,说黑文发表后,在海军领导机关起作用了。这充分说明,黑文是“四人帮”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整个罪恶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黑文玩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鄙伎俩,一方面大言不惭地表白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攻击别人是否定文艺革命。但是,到底是谁否定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是谁否定文艺革命和破坏文艺队伍的建设?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澄清。
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几十年来,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围攻,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但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在黑文中,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公然否定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为我党制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以及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对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成绩,更是全盘否定,一笔抹杀,咒骂十七年的文艺是“为少数人服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不恰恰证明他们在否定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否定文艺革命吗?他们篡改我们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文艺创作上,极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根本上颠倒敌我关系,颠倒歌颂与暴露的对象,把党的各级组织丑化为“土围子”,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诬蔑为“走资派”,把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美化为英雄,把文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这不恰恰证明他们在复辟资本主义吗?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我们容许各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流派自由竞赛,自由发展。但是,“四人帮”却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疯狂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一九六六年以来,他们在起草文件、报告及文章中,都故意砍掉“百花齐放”。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目疯狂叫嚣:“我们就是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张春桥更露骨地说什么“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江青更是疯狂叫嚷:“听我的就是听党的。”他们完全以“四人帮”帮派的利益,取代党的文艺政策。在他们的高压政策下,许多文艺样式惨遭扼杀,弄得文坛百花凋残,冷冷清清。这不恰恰证明他们在否定党的方针政策吗?
黑文还恶毒地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破坏文艺队伍建设”。这更是无耻的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严重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广大文艺工作者,使用打和拉的反革命两手。对于那些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同志,进行疯狂的迫害、压制、打击、排斥,甚至置之死地。而对于另一部分甘愿追随他们的人或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四人帮”则进行拉拢,袭用林彪“诱:以官、禄、德”的手法,用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腐蚀文艺队伍,把一些文艺团体和文化部门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帮派王国,制造文艺队伍的分裂,破坏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团结。这不恰恰证明“四人帮”是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建设的罪魁祸首吗?
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御用工具。“四人帮”在他们覆没之前另搞一套,往往用它的黑文来毒化舆论,搞乱全国。我们今天对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这篇文章进行揭露和批判,就是拨乱反正,明辩是非,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在新的长征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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